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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0)05-01-07
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下一步的发展将向哪里去？面临的选择有两种：一是继续坚持以物为本，二是转向以人为本。“中国模式”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应当用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来指导这场变革。本文勾画了人本模式的框架，并就用人本经济观取代物本经济观作了分析阐述，认为“以人为本”必须以人的需要为出发与归宿点。
一、中国经济的“人本模式论”要领
由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了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自2004年美国学者乔舒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两个概念以来，“中国模式”一词经常出现在报刊。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讨论热烈。“中国模式”已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1)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一是“单一要素说”，强调某一内涵独特重要性(如独立自主、适合国情、体制创新等)；二是“综合要素说”，例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模式的公式是：社会主义+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2)关于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对30年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解读，我们要将中国模式的阐述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张宇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李成勋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是由政府主导、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型改革模式。何自力认为，是公有制居主体地位与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经验的总结。(3)关于中国模式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原因。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新审视；二是中国成功应对地震、雪灾等特大自然灾害和举办北京奥运会展现出的“举国体制”。三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造成东欧、拉美、亚洲三个重灾区，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与中国奇迹的出现形成鲜明对比。(4)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值得他们借鉴。有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它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英美模式，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5)中国模式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作了全面科学总结，从而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正在导致中国崛起，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它具有普遍借鉴意义，它的出现丰富了世界经济模式。目前，不少国内学者正在积极从事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已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其中刘国光、张宇、江金汉、程恩富、杨承训、俞可平、常修泽等人的成果影响较大。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国内外学者都十分重视研究这一理论，其著作不少见。国外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法国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安德烈·高兹，波兰左翼学者亚当·沙夫等人。尤其是日本学术界近年来形成了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实践发展需要重视人的发展问题。近期国内学者纷纷就以下问题作了研讨：正确全面地理解人的发展理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逻辑；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人的发展与制度环境；人的发展与生态建设等。其中研究成果有较大影响的有曾启贤、许崇正、陈慧雄、王克敏、李宝元等。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也包含有人的全面发展观点。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不少学者分别研究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和“中国模式”两个问题，但尚未发现将两者联系起来研究的成果。本文主张将两者联系起来作交叉性研究，在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基础上通过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理论探索，创造性地将现有“中国模式”进一步完善成以人为本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人本模式。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有利于用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来科学地总结30多年改革发展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第二，有利于为今后的中国改革发展提供新的范式；第三，有助于构建“中国经济学”，建立经济学的丰碑；第四，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改革发展的可借鉴样板；第五，以人为本的中国模式的成功构建和运行，必将加快中国的崛起。
笔者探索以人为本的中国经济模式，设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六部分：(1)梳理出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来龙去脉，其内涵、主要内容、基本观点、核心理念等；阐明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终极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是研究中国模式的指导思想。(2)对我国现行经济模式的经验总结与问题反思。目前的模式是过渡性的，既包括物本模式因素，又包含人本模式因素。在物本模式因素的严重影响下，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却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生态严重恶化、公有制主体地位被削弱、按劳分配虚化、失业、通胀等民生问题突出，城乡贫困化蔓延、黑社会势力猖獗、社会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盛行、矿藏滥开采、高消耗导致能源枯竭，等等诸多问题，使经济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加快向人本模式转变，建立完善的人本经济模式。(3)范式理论分析。核心理念的转变：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物本经济观转向人本经济观；经济模式从以资本为本的物本模式转向以劳动为本的人本模式。(4)构建中国经济改革的人本模式。该模式包括：树立科学的改革观；改革的基本理论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改革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促进人的发展，公平与效率并重，利益分享，共同富裕；改革的性质、宗旨、目标、理论、对象、动力、方式、路径、绩效等九个本质特征①；构建自主联合劳动经济制度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安排。(5)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本模式。该模式包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建立人本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怎样不断满足人的需要，做到发展为人民，依靠人民的主人翁主体性，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搞发展，通过利益分享机制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构建人本模式的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辅体的所有制结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转变职能，确立政府的“主脑”地位、强化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分配制度；建立利益分享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本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的新形态、新规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建立精益型人本导向的对外开放模式，构建独立自主、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适度对外开放制度。(6)中国区域性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个案研究与比较。包括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华西村模式、南街村模式、深圳模式、浦东模式等。
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解决改革发展实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是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完善中国模式的迫切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是改革与发展的核心理念的重大转变。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刚刚起步，有待完善。笔者主张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贯彻完善“中国模式”的全过程，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的理论，简称“人本模式论”。包括中国经济改革的人本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本模式。通过完善这两个模式，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将人的发展放在主体和中心位置，支撑了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实行自主联合劳动经济制度是其必要条件。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科学改革观的核心。它是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性理念。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以促进而不是阻碍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准绳，设置制度安排，从体制上扫清人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障碍，为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提供新的制度保障。虽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30多年来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集中体现，但是，“中国模式”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尚不成熟、不完善。实践的发展促使我们必须在马克思理论基础上完善“中国模式”，构建以人为本的“中国模式”。它必须与传统以物为本的计划产品经济模式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划清界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理解，人的需要是人本模式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分析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使之升华为中国经济的人本模式，初步形成以人的需要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发展为主线，人本导向的经济理论。同时，以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制定人本导向的改革发展战略。将中国经济模式区分为物本模式与人本模式，提出并阐明完善中国模式的方向，是由物本模式转向人本模式，建立中国人本经济模式及其理论范式的前提。同时，针对现阶段出现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现象，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提出利益分享机制为核心的整套治理对策，构建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完善人本发展模式，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走向共同富裕。
二、从以物为本的经济观转向以人为本的经济观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发展理念取向从“物本”到“人本”的重大转变。
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类不仅仅满足于生存，发展作为人类理性支配下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是人类追求的一个永恒主题。但由于人类理性限制及对自然信息把握的不足，人类发展历经坎坷，发展模式几经更迭。一般而言，人类发展模式经历了原始农业文明的谋生性发展、工业文明的增长性发展和工业文明后期信息化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不管何种发展模式，涉及的关系大抵都是三种：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处理这些关系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即传统的物本发展观和科学的人本发展观。
1.传统的物本经济发展观的内涵及其特征
人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从事社会活动的人首先必须谋取物质生活资料。人类为了谋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就必须不断扩大社会生产能力。人类社会制度的更替，都是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一目标而演变的，生产力成为了衡量人类社会进步与否的客观标准。生产力标准即经济发展的标准，这是传统发展观的特征。尽管传统发展观几经变迁，但总体上说，其核心是以物为本，即以社会占有物质资料的程度来表征社会发展程度，把发展视为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生产力标准关注人类如何能够发展及发展更快，已被历史的无数实践证明了其合理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这一标准的片面性显而易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略指导下，经济得到翻两番的增长，近年内可望全国普遍实现“小康”，即进入以物质生活资料为本的“吃饱穿暖”社会。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成就主要是在“物质经济增长为本”的“物的依赖性”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并非没有注意“人的因素”和“精神文明”的作用。虽然也强调“两手都要硬”，并预感到，不抓精神文明建设，即使经济发展了，社会也会变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问题在于“中心”是物质经济“增长”，“本”在于物质财富的增加。故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精神文明”这一“手”总也“硬”不起来，且有一路“软”下去的趋向。于是，“以物为本”的发展战略的弊端不断增大，其社会危害亦“与时俱进”。
以物为本，就是推崇物的作用。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本末倒置，把物凌驾于人之上。认为物具有绝对至上的意义，人的价值是物所赋予的，即人“物化”的程度，人的意义在于对物质的追求。在人的活动方式上，以物的标准规范人。认为人活动的唯一宗旨在于对物质的占有面及占有量。显然，其错误不在于人对物占有的权力，而是把这种占有推向极致，用物性代替人性。这样就阻滞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提升，妨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其一，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成了国民的主流价值观念，且理想信仰低级、道德伦理滑坡、政治信念失落。从根本上讲，以上种种精神现象，正是由“以物为本”的社会存在和“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人都在争先恐后争富。资本家超额剥削工人，血汗工资制度再现，导致的社会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以物为本”的价值观将权力、法律、官位都“唯物”了，即变成了“商品物”、“货币物”、“股票物”、“资本物”。由于中国是从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半殖民地社会一下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可以说，中国目前保留的最多、最广的社会关系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官本位”和“钱本位”或“权为本”和“以物为本”如漆似胶地粘到一起。以权捞钱，以钱买官，钱权交换，官商勾结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年来我国的“矿难”不断攀升，症结何在？原来这些合法和非法的“采矿股份公司”大多有官僚的股份。“官矿勾结”野蛮采掘，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至于矿工，在他们眼里统统是“物”。
对物质占有的极度追求，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攫取，必然会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失衡。发生生态危机，沙尘暴、气候异常、环境污染就是自然界对人类这种发展观的惩罚。自然生态危机本质上就是人类“以物为本”发展理念给人类自身生存发展带来的危机。
以物为本，使人的精神状态、人格状态严重扭曲。在社会经济突飞猛进发展时，人自身的发展却变得越来越背离人的本质，越来越片面化、边缘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商品化。
传统的物本发展观将发展片面化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背离了发展的本质，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陷入困境。其实，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在吸收和借鉴人类对发展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加以创新提出的，实现了发展观由“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飞跃。
2.科学的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内涵及其特征
人本经济发展观是以人类价值为本的指导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它以人类为中心，将物类价值归于人类价值，重视人类价值胜过物类价值，珍视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它显示出在经济发展中将人类不仅仅当作手段，更当作目的，当作世界的主体和主人。人本经济发展观是以劳动解放为本或以自主劳动为本的经济发展观。科学的人本发展观作为我国新世纪现代化建设的新理念，其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
(1)人本发展的涵义
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人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主体的意义。这是指，虽然经济的因素是社会形态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原因，但不能绝对化和泛化，否则就会陷入误区。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从而背离发展的本质。发展的本质在于满足人们各种层次的不同需要。因此，发展经济只是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手段，是为人类幸福生活服务的。所以，人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具有主体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发展这一根本性价值定向问题。当然，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并不是要否定经济的重要性。经济发展是以人为本发展的物质前提。没有经济发展，以人为本也只是空洞和抽象。因而要消除经济发展的被动自发性，确立起人对经济的主体性地位，使经济发展更具理性。第二，发展成果为人人共享，受益公平。就是说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应当具有共享的性质。即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每个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应当持续不断地得到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以及平等、自由的权利应当更加得到保障，生活水平应相应地得到不断的提高。否则，社会财富为极少数成员占有，社会资源被极少数人控制，发展成果被极少数人鲸吞，就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只是一种经济增长的恶性发展。
(2)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的发展
全面发展是指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因为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入，社会机体一方面分化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种日益加强的整合趋势。社会机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层面都无法孤立地存在。因此，发展是整体有机的进程，具有全面性。协调发展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层面要相互衔接、良性互动。要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通过文化导向、伦理进化、法制约束，建立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社会活动中的言行，去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公正。
(3)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就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追求以人为中心的由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要素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追求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发展，根本目的就是保证人类社会一代又一代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
上述这三个方面是紧密相联、辩证统一的。其一，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人发展的条件或手段，都是为了使人的多层次需要获得和谐的满足，促使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偏离这一方向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其二，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由人类欲望引发的对各种客观对象的需求，是人类活动得以发生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人们按照自身的需要和欲望致力于改造自然，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其三，人是发展的检验者。人的活动和价值取向不仅决定社会发展取向，还是检验社会发展的标准，即社会发展是否能够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程度。因而发展既取决于人们的活动，又与人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3.以人本经济发展观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
人本经济发展观之所以必然会逐步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根源于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本性，根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现实中，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本经济发展观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正在逐步实现。
首先，可持续发展观取代不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兴起，源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突现。所谓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指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违背了自然规律，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降低了人类生活质量的问题。人类经过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付出沉重代价的反思，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借以取代原有的不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可持续人类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4)》中指出：“可持续人类发展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它不仅创造经济增长，而且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它要再造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它给予人帮助，而不是使人边缘化。”②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取代不可持续发展观，实质上是人本经济发展观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
其次，经济发展观取代经济增长观。二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不加区别的。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利比亚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中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迫使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涵义加以区分。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说：“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3]显然，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理解为财富增值，而将经济发展主要理解为生产技术、生产制度的变革，后者已经涉及人类价值。在此后的探讨中，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与人类自由联系起来。托达罗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指出：“自由应该包括整个社会和它的成员有更大的选择范围，尽量缩小我们追求所谓发展的社会目标时所受的外部限制。”[4]而阿玛蒂亚·森更进一步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5]他实质上认为真实自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们将经济运动理解为经济发展，这一现象说明人本经济发展观正在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我们把人提到主体地位和一切发展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满足人的各方面的需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直接针对“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提出来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各国普遍流行一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念。它在社会发展中重视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很少关注物质财富与人的关系，就像马尔库赛说的“人成为经济活动的物的奴隶”。[6]经济学家刘易斯明确指出：“经济增长的好处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7]只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才能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才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分享。所以说，只有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有保障。
三、以人民的需要作为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的需要与财富理论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是他关于人的需要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的现实展开。在马克思看来：“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8]524这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以自己所生产或创造的财富来满足人的需要的。从需要与生产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来看，财富在数量上的增多和质量上的改变，恰好反映了人的需要的数量增多和层次跃迁。因此，不断变化的财富不仅显示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而且显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趋势。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人的需要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既然是一个动态过程，当然也就能够分出若干阶段；而不同阶段的划分，则源自需要的不同类型。从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关系来看，人的需要可相对地划分为三种类型。
人的需要的第一种类型就是生存需要。人的生存需要有着其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存需要的特点。第一，人类通过劳动这一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向大自然主动索取，获得其赖以生存的食物、衣物、住所等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第二，由于人的能动创造性，人的生存需要内含着向更高层次需要发展的趋势，从而形成人的需要的无限丰富和发展。
人的需要的第二种类型是享受需要，或者说是科学艺术方面更高层次的需要。在保障了生存的自由时间以外，人们产生的需要主要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需要。因为只有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表达人生的真谛，才能真正显示人的存在价值，也才能够锻炼人、发展人的各种能力。
人的需要的第三种类型是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正如人的需要具有无限增多、无限多样的性质一样，各种需要的产生和满足，也就意味着人们趋向于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人的最高需要，或者说是人的各种需要的总和。
为了说明人的需要如何从“极少的需要”转化到“多方面的需要”，马克思从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是从“自发产生的需要”到“社会需要”的转变。自发产生的需要就是由于大自然的丰富赐予而只要去占有就行了的人的生存需要；社会需要就是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而发展起来的人的多方面的需要。其次，是从“个人需要”到“普遍需要”的转变。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作用就是创造剩余劳动，即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8]286这里所说的“个人需要”，就是人类社会早期的那种自发产生的需要；这里所说的“普遍需要”，就是出现于资本主义时期的那种社会需要。这种需要因其是“多方面的”，因而带有社会的性质，即形成了一个多方面的需要体系。再次，是从“自然的需要”向“历史形成的需要”的转变。马克思说：“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8]286
从马克思对人的需要从相对较少到日益丰富的变化过程所作的三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的需要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果说自发产生的需要、个人需要和自然需要显示了人的片面而不自由的生存状况的话，那么，社会需要、普遍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则显示了人的趋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存状况。这后一系列的人的需要为人们最终形成丰富的个性创造了条件，而丰富的个性，也正是马克思所向往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
人的需要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人的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这种发展具有无限的性质，它的最终历史趋势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无论人的需要如何多种多样，满足人的需要的总是多种多样的产品。因此，无论人的需要如何推动生产的发展，也无论生产发展如何刺激人的需要，为了满足需要，人都必须进行生产劳动。
马克思指出：“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8]389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提出了未来社会如何培育“社会的个人需要”的指导性建议。首先，“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其次，“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最后，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具有广泛需要的人培养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到，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离不开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的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要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愈来愈充分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扩大的需要。简而言之，只有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才能促进人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作为出发点，更多地愈来愈充分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也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构建人本“中国模式”，必须以人民的需要作为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注释：
①参见李炳炎：《“中国模式”经济改革论纲》，载《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2期。
②参见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4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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