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籍贯吴县说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籍贯论文,金圣叹论文,吴县说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9-0146-05
明末清初文学家金圣叹(1608-1661年)的籍贯，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历来说法纷纭，主要有吴县、长洲和苏州等三种，其中尤以吴县说占主流。之所以会产生这三种说法，与吴县、长洲与苏州府城的密切关系相关。秦置吴县，后为苏州治所；唐析吴县东部分置长洲县，两县同城而治(吴县在城西南，长洲在城东北)，同为苏州的附郭县。①这类现象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较为普遍，如江宁府的上元(城东北)、江宁(城西南)县，杭州府的仁和(城北)、钱塘(城南)，嘉兴府的秀水(城西)、嘉兴(城东)县，湖州府的乌程(城西南)、归安(城东南)，绍兴府的山阴(城西)、会稽(城东)诸县，均为同城而治的附郭县。在这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出现了大批著名文人，其中一些籍贯的记载往往就会夹缠不清。譬如金圣叹，在2009年新版《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作“吴县人”，《辞源》则作“长洲人”。在金圣叹籍贯的三种说法中，唯有吴县说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证，如2004年发表的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一文，指出“在有关述及金氏籍贯的材料中，就笔者所经目过的材料，以吴县说最为丰富，而且可靠性强。”[1]文章重点在论述这种说法相关史料的可靠性。暂且不论金圣叹籍贯具体属地，先看有关学者对这些史料可信性的论证。
一、乾隆吴翌凤《东斋脞语》“张锻亭先生(景崧)，字岳未，余师素存(乃翼)、雨蕉(应诏)两先生之父也，康熙己丑进士，官乐亭知县。……张氏世居吾里乐桥之南，金圣叹居憩桥巷，相去不数武，素相得也。”《东斋脞语》所记张景崧父亲张瀚与圣叹为友，并曾被“圣叹纠往哭庙”，以及圣叹家居之地，是研究金圣叹的重要史料。在学术史上，是陈登原首先引用，并旁及乾隆《苏州府志》卷三“有憩桥巷，兼隶长洲”等记载，用以论证“圣叹之家”之所在，[2]然后才明言“圣叹家在长州憩桥巷”。[3]陈登原的文献发现之功固然不可否认，但其论证却过于粗略，对府志的征引亦有偏颇，故虽有陈洪《金圣叹传论》响应其说，亦不乏质疑的意见，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置疑。
1.时间方面。金苏根据吴翌凤(1743-1819年)的生年(实生于1742年)，指出“吴翌凤生，金圣叹死，已隔81年。吴翌凤以憩桥巷为金圣叹故居之说，系出于他塾师的祖父张函西之言。传闻之说，隔有三代，已难遽信。”[4]而同样否定长洲说的李金松则认为：“此则有关金圣叹里籍的记载，即使不出于张锻亭，必闻之于乃师素存、雨蕉两先生之一。由于张氏与金圣叹所居相距‘不数武’，因此，即使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必得自于长辈的口耳相传，应该说，此则关于金圣叹里籍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可见，根据叙述者距离圣叹逝世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这一史料的可信与否，实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据有关史料，张景崧为康熙三十年(1691年)诸生，其父张涵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诸生，[5]其后来的功名，并非如吴翌凤《东斋脞语》所言“中乙酉副榜，与锻亭同科”(乙酉指康熙四十四年，乃景崧中举之年)，而是景崧中进士的前一年，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副榜贡生。②景崧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任乐亭知县，③假如20岁中秀才，其父张涵约生于顺治中期(如生于顺治六年即1649年，则中副贡生时已60岁)。无论是就其年龄之小，还是获得诸生身份之晚，张涵似乎不应该曾经参加过顺治十八年(1661年)“哭庙”案。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吴翌凤有关记述完全是无稽之谈，只是觉得被圣叹纠往哭庙而未果者当是张涵之父而非其本人。
2.地理方面。如金苏云：“陈登原将憩桥巷视为长洲，为不明苏州府城区划分而致误。按明末清初，苏州府城区辖吴县、长洲两县。而吴县、长洲之界，向以护龙街(今称人民路)为线，西属吴县，东归长洲。憩桥巷在苏州府之西，属吴县城区”；李金松查检《苏州府志》卷三“城池”附录“坊巷”，发现述及吴县的坊巷时，提到有东西两“憩桥巷”：“东憩桥巷(兼隶长洲)，西憩桥巷”，即后者“专属吴县”。金苏为苏州人，所谓旧时吴县、长洲的城区界限，亦大致可信。“卧龙街横亘吴城中，东为长洲界，西为吴县界”；[6]府城“以卧龙街东属长洲，西属吴县”，[7]后因乾隆南巡在此接驾而改名护龙街。但是金苏只是依据憩桥巷的现代位置，认为属于吴县城区，而未及曾经“兼隶长洲”的历史。其实在明代有关记载中，东憩桥巷一向是专属长洲县的，如洪武《苏州府志》卷五“坊市·长洲县”、正德《姑苏志》卷十七“东南隅巷”、④隆庆《长洲县志》卷十二《坊巷》。只是不能仅据东憩桥巷属于长洲，就认为整条巷子都与吴县无关；更不能仅据乾隆府志“兼隶长洲”的记载，做出圣叹家在长洲的判断。李金松在发现陈登原文献征引破绽的同时，又认为金圣叹所居“极有可能”为东憩桥巷，“因而有人误认他是长洲人”。这个“极有可能”，也仅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是毫无文献依据的猜测；而且，假如真的是极有可能，那么就不能说圣叹是长洲人为“误认”了。
二、对于周亮工《尺牍新钞》“吴县人”的著录，李金松认为“周氏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学者，《赖古堂尺牍新钞》广收晚明清初文人的尺牍，而且，他仅小于金氏四岁，与金氏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生平屡过吴门，说不定与金氏有一定的交往。因此，其说必有所实据。”周亮工的确与金圣叹关系密切，[8]但是不能据此就得出所云“必有实据”、对金圣叹的一切介绍都是正确的结论，而且《尺牍新钞》小传云其一名彩、字贯华，著《贯华堂集》，就是缺乏根据的信笔而书。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名号、书名著录的不确，就简单论定其说必不可信。《尺牍新钞》先后出版三集，每集收入200多人。从初集的著录来看，每卷由其两位朋友选，由其两位子侄抄(后两集无友人参选，均由三位子侄抄录)，故周亮工所起的作用是主编，包括向友朋约稿、凡例的制定、序跋眉批的写作。入选作家小传的填写包括目录编订等事务性工作，不应出于康熙二年51岁时任山东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之手。再看《尺牍新钞》有关苏州人士的籍贯著录，三集约收30人次，我们只就其中出现两次且籍贯先后著录不一致的列表如下：
此四人中，对袁于令、尤侗籍贯的记载是先错后对，赵宦光和汪琬则相反，故这种在各集中的籍贯变化，不是精益求精的结果，正反映了一种对同城而治的两县著录的随意性。最典型的例子是《赖古堂尺牍三选结邻集》卷十六连续选入两兄弟的尺牍，小传分别为：“李绳远，斯年，浙江嘉兴人”；“李良年，武曾，浙江秀水人，斯年弟”，令人无所适从。可能会有人认为周亮工对这些人并不了解，那就再举一例：如与之相交十多年的嵇永仁，⑤在康熙元年刻本《尺牍新钞》和康熙六年刻本《藏弆集》的卷二中，先后被写作“吴门人”、“江南吴县人”，而实情是“祖居虞山(常熟)，父中书君以官居金陵，(永仁)先生尝游梁溪(无锡)，乐其山水，家焉”。[9]
《尺牍新钞》对后世有关圣叹的著录，影响甚大，如乾隆、同治府志均在吴县人氏中载“金彩，《贯华堂集》”。李金松据此指出“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乾隆中叶所修的《苏州府志》、《吴县志》，其时虽去金氏之死已百年，但两《志》的《艺文志》皆称：‘金彩，贯华堂集’。由吴县县志对金氏著作的著录，我们可知金圣叹籍隶吴县。”首先要指出的是，乾隆十年刻本《吴县志》卷九十三至一一二确为《艺文》，但其中所收乃是与吴县相关的具体诗文作品，而非专收著述目录的经籍志，只有在曹允源主纂的民国《吴县志》卷五十六《艺文考》中才有同样记载。其次，仅仅依据“方志所言，系采访或据确实文献所得，决非出于传闻”，便判定“可知金圣叹籍隶吴县”，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尺牍新钞》属于确实文献，但并不等于确实可靠，方志所言亦时常有误，即如此例，人名、书名皆错，难以说籍贯就一定正确；而且用这样的预设某书或某人说法一定可靠来判断所云吴县说之可信的逻辑推论，是很难有什么说服力的。如对于清初廖燕的“吴县诸生”之说，李金松认为：“廖氏生平对金氏极为景仰，他虽然与金氏算不上是同时代人，但他的这一说法，得自于亲身到苏州探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实，作为广东人，当他于康熙三十五年首赴苏州时“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记圣叹诸事，主要从“读先生所评诸书”及里巷传闻而来，文字多袭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的序跋。周作人早指出：“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10]此外廖燕所谓“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则属臆造，[11]故不能因其曾亲赴苏州就一定可靠。再如其论证《清诗别裁集》“江南吴县人”之可信，即云编者沈德潜“由于他是长洲人，长洲与吴县接壤，即使他不曾获得最直接的文献，但必得自于吴中故老，因此，他传金氏为吴县人，应该说是可靠的”，均为猜测之词，似乎颇有道理，其实并不解决问题，且“接壤”说正说明对“同城而治”的含糊。
三、对于长洲说的来历，李金松认为长洲说是对《哭庙纪略》中“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这句的误读，指出如果金氏确为长洲人，《哭庙纪略》的叙述应该为“少补邑博士弟子员”即可；而指明金氏为长洲博士弟子员，恰恰说明金氏非长洲人：“因为金氏非长洲人，才需要如此特地指明。”此处敏锐地发现长洲说与“哭庙”文献的关系，却存在三个问题。1.在史料征引上断章取义，宣统《痛史》本《哭庙记略》于“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一句后，接着尚有“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诸句；此段话在现存最早的《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中为“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12]按照确为某县就应略去县名的逻辑，根据“少补长邑诸生……补入吴庠”的叙述，金圣叹就既不属于长洲，亦不属于吴县了。2.确为某县就会略去县名的行文习惯，在古代的确存在，如某县志中提及该县某人为“邑诸生”或“邑庠生”(此为承书省略)，或者某文前面已经介绍过某人为某县人而后提及其为“邑诸生”时(此为承前省略)，或者是特殊的作者及言说对象如对本县人说话(此为承人省略)，一般都无需再标某某县名。但是，《哭庙记略》或《哭庙异闻》却不同。从全文看，说的是苏州辛丑哭庙案始末；从此段看，说的是金圣叹小传；从作者和阅读对象看，并非自称是长洲人或只是给长洲人看，没有一个具体县名的前提，无法承书、承前或承人省略。3.这种承书、承前或承人省略的行文习惯，只是就一般而言，不是必须的，仅举圣叹本人的例子：顺治四年吴县知县汪爚南(字涵夫)代理长洲县事，圣叹写诗贺之，如果按照必须省略的写法，诗题就应该是“贺本邑汪明府摄篆长洲”或“贺吴县汪明府摄篆本邑”，可是偏偏写作《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13]清初佚名苏州人撰《吴城日记》亦作“四月初旬，吴邑汪令兼署长县事”。[14]可见据“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或“少补长邑诸生”判断金圣叹非长洲人难以成立。
《哭庙异闻》中有关金圣叹“名人瑞，庠姓张，字若来，原名采。为人倜傥不群，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一段文字，是长洲说的最直接来源，嘉庆己卯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亦为“庠姓张……顶张人瑞”。即圣叹本名金采，一名人瑞，年轻时即考中本县(长洲)诸生，后被黜革，遂以张人瑞名冒籍考中吴县诸生。笔者据《哭庙异闻》认同圣叹籍贯“长洲”说，主要是依据古人报考诸生的惯例而得出的。这一惯例就是：如无特殊情况或特殊说明，古人一般均在本县应试，少数人中试后因事黜革，才会改名或改籍至他县应试；亦有直接因事以他名在他县应试者，则会对庠名、庠籍予以说明。如康熙末年松江府宝山人张涵：“庠姓顾，字思祖，居杨行(引者按：宝山镇名)。年未冠入(苏州府)太仓学。”[15]所谓庠名、庠籍，一定不是原本而是假冒的姓名、籍贯。问题是仅据圣叹身后百余年始问世的野史笔记就判定其籍贯长洲，恐难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虽然其文字流传有序。以下试举三条旁证，说明圣叹籍贯长洲之可能。
1.从金墅看籍贯。金圣叹顺治十七年(1660年)给嵇永仁写过一封信：“弟自端午之日，收拾残破数十余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余章，付诸剞劂，行就竣矣。忽童子持尊书至，兼读《葭秋堂五言诗》，惊喜再拜，便欲挐舟入城，一叙离阔。方沥米作炊，而小女忽患疾蹶，其势甚剧，遂尔更见迟留。因遣使迎医，先拜手，上至左右。”[16]许多学者都认为此时圣叹住在三小女金法筵之家。自接触此序以来，笔者心存疑惑：如果说法筵已出嫁，何不云“三小婿家”？且其女婿为吴江沈氏，而何以仍在长洲乡下？金墅，旧镇名，位于苏州城西北45里处之太湖东北岸，明清属长洲县，在今苏州郊区通安镇境内。可是“方沥米作炊”、“因遣使迎医”均为主人、父亲语，不似客人、岳父语；“忽患疾蹶，其势甚剧”，又颇类少儿高烧痉挛昏蹶之症。故若云已嫁，于意难安。至读李真瑜大作所引吴江《沈氏家谱》，始知沈重熙妻法筵“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卒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二日，年五十四岁”。[17]顺治十七年重熙12岁、法筵年方10龄，不应已婚嫁。[18]可见太湖之滨金墅镇之草屋，乃圣叹乡下故居，冠以“三小女”，可见其对幼女法筵的喜爱。之所以此际圣叹居金墅，是因修葺城中居所，才暂时与小女一起搬至乡下旧居的。他曾在该年春夏之交致函同邑友人徐增：“承谕欲来看弟分解，弟今垒塞前户，未可得入。”[19]可见装修的动静不小。
2.从金诗看所居。苏州城区“以卧龙街东属长洲，西属吴县”(《百城烟水》)，上引那首从题目并不能看出籍贯归属的七律《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其诗意暗含着作者的居处所在。该诗颈联为“杼轴东方无大小，榛苓西望足歌思”，分别化用《诗经》之《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和《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的传统理解，⑥来对应自己所处的苏城东部在原来县令田本沛治下的破败荒凉，表达对贤者各得其所的西部盛世的翘首期待。“西望”，点明了作者所处位置恰在“东方”。再看尾联上句“从今礿祭同承福”，礿祭是古代君王具有的祭礼，此句暗用《易经》第63卦“既济”中“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实受其福”之意，说明从此居于东部的人们与西部同样能得到上天的福佑，亦是立足于东而言的。此外，其七言古诗《下车行》开篇以当地人士口吻欢迎新来知府：“君不见，今年春风至今吹不休，百花合沓生长洲。长洲水清照城郭，郭外黄盖亭亭浮。儿童不惊立道周，父老引领垂素发，传呼妇女观诸侯。[20]不及吴县而独言长洲，自居何地似乎彰明。
3.从自述看里籍。明崇祯十七年“夏尽日”，金圣叹为已故邵弥遗画撰写题跋云：“此帧为瓜畴先生遗笔，吾友般若法师藏之，而得之于圣默法师者也。余与先生，生既同里，年又不甚相去。[21]由于圣叹面对的都是苏州城内的僧人，这一“生既同里”的表白，就不是泛泛地在说“我们都是苏州人”了，而是有着更加具体的指向。邵弥为长洲人是毫无争议的事，但其家在城区还是郊县？晚明钱谦益曾撰诗《赠陆墓邵叟，是僧弥之父》，[22]说明其父所居地；晚明吴县葛一龙送杨补回长洲，托之问讯邵弥，[23]清初邢昉访杨补是到陆墓，[24]亦间接说明邵弥之里。陆墓位于苏城北郊阳澄湖西，明清为长洲县辖镇，与金墅相距30里许，“陆墓镇，县北八里，以有唐陆宣公墓故名；金墅镇，县西北四十里”。[25]陆墓因镇北有唐宰相陆贽墓，故名。1993年改名陆慕镇，今属苏州市相城区。
根据以上诸条出自圣叹本人笔下的史料，笔者以为其籍贯长洲说较之吴县说似乎理由更加充分，虽然还不能够确定其祖居究竟在金墅镇还是陆墓镇。
注释：
①附郭，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用语，指县政府治所与州、府、省等上级政府机构治所设置于同一城池内的状态。
②乾隆《苏州府志》卷40《选举五·贡生》：“张涵(涵西)，副榜贡；朱之枚(念箴)，副榜贡，俱四十七年。”
③乾隆《乐亭县志》卷七《官师》“张景崧，吴县进士，康熙五十九年任”。
④朱元璋吴元年(1367年)以在城四隅分隶两县，吴县割西南、西北二隅，以东南、东北二隅属长洲县。参明嘉靖昆山郑若曾《江南经略》卷二上《吴县境考》、卷二下《长洲县境考》，《四库全书》本。
⑤周亮工：《扬州梦传奇引》“余与留山交二十年”，嵇永仁：《扬州梦》传奇卷首，康熙十年葭秋堂刻本。
⑥扬雄《法言·先知》：“田亩荒、杼轴空之谓斁。”晋李轨注曰“民厌苦也”，斁指败坏。朱熹《诗集传》认为《简兮》是“贤者不得志于衰世之下国，而思盛际之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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