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述评(2001-200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述评论文,研究成果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后，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成果陆续出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有了很大的进展，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反映更加全面及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基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进入新的世纪以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的述评。 ‘
1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又是问题的关键。
纪宝成、张宇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面前有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及一切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丰富实践，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另一条道路是以新老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科学价值，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意义，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的经验和理论，主张全盘西化、全面接轨，完全按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模式改造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近年来，后一条道路的影响日益增长，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使其逐步边缘化之势。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认为：前一条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应当坚持；后一条道路是错误的道路，应当反对。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求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钥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活的灵魂。①
高鸿业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的道路。理由如下：第一，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者虽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然而，却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具有很多的共同之处。第二，邓小平的贡献之一便是指出市场经济不过是管理经济的一种手段或方法。既然是一种方法，社会主义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而我国目前所做的正是如此。第三，作为一种方法，在使用它时必须受到某种理论的指导，才能取得有利于人民的效果。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管理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四，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西方市场管理的经验总结。对于前者我们当然应该加以摒弃，但是对后者总结出的方法，我们却可以加以借鉴和吸收。第五，作为方法的西方经济学未必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很多例子都表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有不当之处。第六，在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是信奉马克思经济学，便是信奉西方经济学。即使从这一表面现象来看，二者都有其生命力和价值，从而，结合二者是有必要的。②
胡钧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是要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界限，以阐明我们必须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正确处理两种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反对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稀缺资源的配置；其次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揭示现代经济的运动规律，反对把经济行为当做不可测的偶然现象堆集的理论；坚持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反对从人的利己心出发说明社会经济现象。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指导地位，不是因为别的，而只能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对现实有解释力的。同时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实践有着最大的实用性。③
吴易风认为，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确实作了一些研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这些成果，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借鉴，但是，绝不能由此认为西方经济学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第一，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第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第四，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看法不同。第五，从来不存在纯粹的或抽象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总是与特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④
周新城指出，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认真研究西方经济学，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它的基本立场、它的价值观，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决不能简单地照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必须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即空谈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当做固定不变的教条，搬到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今天来；又要反对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以及西方国家的政策奉为圭臬。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认真的鉴别，在学习和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同时，认清其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服务的本质。⑤
林岗、张宇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仍然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体现了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它又在许多方面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证来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和基本原理的攻击，摒弃其辩护性的糟粕；同时，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包含的科学成分整合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学说。⑥
杨瑞龙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离不开国际化，然而，国际化并非是经济学现代化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不等于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受特定制度环境和转轨过程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具有复杂性，有时用在严格假定下的西方经济学逻辑来梳理纷繁的经济线索是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吸收与消化西方经济学，创立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又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使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有机结合起来。⑦
方福前认为，我国现在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至少有三方面不同：其一，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制度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其二，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新旧体制都将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其三，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意味着庞大的人口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特有的、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可以正确地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⑧
二、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进入新世纪以后，与时俱进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的主旋律，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宋涛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不断的探索，就一定能够对之作出科学的回答，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⑨
卫兴华指出，在当前形势下，亟待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并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新成果的教材。为此，需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1)把握继承与坚持同发展与创新的关系。(2)把握“源”与“流”的一脉相通的关系。(3)需要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4)把握坚持与借鉴的关系。(5)弄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误解和错解。⑩
林岗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注意在五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基本分析范式的研究。(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市场经济一般理论研究。(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4)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5)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经济理论。他还强调，做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工作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坚持作为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代言人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观点，批判性借鉴西方经济学。(11)
张宇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途径有：对象与任务的转换，理论的反思与创新，正确的比较与借鉴，概念与话语的更新，分析手段的更新等。(12)
杨志认为，《资本论》把人类能够涉及的世界统一在客观的自然物质之中；把人类生活的现实环境即社会，统一在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交错运动的辩证关系体系之中；把人类的劳动，统一在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耦合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把社会的生产方式，统一在历史进程中各类不同利益群体（阶级或阶层）的现实经济生活之中；把与人们主观世界相对应的客观世界以及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人类自身，统一在时间和空间的运动变化之中。在这样的认识体系中，构成主客观世界的一切要素，一定都是互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人们所面对的一切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人文关系，一定都是相对的、二重的，辩证的；客观存在的一切物质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一定都是运动的、演变的、变迁的；历史上存在的一切经济形态、制度形式、人文环境、精神风貌，一定都是跨越的、与时俱进的；一切人的活动，包括所有的阶级或阶层的社会活动、历史活动，一定都是以具体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的整合支持为基础的；《资本论》所承载的科学发展观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内在依据。(13)
孟捷在“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进行了比较。(14)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着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孟捷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并不排斥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研究主题，但是若用演化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存在着若干未解决、甚至未曾由自身提出的问题。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个问题。协调问题指的是，由市场经济中各种分散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能否和如何形成了整个经济中的秩序。孟捷认为，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认定的由市场经济中各种分散决策必然带来危机和崩溃的理论范式，以及认为由市场经济中各种分散决策必然带来均衡的新古典范式，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协调论范式是可能的第三条道路，它为我们建立一种解释市场经济的更为全面的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方竹兰认为，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地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需要研究的问题。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要素。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教条中，认为阶级、国家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恰恰是以个人的发展为主线，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自由人联合体——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阶级、国家范畴反映的正是个人不发展阶段的历史现象。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将个人范畴更多地纳入研究视野。(15)
刘明远认为，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它说明政治经济学理论已进入必须考察生态要素的时代，必须分析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与生态资源日益短缺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新变化。这种客观要求，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体系的基础上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的内容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分支或更加具体的学科，且具有相对独立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经济的一系列论述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也为构筑生态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对于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理应首先发掘和整理这部分思想，将其变成系统的理论，为创建生态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作用。(16)
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阐释”等一系列论著中，林岗、张宇等人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的主张，强调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资本论》的方法，并根据《资本论》的启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五个基本命题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他们还试图将这五个命题具体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新解释，认为在经济分析中依循这个范式，将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17)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专著，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经济学论丛》系列丛书（林岗、张宇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2002、2005、2006年版）。该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十七本，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林岗，张宇主编）、《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张宇著）、《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杨瑞龙主编）、《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刘元春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孟捷著）、《变革性增长：中国经济的制度与结构分析》（卢荻著）、《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杨天宇著）、《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张宇，柳欣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分析》（张彤玉，邱海平主编）、《生产、分工与技术组织》（谢富胜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现实》（丁堡峻著）、《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张宇著）、《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张雷声，张宇主编）、《数理政治经济学》（张忠任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高峰著）、《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高德步著）。这些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第二，《高级政治经济学》（张宇，孟捷，卢荻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本书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宗旨，努力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各派理论，密切联系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注意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的更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做出努力，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创新问题、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产权与企业理论、货币与金融理论、积累与增长理论、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的转型模式的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深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的认识。
第三，《政治经济学评论》系列书刊（柳欣、张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06年版）。该书刊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合作编辑，目前已经出版了十一辑。出版该书刊的宗旨是：反映国内外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探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推动国内外政治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本书刊的指导思想是：尊重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传统，同时对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注重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时重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倡兼容并包，并期望在不同学派和理论的对话中寻求政治经济学新的主流；鼓励科学创新，同时崇尚严谨学风，追求学术规范。
此外，我校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中对于教材体系的建设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出版和再版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有：《政治经济学概论》（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卫兴华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阐释》（林岗，张宇，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卫兴华，林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高级政治经济学》（张宇，孟捷，卢荻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政治经济学》（张宇，陈享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徐茂魁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资本论〉选读》（杨志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教材对于完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教材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
“十五”期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明显增长，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于这种挑战，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作出了自己的回应。
在“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中，林岗、张宇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虽然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存在着形式上的相似性，西方的产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但是从根本上看，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这两种范式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具有不同的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为；研究产权问题是坚持个体主义的方法还是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是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还是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产权关系是一种交易关系还是一种生产关系；财产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还是一种历史权利，等等。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相比，在逻辑上更加严密，更符合历史事实。(18)
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一文中，吴易风指出，西方产权理论研究的是私有产权，西方学者所说的产权明晰化是指私有产权的明晰化，用西方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完全是理论上的误导。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他有系统的产权理论，他深入研究过历史上存在的各种产权形式，揭示了产权制度作为所有制关系法律表现这一本质，分析了产权制度内部的结构，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
在“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的比较”等论文中，林岗等人对诺斯和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结论与流行的观点完全相反。他们认为，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是一个东拼西凑、牵强附会、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并且对实际历史进程的解释力几乎为零的理论。它不仅无助于破解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变迁之谜，而且本身就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得出的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预见，虽然还有待于今后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的进一步验证，而且也不能说它在一切细节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但这个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并且在总体上能够得到历史事实的坚强支持。遵循这个理论，是可以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清晰线索的。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解释，至今仍然是所有历史理论中最有说服力的。(20)
在“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一文中，张宇提出了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由三个实质相同但形式和侧重点各异的理论模型组成，这三个理论模型分别是：(1)制度结构模型。这个模型着重分析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内部结构，揭示构成社会制度整体结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社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2)制度选择模型。这个模型着重分析制度演进的具体过程和内部机制，揭示了不同的个体和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目标、行为和博弈过程，说明社会制度产生发展的过程和机制。(3)制度理性模型。这个模型着重分析制度演进的理性基础，揭示了制度变迁过程中人类理性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局限，说明人类社会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有意识干预的条件和途径。三个模型的统一，完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实质和精髓。(21)
刘元春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的基本观点是：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理论框架，它不能科学把握制度的本质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源；交易费用概念既不具有实证分析上的可操作性和可计量性，也不具有规范分析上的逻辑一致性；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效率分析标准难以胜任制度比较分析；从动态宏观角度出发，“交易”、“交易维度”、“交易费用”以及交易的效率标准都是一些无法把握的理论范畴；交易费用理论所使用的个体主义、契约主义、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存在严重缺陷。(22)
李琼的《企业的性质和起源研究》一书，以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本着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原则，将企业理解为一种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以生产过程内部各工序和操作的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劳动的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企业的产生既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也不是个人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分工体系发展造成的孤立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历史必然性的结果。并且，由于历史的继承性，使得这一劳动转化过程隶属于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本书还通过对中世纪以来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变、行会及手工业的发展变化、商业及其组织变化的历史过程作了简单的梳理，并以工厂制在毛纺业和棉纺业的兴起为典型案例，对本书的理论解说作了历史的实证及检验。(23)
四、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应当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根据这一精神，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推动了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
卫兴华认为，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深对马克思有关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理解，全面和准确地把握其思想观点；二是应从一百多年来发展了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特别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新的认识与说明。从第一个方面看，首先必须澄清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些误解，应当明确：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体力劳动价值论；分配制度的理论和事实依据不是价值理论；不同劳动的地位和作用与价值的生产状况无关；不能混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劳动财富论；马克思并没有轻视脑力劳动、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从后一方面看，应以新的视角考虑以下问题。
第一，尽管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大厦的理论基石，但他并没有也未曾想要用以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需要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精神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第三，应当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际出发，正确认识私营企业家的管理劳动的二重性，应当承认私营企业家的管理工作同样具有增加价值的生产劳动性质的一面。
第四，当今世界，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的劳动在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得更为重要和凸显。因此，生产和分配应更加重视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的劳动。
吴易风指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就像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基本原理一样，对劳动价值论也要坚持和发展，坚持和发展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只坚持而不发展，就不能创造性地运用基本原理解决新现象和新问题，就会使基本原理变成缺乏活力的教条。只讲发展而不坚持正确的基本原理，就会走入迷途。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关于管理人员的劳动、科技人员的劳动与创造价值的关系，关于新知识、新科技在商品生产中的应用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关于第三产业的劳动与创造价值的关系，收入分配是否取决于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中的贡献，怎样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市场经济中供给和需求的作用等。(24)
顾海良、张雷声指出，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严重误解和曲解了马克思的观点，是不科学的，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不能否定，而应当结合变化了的现实加以发展。这种发展首先应面对以下四个方面新的情况：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变化；二是作为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对象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三是劳动价值论不仅运用于经济关系的制度分析，还进一步运用于体制分析；四是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根据这四个方面的新情况，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就是：第一，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相适应，在问题的分析上必须从马克思对经济制度的分析扩展到经济体制的分析上。第二，与现阶段科技革命推动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在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的内涵上必须从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扩展到在生产过程中的协同劳动和间接劳动上。第三，与商品经济中人类社会需求向高层次发展相适应，在考察商品的范围上必须从有形商品扩展到无形商品上。(25)
孟捷提出，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不仅是揭示剥削和分析价格长期运动的工具，而且被用来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目的和手段、条件和结果之间的不确定的联系。这一研究把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所发展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非均衡理论联系到一起，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26)此外，林岗和孟捷还对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变动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辨明了这种关系在不同层次上的理论含义，并探讨了这一规律潜在地包含的深刻结论。(27)
邱海平认为，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争论不仅源于现实的发展，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更多的则是由于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误解和误读而产生的。因此，围绕劳动价值理论展开的争论，一方面可以正本清源，另一方面有利于推进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28)邱海平还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功能总结为经济学功能和政治经济学功能两个方面，并探讨了它们的相互关系。(29)
如何理解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关系是近年来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客观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现象，中国的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决定，应当承认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所以，工资、利息、地租不过是根据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而给予这些要素所有者的报酬。针对这种观点，卫兴华、吴易风、周新城等强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混淆了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也不了解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是资产阶级庸俗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三位一体公式”的翻版。(30)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关系是所有制关系的表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首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中的体现。因此，根据按生产要素分配否定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导出来的。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并不意味着承认只有劳动才能参与收入的分配。收入的分配方式是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相适应的。(31)因此，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是不同的两回事。价值的创造是价值分配的基础，但不是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按劳分配并非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依据，而是由公有制、劳动的性质和生产力状况等决定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是要素所有权，不能由此直接导出所谓“要素价值论”。
五、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赵汇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本质理论与当代现实》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理论，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历史性、两极性、辩证性、总体性以及资本与劳动对立形式转化的必然性等方面，概括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本质理论。尤其是澄清了自考茨基以来，长期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上造成的混乱，还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本来面目。在“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论争”等论文中，她还对经济全球化、西方股份制、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她认为，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历史实际为依据。当今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已显现出不同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些新特征。(32)
邱海平的《中小企业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为指导，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社会化”仅指与资本集中相适应的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社会分工的发展，同样也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形式和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大型化与分散化并存，中小企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有重要影响。(33)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后来的“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一文中，孟捷提出，投资于重大产品创新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应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框架中去。为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解释进行反思，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的基础上将产品创新概念化。他认为，通过投资于重大产品创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或内生经济机制可能自主地带来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34)
谢富胜的《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的变迁》一书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组织理论进行系统梳理、评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的理论框架，并按照行会手工业——包买商制度——手工工场——工厂制度——福特制生产组织——精益生产组织的顺序，从技术、分工的角度，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组织形式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演变扩展到当代。(35)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和“不对称的全球化”等文中，张宇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全球资本主义的阶段。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新自由主义风靡一时，资本主义制度急剧扩散并遍及了世界的所有地区，信息革命的广泛普及和信息技术成为基本的技术范式，赋予了资本和生产难以想象的流动性，跨国资本的迅猛发展造就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权力中心，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的经济和政治过程的支配日益强烈，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更加复杂，同时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对称的，即商品和资本在全球日益自由流动，而劳动力的自由移民日益困难，这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南方与北方、资本与劳动、人权与主权的基本矛盾，体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刻矛盾。(36)
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命运问题上，张雷声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认识资本主义历史走向的关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机制在当代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在这两大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一国或全球范围的运动，给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资本主义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资本剥削手段的隐蔽化、资本与劳动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运动的新形式，又孕育着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并促使其走向灭亡的动力和因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中显露的资本主义弊端，表明了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注定是没有前途的。(37)
杨志认为，当代经济仍然是以资本为生产、交换、分配主体的经济形态。当代经济形态有如下特征：其一，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的方式和内容都是为了资本价值的增殖，虽然当代社会也把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以及人的闲暇问题提到了经济活动的视野之内；其二，为了追求无限的资本价值增殖，需要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虽然这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创新已经使地球不堪重负；其三，由于资本增殖在生产领域中又不能不在流通中，所以资本的生产总过程是包含着交换过程在内的资本运营过程，虽然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正使“迂回的”交换经济向“直接的”产品经济复归；其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拓展，资本和资产证券化、证券信息化、信息数字化并产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虽然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反信息化的呼声依然存在；其五，信息化产业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技术基础，虽然交换在把产品转换成商品的同时也唤醒了信息，没有交换信息只能在产品中沉睡，市场本质上是传递经济信息的时空体系。(38)
张彤玉、邱海平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一书，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新发展、当代法人资本的产权关系、西方家族企业制度的历史演进、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失业的变动、当代美国工人工资的变动趋势和原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当代资本主义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创业资本的运行机理，以及知识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不仅对于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材料，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释和分析，丰富和深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39)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并为全世界所瞩目，如何正确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头等大事。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卫兴华和张宇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成果。本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二是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及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三是注重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贯彻五个统筹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等新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发。(40)除此之外，徐茂魁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陈享光著的《当代中国经济》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41)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范畴，从所有制的层面明确了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并指明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地位和意义，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国有企业，意味着国有企业基本上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来。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了“非国有化”或“民营化”的主张，要求取消国家所有制，将国有企业变为非国有企业。但是，许多学者不同意上述看法。纪宝成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不是照搬英美的公司制度，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经过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内涵的企业制度，产权明晰并不等于私有化，私有产权效率论在理论和现实上都缺乏根据，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全面退出竞争领域，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双丰收。(42)吴易风认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标志。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要求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那种要求“缩小国有企业存在的范围，使其仅仅成为矫正市场失灵工具”的主张是有害的。(43)卫兴华强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因为有公有制经济才有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只能是主体，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如果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经济，那么，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就不能成立，没有什么主体非主体之分了。(44)周新城认为，在“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主要的方面，它是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提。当然，在不同时期“两个毫不动摇”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过去在所有制问题上，违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犯了“一大二公三纯”的错误，当时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上，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50%，国有经济已下降到不足30%，而且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丧失主体地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是到了必须大声疾呼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时候了。在非公有制经济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的今天，如果各级党政机关再不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公有制经济上，不为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有可能被私有制经济所取代，进而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改变，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现实的可能。(45)
杨瑞龙等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和治理结构创新应当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实施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第二，建立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三，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第四，完善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第五，以改革促管理。第六，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的整体思路就是选择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即提供公共产品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单位实行国有国营模式，处于自然垄断性行业的企业选择国有国控的模式，竞争性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造，中小型国有企业应完全放开。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核心应遵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应历史潮流的共同治理原则。共同治理的核心就是确保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平等的机会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46)
张宇提出，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必须按照国有经济的内在要求深化国有经济改革，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经济改革，就是要按照国有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的改革，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私有化式的改革，它的主要含义是：第一，国有经济的改革要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为目的。第二，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符合。第三，国有经济的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要体现国有制的性质和要求。总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既要适应市场竞争，又要发挥主导作用，既要强调政企分离，又要强调政企合作，既要强化管理人员的责任，又要落实民主管理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优势。(47)
杨志认为，公有资本是决定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柱石，创新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势在必行。从实践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从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个时刻起，就主动引进资本、积累资本、运营资本、扩大资本、发展资本；资本，在实践中已经和正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主体、财产运营的主体、财富分配的主体以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主体；然而，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中，人们却找不到资本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由。面对理论和实践的尖锐矛盾，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以回避，相反，必须迎上前去创造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48)
方竹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在现代的表现方式——人力资本产权，并用人力资本产权探讨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途径，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应该体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产权，从劳动者关系构建国家与企业、企业家与职工的管理，将各自的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作为国有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目前国有制改革以货币资本产权实现为目标是扭曲了国有制的公有制性质。(49)
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给予了极为高度的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都强调了要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理论界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
卫兴华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强调和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社会主义最大的社会公平，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公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公平与效率可以实现内在的有机统一。只要真正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劳动收入既会拉开差距，又不会出现收入差距过大，而且会直接促进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反过来又会提高按劳分配收入，二者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显然，中央强调提出的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过程公平，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同原来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不能并存的。(50)
张宇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概括起来有：脱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抽象地看待社会公平，把公平的含义局限于收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这样一个狭隘的范围内；脱离开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制度背景孤立地考察经济效率，把效率的含义完全局限在纯粹的技术领域；片面强调效率与公平的对立，而没有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和存在的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割裂了目标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没有认识到公平与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社会的公平，更加全面理解和贯彻社会公平原则，用“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一新的公平效率观提法代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旧提法。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当前社会公平问题并制定合理的政策，而且也坚持了生产力的首要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强调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51)
周新城认为，谈到分配，应该重视研究劳动所得。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回避这个问题。应该看到，凭劳动获得收入，这是整个分配工作的主要部分。通过正确对待和保障劳动所得，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处理分配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倾向，一谈到分配问题，就强调保护非劳动收入，强调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带来收入的合法性，似乎分配问题主要是保障非劳动收入的问题。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相应地，在分配领域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因此，一定范围内的非劳动收入是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也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非劳动收入终究只是分配的非主要部分。在分配领域，劳动所得才是主要的，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劳动所得上。面对当前违反《劳动法》的大量事实，尤其应该呼吁和强调保障劳动所得。(52)
黄泰岩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要实现从以投资为主导转向以消费为主导，我国收入分配的价值取向就要从有利于资本的形成转向有利于消费需求的形成，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贡献率。为此，需要一是加快居民收入总量的增长，为经济增长转型提供坚实的收入基础；二是加快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在居民收入总量增长受限的条件下快速推进经济增长的转型；三是实现居民收入分配调节手段即市场与政府的优化组合。当前对公平分配的强化，并不是要损害效率，而是为了更好地增进效率，即通过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促进国民经济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53)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转型理论。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理论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日益深入。卫兴华认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需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关系；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发展的关系；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四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五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54)
张宇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划清界限。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和不可逾越的一种经济形态，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市场必然存在一些一般的共有的要素。如产权的多元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经济运行的开放化等，但就改革的方向、原则、目标和内容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的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为：前者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结构相联系的历史现象；后者则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抽象的适合于任何时代和国家的资源配置工具。前者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则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的专利。前者认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后者则把私有化当做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万能钥匙。前者认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而后者则否认政府调节的合理性，认为市场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前者强调统筹兼顾、总体协调在改革中的重要意义；后者则崇拜以个人之间自发的互动为基础的演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前者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放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后者则鼓吹“市场经济无国界”和“民族国家崩溃说”。前者强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统一性和社会公平的重要价值；后者则认为个人自由既是效率的源泉，又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前者努力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服从以人为本的目标；后者则把市场化与民主化混为一谈，竭力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55)
“十五”期间，中国的经济转型的成就举世瞩目，过渡经济学成为了中国经济学引人关注的一个领域，而如何解释中国的改革经验或所谓“中国的奇迹”又是过渡经济学中的焦点问题。在这方面我校的有关学者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在《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和《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等论著中，张宇进一步阐明了早先提出的把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关系作为核心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框架，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从实际出发，初步寻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后期，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的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仍然是一种处在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初级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第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同时要注重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市场机制的长处和社会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第三，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改革与发展的模式。(56)
陈甬军等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轴”。在这个“主轴”中有两个重点：一是深化巩固新的经济体制，加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个属于经济层面的问题主要是要为已经基本成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创造良好的运行条件和环境。二是跟这个体制相匹配的，深化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解决好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57)
方竹兰在《市场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民众经济权利为视角》一书中对中国转轨阶段的实质内容进行了探索，提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的实质内容是国家经济权利与民众经济权利之间的调整和民众作为主体具有创业权、竞争权、交易权、组织权、创新权、财产权等，我们应该将民众经济权利的完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度的标尺。(58)
5.经济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理论，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了近年来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新主题。
2001年至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中国“三农问题”》、《全面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纪宝成、杨瑞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04，2005，2006年出版）等。这些成果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理论上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黄泰岩等认为，知识经济的形成和迅速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革命。它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经济形态，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立，从而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与工业经济构成新二元经济结构；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构成三元经济的新结构。因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面临的发展任务就是从工业化向知识化转型，也就是再现代化。在这条新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道路上，美国和日本是两个典型的案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面临的发展任务就不再仅仅是工业化，而是工业化和知识化同时发展。刘易斯等创立的二元经济理论一直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典模式。但这一理论是以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二元结构为基本框架的，这就构成了该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因为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突破了二元经济的结构框架，从而使二元经济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大打折扣。知识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由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相并存的三元经济结构。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探索三元经济新结构下的新发展道路。(59)
由张雷声和张宇主编的《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一书收集了关于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14篇论文，目的是以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为出发点，深入考察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科学内涵和现实意义，说明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发展理论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内容涉及了以人为本理论、生产力发展理论、城乡关系的理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各个方面。(60)
方竹兰在“论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片面性”一文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观对当前中国转轨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不能充分体现人作为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对现实发展实践已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前发展中存在的唯GDP政绩考核体系、投资过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地方保护等都和我们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片面性有直接关系。所以应该改变。(6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中国人民大学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介绍，不可能囊括人大学者所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相信，以上的成果已经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科学，不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注释：
①纪宝成，张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载《教学与研究》，2005(11)。
②高鸿业：《中国经济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路？》，载《光明日报》，2005-12-27。
③胡钧：《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3)。
④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⑤周新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04-11-29。
⑥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阐释》，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3)。
⑦杨瑞龙：《只有不断创新的经济学才有生命力》，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
⑧方福前：《新时期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载《学术月刊》，2006(4)。
⑨宋涛：《改革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载《经济研究》，2001(7)。
⑩卫兴华：《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1)林岗：《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2)张宇：《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途径》，载《学术月刊》，2006(4)。
(13)杨志：《〈资本论〉选读再版说明》，载《教学与研究》，2004(6)。
(14)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载《经济学动态》，2006(6)。
(15)方竹兰：《论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地位》，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7(1)。
(16)刘明远：《关于创建生态政治经济学的思考》，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2)。
(17)林岗，张宇：《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基本命题》，载《当代经济研究》，2000(6)；《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载《教学与研究》，2001(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阐释》，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3)。
(18)林岗，张宇：《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1)。
(19)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0)林岗：《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载《经济研究》，2001(6)；《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的比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1)；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1)参见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2)刘元春：《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3)李琼：《企业的性质和起源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24)吴易风：《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5)顾海良，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6)孟捷：《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3)。
(27)林岗：《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05(7)；孟捷：《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5)。
(28)邱海平：《关于新一轮劳动价值理论的争论》，载《河南社会科学》，2002(1)。
(29)邱海平：《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二重功能》，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30)吴易风：《价值理论新见解辨析》，载《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31)参见《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2)赵汇：《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本质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赵汇：《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赵汇：《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论争》，载《教学与研究》，2002(11)。
(33)邱海平：《中小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4)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5)谢富胜：《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的变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6)张宇：《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参见张彤玉，邱海平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张宇，田方萌：《不对称的全球化》，载《学习与探索》，2003(3)。
(37)张雷声：《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看资本主义历史走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3)。
(38)杨志：《信息网络与当代经济》，载《当代经济研究》，2001(6)。
(39)张彤玉，邱海平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0)卫兴华，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1)徐茂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陈享光：《当代中国经济》，北京，当代界出版社，2002。
(42)纪宝成：《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43)吴易风：《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44)卫兴华：《究竟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载《理论前沿》，1999(9、10)。
(45)周新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若干问题》，载《经济经纬》，2006(2)。
(46)杨瑞龙等：《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7)张宇：《论我国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与新思路》，载《经济学动态》，2007(4)。
(48)杨志：《重视对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及其内在矛盾的研究》，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4(4)；《〈资本论〉——创建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的思想源泉》，载《福建论坛》，2004(3)。
(49)方竹兰：《劳动产权与中国模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挑战中发展》，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0)卫兴华：《实现分配过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载《光明日报》，2006-09-11。
(51)张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需要调整》，载《经济学动态》，2005(12)。
(52)周新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本问题》，载《经济经纬》，2003(6)。
(53)黄泰岩：《经济增长转型中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载《求是》，2006(13)。
(54)卫兴华：《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2)。
(55)张宇：《科学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载《经济学动态》，2006(4)；《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7)。
(56)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57)陈甬军：《国际经济转轨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2)。
(58)方竹兰：《市场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民众经济权利为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9)黄泰岩，张培丽：《知识经济的结构革命》，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2)。
(60)张雷声，张宇主编：《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61)方竹兰：《论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片面性》，载《学术月刊》，2006(6)。
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劳动价值论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