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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1995年，1996年的电影行事显得较为冷清，有时蓦然回眸，好似看到一片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情景……
市场：逐渐降温
1995年，中国电影市场显得异常活跃，这种市场的突然“激活”，缘于进口大片。长期以来，国人都是在纸上跟好莱坞打交道，这一回，是真真切切地坐在电影院里，跟美国观众一样欣赏世界上最新最好的影片，所以，1995年看进口大片，一时很“潮”，成为时尚，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到了1996年，进口大片在质量上跟1995年相差无几，而观众的新鲜劲儿却没了，这样，1995年被进口大片“撩拔”起来的中国电影市场热乎劲儿，到了1996年，自然而然地就趋于平淡。短短一年，国人对强大的好莱坞电影文化，从狂热到虽有热情却保持理智，这一过程，再一次证明，外国文化的“入侵”，并不可怕，之所以有时会甚嚣尘上，好似洪水猛兽，其实往往是缘于国人少见多怪而已，到了见怪不怪的时候，弘扬民族文化自尊心也许就会油然而生。
相比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红樱桃》，1996年在电影市场上获得上乘表现的故事片几乎没有。
1996年新年伊始，投资规模堪称巨片的《兰陵王》进入市场，映出效果不尽如人意，这对于电影市场来说，恰似当头放了一枚哑炮。《兰陵王》的市场遭遇，跟它的创作初衷很有关联。这部影片是一部迎合某种趣味的作品。所以，请了留着长发，生长于殖民地文化烙印深重的上海，在美国读书并且在美国话剧界得了奖的中国导演；兰陵王王子亦由蓝眼睛、高鼻梁的外籍演员担纲；为了让影片获得世界性，剧中人物一律讲谁都听不懂的“鸟语”。最后作品出来，让人觉得东不东西不西，洋不洋中不中，实在应了马列文论里“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一定律的反面——越是不民族的，就越是不能是世界的——甚至连国人都不能认同。
《红天鹅》的出现，不但没有给中国电影市场一股向上的托力，反而由于关于它的某些过分的炒作，给电影市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平心而论，《红天鹅》虽然不是电影佳作，但在众多不胜枚举的平庸和低劣之作面前，该片还是有一定的艺术追求的。可惜，古榕用力过猛，他的“与观众一起修改影片”的点子出得太奇太好，他沉浸在宣传策划极具新闻智业性的成功喜悦之中，忽略了影片本身与宣传智业之间的对应性。而新闻界呢，面对这一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新闻事件，理所当然地忽略影片本身，一头扎进追踪事件的过程中，带动观众、读者去参与古榕的创作。当过记者的古榕没有想到，他此举是帮了新闻界的忙，砸了自己的片子。设想一下，《红天鹅》如果不是这样炒作，或者，它的艺术水准堪称一流，那又是怎样一道中国电影的风景呢？
蔡氏兄弟的《大辫子的诱惑》之所以在发行上又难尽人意，很明显是受了《红天鹅》的“牵连”。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使国人对国片的信任度产生了怀疑，这就跟多年前福建晋江地区卖了几次假药，全国人民都害怕买晋江货，以免上当心态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新闻炒作之于电影市场，实在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双面性，真正有利于培育中国电影市场的，是切实而富有见地的影评和影评人。
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纪录片《较量》破空而来，一石激起千层浪，给影界同仁启发良多。《较量》对于电影市场最发人深醒的启发，便是：我们如何针对电影市场，开发与众不同的电影产品？
创作：一切为了“精品”
长沙会议以后，电影人头脑里多了一根弦，那就是“精品”意识。然而，什么是“精品”每个人心中自有一番解释；工程如何实施，各个制片单位的做法也各有各的不同。
北影的很大一批创作人员，由于对什么是“精品”把握不准，便对创作持观望的态度。这些人提出很多疑问，比如：是否只有是写正面英模的作品才算“精品”？优秀的娱乐片能不能跻身于“精品”之列？社会效益不特别突出，但经济效益很可观的影片，即所谓的卖座片，能不能算做“精品”？在这些问题不得而知的时候，他们只好等着第一批“精品”“样板片”问世以后，再做决策。
西影的领导层对“精品”的理解十分具体，新任厂长张丕民说，“精品”并非就是重大题材影片，也并非就一定要拍英模，它应该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现普通人，普通人也爱看的作品。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西影投拍了《白马飞飞》、《一棵树》、《大厂》。
同北影一样，珠影人同样对“精品”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一些导演认为，“精品”就是能够经受得了市场检验的作品。另一些导演说得更直白，“精品”即是思想健康，人人爱看的影片。有趣的是，珠影被列入“精品”的影片，仍然是按题材划分属歌颂英模的《军嫂》，还有写环卫女工的《花城天使》。
长影领导在实施“精品工程”时，遇到最大的困难，便是资金的短缺。无论《军神刘伯承》、《撼天雷》、还是《征服死亡地带》，资金不足，都是困扰创作者的一大难题。自1993年以来，长影连续三年亏损，在这样的困境下，还要拍出“精品”，也够难为长影人的了。
投资：谁给电影输血？
钱，对于电影来说，不是万能的；但电影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电影这只食钱怪兽每年都要吞噬掉无数花花绿绿的钞票。对于中国电影人来说，电影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票款收入，即从观众腰包里掏出的钱；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拔款；三是社会集资。近年来，社会集资拍片逐渐成为电影拍摄资金来源的主渠道。
社会集资拍片，对于严重“缺血”的电影业来说，当然是好事。然而，由于某些出资方急功近利，不懂艺术创作规律，便造成了艺术选题下降，观众对国产片的信任度降低等“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创作人员由于拿的是别人的钱，便十分不体会别人挣钱的甘苦，逮着机会便可着劲儿地“造”，往往是片子拍到一半，钱却早已花光了，气得投资方只好一边跺着脚骂自己是“冤大头”，一边还不得不再继续给影片“输血”，否则前功尽弃，赔得更厉害。
这种外行操纵内行，内行耍弄外行的现状严重地影响了影片的质量，也使得电影再生产变得更加艰难。
就拿北影来说吧，1995年有很多投资人与他们合作拍片，然而，影片拍出来，往往都不如人意，不是干脆背离了市场，就是影片严重超出预算，这就打击了投资人的积极性，故而到了今年，很多投资人便再也不轻易干那种拿着几百万人民币打水漂儿玩儿的事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创作者、投资者不太能摸清审查影片的政策限度，比如有些要修改的影片，倒底要修改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符合要求。所以，通常的情况是，一遇到修改，创作者便莫衷一是，于是，片子一搁就是几个月。这一搁急坏了投资者。投资者算的是经济帐，不要说收回成本，就是好几百万闲置在那里，几个月下来，利息就要多少？
至于鱼龙混杂、鱼目混珠的电影人队伍中形形色色的骗子，更是败坏了电影人的声誉。他们既无电影专业知识，又无艺术水平，全凭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到处骗钱，等到钱骗到手了，片子还没有后半尺，自己的车也买了，房子也置了，至于影片嘛，就随便糊弄了。碰到这样的人，投资者哑巴吃黄莲，有冤无处伸，有气无处出，只好在以后投资拍片时慎之又慎。
无论社会集资，还是政府拔款，最后回收资金，还是要靠票款收入。然而，国产影片上座率在总体上始终上不去，票款的回收，就是压在电影发行放映者身上一个繁重的包袱。幸好还有进口大片，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几十地从观众的腰包里掏出钱来，给电影界输血造血，才使得庞大的电影业得以维持。所以，各电影厂纷纷跟中影公司争抢进口大片的发行权。而有没有发行权，哪部进口大片让你发行，哪部不让你发行，其权力又在政府主管部门。于是，各制片厂便极力揣测政府意图，为政府去拍片，目的无非是想得到某部进口大片的发行权利。这样恶性循环，最终使电影生产离市场越来越远。
前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无论从电影的市场、生产，还是投资来看，1996年都是令人担忧的一年。“精品工程”的实施，固然能提高某些影片的质量，但是，影片产量却急剧下降，据悉，至1997年新年钟声敲响之时，1996年中国电影的年产量满打满算也只有一百零几部，比往年一百五十部的年产量锐减近五十部。有关发行部门已经发出警告：全国电影市场，已到了无米之炊的边缘。
再说影片质量，能够代表1996年中国电影水平的，为数寥寥。得到影视记者普通好评的，大概只有一部《埋伏》。至于众多的英模片，均属非市场操作影片，它们要在市场的打响，只有仰仗“红头文件”。另外，诸多英模片的题材撞车，也会让观众失去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