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随着这一伟大实践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成熟、丰满、系统，形成完整严谨的科学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品质，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属性。
一、在当今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对于构建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是极为谨慎而严肃的，他们主张创立具有开放品质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的科学体系，这应当是没有疑义的。但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却有着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相当意义上就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这基本达成共识。而问题在于，有学者认为，不存在狭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按照恩格斯教导我们的：“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1](p.26) 我们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2](p.309) “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2](p.309) 在列宁的许多著作中，确实从广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词语，但也从狭义上论及过，如他所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的工作等等，等等。”[3](pp.351—352) 再看马恩的著述，同列宁很相像。他们在许多时候，也可以说在多数的时候，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的。但我们也读到了这样的文字：“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4](pp.635—636) 显然，恩格斯本人也是把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相对应的。如果说这是在广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一词，那么必然会加上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然而没有。可见恩格斯本人是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意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列宁的分析和判断是有原著作依据的。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或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成立的，但绝不止这三部分。
搞清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义，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搞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相互连接，构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具备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低一层次的体系，这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适性，它与各国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就产生了具体化形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这些理论形态属于广义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也直接对应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常说的“老祖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恩的思想体系和列宁的思想体系。相对于马恩的思想体系而言，列宁主义是流，相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言，则又是源，都是我们的“老祖宗”）。与狭义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体系了吗？对此，人们经历了或长或短的认识过程，结果，得出了肯定的答案。
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5](p.150) 在同一篇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还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5](p.158) 在2003年7月1日召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胡锦涛同志一字不差地再次强调这一判断。这一判断蕴含着大理论体系观，同时又说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与马克思主义同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形态，应当是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与广义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还是与狭义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笔者认为，与广义与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都具有对应性。作为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切重要方面，从学科上讲，包括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艺术学、军事学、外交学、管理学、政党学等多门学科，这是狭义科学社会主义所不能完全对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分别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这三大理论成果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广义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对应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分别形成具有相对独立价值的理论体系，那么，由它们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一个体系呢？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就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国开展革命和建设之时，善于搞“结合”的毛泽东立志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艰辛探索得来的正确认识升华为科学的思想理论，融入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端和初始形态。如果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空降物。
邓小平理论曾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者和奠基人，那么邓小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名为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它仍然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个说法是“发展”。笔者觉得，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发展”需进一步说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令人一目了然。如果将两者结合，把主题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或许亦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只有邓小平理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仅仅视为党建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少了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无法构建起来。
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化，人们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形成体系有了广泛的共识。我们党的三大理论成果，不仅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体系，而且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这三大理论成果缺一不可，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残缺。
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化经历了一个提出、补充、调整、修善的过程。胡锦涛同志2003年4月25日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同年7—8月在江西考察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全称概念。在同年7月28日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个统筹”等。在这里，“以人为本”是作为一个大前提和统领提出来的。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在落实中应贯彻的基本要求。至此，这样的提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规范表述。
科学发展观自2003年提出至今，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理论观点，但是否构成一个体系了呢？笔者认为，经过几年间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应当说，科学发展观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作出这样判断的依据主要有：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思想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思想确实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并在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有的新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就我国发展的主要领域、主要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就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诸种条件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已具备了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实践性、开放性、前瞻性等特征，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要件已具备；已初步形成理论体系的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统领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重大，社会各界对科学发展观已初步形成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共识。
要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思想观点，理清这些理论思想观点的层次、指向、功能，结合实践的要求，对之加以逻辑整合，这样，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体系就随之清晰并显现出来了。按照理论生成的一般规律，应当是先有理论思想观点，当这些理论思想观点成为系列，形成相互联通的整体时，就具备了形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条件。所以，是理论思想观点在前，理论体系形成在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同样如此。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观点和内容非常丰富，笔者认为，主要有：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实质，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灵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的主题；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经济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政治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文化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平发展理论；发展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创新；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基于上述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观点和主要方面，笔者进而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体系作进一步分析：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以求真务实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科学发展观的历史逻辑起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和理论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学说；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又快又好；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理论分支——经济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文化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平发展理论；科学发展的条件——发展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创新和科技，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
基于上述，又可再作提升归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体系大致是：
1.总论——包括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历史逻辑起点、理论逻辑起点、主题、实质和核心、总体要求。
2.分论——包括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经济发展论、政治发展论、文化发展论、社会发展论、和平发展论。
3.条件论——包括科学发展的实践主体论、科学发展的动力论、科学发展的领导核心论。
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其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一崭新提法引起了党内外的极大关注，人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和理论的思考迅速升温。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此后，学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明显地加大了力度，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体系框架基本确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因为有专门的论域，因而具备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价值。如，我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乃至实践尝试都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材料来源。笔者认为，较之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存在的理论难点要多一些，人们对同一词语、同一概念、同一范畴的认识理解也多有不同，需要加强研究。
例如“和谐”。在西方，从古希腊直至今天，都是一个热门词语，而在我国古代文典中，以笔者的识力，尚未找到“和谐”这个词语，见到的是“和”。中国古代的“和”与西方的“和谐”是同义的吗？好像不完全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和”有平和、中和、和平、合和、和谐之义。古代中国和西方讲的“和谐”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和谐”是对应同一的吗？好像也不是。可见，从“和谐”这一概念出发，不少理论难点需要破解，许多概念需要作适当的限定，否则就很难达成理论上的通达。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专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没有一般的普适性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样式，而不是全部。那么作为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属性是什么，这非常有必要搞清楚。有的同志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思想，在‘老祖宗’们的著作中没有，尽管有其思想因子，但没有这个理念”[6]，这样说大有可商榷的余地。
再例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上来就遇到了“本质”与“属性”这两个概念及两者的关系，这涉及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诸多先哲的相关定义和阐释。要说明本质也是一种属性，一事物肯定有不止一个属性，属性又分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本质属性决定该事物的存亡，而偶然属性则不然。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置换一下词语的位置，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和谐”全面吗？这就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多个的问题，富强、民主、文明是不是？这同样需要说明。
还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从基本内容角度提出了“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荣辱观”四大方面，对之怎么理解、把握、阐释，需要下功夫。在学界，构建某个体系时往往是从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的路径入手，对相关范畴和概念进行提炼，再按其内在逻辑关系予以排序，进而构建体系。按照这种研究路径，以人为本、富强富裕、公平正义、民主、秩序、诚信、友爱、自由以至发展可不可以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高命题成为共识的现在，“自由”可否列入。正如有的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任务，有许多东西还不熟悉”，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外延，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结构和实践要求，深入研究国外在价值体系建设上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积极因素”[7](p.258)。
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已形成框架，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有着统领的作用。这就出现了两个具有统领作用的理论，一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两者是并列的关系，还是孰先孰后的关系，亦或是相互包容、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确实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有力的说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离不开“大社会”的视角。以“大社会”的视角构建起的这一理论体系与以“小社会”的视角构建起的体系是有同有异的，没有必要将“大社会”和“小社会”截然分开，搞两套东西。依据“大社会”的宏阔视角，着眼“小社会”的建设问题，建立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这是适宜而可行的。实际上，由于有“和谐”这一限定词，无论是从“大社会”视角，还是从“小社会”视角构建体系，不可能具有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一样容量和同样的理论解释张力。假如抽掉“和谐”这一限定词，那么，建立起来的体系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了。尽管“发展”是手段不是目的，而“和谐”既是任务又是目标，是发展的高境界，但“和谐”取代不了“发展”这一关键词和限定词，取代不了“富强社会、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文明社会、德治社会”等关键词和限定词的特定意义。它们之间有互容关系，但又是相对并列的关系，不可彼此取代。
显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框架相比，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的统领作用是第一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的是加强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对这四大建设均具有统领作用。如果加上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即成为六大建设，科学发展观对六大建设均具有统领的地位和意义。科学发展观不是凌驾于六大建设之上的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源于六大建设的实践，指导六大建设实践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作为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的科学发展观，与六大建设首先是一个整体的复合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特性，决定了它对六大建设同时同步地具有统领作用。科学发展观与六大建设的关系亦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考察。一个是理论层面，六大建设分别有着各自相对应的理论思想，这些理论思想同样具有开放性，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支点和分支。这些理论思想需要提炼提升，成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贯通六大建设理论的红线。一个是实践层面，发展不是抽象的发展，而是具有不同实践形态的发展。发展不是单一的发展，而是整体的发展。实践既提出了科学发展的理论需求，又为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所进行的实践，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六大建设为一体的实践，我们所坚持的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六大建设实践的科学发展观。
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展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后者是前者的统领和主线，两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我们党的党章和我们国家的宪法的与时俱进具有重大意义，它们为党章和宪法提供了新理念、新内容。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鉴于本文的主要话题，此处不再作展开分析。
三、构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有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答案是肯定的。在哪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里，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和标志性突破，他们同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无必要和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整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有必要亦有可能。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既要有纵向的关照，把每一次理论飞跃都讲到讲足，又要有对每一次理论飞跃成果的学理上的整合归纳，形成一个既具动态性，又具相对稳定性的理论形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应实践的要求，肯定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对这些成果形式中新的思想观点，应当适时地整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去。
怎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呢？一是按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样历史的连续性去构建。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予以整合，构建起一个开放性、科学性、整合性皆备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应当有科学的哲学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应当有贯通整个体系的主体和主线，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有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观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主体论、军队和国防建设论、“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论、和谐世界建设论、执政党建设论等，还要形成自己的范畴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愈是得以丰富发展和创新。与之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愈是得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般讲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七方面，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而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8月15日召开的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里把“以人为本”放在首位，这启示我们要把“以人为本”或称之为“社会主义人本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摆到重要位置。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8](pp.362—364)。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自身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上述的“理论品质”，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要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现实途径；既坚持我们党的所有实践和理论都是为了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及时地满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切身利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教材体系建设和教学体系建设，都要恪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上述原则。
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程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广泛而深远，这一影响积极面和消极面同在，其中的教训值得记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其他重要文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始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原著，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遵循，切不可陷入把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化”、“绝对真理化”的泥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长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长期的，与之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将愈加丰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一定历史节点之际，人们蓦然回首，惊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壮丽的日出”，为拥有了一个经过归纳整合和实践验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骄傲。构建这样一个科学的、开放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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