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
——由译词的确定过程看革命对象的固化
徐天娜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共产党宣言》在东亚的知识旅行,马克思主义中用以描述革命对象的“Kapitalist(en)”(资本家)和“Bourgeois(ie)”(资产阶级)概念进入中国语境,并在1920年以后迅速成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概念中国化的过程,它的东传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文本的知识旅行,还有肇启亚洲革命的作用。随着《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的变迁,“Kapitalist(en)”和“Bourgeois(ie)”的译词及其内涵也经历了从突出道德、社会、经济内涵向突出政治阶级斗争的转变,与之对应的是不同时期中国革命者关于中国革命对象的不同描述。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资本家;资产阶级;革命
1848年2月,马克思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政治革命宣言——《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伦敦一家私人住所被印制出来,从3月开始,这本薄薄的德文小册在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等国秘密散发。到“巴黎公社”前后(1871-1873年),《宣言》至少被译为六种文字、九个版本在欧美传播。
19世纪末,《宣言》漂洋过海来到东亚,率先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主编的中文刊物《万国公报》中留下身影。在《万国公报》所载《大同学》一文中,可见《宣言》中的只言片语。该文在《万国公报》1899年第121、123期上发表时,署名“英国学士企德著,李提摩太(李菩嶽)译,上海蔡尔康芝绂撰文”。
1904年11月,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KōtokuShūsui,1871-1911)和堺利彦(Sakai Toshihiko,1871-1933)以1888年萨缪尔·摩尔(SamuelMoore)英译本为底本翻译的首个日文版《宣言》(第一、二、四章)在东京《平民新闻》周刊发表。1906年堺利彦补译了《宣言》第三章,全文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① 关于《宣言》首个日译本的诞生过程,可见大村泉:《幸德秋水/堺利彦訳『共産党宣言』の成立·伝承と中国語訳への影響》,载《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2009年第603期,第1-13页。
1908年3月,中国留学生民鸣(署名)依据1906年日译本翻译的《宣言》第一个汉译本(“序言”和第一章)在刘师培(1884-1919)、何震(1886-?)夫妇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上发表。4年后,《宣言》第一部分又经同盟会员陈振飞翻译,以《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为题在广州同盟会员所办《民生日报》连载。1920年8月,陈望道(1891-1977)以1906年日译本为底本翻译的首个汉语全译本《宣言》在上海出版,它的诞生,标志着《宣言》在中国正式落地生根。
肿头龙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当时，古生物学家在蒙大拿州东南部发现了一具颇具特点的破碎的化石，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20年，古生物学家又在怀俄明州发现了一块奇特的化石，化石的一些特征与以肉为食的伤齿龙很像，于是古生物学家将这具新发现的恐龙化石命名为怀俄明伤齿龙。
以上大致为《宣言》在西、日、中的跨文化际知识旅行线索。《宣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概念中国化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中用以描述革命对象的“Kapitalist(en)”(资本家)和“Bourgeois(ie)”(资产阶级)这组概念,伴随《宣言》在东亚的知识旅行进入中国语境,并于1920年以后迅速成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宣言》汉译本的版本变迁,这组概念的汉语译词及内涵亦发生变化。《宣言》东传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文本的知识旅行,它还有肇启亚洲革命的作用。与《宣言》中这组概念译词的变迁紧密对应的是,因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导致的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对中国革命对象描述的变化。对《宣言》的研究和解读,不仅能反映概念跨语际、跨文化的实践过程,而且能揭示不同时期中国革命者的革命策略,有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进程。
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关于《宣言》汉译本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构成文本的语言和概念。这些研究或从宏观视角对译词进行概括、总结,或聚焦于某一译本或与之相关的底本,讨论译词的变化,为《宣言》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① 如陈力卫通过对《宣言》翻译版本的研究,指出了《宣言》汉译本“译词的尖锐化”问题(陈力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二十一世纪》2006年总第93期);陈红娟通过概念厘定与译本甄别的方式,对《宣言》汉译版本进行了考证,并考证出了陈望道译本初版的精确时间(陈红娟:《概念厘定与译本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陈红娟:《版本源流与底本甄别: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文本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刘孟洋“从语言接触与互动的视角,以中日两国早期译介的《共产党宣言》为语料,在文本比对的基础上,共时地考察了中日两国早期译本的术语互动,同时还历时地探究了我国早期译本中术语的嬗变过程”,基本上廓清了“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生成过程”(刘孟洋:《从〈共产党宣言〉早期译介看中日间术语的互动》,《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其中陈力卫、刘孟洋等人的讨论均已涉及《宣言》中“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翻译情况,但较简略,较为详细的研究有:邱捷讨论了陈振飞译本中把“bourgeoisie”译为“绅士”的原因(邱捷:《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刊载的〈共产党宣言〉译文》,《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梁展分析了幸德秋水日译本中为何以“绅士”和“绅士阀”翻译“bourgeois”和“bourgeoisie”的历史语境及其被民鸣译本继承的经过(梁展:《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衡报〉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本文在充分吸收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从词语翻译和概念生产的角度再作一番探讨,以期拓宽和推动《宣言》文本的研究。
一、《宣言》中的“Kapitalist”和“Bourgeois”及其汉译词的诞生
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产生了1848年以德文出版的《宣言》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 。在这个具有革命纲领性质的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Kapitalist(en)”(资本家)和“Bourgeois(ie)”(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宣言》在传播过程中,人们对这组概念核心意涵的理解,因跨文化际的翻译实践产生了偏差。
陈望道虽然在译本中明确地指出“有产者”就是指德文原文中的“bourgeois”,但是与“有产者”一词相比,他在译文中更多地用了“资本家”这个词,其数量之多为所有汉译本之最。据笔者统计,陈望道译本中以“资本家”一词对译“Bourgeoise”的有7次、对译“Kapitalisten”的有5 次、对译“Bourgeois”的有13 次、对译“Bürgerlichen”的有15 次、“Bürgerliche”的有14 次,对译“Bürger”的有 2 次。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在浙江之江大学学习,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和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和法律等。留日期间(1915-1919年),陈望道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和堺利彦等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望道回国,1920年春应《星期评论》的约请着手翻译《宣言》,其首要任务是向普罗大众普及《宣言》的内容,继而达到激发民众参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目的。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陈望道以1906年日译本为底本译出了首个完整的《宣言》汉译本,并于1920年8月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刊出。
到18世纪末,“capitalist”一词已多被用来指公共债券、有价证券及现金流动投资的拥有者。但由于这些人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常常与其自身的贪婪挂钩,使得 “capitalist”声名狼藉,带有贬义。③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39-240页。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19世纪成为关于“capitalist”讨论的全盛期,其概念内涵越来越丰富。1823年,在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著作《茶话》(Tabletalk )中,“capitalist”的词义得以延伸:“capitalist……拥有其需求的劳力”,体现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雇佣关系。两年后,英国社会主义作家霍奇金(Thomas Hodgkin,1798-1866)在其著作《劳方对资方主张之辩驳》中广泛使用了“capitalist”这个词(笔者统计,使用达79次之多),且被看成是“labourer”(劳动者)的天然对立词。④ 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79页。
霍奇金认为,资本家处在生产食物者与制造衣物者之间、制造工具者与使用工具者之间,他们既不制造也不使用,却是将这些生产挪为己有。而劳动者为了生存下去只会接受,也只能接受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产品归地主(landlords)所有,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劳动者生产的所有劳动产品的其他剩余部分则是以利润的名义流向资本家的。⑤ Tho mas Hodgkin,“Labour Def ende d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1825,”New York:Kelley,1969.
1847-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将“capitalist”以德语形式“Kapitalist”写入《宣言》中,使它获得了特殊意义。此后,这个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频繁出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一个无可替代的基本概念。伴随马克思对“Kapital”(资本)和“Kapitalism”(资本主义)的意涵越来越明确的区分,“Kapitalist”大致形成了三个主要意涵:其一,“在生产者之间,被视为无用但具有掌控能力的调解人”;其二,“亦可解释为劳工的雇主”;其三,“或定义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⑥ 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80页。 “Kapitalist”除被用来描述一个被马克思称为“资本家的时代”(the capitalist era)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外,它还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即“将capitalist的形容词的用法延伸扩大,用来描述整体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所主导的社会)或是社会的特色。”⑦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82页。
尽管“资本家”这个词“经过马克思的改造以后才获得了比较确定的含义而被广泛使用”,但在185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要使用的是“Bourgeois”(资产者,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词。⑧ 王浩斌:《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 这也是《宣言》中“Kapitalist”与“Bourgeois”的词义有很大重叠并在某些情况下会使人产生困惑的原因,二者虽然在用法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但于马克思而言,它们在意涵上存在差别。马克思认为把“非城市”(non-urban)的“Kapitalist”(如经营农业的雇主或者资本家)看成是“Bourgeois”,并且保有残存的“城市意涵”(urbansense)的看法是存在问题的。“Kapitalist”被用来描述一种生产模式,体现的是经济领域中的雇佣关系,而“Bourgeois”则被用来描述一种社会形态。①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82页。
“Bourgeois”是法语词“burgess”被英语化的结果,“burgess”最早源自古法文“burgeis”和中古英文“burgeis”“burges”“borges”,意指自治市的公民、市民。②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71页。 据法国历史学家雷吉娜·佩尔努的论述,“bourgeois”一词首次出现在1007年的一份特许自治证书中,其“词根本是日耳曼语,后来逐渐演变成一个典型的法文词,致使后来的各种语言的译文都是近似而已。……中世纪初期,‘burg’是指城堡,而住在城堡里的人便称为‘bourgensis’。但是,从11世纪起,‘bourgensis’(资产者、市民)就单指城市里的居民了,而城市也不再必然是城堡。这个词变成了双义词,并在法语中保存下来。它既指住在城堡里的人,又指住在城堡外边居民点的人。”③ 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从发端到近代》: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页。
显然,“bourgeois”的发展与城市的特定地理空间及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尤其15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人口向城市变迁,生产与消费逐渐集中到交通便捷的城市,经济活动从封建庄园向现代城市转移”,从而使“居住在乡村的贵族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衰落”,“城市市民阶级势力壮大”。“Bourgeois”的出现、发展和壮大促使“封建社会转型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④ 王浩斌:《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第153页。 ,在这个过程中,代表旧势力的贵族对他们并不友好。17世纪以来,由于“bourgeois”参与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增强、与商业贸易(trade)的紧密关系以及常常暴露出贪恋的欲望和浅薄的见识,遭到当时社会上层——贵族的鄙夷和轻蔑。在“旧欧洲”⑤ 德国政治学家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认为1800年前后是新、旧欧洲的“门槛时代”,在这前后很多概念发生重大转折。后来这一说法被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 leck,1923-2006)进一步阐释为“马鞍时代”(德语为“Sattel zeit”,英语为“saddle period”,这个“鞍型期”可以理解为转型期或者过渡期),不过时间是从1750年到1850年。参见Melvin Richter,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1995,pp.36-37。,贵族对知识拥有绝对的解释权,因此关于“bourgeois”的内涵在贵族们的诠释下带有贬义。其实根本原因是,“bourgeois”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对贵族的地位都构成了威胁。
从18世纪开始,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个人的高度流动打破了原有的阶层壁垒,“bourgeois”的人数与日俱增,逐渐变成了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处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他们在政治上也有了相应地要求。社会等级划分的天然性说法不再具有合法性和解释力,到18世纪末,以土地为权力来源和主要财富的贵族的地位逐渐被新兴的以商业财富为主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所取代。⑥ Georges Lefebvre,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
与此同时,“社会”“阶级”“国家”等一大批现代概念出现,对社会的语言性描述的巨大变化也标志着社会思想和社会结构本身的巨大变化。加之所谓“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概念的“民主化”⑦ 科塞雷克认为判定一个概念是否是基本概念有四个标准,即“时间化”“政治化”“民主化”和“意识形态化”(Melvin Richter,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Critical In troduction ,p.16)。特征凸显,话语能力不再是社会上层群体的专有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bourgeois”被贵族和哲学家们所附加的贬义内涵已不具普遍性,甚至成为“civil”的同义词。
民鸣译本虽为公认的首个《宣言》汉译本,但它是在日本出版的,是“中日革命者1907-1908年在东京密切交流和合作的产物”。④ 梁展:《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衡报〉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而1912年陈振飞译本才是在中国本土发表的《宣言》第一个汉译本,在译词的选弃上已开始有意识地结合中国的政治形势了。
断路器指的是能够开断、关合、承载线路中处于正常工作的电路中的电流，并能在规定时间内，断开和承载开断异常回路下线路中电流的开关装置。断路器的应用十分广泛，我们可以利用它对电能进行分配，启动异步电动机（频率较低），对电动机和电源线路提供应有的保护等。同时当它们自身发生短路或过载等故障时，断路器将会自动切断回路使电路成为断路而停止工作，能达到熔断式开关的组合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利用断路器对故障的电路进行分段时，并不需要对零件进行变更。按照断路器的使用功能我们可以将断路器分为：低压断路器、高压断路器，通常情况下我们将 3kV以下的电路中使用的断路器称之为低压断路器。
在《宣言》中,德文词“Bürgerlich”与后文将要论述的“Bourgeoise”一词的意思基本相同,出现的频率也基本一致。它和法文词“bourgeois”在英文中均被译为“bourgeois”,致使英文词“bourgeois”(资产者,指大工业时代资产阶级中的单个成员)的用法变得混淆不清,难以界定。②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71、72页。
19世纪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优势时代,也是“bourgeois”的意涵变得更加复杂的时代。尤其马克思为“Bourgeois”赋予了特殊意涵以后,这个词变得更加难以理解。马克思根据“Bourgeois”早期的用法,为它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即“范围涵盖了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及与日俱增的中产阶级(由商人、企业家和雇主所组成)”。③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73页。 但马克思所说的“中产阶级”显然与“middle-class”这个概念有差别,后者的意涵范围更广,同时包括了“Bourgeois”及更早的“citizen”“cit”“civil”等多个词汇所指涉的意涵④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74页。 ,所根据的是传统社会中的纵向阶级分层,无法用来描述19世纪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近代概念,由“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概念转变而来。18世纪以来,“在德国思想家的历时性反思中,市民社会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断裂”,在这点上,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诠释有着关键作用。他“不再简单地”“把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文明社会或者政治共同体,而是透过深厚的历史哲学思索,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区别开来,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它的成员也不是‘国家公民’(以区别古代和启蒙时期的公民概念——civilis),而是单个的私人或个人,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不再是古代共同体式的共同情感,而是外在的利益关系。”“于是,古代希腊的政治伦理意义上的‘citoyen’——公民,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bourgeois’——布尔乔亚——式的自私自利的小市民,这个社会阶层在法律上与贵族、僧侣相对,成为第三等级,即资产者或市民等级。”这种转变“从而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提供了深远的思想资源。”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从市场经济社会的角度,发现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形成了一个‘私人的等级’,从而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私人的领域’。”他超越了黑格尔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形成了关于阶级社会的认识,完成了从市民等级到资产阶级在论述上的转变的任务。⑤ 参见王浩斌:《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第41、37、41、156-157页。
成千上万匹蒙古马聚集在一起，呼啸奔腾，那是一幅奔腾的美、力量的美交织在一起的奇异画面。如今，经过历史的沉淀与实践的熔铸，“蒙古马精神”已融入各族人民的血脉，成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重要精神源泉与纽带。随着时代的发展，“蒙古马精神”的内在价值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弘扬“蒙古马精神”，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
在《宣言》中,与“Kapitalisten”关系最为密切的概念应为“Bourgeoise”(资产阶级)这个词,但它最开始也是一个法语词,至少在18世纪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受贵族和哲学家们所蔑视的贬义词。马克思在《宣言》中给“Bourgeoise”赋予了新的特殊意涵,将它作为“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直接对立词,使其置身于天然的阶级对立关系中。
马克思认为最初的“Bourgeoise”是从中世纪初期城市中的城关市民这个等级中发展而来,在工业革命中俨然成了“millionäre”(富翁)在新时代的代名词。对马克思而言,作为社会、经济的“Bourgeoise”与“Kapitalisten”在意涵上是有明显区分的。正如马克思中所论述的,“Kapitalisten”是用来描述一种生产模式的,体现的是经济领域中的雇佣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一个Kapitalist(资本家)“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因为资本① 马克思为“Kapital”(资本)一词赋予了十分明确而又排他性的含义,即“资本就是生产资料”。 并非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② 《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虽然马克思在《宣言》中首次提到“Kapitalist”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指出这个词就是“资本的所有人”这一意涵。③ 在“Kapitalist”这一意涵没有得以确定之前,马克思使用的是“kapitalistis che Produkti ons form”(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这个词组,直到《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在明确界定“资本”概念的内涵的同时,“完成了对资本家概念的改造,并且大量使用这个概念”,即明确定义了“资本家”,“即资本的代表,资本的人格化”。同时,“在经济学的分析中,马克思用‘资本家’这个更为科学的术语替换了‘资产者’、‘资产阶级’这些含义不够明确的用语。”因此,“马克思原来所用的‘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等用语至此就变成了‘资本家生产方式(德文的表述是kapita list Produktion)’、‘资本家社会’(德文表述是kapita list Gesells chaft)。”(参见王浩斌:《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第185-186页) 而“Bourgeoise”也被用来描述一种社会形态,其包括的范围更广。加之它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直接相关的法语词,在各种语言交流中其词义、用法也非常复杂,并不好界定。不过,“Bourgeoise”与“Kapitalist”的内涵的最大公约数在于,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以及利用它们作为追求利润的观念。
一言以蔽之,在“五四”前后,“资本家”完成了其从自然状态下的基础概念向社会状态下的复杂概念的转变过程,且被赋予了极强的社会道德感和政治批判性,其深层意涵在社会状态下得以实现。应该说“资本家”概念在“五四”前后的这种概念定义的新旧流转过程是颇具革命性的,这个过程也是概念本身现代化及其新内涵社会化的过程。
因此,当19世纪末,《宣言》中的这几个概念途经1888年英译本传到日本时,日本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困惑及对其内涵理解的隔阂是可想而知的。结果是,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只能取原词与译词的最大公约数,这样一方面就忽略了马克思原文中概念的某些内涵,另一方面则又附加了某些新的内涵;同时也无法得知这些相近概念之间的内涵和指涉在被英译本统一化处理之前的细微区别。
实际上,西方语境中的“capitalist”一词进入日语的时间在《宣言》之前。明治中期,日本知识分子为翻译西方现代概念“capitalist”,借用中国古汉语词“资本”,同时复兴了后缀构形成分“家”和“者”等,创制出“資本家”“資本者”等新汉语译词。1904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翻译《宣言》时,采用了“資本家”这个翻译。民鸣译本沿用了日译本的翻译,首次将《宣言》中这个概念引入中文语境。但在民鸣译本及其之后的陈振飞译本、陈望道译本中,“capitalist”与“资本家”的对译关系并非绝对。当时汉语词“资本家”的意涵并不明晰,社会各界对其意义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民鸣译本中,“资本家”出现在三个地方,其中有两处对应德语原词“Kapitalisten”,一处对应德语原词“fabrikanten”,如表1(见下页)所示。
那些未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运用模拟仿真技术的人如今都会有些失落：毕竟效率对公司的竞争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便是中小企业也不能置身事外。一旦有了正确的支持，预想中的困难很快就能迎刃而解。
表1 “资本家”一词与德语原词的对应关系
陈望道一方面根据河上肇的翻译方式把“bourgeois”翻译为“有產者”,明确译出了1888年英译本中恩格斯的注解:“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原文bourgeois。”①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第1页。 另一方面又大量沿用“资产家”“绅商”这样的旧的日语译词:“在农奴制时代,农奴也还可以变成都市的公民;在封建专制治下,小资产家也还可以变成大绅商。”②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第20页。
传统的教学评价形式非常单一，学校评价学生的重要方式和标准就是考试和分数。一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把考试结果作为评价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手段，这一现象在初高中学段尤其常见。于是，学校的主攻目标就变成了争取高分、追求排名和提高升学率。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考试成为教育的指挥棒，为升学服务的应试教育给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堺利彦在1906年对他和幸德秋水之所以使用“绅士”和“绅士阀”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解释:“这里被我们翻译成‘绅士阀’的原型是‘Bourgeoisie’。它的含义涵盖了如‘资本家阶级’、‘富豪阶级’、‘上流社会’和‘权力阶级’。我们下面用‘绅士’或‘绅士阀’所表达的含义,原型正是‘Bourgeois’,其含义和我们上面所解释的正好相符。这种解释方法我们是首次在《共产党宣言》中运用的,现在社会主义者当中,它们已经成为流行的术语。”② 堺利彦:《科学社會主義》,载《社會主義研究》1906年第4号,第269页。
“Bourgeois”最初在汉语中也没有确定的翻译形式,幸德秋水和堺利彦译本中的用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用词基本上都是仿效他们及其他日本学者的译词,同时经过改造引入汉语中。“Bourgeois”的汉语译词在当时有“富豪”“富绅”“资(赀)本家”“绅士(的)”,等等。如宋教仁就用了“富绅”这一译词:“世界者,人类共有之世界也。现世界……形成二大阶级,掠夺者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iats之二种也。”① 犟斋:《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民报》第5号,1906年6月,第79页。 但也有很多人是反对使用“资本家”“绅士”“绅士阀”等这样的日译词的,朱执信便是其中之一。他启用了汉语固有之名词“豪右”,认为“赀本家所有赀本,其为豪右,固不待言。然如运用赀本之企业家之属,亦当入豪右中,故言赀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绅士,则更与中国义殊,不可袭用。故暂赐以此名。”并指出:“社会革命的主体是细民,其客体为豪右。”② 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1906年6月,第52-53页。 作为革命的对象,“富绅”所凸显的是对于财富的占有和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双重内涵,几乎脱离了“Bourgeois”原有的内涵。而“豪右”一方面体现出对资本占有者的性质,另一方面含有地方势力垄断的意味,同时也能避免日译词“绅士”与中国固有之名词“绅士”相互纠缠,虽然也不能反映出“Bourgeois”在西方语境中的意涵,但这个译词的指涉和革命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晰的。
然而,中国学者新造的译词并未被广泛认可,1908年民鸣译本中依旧沿用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译词“绅士”和“绅士阀”。但“绅士”“绅士阀”等日译词确实容易在汉语中产生混淆,刘师培在民鸣译本后不得不加以说明:“绅士阀,英语为Bourgeoisie,含有资本阶级、富豪阶级、上流及权力阶级诸意义。绅士英语为Bourgeois,亦与相同。然此等绅士,系指中级市民之进为资本家者言,与贵族不同。犹中国俗语所谓老爷,不尽指官吏言也。”③ 见民鸣译:《共产党宣言》,《天义》第十六至十九卷合刊(春季增刊)“译书”栏,1908年3月,第20页。
刘师培一方面是为承接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想提醒读者不要把现时的说法理解为传统的含义。他的这个理解扩大了“Bourgeois”的概念内涵和边界,显然与马克思原文中概念的指涉内涵差异较大。而强行联系到中国俗语中的“老爷”,则是概念在跨文化际知识旅行过程中添加的意涵。刘师培的目的在于强化概念的革命意涵,突出革命的对象。当时刘师培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在《天义》后期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但他们对于“阶级”概念的理解,尚处于传统分层社会中的“等级”与现代功能社会中具有“社会分工”和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类集团的“阶级”之间,所使用的“阶级”有时是治者与被治者、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等二分概念,有时候是以社会功能为基础的阶级分化概念,有时是马克思主义模式的概念,有时则是用以描述不平等的事实。无政府主义革命者们最初设想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种族、男女等各方面的革命,消除一切具有统治、压迫等性质和造成隔阂、不平等的“阶级”,构建一个“新社会”。后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对革命的理论描述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模式,“资本家”“绅士”“绅士阀”“资本阶级”“富豪阶级”等均被列为革命对象。
二、译词的转折：陈振飞译本和陈望道译本
13世纪末,“civil”首先出现在法语中,有“公民”“市民”的含义,到16世纪末,这个词以“civil society”的形式出现在英语中,随着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兴起,“civil society”所代表的“市民社会”开始“从政治社会走向市场社会”。与之相伴的是,“市民社会”一词“从英语中的civil society、法语中的Societecivile和拉丁文的civilissocietas一词,转换为德语中的bourgeoisie Gesellschaft,从 citoyen(公民)变成了 bourgeois(市民)。”① 参见王浩斌:《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第17、28-29页。 因此,“civil”有了同义德文词“Bürgerlich”和法文词“bourgeois”。
连载陈振飞译文的《民生日报》,创刊于1912年5月4日,发行仅一年半即被广东军阀龙济光以“乱党之机关报”的名义查封。邱捷认为,《民生日报》并非广东军政府或同盟会—国民党的机关报,而是一些同盟会员创办的商业化经营的报纸,其宗旨是宣传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政治立场在于支持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因孙中山本人一再称“民生主义”为“社会主义”,在创刊后的前五个月中,《民生日报》介绍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内容,而陈振飞翻译的《宣言》的第一部分是其中“最耀眼的亮点”。陈振飞并没有受到民鸣译本的影响,所依据之底本乃1906年日译本。① 邱捷最早提出这个观点。参见邱捷:《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刊载的〈共产党宣言〉译文》,《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如表1所列关于“manufacturer”一词的翻译,日译本中是“制造家”,民鸣译本中是“资本家”,而大量使用“资本家”一词的陈振飞译本中却照旧使用了“制造家”:“又劳动者,因被制造家之掠夺,卒至以现金为赁银,则彼更为资本家而外之地主、小贩商人等之所利用。”同时,1906年日译本中“制造家”还对应英语词“bourgeois”(资产者),陈振飞译本亦照搬。② 陈振飞:《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载《民生日报》1919年10月19日。
在陈振飞译本中,“资本家”的使用量骤增——日译词“绅士阀”全部被“资本家”取代③ 日语译词“绅士阀”在汉语中并未彻底消失,如在《新青年》中,据笔者统计,“绅士阀”一词总共出现过14次,其中有两次与“资本家”相连,组成“绅士阀资本家”这个词组。 ——“资本家”不但是“capitalist”的译词,也是“Bourgeoisie”的译词。 不过,陈振飞译本还保留了“绅士”(Bourgeois/bürgerliche)和“绅士社会”(bürgerlichesocial,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翻译形式;并出现了“绅士阶级”(Bourgeoisklasse,“资产阶级的”)这样的新译词。
陈振飞这样翻译的原因可能有:其一,他已经意识到,把日译本中的“绅士阀”引入中国语境是不恰当的,容易与中国固有词汇产生误会。相比而言,日语反借词“资本家”在当时中国一些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已开始流行起来,“资本家”所包含的对于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生产关系中的主导方及对于财富的拥有等意涵,更能表达马克思主义中那种二元对立的阶级性质。加之“bourgeoisie”与“capitalist”之间本来就存在很多语义上的重叠,用“资本家”翻译这两个概念都是可行的。其二,保留“绅士”的理由,则与当时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有一定相似性。在当时中国一些所谓“绅士”“绅商”“士绅”等身上也表现出那种与日本“绅士绅商”类似的特质——“自私自利和恶俗不堪”。因此,陈振飞译本结合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一些实际情况,把“资本家”和“绅士”以及“绅士阶级”视为革命对象。
只是,《民生日报》是一份地方小报,影响力小,且发行时间不长,陈振飞译本及报中所刊载的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对外界的影响并不大。此后几年中,中国知识界关于《宣言》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寥寥无几。而同时期的日本,早在1910年夏发生的“大逆事件”之后,幸德秋水等人被捕,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进入低潮,包括《宣言》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文献都被日本政府严厉禁止发行。直到1910年底,社会主义文献在日本才逐渐重见天日,然而唯独《宣言》依旧被禁止发售。④ 石川祯浩:《关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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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和《宣言》在东亚传播的新的契机。对日本而言,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影响。“一战”后日本的胜利,一方面使日本工业飞跃发展、独占亚洲市场;另一方面日本工场劳动者人数大幅度增加,而劳动者的生活却相对艰苦,劳资冲突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思想界开始讨论这些社会问题,还诞生了很多译介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如1919年三木清(MikiKiyoshi,1897-1945)创办的《改造》《我等》,河上肇(Kawakami Hajime,1879-1946)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等。① 大和田宽「1920年代におけるマルクス主義の受容と社会科学文献」、『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No.617、2010年、第54頁。
相比而言,河上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述对中国学界产生的影响更大。尤其是他在《社会问题研究》上发表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マルクスの唯物史観』)这两篇文章。两文中河上肇翻译了《宣言》中的部分内容,并且为术语“Bourgeois”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日语对译词——“有產者”,相应地,“Bourgeoisie”被译为“有產者階級”。② 《河上肇全集》10,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第234-309、339-347页。
学生甲：用4个同样的原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边长8厘米的大正方形，如图2，这样原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大正方形面积除4列式为8×8÷4=16(平方厘米)。
当初,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使用后缀形式“阀”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古汉语中,“阀”有“谱系”“出身”“家世”“家族”“氏族”等含义;而在近代日语中,它被用来表示政治经济领域“团伙”“宗派”和“派别”。③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351页。 二是幸德秋水认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却堕落成一个由形形色色排他势力相互勾结、相互争夺而形成的社会——‘阀的社会’:党阀、财阀、门阀、宗阀和 学阀。”④ 梁展: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衡报〉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直到“一战”后,日本工场劳动者的数量骤增,为体现这个群体“无财产占有”这一现状,河上肇在翻译《宣言》时,弃用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曾精心选择的、且一直流行的译词“平民”,为“Proletarier”和“Proletariat”重新创制了“无產者”和“无产階級”的翻译形式。“者”是一个复兴古汉语词的现代后缀构型成分,具有对人进行群体划分的功能。“阶级”亦是如此,但它比“者”所代表的意涵更复杂和抽象。为达对应效果,河上肇也废弃了“Bourgeois”和“Bourgeoisie”的盛行译词“绅士”和“绅士阀”,改为“有產者”和“有產者階級”。“有产”和“无产”的使用,突出了财产有无的状况;而“阶级”的启用,也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中“两大对抗阶级”的形成的论述。
河上肇的译词很快就被中国学者借用到汉语中。陈溥贤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中直接使用了“无产者”和“无产阶级”“有产者”和“有产者阶级”这两组译词,未做任何改动。⑤ 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录“晨报”》,《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同时期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也毫不犹豫地直接使用了这两组译词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其后,这两组译词开始被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改造和使用。一个明显的结果是,他们把“有产者阶级”中的构形成分“-者”去掉,将这个词组缩略成“有产阶级”。而最早使用“有产者”和“有产阶级”去对译“Bourgeois”和“Bourgeoise”的是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西方社会类文章的汉译本,如李汉俊翻译的《女子将来的地位》⑦ 汉俊译:《女子将来的地位》,《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期。 、袁振英翻译的《民族自决》和《过渡时代的经济》⑧ 震瀛译:《民族自决》,《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3期;震瀛译:《过渡时代的经济》,《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期。 等文章。在中国知识分子依据日译列宁著作的第一批汉译本中,也使用了这组新词。不过,总体而言还是陈望道译《宣言》在当时的影响最大、最广。
有轨电车交叉口通过能力计算需要综合考虑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的影响，一般通过人工计算较为困难，但在目前尚无成熟的仿真软件模拟有轨电车的通行能力，因此在前期设计中，一般会结合轨道交通的模拟仿真软件和道路交通的仿真软件来估算有轨电车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1792年,英国农业经济学家阿瑟·杨格(ArthurYoung,1741-1820)在《法兰西旅游》(Travelsin France )中把名词“capital”变为“capitalist”使用。杨格是货币数量论的坚定拥护者,他在遵守英语构词法基本规则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变更使用了“capital”一词,但“capitalist”所代表的意义却比较含糊,仅表示“资本的占有者”:“有钱人,或称‘capitalist’”。① 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出版社,2016年,第79页。 而在18世纪的欧洲,确指有钱人或富人有上百种说法,“capitalist”所指对象也并非是所有的有钱人。不过,“capitalist”在当时社会中被认为业已构成一个集团(group)或类别(category),甚至成为一个阶级(class)。② Fernand Braudel,“The Wheels of Commerce,”Civilizati on and Capitalism ,15th- 18thCentury ,Vol.I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92,p.235.
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开发的应用程序，是一个平台、多个任务，即该应用程序能执行多个任务，但只能选择Windwos操作系统这一个平台，而基于嵌入式系统平台开发的应用程序，既要能执行多个任务，又要能跨多个操作系统平台运行，这就要求嵌入式系统必须具有较高的可移植性能。
根据梁展的分析,“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将《宣言》中的‘Bourgeois’视为当时日本社会业已出现的富人阶层,并把表示‘Bourgeois’状态和群体的‘Bourgeoisie’视为造成富人阶层产生的某一社会集团——‘紳士閥’:按照幸德秋水的看法,统治当时日本社会的是由少数人组成的‘藩阀集团’,他们控制着国家并从自己发动的日俄战争中获利。”梁展将他们这种翻译行为背后的原因解释为:“凸显了二人在看待当时日本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上所持的道德立场”。日俄战争以后,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希望在日本构造出一个强大的新的中等阶级(包括官吏、职员、教士和店员),来对抗“绅士阀”和“资本家”所造成的社会分裂。① 梁展:《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衡报〉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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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译本中,“bourgeois”除了被译为“有产者”“资产家”“绅商”外,还有两处被分别翻译成“财主”和“富豪”:“他们不但做了有产阶级底(德文本:Bourgeoisklasse;1995汉译本:资产阶级的)奴隶,有产阶级(德文本:Bourgeoisklasse;1995汉译本:资产阶级的)国家底奴隶,并且时时刻刻做了机器,稽查,乃至制造家财主(德文本:Bourgeois;1995汉译本:资产者)个人底奴隶。”③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第13页。 “当时,有产阶级(德文本:Bourgeoise;1995汉译本:资产阶级的)为了政治上的目的,煽动全国的劳动者,并借重他们的力量。劳动者在这时期里,攻击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是敌人底敌人;就是专制政体底遗物,地主,产业以外的富豪(德文本:Bourgeois;1995汉译本:资产者),小富豪(德文本:dieKleinbürger;1995 汉译本:小资产者)等。”④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第14-15页。
德语中“Kapitalist”(复数“Kapitalisten”)一词,被首次使用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宣言》中。该词由英语词“capitalist”(资本家)转化而来。“Capitalist”产生的时间大概在17世纪,18世纪中后期变得众所周知。不过,“Capitalist”的词性在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中依然是形容词,作为名词的特质尚未被发掘③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39-240页。 。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宣言》英译本中,德文本中的法语词“Bourgeois”和德文“Bürgerlich”都被翻译成英文词“bourgeois”,而日译本中对它们又没有明确的区分,陈望道也没有见过《宣言》德文原版,更不了解当时这些词汇在欧洲语境中的复杂内涵和细微差别,他所依据的只是日本知识分子们的翻译结果;二是当时中国语境中“资本家”的概念和意涵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五四”时期中国语境中“资本家”的概念化实践与世纪之交“资本家”初出时的概念化实践之间已有巨大差异。在“五四”之前,人们通常把“资本家”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和列强对华的资本入侵联系起来。此后,它被马克思主义者们频繁地用于解释和批判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时又把矛头指向国内,两者都处在经常性的变动之中。“五四”之后,“资本家”被不同社会群体再定义,经历的再概念化过程不仅打破了它作为一个一般性概念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且使它拥有了作为一个指涉特定价值意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政治概念。
光伏发电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项目，推广于民，是一项造福大众的工程。进行类似光伏发电推广这样的环保能源项目，将有利于我们贯彻落实国家“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改革目标，有利于我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因此，我们认为，利用楼顶空闲空间光伏发电并入网的项目，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由于“Bourgeois”词义本身的复杂性使它的使用在英文上遭到抗拒,同时又无法找到真正合适的英文词来替代,所以当《宣言》被翻译成英文时,马克思所使用的这个词只能被重新还原为英语词“bourgeois”。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译本的序言中明确解释了“bourgeois”及其对应概念“proletariats”:“资产阶级是占有社会生产资 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生产资 ,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 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客体。而与之相近的“Bourgeoise”和“Bürgerliche”“Bürgerlichen”也都被译为英语词“bourgeois”;具有群体性特征的“Bourgeoisie”依旧被译为“bourgeoisie”;“Kapitalist”及其复数“Kapitalisten”被还原为英语词“capitalist”和“capitalists”。
在这个意义上,陈望道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中的“资本家”概念,问题只在于他不能有效区分“bourgeois”与“kapitalist”之间的差别,其用词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语境下所发生的一般性情景的描述。可以说,陈望道译本中尽管存在着对“资本家”泛用的情形,但也承担了把日译词“绅士/绅士阀”转化成中国语境中新译词“有产者/有产阶级”的任务。
2015年10月，李克强总理指出，我国当前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政府工作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提出“双创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新旧动能转换，创新是第一推动力，要“以创促转”，以创新创业促进转换的进程。新旧动能转换，为经济增长提供突破点，为双创的大力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对图书馆的双创服务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因此，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图书馆界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的双创服务日益成为焦点。
与“bourgeois”的翻译情况相似,陈望道关于“bourgeoisie”和“bourgeoise”两个词的翻译也是不确定的,在英译本中前者译为“bourgeoisie”,后者译为“bourgeois”,日译本中两个词都被翻译成“紳士閥”,在陈望道译本中则有“资本家”“资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有产阶级”等形式。 与以上三个词的译法差不多,“bürgerliche”(资产阶级)和“bürgerlichen”这两个词,在英文中都被翻译成“bourgeois”,最初被日本学者译为“绅士(的)、绅士阀”,陈译本中则有“资本家(的)”“有产阶级”和“资本阶级”等翻译形式。 “bürger”一词的英文翻译是“citizen”,1904年日译本中被译为“紳士”,陈望道译本中则依然使用了“资本家”这个词。
由于《宣言》自1848年发表之初就是一份政治革命宣言,又是各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的指导纲领,有着广泛的影响力。陈望道译本作为第一个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宣言》汉语全译本,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译词的变化上,都具有分水岭的特点,对马克思主义术语/概念在汉语中的表达和传播产生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陈望道给很多重要概念所选取的译词也成为后来众多译本译词的母版。
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陈望道译本的面世,可以说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命运。对于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文本而言,《宣言》的译词变化尤其体现了其后的社会—政治诉求。
1920年8月和9月,陈望道译的《宣言》汉译本先后出版了第一版和第二版,与此同时,由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杨明斋和施存统于1920年8月间组建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逐渐壮大,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定稿。在马克思《宣言》影响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由“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部分构成,文中“资本家”是“无产阶级”要革命和打倒的主要对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① 《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但没有出现“有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其任务就是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三、“资本家”与“资产阶级”的固定
在20世纪头20年,日本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区别于其政治含义)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发挥着中介的作用。陈望道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所据资料大多为二手或三手资料,在摒弃了一部分日语译词后,又不自觉地继续使用了另一些日语译词。
但是到20年代中期,在苏联和欧洲受教育的学生开始承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也即从此开始,日本的中介作用越来越小,中国革命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概念汉译词的选弃、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对革命道路的规划都开始向苏联靠近。
早在1919年前后,随着“阶级”概念的流行和“阶级斗争”思想的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在有意识地改写“bourgeoisie”的原有译词了,他们用“资本(家)阶级”“有产阶级”“有业阶级”“资产阶级”这样一批以“阶级”为后缀形式的译词替换“绅士(阀)”“富绅”等。从现有文献来看,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等人是第一批使用这批新词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他们还是按照这些词的具体含义来理解的,对“bourgeoisie”本身的理解还是模糊的。
“资本阶级”并不是后来“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如在《天义》中使用的“资本阶级”这个词,据前文刘师培的解释,其范围较当时的“绅士阀”指涉范围小。在瞿秋白看来,所谓“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亦附属于其中。① 《通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4号,第8-9页。 而“资本家阶级”通常是西方语境中“capitalist”(资本家)的集团化表现形式的对译词。
前述“有产阶级”一词来自日本,“资产阶级”则是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有产阶级”的基础上改组而成,基本构型成分“资产”同样来自日语。“在古汉语中,早在纪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资’和‘产’组成的并列词就被作为一个语言单位而使用了。其含义同我们今天的日语词‘shisan’以及汉语词‘资产’没有什么区别:它可以用‘财产’、‘资金’等来替换。”而在近代日英词典中,来自古汉语的“資產”(shisan)被作为“assets”和“propertied”的释译词使用。20世纪初,日语中所使用的“资产”一词回流入汉语中,但它所裹挟的现代意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如在1907年的《汉译法律经济辞典》中,有这样的解释:“资本之财产,谓之资产”② 清水澄(Shimizu Kiyoshi):《漢譯法律經濟辭典》,东京:奎文馆,1907年,第421页。 ,造成该词在192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在汉语中流行起来③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357页。 。
早在1927年“资产阶级”被中国革命者改造之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它只是一个用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如1919年,梁启超(1873-1929)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其实各国各处大大小小的罢工,差不多每兴起总有一两起,……在这种形势底下,那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怎么狼狈情形,也就不难想象。”④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 同年,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1887-1947)在谈及西方儿童教育时说:“家族制度,权贵阶级,资产阶级,均可藉此打破,永无复活之机缘。”⑤ 沈兼士:《儿童公育》,《新青年》第6卷6号,1919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1895-1931)认为“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⑥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但是到1923年4月,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所使用的“资产阶级”,其指涉对象已是中国的特有群体了。⑦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这说明“资产阶级”这个术语的描述对象也从国外转向了国内。1923年6月,瞿秋白为明确革命的对象,特别撰写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他指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非由自力能渐展开及于‘世界’,乃由外铄自‘世界’侵渗而入中国”,虽然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不能抵抗外国资产阶级的入侵,“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这些对抗力之中,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现在只有民族主义的觉悟;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⑧ 屈维它(瞿秋白):《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除以上这些译词之外,还有糅合了“有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重新构造的“有资产阶级”这样的译词,如顾兆熊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的用例:“马氏所称的‘无资产阶级’Proletariat包含极复杂的群众。他们与‘有资产阶级’相对,并不能自成一个团体。”⑨ 顾兆熊:《马克思学说》,《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到1920年代中期,随着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摒弃了之前以“阶级”为后缀的译词,而依据读音为 “bourgeoisie”和“Proletariat”分别创造了新的译词——“布尔乔亚”和“普罗大众”。
在这些译词中,经过激烈的语词竞争,最后只有“资产阶级”一词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并最终成为“bourgeoisie”在汉语中的特定对译词被固定了下来。整个译词的选弃和竞争的过程,可以从当时新思想传播的重要刊物《新青年》进行观察(如图1所示)① 该图参照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一书中的相关图例制作而成的,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资产阶级”一词在1926年呈下降趋势并非使用的减少,乃《新青年》停刊所致。 。
图1 《新青年》中“资产阶级”取代“有产(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过程(1915～1926)
“资产阶级”虽然在1920年代就战胜了“有产阶级”“资本阶级”“布尔乔亚”等,获得了优势地位,但在1930-1932年华岗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宣言》汉译本中,依然使用的是“有产阶级”。文中翻译的恩格斯在1888年英译本中关于“bourgeois”的注释,与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翻译无多大差异:“有产者Bourgeois是指近代资本家的阶级,社会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及工银劳动的雇用者而言。”② 《共产党宣言》华岗译本,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印行,1932年,第9页。
直到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参照德文版翻译的《宣言》中,才全面使用了“资产阶级”。1938年译本于1943年8月由通晓俄语的博古根据俄译本重新校译经延安解放社出版,虽与之前的汉译本相比有很大差别,但关于“资产阶级”的具体翻译和使用已经定型,它与马克思《宣言》原文中的“bourgeoisie”建立了稳固的对应关系,且保持至今。
马克思在德文版《宣言》中使用的“Kapitalist”“Kapitalien”和“Kapitalisten”三词,它们在英译本中分别被译为“capitalist”“capitalist”和“capitalists”,在形式上除了单复数的变化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陈望道译本与1906年日译本的用词保持一致,全部以“资本家”对译,不过陈望道也在一处用到了“有產階級”的译法。③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第4页。
再对比1929年大田黑年男和早川二郎的日语白话文译文,三词的译法也与1906年幸德、堺利彦版本保持了一致。但是到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译本时,译法却有了明显区分,分别被翻译为:“资本家”“资产者”和“资本家”,并在1949年的定译本中得以延续。
德语原文中原本丰富的词汇丛在英译本中被同一化处理后,日语译本又由英译本转译,方式类似。毫无悬念,汉译本也采取了这种处理方式,甚至对单复数也不再进行区分。
《宣言》不同译本中这组概念(丛)的译词的变化,如表2(见下页)所示。
表2 《共产党宣言》不同译本中“资本家”“资产阶级”概念(丛)的译词对比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中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概念随《宣言》在东亚的知识旅行,先后进入日本和中国语境。相比而言,“Kapitalist(en)”的汉译词的定型过程相对简单,而“Bourgeois(ie)”则复杂很多。随着《宣言》汉译本的版本变迁,“资本家”和“资产阶级”这组同域概念本身也经历了从突出道德、经济内涵向突出政治、阶级斗争的对立性的转变。1904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为“Bourgeois(ie)”创制的日译词“绅士/绅士阀”,被在东京的中国革命者移植入首个《宣言》汉译本中。1919年前后,受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Bourgeois(ie)”的汉译词几乎都被改译为“有产者/有产阶级”。但是在1920年代,随着苏俄影响的深入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日本的影响被有意弱化,“资产阶级”成为新的译词。“资产者/资产阶级”更加突出资产占有状况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剥削性。因此,在1925年“五卅运动”和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资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严厉抨击和革命的对象。在1938年《宣言》汉译本中,“资产者/资产阶级”被全面使用,并在此后《宣言》译本中得到固定。与此同时,“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也被长期固化为中国革命对象。
词汇在漫长而复杂的跨语际、跨文化旅行中,是无法在各种不同语境中找到准确无误的对应词的,只能使用意涵近似而不致引起极大误会的词。从《宣言》汉译本中“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译词变迁来看,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精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特殊意涵,也没有为这些重要的术语找到与它们一一对应的可以涵盖其特殊意义和内涵的汉语。译词最后的固定化,反映出的是中国革命者经过反复取舍之后的革命思想及其革命主张。
云英岩化：主要发育在脉的边部，呈连续或不连续之带状或发育在脉内而呈巢状，可分为二个阶段：早阶段云英岩化，含黄玉、电气石、交代第一阶段钠长石，而被第三阶段钠长石所交代，白云母呈不规则状，石英他形粒状；晚阶段云英岩化，多呈脉状产出，白云母呈长片状，石英呈柱状，晚于第二阶段钠长石化。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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