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和行为规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行为规范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崭新的发展思想、发展战略，也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哲学。作为一种“理念”，可持续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非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的否定。从经济学上来说，可持续性发展是人们经济“偏好率”和“长期利率”的长期一致性。这种状态可称之为“经济天国”，是经济发展的最理想的模式。要想走进这个“经济天国”，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逐步接近。在这些磨合中，最重要的是“发展理念”的变革和行为的规范化。
可持续性发展和理念变革
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由来已久，我国的思想家孟子就曾经批评过“竭泽而渔”的做法。但是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特别是由于工业化过程中对资源和环境处置失当之后提出来的，因此，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经济发展不仅是人类自身生存和进步所必需的，而且是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物质保证，当人们还在过着那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时，就很难履行“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的义务，“可持续性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讨论“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应当围绕“经济发展”这个核心而开展，研究以什么样的理念来指导经济发展。从“非持续性发展”到“可持续性发展”的转变，要有以下的理念变革才能实现：
1.发展的系统性理念。传统的发展观单纯追求GNP的增长，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把发展等同于工业化。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经济哲学。“可持续性发展”则是用现代系统论来观察和处理发展问题的。发展是经济—人口—科技—资源—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的复合系统。经济发展仅仅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发展是其它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经济发展又影响其它因素的变化。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要摒弃趋势外推的直线形思辨模式，要考虑到增长速度的资源、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在评估建设项目时，按照系统综合理念，应该把所有项目综合起来研究它们的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
2.发展的长期性理念。可持续性发展有不同的定义，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女士于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把可持续性发展定义为：“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有的学者把它定义为：“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给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戴维·皮尔斯，1996）；其共同点是强调发展的长期性理念，要把当代的发展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考察，要解决资源配置的代际间的平等问题。我国古代有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名言，指的是我们今天做的事有深远的意义，不仅对当代人有利，而且也是为后代人造福，但是这里思考的前提是当代人的需要，其结果是也有利于后代人。“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要比上述名言的思想深刻得多，是从代际间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作为思索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从不损害后代人的满足其需求的准绳来寻求当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按照这种理念，现在建的一些项目并非对后代人都是有利的，如现在有些开发区、旅游区、小城镇建设过多占用了耕地，从发展的长期性理念来衡量弊端是很明显的。因此，有了发展的长远规划，并不等于发展的长期性，只有按照“可持续性发展”的长期性理念来制订的长期规划，才是可持续性发展的科学的远景规划。
3.发展的综合成本理念。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需要成本的，经济发展的成本已有一套计量的模型，而社会发展的成本计量几乎还是一个空白。经济发展成本的计量模型是在传统的非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开始往往只从企业内部着眼，考虑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消耗而形成了生产成本的概念；后来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理论，扩大了企业成本的概念；但市场经济的一个大缺陷是在企业经济外部性上失灵，为此，政府应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费，由此企业将资源税和环境保护费也作为成本的构成部分而计入生产成本。在我国，还未形成环境成本的概念，只对一些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费，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未造成直接污染的企业，对环境也可能间接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摩托车在其生产过程中也许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大，可是其消费过程中带来的环境问题却非常严重，因而从宏观经济过程观察，经济增长中环境成本是很大的，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日本学者枇杷木在《论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理论结构》一文中提出“增值价值环境税”的理论，主张不仅对每个生产阶段的增值价值要征收环境税，而且要“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不加以区别的对其‘增值价值’进行课税”，这是有道理的。我国学者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熵定律”，提出“反熵税”的概念，认为地下资源的减少是“熵减”，地球表面及大气层的污染为“熵增”，地下的“熵减”与地上的“熵减”的熵变是环境的失序，可持续性发展是人类的抗熵（反混乱）运动，无论是熵增还是熵减都要征税（张传奇，1997）。按照发展的综合成本理念，“反熵税”的概念是能成立的。用综合成本理念来处理发展中的问题，许多事情都将发生变化，如在自来水的收费上，目前收取的既不是资源费也不是污水处理费，而是直接制造自来水的费用。倘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当加上述两种费用，那么自来水的价格还要高得多。
4.发展的有限目标理念。传统的非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发展的目标往往是无限的。经济增长指标越高越好、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导致非可持续性发展。现在提出“经济—社会—人口—科技—文化—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同传统发展观念相比是一大进步，但“协调发展”并不等于“可持续性发展”。协调发展是相对于片面发展而言的，协调发展还有一个在什么样的目标上协调的问题，高速度的发展目标也可以求得协调，但资源的过度消耗对后人的发展是不利的，因而可持续性发展应当是有限目标的协调发展。刘思华在《经济研究》1997年第三期上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是物质、人力、生态三种资本共同增值”。他认为“在现代生态系统中生态环境已经不是‘天然的自然’，因而把生态也作为社会总资本”。这种“生态资本论”是个创新。但是，物质、人力、生态这三种资本的共同增值也有个有限目标，而不能是无限的。鉴于资源配置在代际间的平等，协调发展或三种资本共同增值的速度不可能是随意的，只能是有限目标的发展速度。
5.发展的科技推力理念。传统非可持续性发展是“牧童式”的发展、“掠夺式”经营，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可持续性发展是“园丁式”的发展、“护理式”的经营，是“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能否把各种生产要素最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其推力取决于科技进步的程度，这方面已经取得共识。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非可持续性问题，是科技进步之后所带来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有赖于科技进步，无论是控制人口和提高人口素质，还是水资源的节约、新能源的开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都离不开科技进步。
可持续性发展和行为规范
理念是人们行为表象的理性概括，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非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支配下的行为，导致经济和社会的非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要有相应的行为规范才能体现出来。然而，传统的行为惯性的力量很强大，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才能阻止其惯性运动，改变其运行方向，按照可持续性发展理念指引的方向决定经济和社会行为。因此，对非可持续性发展的行为要加以矫正，重新建立能保证可持续性发展的规范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1.矫正传统的工作业绩评价标准
长期以来，无论是按照传统的经济体制还是传统的发展观念，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或者一个领导人的工作业绩，最主要的标准是该地区或者是该单位的经济增长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总量的概念，前一时期指的是工业生产总值增长指标，近年来改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指标，而在实际上强调的还是工业生产总值。因此，一个地区或单位的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就成了衡量该地区或该单位领导人工作业绩的标尺。这个标尺就成为各级领导人和各地干部的一切行为的准绳。这是一种无形的行为导向，势必导致扩张冲动，把投资需求推向无穷大，从而沿着“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越走越远。这种片面的非科学的业绩评价标准，对可持续性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已经到了非矫正不可的时候了。要按照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构建一套包括物资、人力、生态等三种资本适度增殖，经济、社会、人口、科技、文化、资源、环境等有限目标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这是摆在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同时，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建立新的考核干部的指标体系。
2.倡导追逐综合效益的经营行为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讲究效益的，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当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又片面地追逐经济利益，牟取利润最大化。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行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当企业只追逐利润最大化时，必然带来经济的外部性问题，把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以及其他外部性问题推向社会，使社会成本无限增大。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人们已逐步认识到市场经济失效之处，并且采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解决由市场失效所带来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已用“效用最大化”替代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用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效用最大化”的含义中，无疑包括资源和环境的效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大进步。而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对于市场失效的问题还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还在支配企业、部门和地区领导人的行为。因此，在处理经济效益、生态和环境效益的相互关系时，总是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甚至以牺牲生态和环境效益来维护经济效益，有时还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来牟取经济效益。这种经营行为和决策行为，应当迅速予以矫正，要用“追逐综合效益”的经营和决策行为替代“单纯牟取经济效益”的经营和决策行为。所谓“追逐综合效益”，就是要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作为我们经营和决策行为的目标，力求兼顾诸方面的效益。当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发生冲突时，应该服从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即使经济效益很好的项目也不能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环境效益是居首位的，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3.树立全局为重的决策行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空间上有个全局和局部问题。诸如，从水系来说，有上游和下游的关系，上游发生了污染势必影响下游水的质量，而且条条大河归大海，造成海洋的污染；从大气层而言，地区之间更是密不可分，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火灾不仅危及东南亚地区，而且加重了正在疟行的厄尔尼诺现象；这说明局部的任何变化都牵动全局。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了，对全局是有利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对局部地区有利的事未必对全局也有利，相反地却损害了全局的利益。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局部和全局的矛盾相当突出，有的决策者只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不顾全局的利益，给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很多麻烦。这种只讲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局部利益的行为惯性，在中国特别顽固，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一是由长期以来的小生产方式养成的“坐井观天”的思维模式所造成的；二是“封建割据”的行政体制的残余影响。因此，要树立“全局利益为重”的决策行为，首先要有系统性理念，把本地区或本部门放在社会大系统中来定位，广而言之，要树立“地球村”的观念，任何地区或部门都是“地球村”中的一员；二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官员从本地区和本部门利益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三要建立顾全大局的激励机制。比如，对水资源的保护，上游地区的人民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而这些地区一般都在山区，经济不发达，生活也比较贫困，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付出代价的，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他们的一份贡献。所以，“扶贫是对山区经济损失的补偿”（方民生，1986），发达地区所支付的扶贫费用，实际上是“生态成本”的转移支付。树立“全局利益为重”的决策行为并非易事，但它是实施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4.强化国民“将来志向”的行为
人类社会发展在时间上有现在与未来的问题。着眼于未来的重要性，在分析“发展的长期性理念”时，已经阐明。而这个理念变成行动，就是“将来志向”的行为。从人们的“偏好率”来说，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经济来提高生活水平的，因而往往只顾眼前利益，忽视甚至损害长远利益。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偏好率”特别高，同“长期利率”的偏差也特别大。这种国民的“将来志向”皆无的状态，被日本学者枇杷木形容为“地狱经济”。要跳出“地狱经济”的怪圈，就必须降低以追求发展速度为主要内容的“偏好率”，讲究提高经济素质和生活质量。传统“偏好率”的下降，会促进广大国民对未来的认识，开阔广大国民的视野，加强控制自己的能力，成为促进经济活动的高度化和成熟化的动力源。“将来志向”也是一种世界观，有没有“将来志向”是国民素质的体现，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但是，“将来志向”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要以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基础。因此，“将来志向”要成为国民的普遍性的行为，有赖于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5.推崇资源节约的消费行为导向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不仅是生产经营决策的问题，还涉及到人们的消费行为问题。人们的衣、食、住、行、娱，都同可持续性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资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多，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是“粗放型”的，消费也是“资源浪费型”的，甚至把资源消耗量作为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准。这种资源高消耗的消费导向对可持续性发展是很大的威胁。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单纯用资源消耗量的指标来判断，更重要的是资源消费质量和生活环境质量。当人们的生活已渡过温饱之后，并从小康型向富裕型迈进之时，消费也应当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应当把“资源节约型”的消费模式作为消费行为的导向。目前，人们的消费中浪费最大的是土地资源，特别是在农村，一户人家只有几个人，要占用几百平方米的土地，来建造住宅，造了新房仍占着旧房的地址；在城里买了新房，又不放弃农村里已占用的土地。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不知要浪费多少土地资源。在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中，有两大因素加速资源的浪费：一是“消费攀比症”，处处比阔气、比派头、比谁的消费档次高，明明是不需要的也要去浪费，由此引起的资源浪费不可计数；二是“公费消费制”，用公家的钱不心痛，“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有的利用手中掌握的权而挥金如土，奢侈浪费。前者是封建遗风，是封建主义的浪费方式，只能通过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全民的素质才能解决。后者是体制性问题，只能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特性，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分配方式，但是现在采用平均主义的物资分配办法，对提高资源利用率是非常不利的，单位分配给职工的物资并不是每个职工都需要的，浪费就难以避免，应当尽快地以货币分配的方式来替代物资分配，分配的货币化将是节约资源的有效措施；而要解决公费消费的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真正做到公有产权明晰化。
推进变革和规范的政策选择
从传统的非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和行为，向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和行为转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能否实现这种转变，转变时间有多长，则取决于推进理念变革和行为规范的政策选择。可持续性发展是个复杂的大系统，针对各种问题有各种政策和措施，但其基本政策主要是：
1.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法制化
人们的理念和行为是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并受其环境条件的限制。美国经济学家布罗姆利教授认为，“个人偏好和选择的问题可归结为在作出决定时个人的选择范围”，而这个选择范围就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界定了个人效用最大化行为的选择范围”(1989)。制度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制度可以是正规的也可以是非正规的。非正规的有村规民约、社会公德、各种不成文的准则；正规的包括民间契约、条例、规则和法。这一些制度安排，对促进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和行为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它既可以激励理念的变革和行为的规范，又可限制人们违规行为的发生，只允许在既定的制度范围内作出个人或集体行为的选择。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制定游戏规则，使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尤为重要。现在，国家立法机构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从资源保护和利用、环境保护和治理、人口增长与控制，都已制定了不少的法规，但是执行得很不理想。许多实施可持续性发展的法规，不能认真执行，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性问题，为地方的局部利益而不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当然，还有一个全民的文化素质问题，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法制化还有赖于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2.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的科学化
非可持续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决策的错误所造成的。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农村所有制的多次折腾，严重破坏了山林，造成水土流失所来的灾难，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至于建设项目决策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不胜枚举。科学决策在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中的重要性，已为世人所公认。但是对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决策行为，能否真正做到科学化，则取决于决策者的科学水平和发展理念，因此，科学化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理念的变革和行为规范化的过程。决策，有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之分。集中决策的决策者是各级领导人和项目负责人；分散决策是由各个市场主体所作出的；无论是集中决策还是分散决策，都需要有一批富有知识和经验的智囊作参谋。而这些领导和智囊人物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发展理念和行为对全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会推进全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的形成和行为的规范化。
3.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共同作用
市场是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要改变传统体制下所形成的发展理念和行为规则，还要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比如，单纯追求增长速度的“编好率”，只有在市场上碰了壁之后才会慢慢醒悟过来；节约资源的消费行为，也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形成。所以，在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社会里，无形之手对促进发展理念变革和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行为规范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然而，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又使它对可持续性发展造成种种障碍，这种市场失效的现象，需要政府行为给予矫正。在实现发展理念变革和建立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行为时，更要注重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政府可以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改变集团或个人行为的选择范围。实践证明，政府行为对于树立上述新的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和规范性的行为，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把亚当·斯密的“神的无形之手”和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都利用起来，共同发挥其作用，才能加速发展理念和行为的变革，从根本上保证“中国21世纪议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和人们的行动纲领，使人类社会一代又一代的持续发展下去，永远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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