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朗查斯的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普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普朗查斯，站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根据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模式。这一战略模式，既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议会民主道路的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革命道路的模式，而是在对这两种模式的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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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查斯的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模式，主张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民主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之所以称其为新的模式，是因为他所设想的民主道路，既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议会民主的道路，也不同于列宁的苏维埃民主的道路，而是二者的结合，主张将议会的代议制民主和苏维埃的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普朗查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议会民主道路的模式，是过分依赖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过分信任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而列宁的苏维埃革命道路的模式，又是过分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过分否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普朗查斯看来，资本主义的民主既有其局限性，又有其合理价值，过分信任，过分否定都是不合适的。因此，真正地认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性质和价值，就成了普朗查斯确立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模式的理论前提。
普朗查斯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只是名义上的“国民大众的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中，每个人都是以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身份出现，国家则声称自己代表了全体人民。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其合法性并不表现于以王权原则为代表的神的意旨，而整个说来表现于个体公民形式的自由平等，表现于大众的主权和国家对人民的世俗责任。‘人民’本身被认为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本原。它并不是由社会阶段中充任生产承担者所组成，而是个体公民的集合，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团体的表现在于普选。通过普选表现为‘普通意愿’。”（注：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但是，实际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以全国人民的代表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是通过那种自由、平等的政治、法律制度，隐蔽了自己的阶级特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通过政治、法律制度，一方面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阶级个人化、孤立化了，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孤立的个人在政治领域中重新组织起来，当然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而是作为享有平等的选举权的国家公民组织起来。通过民主的政治制度，重新规定了工人劳动者，同化了他们，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当所有的人都具有一票的权利时，工人阶级就完全个人化、零散化了。这样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表现出瓦解被统治阶级的功能，工人阶级在被瓦解为个人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分享国家政治权力的。因此资本主义的民主，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它并没有让被统治阶级分享政治权力，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民主具有虚假的性质。
但是，普朗查斯也反对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说成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从而完全将其否定掉。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及其形式上的自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而不是资产阶级所恩赐的。这种代议制民主，既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也并非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无产阶级也可以将其作为反对统治阶级的手段，不能完全将其取消。普朗查斯引用了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的卢森堡的话，指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意见的自由交锋，无论哪一种公共制度中的生命都会熄灭，变成一种仅仅为象是有生命的东西，其中只有官僚才依然是活跃的因素。
按照普朗查斯的观点，资本主义民主并不等于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手段，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种民主去实现社会主义，“有一点是确定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否则就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注：Poulantzas,Nicos:State,Pouer,Socia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8,p.256。）当然，普朗查斯也认为，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是有其阶级局限性的，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又不能只是依靠代议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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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查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都是主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扩大议会民主的方式，而社会主义过渡，亦即依靠合法选举的手段，逐步增加议会和政府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最终使得社会主义的统治占支配地位。普朗查斯指出，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合法主义、渐进主义的观点。这种战略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性、合法性，过分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和解精神。在普朗查斯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最终是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的。如果真的出现了社会主义通过议会民主而获得支配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必然会爆发出其疯狂性和报复性，来阻止社会主义的实现。因此，想完全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是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
普朗查斯反对完全依靠议会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但是他反对的只是过分依靠议会民主，而不是完全否定议会民主。他同样反对列宁完全将议会民主制看作只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以苏维埃的直接民主来完全取代代议制民主的社会主义战略。
按照普朗查斯的分析，列宁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正面进攻摧毁旧的国家政权，代之以苏维埃的国家，建立起苏维埃的国家政权。而苏维埃就是一种普通老百姓的直接民主。这里列宁就是用苏维埃这种直接民主制来完全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或议会民主，“把苏维埃规定为劳动阶级的唯一真正的代表，来代替由人民普选产生的代议团体。”（注：Poulantzas,Nicos:State,Pouer,Socia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8,p.253。）
通过苏维埃的直接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有其积极的一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普朗查斯却认为这种战略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错误的一面。那就是完全以苏维埃的直接民主取代了代议制民主，完全否认了代议制民主。普朗查斯指出：“和马克思不同，他（指列宁）经常把代议制民主和政治自由简单归结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代议制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专政，必须连根铲除并代之以直接的基层民主和接受委任并可以撤换的代表，换言之，代之以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民主。”（注：Poulantzas,Nicos:State,Pouer,Socia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8,p.252。）在普朗查斯看来，列宁的做法是过分否定了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简单地把代议制的民主看做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对它采取了完全否定的做法，代之以苏维埃的直接民主。按照普朗查斯的看法，正是因为列宁的做法取消了代议制民主，最终才会导致国家主义，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取消了代议制民主，而代之的劳动人民直接民主的苏维埃，其最终的结果是民主的丧失，是国家主义的盛行。虽然，列宁的初衷是通过苏维埃的直接民主制，建立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民主，去实现国家的消亡，但是，结果事与愿违。取代代议制民主的后果，是走向国家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力图完全依靠议会民主去实现社会主义，是过分信赖资本主义的民主；而列宁试图以直接民主制取代代议制民主去实现社会主义，却是过分否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普朗查斯认为这两种战略都有其片面性，都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为此，他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战略，就是试图克服二者的片面性，把代议制民主和劳动人民的直接民主结合起来，“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议制民主的机构（这些也是人民群众争取到的东西），同增加直接民主的形式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自治团体结合结来”（注：Poulantzas,Nicos:State,Pouer,Socia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8,p.256。）。一方面可以利用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去争取社会主义，主要是通过国家内部的斗争，改变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劳动群众的直接民主制的各种自治团体，通过国家外部的斗争，更多地建立直接民主。但是，不能是二者的相互取代，而是二者的结合，才能通过民主道路，争取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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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查斯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是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其民主道路既不是完全的议会民主的道路，也不是完全的苏维埃直接民主的道路，而是二者的结合，那么，如何通过这二者的结合去实现社会主义呢？对此他也进行了探索。
首先，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作为斗争的手段，利用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在国家内部形成有利于由社会主义过渡的力量对比。普朗查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彻底砸碎或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并将砸碎国家机器的理论称为一种文字游戏。相反，他认为必须利用人民群众通过斗争而得到的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承认普选制的作用，承认政治自由，承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论。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斗争，逐步改变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使其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在改变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时，连同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本身都否定掉。
利用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在国家内部开展斗争，加剧国家内部的矛盾，改变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力量对比，使这种力量对比有利于人民群众，从而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普朗查斯的这种主张，与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议会道路的主张也有所不同，因为后者主张的议会道路，只是主张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的控制权而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普朗查斯则主张，把斗争扩大到整个国家机器，包括议会，行政、司法，甚至于军队、警察等等，而且斗争方式也不仅仅局限在选举上，而是利用代议民主的各种手段，来改变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
普朗查斯主张的利用代议制民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重点在于通过国家内部的各种斗争，改变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改变国家权力的内部结构，使其有利于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而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改良，一部分一部分地取得国家权力，最终全部地掌握国家机器。普朗查斯的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主义分析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国家本身是一种关系，是消化矛盾的集中点，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地摘取的权力。所以取得国家政权就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取得国家权力的问题，而是通过国家内部的斗争，改变代议制民主中的力量对比关系，一旦这种力量对比关系有利于人民群众，就能逐步改变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从而能够制订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政策。
除了在国家内部利用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进行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外，普朗查斯还主张在国家机构外部建立群众的直接民主来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代议制民主（国家内部）和直接民主（国家外部）的结合，实现社会主义。在国家外部的斗争中，建立各种新形式的直接民主，形成各种自治网络，体现直接的人民权力，它类似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的直接民主。但是，普朗查斯一再指出，这并非是要建立起与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相平等的第二种权力，并非是要用直接民主的政权去取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的政权，并非象列宁所主张的那样的以直接民主的苏维埃政权去代替旧的国家政权。而是国家外部斗争的直接民主的群众运动与国家内部斗争的代议制民主的改革活动，齐头并进，相互衔接、相互作用，通过二者的结合，向社会主义过渡。
国家外部的群众的直接民主的运动，可以起到推动国家内部的代议制民主的改革的作用，促使国家机器内部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质变，使它成为劳动群众的代议制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如果完全用直接的民主取代代议制民主，如果没有保持代议制民主的形式的话，那样的直接民主最终只会导致专制的国家主义。
总之，普朗查斯是主张通过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结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只局限在其中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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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查斯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模式，在西方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许多学者对这种议会民主制和直接民主制结合的社会主义过渡模式提出了批评。但是，不管普朗查斯提出的这一战略模式是否正确，不管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否可行，提出这一战略本身就是一种认真严肃的探索，具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去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无疑是需要认真加以探索的，僵化地、教条地照搬过去的模式，是无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因此，普朗查斯对新的社会主义战略的探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普朗查斯的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模式，是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既有人民群众的直接民主，也有代议制民主。在他看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与民主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家的基本观点，普朗查斯的战略也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倾向。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在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普朗查斯也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是缺乏民主的国家主义，是一种官僚的社会主义，所以他要去寻求一种具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确实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教训，是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须认真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朗查斯主张的通过民主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普朗查斯的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模式的中心问题，是主张把代议制民主的改造同劳动群众的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反对用人民的直接权力代替代议制民主的国家权力，反对打碎代议制民主的国家机器，而是通过改造保留代议制民主的国家机器，使其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战略中，重点还是依托在代议制民主的国家机器上。显然，普朗查斯的这一思想倾向是明显的，因为在他看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诸如普选、政治自由之类的东西本身是一种形式，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只要改变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就可以了，社会主义应该保留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否则就会导致专制的国家主义。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它一些理论家也有类似的主张，比如米利班德主张通过改良主义战略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也是强调要保留代议制民主的形式。问题在于去掉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保留其形式的设想能否站住脚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看来普朗查斯也难以超出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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