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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894—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此，一般人了解不多，国内外学者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拟依据大量资料，对英国在甲午战争初期、中期、后期的活动影响（1894·5—1895·10）进行一些分析研究。
一、初期：力求维持现状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反政府起义，朝鲜国王李熙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也极力劝诱清廷出兵，清政府盲目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清军1,500人赴朝，日本乘机向朝鲜派兵万余人，抢占战略要地。英国在中日纠纷初期的态度如何呢？一些学者指出，英国对日本采取“纵恿、妥协政策”，采取“支持日本的立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
诚然，英国的确有过一些对日“纵容、妥协”、“支持”的举措，例如，在中日谈判期间充当调停人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多次胁迫清总理衙门答应日本所拟四个条件：“改革朝鲜内政”，“派大员赴朝鲜商办”，“两国共保朝鲜，不许他国占其土地”及“日本商民在朝鲜与中国商民一律看待”[1]，满足日本“既把清军拖在朝鲜，又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进一步挑衅”的欲望[2]。总理衙门也不甘示弱，它指出：“朝鲜有其自主之权”，“不得对其内政滥加干涉”[3]。况且朝鲜是中国的属邦，如果日本人在朝鲜与中国人一律优待，“即系分去属邦一半之意，故不能允”[4]等等。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英国还采取了相反的措施。
英国在远东地区攫取的权益最多，为了维护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保持现状，它还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支持中国，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首先，英国先后采取四个步骤避免战争爆发：“劝说日本避免同中国冲突”；“发起五强（英、德、法、美、俄）联合调停”[5]，提议中日驻朝军队分开，设立中立区，然后再进行谈判；建议中日“撤兵再议善后”，“或令日本先撤续派之兵，所剩者与华兵现驻之数相同，此中或撤或留，两国同办，然后再商议别的事”[6]。但由于日本采取欺骗宣传，离间英、俄关系，提出了中国不能接受的条件，致使英国的调停完全破产。其次，英国还允许中国租用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高升”、“爱仁”、“飞鲸”三船为赴朝清军运送军队、饷银、马匹及枪械等。所有这些，都不能解释为对日本的“纵恿、妥协”和“支持”。
总之，我们认为，在中日纠纷的初期，英国为维护它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主要采取支持中国，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政策，它对日本虽有“纵容、妥协”和“支持”，但居于次要地位。
二、中期：对日本有所支持
战争期间，关于英国的立场，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在一些学者来看，英国“扮演着一个支持日本的角色”；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英国采取“听任事态自然发展的消极态度”。我们认为，上述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我们承认英国从1894年7月16日起为利用日本防止沙俄南下，维护自己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不再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转而“支持日本”。然而，还应看到英国支持日本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首先，在日本的拉拢下转变态度，但其内部仍有分歧。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政府担心与中国开战后俄国出来干涉，迫切希望修改英日条约，获得英国的支持。所以，日本极力拉拢英国，并在帽子和砂糖的关税上对英让步[7]。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才转变态度。1894年7月16日，英国在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上签字。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向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祝贺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8]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到条约签字的消息后异常兴奋，“立即斋戒沐浴进宫觐见皇上，上奏日英条约签订完毕。”[9]第二天，日本大本营就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不久战争爆发。可见，条约的签订，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击沉了为清政府运兵的英国“高升”号商船，928名中国官兵及5名英国水手遇难。日本袭击“高升”号，显然是违反国际惯例的。“高升”号被击沉的消息传出后，英国舆论大哗，纷纷谴责日本违反国际公法，怡和轮船公司要求日本赔偿损失，英国政府也对日本提出强烈抗议，要日本政府对这次事件负责。日本政府非常惊恐。8月8日，青木公使赶忙照复英国外交大臣：“我能给予英国政府关于我国政府之忠实希望之保证：一旦证明日本海军军官之行动是违约的，日本政府将给予一切赔偿。”[10]同时，日本政府极力优待“高升”号英籍船长及船员，青森公使甚至收买英国报社，结果，《每日电讯》、《泰晤士报》等几家主要报纸都改变腔调，转而为日本辩护。英国政府也逐渐改变立场，不再要求日本赔款道歉。随着日军的节节胜利，英国法庭竟混淆是非，判决“高升”号损失，责任不在日方，强迫中国向英国怡和公司赔偿了“高升”号的全部损失。8月1日，英商“重庆”号轮船满载旅居京、津的日本领事夫人、孩子及少数欧洲人驶往塘沽，在沽河口等待使领馆人员。8月2日深夜1点至5点，大约70名清军士兵“随带刀枪”，愤怒地呼喊着“高升号”涌向“重庆”号[11]，“所有在船女人及小孩等因惧而啼号”。清军士兵将10名日本妇女赶到岸上，“在栈房内管押。”清军袭击为敌对国运送侨民的“重庆”号原无可厚非，但英国竟强令大沽炮台向“重庆”号鸣炮21响，以示认错。当然，英国也不愿因这件小事与中国的关系搞得过僵，兼之英政府内部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有分歧，故没有进一步提出“惩凶”“赔款”的要求。其次，支持日本的措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亦允许英船为日本大量运送军火，支持日本的侵略活动。9月间，日本雇佣四艘英国商船满载军火，由新加坡驶往日本[12]。其中“巴山”轮被台湾巡抚邵友濂所派“南琛”兵船和“斯美”官轮擒往基隆，后转上海。经查该轮载运炮弹、“枪弹及日本铁路等件，并有松香等项违禁之物”[13]。但“巴山”号船长及英国驻华公使，领事等极力阻挠中国进一步查验该船，最后英使欧格讷竟以“延误日期”为借口，强迫中国向英国赔款4,000英镑。此外，英国还允许日本在英订造两艘12,000吨大铁甲舰。连英人赫德也承认：“这两艘船当然不是为了对付欧洲国家建造的，而是为与中国争夺远东海上霸权”[14]，等等。
第二，英国不愿看到中国受到太大削弱，影响其在华权益，故对中国反侵略战争亦有所援手。战争爆发后，日本要求英国将受雇于北洋海军中的英籍洋员（海军专家）撤走，遭到英国拒绝。开战初期，清政府与赴朝清军联络困难，在英使欧格讷的默许下，中国雇佣英国邮轮为驻守仁川、汉城、牙山等地的清军送信，并将当地战况带回中国。同时，清廷也长期雇佣英国“爱仁”等商船运送士兵、枪炮、弹药、饷银，当日本质问时，英国拒不承认。“高升”号被击沉后，英国“海豚”号军舰前往出事地点救人，“将高升船所沉之人又救起八十七名。”[15]黄海海战期间，“英国兵船七只到大鹿岛一带救人”。[16]“求出‘广乙’船弁兵十八名”。[17]此外，中国曾雇佣英轮探听日军动向，英国军舰也多次尾随日舰观战，并将所获情况通知中国，中国由此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894年8月1日，欧格讷告诫总理衙门大臣：“闻日本入谋，如在海上战胜，即以陆兵两三万径犯津京。……如山海关等处，防兵调出，后路未免空虚”，请中国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务[18]；9月29日，赫德告诉总署：“据沪关密电，倭兵三队，每队三万来华，头队指黄海，其两队往别处，却无地名，已于昨日开行，日内南北洋恐有战事”[19]；11月7日，李鸿章致电总署：英船传信云，日船“专要打沉定、镇两舰”[20]；1895年1月8日，李鸿章寄译署：“鸿闻英人密探，日有猛扑威海之说”；1月15日，英领事税司曰：英舰“闻日兵将由成山登陆，故开往观望等语”。[21]这些情报极其重要，但因清廷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故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上述情况绝对不能解释为英国“支持日本”。
第三，当日本的侵略活动危及英国权益时，英国就限制日本。甲午战前，由于战争迫近，上海道于1894年7月23日通知各国驻沪领事，拟在必要时封锁吴淞口，这等于停止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全部贸易，英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训令其驻日代理公使巴柴特向日本政府取得一项保证：“上海和上海的出入孔道（指船舶自南、北两方进出上海的航道）都将划在军事活动范围之外”。[22]但由于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就在上海，它昼夜赶制军火，支援前线，“而且这个港口被自由地利用来输送军械给养甚至军人”[23]，所以日本当局不久又表示懊悔，日本报界也煽动政府采取行动，日本遂要求中国把江南制造总局搬走，或令其停工，否则将攻打上海。英国绝不允许日本触犯自己的商业利益，1895年1月，英国政府命令其驻华海军司令费里满德，着他“使用他认为必要的手段，来保证（中立协定）得受适当的尊重。”[24]于是，费里满德在吴淞口布置20余艘军舰防御日本，并表示“如逆倭船来犯，当急击之，决不令其任意猖獗，侵扰通商口岸。”[25]所以在整个战争中，日本始终未敢侵犯上海。平壤、黄海战役后，清政府为了防止日本海军进攻东南沿海城市，先后封闭了宁波、福州等港口，这使英国在华南的贸易蒙受一部分损失。同时，英国还害怕“战争的长期发展，有可能使走投无路的清政府投向俄国，从而损害到它在远东的地位。”[26]所以，英国力图对日本进行限制。10月6月，英国分别照会法、美、俄、德等国，“建议以中国对日赔款及国际共同保证朝鲜独立二条件，联合调停中日战争”。如果在此时中止战争，则可以大大减少中国的损失，限制日本的侵略活动，对日本极为不利。英国的这些活动，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听任事态自然发展”，“放手任日本发动战争”，更不能说是支持日本。
总之，在这一时期，英国为维护自己在远东的优势地位，阻止沙俄南下，在日本的拉拢下极力支持、袒护日本的侵略活动。但英国朝野对待日本的态度存在着分歧，故英国在若干重大事件中的处理手段不尽相同。英国也不愿看到中国受到过分削弱，从而影响自己的在华权益，更不允许日本触犯自己的权益。
三、后期：对双方态度冷淡
1895年2月以后，战争接近尾声，清军败局已定，清廷被迫同日本议和。一般认为，英国从中日议和到三国干涉还辽期间采取支持、拉拢日本的政策。我们认为，此种观点不够妥当。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其中规定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这一条款“直接威胁到沙俄在中国东北、华北的侵略利益”，[27]于是它便联合法、德两国共同“劝告”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三国军舰也同时出现在中国和日本海面，虎视眈眈。日本惊恐万状，它深感自己不是三国的对手。为摆脱困境，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一方面要三国撤回劝告或减少劝告内容，另一方面则企图与英、美、意等国组成反干涉联合阵线，以与三国抗衡。4月26日，陆奥外相训令其驻德公使加藤高明，让其转告英国政府：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对清朝首都及东亚和平均未构成威胁，并以允许英国在辽东半岛自由贸易、降低关税率相引诱，还煽动说：俄国干涉完全是为了觊觎满州东北及朝鲜北部，对英国极为不利，希望英国支持日本。然而，英国不愿看到日本势力过分膨胀；况且英国的利益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更不愿为日本的利益与三国大动干戈，倒希望看到俄国因干涉还辽而与日本展开争斗，从而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断然拒绝日本的请求。英国在关键时刻采取这种态度，决不能解释为支持、拉拢日本。
英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也非常冷淡。在中日议和初期，中国驻英、法、意、比大臣龚照瑗曾拜会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请求英国帮助中国，被金伯理婉言拒绝。他说：日本“未有定见（即未说明索项——引者），刻下不便言”。[28]2月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获悉日本将割占台湾的消息后，为保全台湾，致函总理衙门，指出：“台湾逼近闽浙，若为敌据，南洋事事掣肘，且其地精华所萃，美利地穷”，故建议总理衙门“与英公使外部商之，即向英外部借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台湾既以保借款，英必不肯任日人盘据，必派轮保卫，台防可缓，将来借款还清，英国无从觊觎台湾，其权在我，如照此办法，英尚不肯为，我保台湾则更有一策，除借巨款外，还并请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此乃于英国大有益之事，必肯保台湾矣。”[29]此后，台湾绅民及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也提出类似要求。[30]但是，英国根据它所掌握的情报，认为台湾对它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日本领有台湾，于英国并无损失，所以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龚照瑗请求英国参预干涉还辽，又遭拒绝。由此可见，英国对待中日的态度完全是以其自身的目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不能简单地判断支持谁反对谁。
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14—615、621、575、613页。
[2]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3]《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575页，附件三，第723号文件。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14—615、621、575、613页。
[5]戚其章：《论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外交策略》，载《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14—615、621、575、613页。
[7][日]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第77页。
[8]叶昌纲：《中日战争与英国，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9][日]陆奥宗光著、伊舍石泽：《蹇蹇录》。
[10]《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575页，附件三，第723号文件。
[11]《北华捷报》1894年8月10日、1895年1月11日。
[12]《中倭战守始末记》第3卷第20页。
[13]《台湾巡抚邵致总署函》光绪20年9月23日。
[14]《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47页。
[15]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16]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17]《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975页。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14页。
[19]《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337、347、456页。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191页。
[21]《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337、347、456页。
[22]《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52—53页。
[23][英]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4页。
[24][英]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4页。
[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第341页。
[26]陈诗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干涉活动和矛盾斗争》，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0年第1期第82页。
[27]杨遵道：《三国干涉还辽的实现及其影响》，载戚其章主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诗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13页。
[28]《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337、347、456页。
[29]《清季外交史料》第107卷第5页。
[30]郭焕圭：《英国外交与台湾的被割让》[18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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