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美国剧坛的战争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坛论文,美国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剧坛基本上没有严肃的战争题材创作。百老汇虽然也上演过以美国军人海外奇遇为情节的浪漫传奇剧，著名的如戴维·布拉斯科（David Belasco）的《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1900）等，曾引起过演出轰动。但它们不愿正面反映战场对垒厮杀，也很少塑造真正的士兵形象并揭示战争阴暗面。它们只热衷于运用表现异国情调的布景道具，制造凄婉哀绝的悲剧氛围，追求诗情画意的语言风格和超越凡俗的情节组合，并借此调动观众的猎奇兴趣。当然，从南北战争到一战爆发，美国民众有半个多世纪没有接触过大型战争。从舞台资源角度说，美国戏剧家和广大观众同样缺乏对战争剧的创作热情与观赏热情。
一战后百老汇开始出现直接描写战争场景的戏剧，尽管大多数尚未摆脱佳构剧的情节模式，对战争性质、战争危害的认识囿于肤浅的民粹主义观点，对战地生活的刻画也缺乏真实性和典型性，给人隔靴搔痒之感。但仍有些优秀作品反映美国军人厌战心理，渲染战争恐怖与不人道，表现返乡退役士兵与亲人之间的感情隔膜及苦闷心怀，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其中吉尔伯特·埃米利（Gilbert Emery ）的《英雄》（The Hero，1921）、麦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与劳伦斯·斯坦林斯（Laurence Stallings）合作的《荣誉值几个钱？》（What Price Glory）等作品，受到剧评家和观众的好评。《英雄》通过返乡士兵奥斯瓦德追求物欲，放纵感情的生活描写，反映了美国参战青年迷惘颓废的情绪和迷失生活方向愤世嫉俗的态度。该剧剖析了人性的缺陷以及战争在普通民众心灵留下的创伤。它成为美国剧坛此类题材系列的先驱之作。摘取1924年普利策戏剧奖桂冠的《荣誉值几个钱？》，真实地裸现了一战期间普通士兵的战地生活，用喜剧化的笔法揭露了被宣传机器有意掩饰的战争阴暗面以及官兵们粗俗、无聊、灰暗、平庸的心灵。在渲染死亡和恐惧的同时，还通过士兵之间仇视、对峙、构陷以及暴力冲突，对传统的英雄主义荣誉观和爱国主义价值理想提出了质疑。该剧是百老汇第一部突破战争剧虚假、浪漫模式，“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成功的美国剧作”。（注：William W. Demastes, ed.,American Plavwrights 1880—1945,A Research
and ProductionSourcebook,New York,1995,p.18.）它开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 朴素本色的战争剧形态，对后来的二战戏剧，60、70年代的越战戏剧，发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美国军工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有效地遏制了美国30年代整体经济衰退的颓势，给许多濒临绝境的产业注入了再生的活力。娱乐业的情况尤为明显。戏剧作为主要的宣传和娱乐形式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都市产业工人的欢迎。戏剧工作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百老汇甚至迎来了历史上仅见的热闹繁盛的演出局面。据格林·休斯《美国剧场史：1700—1950》的介绍，二战期间全美大约有150 家注册的商业剧院，其中规模较大的39家在纽约。它们服务的观众达一亿四千万人。与此同时，在政府鼓励下，深入前线为士兵义演成为一些戏剧团体的重要职责。当时最孚盛名的“戏剧公会”（Theatre Guild ）就在30座城市举办了季节性战争募捐义演，足迹远及太平洋海岸，至少有20万固定的赞助观众，影响巨大。由号称“戏剧第一夫人”的凯瑟琳·科内尔（Katharine Cornell）率领的“戏剧飞行队”（The TheatreWing）曾前后140余次奔赴欧洲战区为军队演出，深受欢迎。（注：Glenn Hughes,A History of American Theatre:1700— 1950,New York,1951,pp.448—449.）一些著名戏剧家甚至投笔从戎，亲身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如曾三次荣获普利策戏剧奖的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 （Robert E.Sherwood），受聘为罗斯福总统发言稿撰写人、国防部特别助理与战时情报局海外处处长，参与领导了二战期间的宣传策划工作；以《小镇风光》（Our Town）驰名剧坛的桑顿·怀尔德（
ThorntonWilder），1942 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因表现优秀而晋升为中将； 以《人生瞬间》（The Time of Your Life ）一剧同获得 1939 年普利策奖和纽约剧评奖的威廉·萨罗扬（Williarn Saroyan），也应征入伍，并写出了反映美军将士鏖战沙场的长篇小说《韦斯利·杰科森历险记》。更多的戏剧从业者则贡献自己的艺术特长，在后方和前线默默地为反法西斯阵营服务。
从总体上看，二战期间美国剧坛的战争题材着重于正面宣传反法西斯斗争的正义性，歌颂前线士兵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描写后方民众为战争所做的贡献与牺牲，表现剧作家们对人类前途的忧虑和对和平的祈祷。在艺术构成上这类剧作有两个基本范式。第一种是活报剧性质的军人戏，其场面宏伟，气氛热烈，展现炮火纷飞的军事行动，描写激越慷慨英雄故事，夸饰异域他乡的浪漫风情。在技术水平方面，反映了百老汇灯光、布景、化装、音乐配器上的最新成就。因此舞台效果极佳，鼓舞了美国民众对二战的必胜信念，具有一定的轰动效应。著名的剧目有莫斯·哈特（Moss Hart ）的《空军的胜利》（WingedVictory,1943）、阿诺德·杜瑟（Arnand D'Usseau ）的《明天的世界》（Tomorrow the World,1943）、麦克斯韦尔·安德森的《圣马克前夜》（The Eve of St Mark,1942）和《风暴行动》（Storm Operation,1944）、贝尔曼（S.N.Behrman ）的《雅各布斯与上校》（Jacobowasky and the Colonel,1943）等。 然而此类剧作忽视了对具体人物个性的刻画和独特命运的描绘，满足于浮面地、夸饰地表现战事，追求一种剧场情绪化的效果，因此演出寿命并不长。第二种类型是轻松欢快的战争娱乐剧、歌舞剧。在艺术手法上，这类剧作继承了《蝴蝶夫人》以来的格调，以爱情奇遇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而把战争处理为背景，调动佳构剧和浪漫喜剧常用的情节程式，唤起观众内心的温柔与怜悯，而基调又多是诙谐欢悦的。百老汇公演的战争娱乐剧主要有：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的《这就是军队》（This Is the Army,1942）、 爱德华·乔道洛夫（Edward Chodorov）的《可爱的年轻人》 （Tho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1942）、《决定》（Decision,1943）、 约翰·范·德鲁顿（ John Van Druten）的《海龟之声》（TheVoice
of the Turtle,1943）、露丝·戈登的《过了21岁》（Over21,1943 ）、罗斯·弗兰肯（ Rose
Franken ）的《士兵之妻》 （Soldier's Wife, 1944）、路易斯·所罗门（Louis Solomon）的《混乱无序》（Snafu,1945）等。 它们同样没有在戏剧史上留下重要地位。二战剧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均有重大突破的，是莉莲·海尔曼的《守望莱茵河》与《彻骨寒风》、阿瑟·劳伦斯的《勇士之家》、阿瑟·密勒的《全是我的儿子》诸种。
二
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1906—1984 ）的《守望莱茵河》（Watch on the Rhine），（注：《守望莱茵河》和《彻骨寒风》所据英文本见Six Plays by Lillian Hellman,Vintage Books,1979.）1941 年首演于纽约的马丁·贝克剧院，纽约剧评奖给它的嘉奖状上称，这是“一部描写美国家庭突然感觉到自由正面临威胁而奋起反抗的作品。全剧充满活力、雄辩和同情心。”（注：转引自Lorenna R.Holmin,The Dramatic Works of Lillian Hellman.Uppsala,UniversityPress,1973,pp.80,86.）故事场景为1940年晚春华盛顿郊外一家乡间别墅，情节发展采取双线并进式结构：范妮太太与她离家出走20年的女儿萨拉之间的情感纠葛；德国地下抵抗组织战士库尔特与法西斯分子白朗柯维奇伯爵之间的生死搏斗。另外，剧中还穿插了范妮太太的儿子戴维与伯爵夫人的恋情。在风格上，《守望莱茵河》具有鲜明的佳构剧特征。
《守望莱茵河》企图告诉观众，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和平、自由、民主的生活秩序遭遇破坏时，人们不得不以暴制暴，采取激烈手段；在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人类良知、道德责任感必将战胜傲慢、偏见、隔膜，而血缘亲情往往又使得这种正义行动更具魅力。剧本通过大量细节多侧面地塑造了库尔特一家反法西斯战士的群像。出身富有的萨拉，对丈夫所献身的抵抗事业深怀敬意，无怨无悔地追随他颠沛流离，对贫困和危险毫无惧色。她的三个年幼的孩子早熟而坚强，尤其那个年仅九岁、喜爱辩术、善解人意的博德，是作者的匠心设计。库尔特不仅是位勇猛凶悍的斗士，更是个热爱家庭、柔情似水的男人。他厌恶阴谋与杀戮，但是当白朗柯维奇伯爵企图敲诈勒索地下抵抗组织的活动经费时，库尔特从容镇静地与之周旋，果断地击毙了这个恶棍。他在潜逃出境前，对似懂非懂的幼子博德剖析自己的情怀：我们曾说过，当还有饥饿的人们存在时，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在它变好之前，人们将会偷盗、说谎和——（缓慢地）——杀人。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不管是谁做的——你要明白，这都是不好的事。（微笑）但是你可能会看到那一天，人们将不再做这些事。全世界有许多人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战斗着。这就是海尔曼要阐释的主题：为了世界更美好，为了制止战争狂人对人类的暴虐残杀，一切善良的、有正义感的人们必须拿起武器。《守望莱茵河》中的其他形象，如机智、执拗、具有老派贵族风范的范妮太太，忠诚、勤勉、宽容的黑人女仆安丝，都刻画得生动感人。作为情节副线的戴维与伯爵夫人的恋情，则描写过于平淡。伯爵夫人的突然出走显得牵强，白朗柯维奇伯爵的形象也有些脸谱化。
《彻骨寒风》（The Searching Wind），1944年首演于纽约弗尔辛剧场，剧名来自海尔曼黑人女仆的口头禅：“今天是彻骨寒风。”作者解释道：“我把它用作剧名，比喻政治寒流正席卷全球。”（注：转引自Lorenna R.Holmin,The Dramatic Works of Lillian Hellman.Uppsala,University Press,1973,pp.80,86.）在反法西斯阵营转入反攻决战的前夕，美国知识界开始反思这场人类浩劫的起因以及政府外交政策的得失。作者认为，国际社会对法西斯势力的妥协忍让，某些大国以牺牲小国利益来寻求自保的绥靖政策，造成了政治秩序和国际道义的混乱，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美国政府在这股几乎摧毁世界和平的寒流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推波助澜的责任。作者还告诉观众，一些身居要津的外交官僚，沉溺于私欲，明哲保身，往往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外交决策。作为一部战争反思剧，《彻骨寒风》的严肃性和历史真实感，受到观众的欢迎。
《彻骨寒风》两幕六场，有两条故事线索：外交官亚里山大·赫仁20年的外交生涯和政治活动；他与两个女人埃米莉和卡希之间的恩怨关系与感情历程。剧本的副线是赫仁的儿子塞缪尔，一个在意大利前线负伤的士兵，力图去探寻父辈在二战中应负的历史责任。剧作者为了突出主题，采用倒叙与穿插、现代与往昔场景交替出现的结构手法，借鉴了电影艺术的组接技巧，再现了欧洲战场的全景式历史画面。
赫仁出身于外交官世家，是一个意志薄弱、左右动摇的官僚。他曾与贫民背景的少女卡希相爱，为了政治前途，他尽弃前约，娶了报业巨头、政治活动家塔尼的女儿埃米莉，但20年间又不断地与卡希幽会偷情。赫仁目睹着法西斯分子的残暴行径和对世界和平的逐步威胁，尽管愤慨，却千方百计置身事外。剧中关键性的第二幕第二场，担任驻法大使的赫仁秘密会见了德国特使，预先得知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的立场：如果美国说服英、法同意割让苏德台高地，德军战车将转向苏联。赫仁清楚地知道，希特勒的承诺不可靠，窗外的法国人民在惊恐撤退，战争阴云笼罩在巴黎上空。但他还是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主张美国继续妥协，以保障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美国贵族阶层的生活和财产的安全。作者借塞缪尔之口谴责赫仁所代表的美国政客在战争期间冷漠无情的政治态度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你们出卖了人民，自己却逃走了。”“你们怎么敢说热爱这个国家！”
《彻骨寒风》以一票之差，落选纽约剧评奖。它着重于历史事件的扫描，在人物塑造和戏剧冲突等方面显得过于粗糙，对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也缺乏应有的深度。然而在二战题材系列中，它仍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三
阿瑟·劳伦斯（Arthur Laurents,1918 —）的《勇敢者的家园》（Home of the Brave），（注：《勇敢者的家园》所据英文本见Henry Hewes,ed.,Famous American Plays of the 1940s,New York,1960.）1945年首演于纽约比拉斯克剧院。三幕八场。它通过对一位丧失记忆和行走能力的士兵康复过程的描写，再现了残酷的战争场面，剖析了种族歧视与血腥屠杀对美国犹太裔士兵心灵上的双重伤害。剧作运用时空组接和记忆闪回等结构手法，简捷而迅速地推动剧情的发展，艺术手法是相当高明的。
海军陆战队队员康尼是美国犹太裔青年，他和战友菲奇情同手足。在一次侦察任务中，菲奇为了保护情报，被日军捕获并枪杀。康尼无法原谅自己在菲奇被击中时心中掠过报复的快意，因为菲奇心底里也瞧不起他这个犹太人。这使康尼深感自己灵魂卑下，猥琐丑陋。他因此记忆紊乱，手脚陷入神经性瘫痪。在医生和战友的帮助下，康尼最终清除了思想顾虑，勇敢地正视自己的种族背景和心灵阴暗面，再次站了起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勇敢者的家园》的认识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写出了战争的残酷性，写出了普通美国士兵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存的渴望。康尼和菲奇潜伏在日军阵地腹部的草丛里，蚊虫叮咬，干渴难捱，死神随时降临。然而他们最终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侦察任务。他们并不想显示勇敢，甚至不企盼立功。他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早日结束这该死的战争，活着回到亚里桑那，合伙开一间酒吧，娶一个能干的姑娘。生活对这两个年轻人来说，是一部尚未打开的书，他们甚至没有吻过姑娘。剧中另一位士兵明格勇敢善战，在战友中享有威望。他最骄傲的事是拥有一位善解人意、会写诗的妻子，她每一封信都成为明格和战友们享受的精神食粮。这次战斗使明格一条胳膊伤残，但他并不沮丧。明格的宽容和坦诚，成为帮助康尼最终走出精神黑洞最重要的因素。剧本对战争残酷性的渲染，集中在第二幕第二场中。侦察小组撤退到岛屿的空旷地带，等候夜幕降临后营救飞机的到来。这时远处传来负伤被捕的菲奇被拷打的阵阵惨叫，间杂着鬼子兵的叱骂，折磨着战友们，尤其是康尼的心灵。他们不能去救菲奇，因为这里敌人设制的圈套。最后，菲奇挣扎着爬回集结地，死在康尼的怀抱中，康尼也因此而精神崩溃。这个场景是震撼人心的。
《勇敢者的家园》超越同类战争题材之处还在于，它在更深刻的思想层面写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艰巨性。以粉碎希特勒德国为标志的二战胜利了，但是对犹太人的歧视与迫害远没有结束。即使在反法西斯阵营内，在美国军队生死与共的战壕里，犹太裔士兵仍被同伴们不自觉地、潜意识地视作“异类”。康尼的悲剧并不始于这场战争。早在童年时期，他就蒙受过种族歧视的耻辱。现在他拿起枪，在域外他乡与其他种族的战友们并肩抗击法西斯，但是他们的血似乎永远流不到一起去，甚至他最好的朋友菲奇在关键时刻冲口而出的辱骂也与那个有种族偏见的老兵埃里特一样：“犹太猪！”剧作者是一位清醒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意识到一个犹太裔士兵在战争中的双重苦难，认识到即使在美国社会中，也存在着严重的排犹问题，因而写出了这部不同凡响的戏剧作品。
四
《全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注：《全是我的儿子》英文本据Four Plays by Arthur Miller,New York,1971.）1947年1 月首演于纽约考里尼特剧院，是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1915—）的成名作。该剧在角逐纽约剧评奖时，评委们给它的赞扬甚至超过了奥尼尔参选的后期力作《送冰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其实，客观地说，《全是我的儿子》不过是一部易卜生式的写实主义社会问题剧。由于它反映的是刚刚结束的二战对美国家庭生活的影响，表现了战争期间公民的家庭利益与社会责任感的冲突，以及父子两代人在伦理道德和生活理念上的矛盾，因而受到观众的关注。
《全是我的儿子》的情节基础是一连串扣人心弦的悬念：工厂主乔·凯勒的长子拉里是二战失踪空军飞行员，三年过去了，全家人都默认了他已为国捐躯的事实，只有母亲盖蒂执拗地坚信他还活着。她因此精神恍惚，情绪低落，甚至求助于荒唐的占星术。凯勒的次子克利斯曾是海军陆战队军官，退役后正面临着感情与生活的双重挑战；他难以适应国内百姓把战争灾难视作一场“车祸”的态度，心中激荡着对死难战友的责任感和自己侥幸生还的惭愧情绪。他拒绝继承父亲的工厂，因为他至今仍未找准和平年代里的自我角色。更麻烦的是，克利斯与哥哥的未婚妻安之间发生了爱情，他将难以说服父母接受这样冷酷无情的婚姻，也缺乏面对社会道德舆论的足够勇气。另一个悬念是，安与克利斯两家结怨甚深，现实矛盾难以弥合。原来安的父亲曾是凯勒工厂的主管，战争期间，工厂把一批报废的飞机引擎盖卖给空军，致使21位飞行员坠机身亡。在起诉过程中，凯勒以生病不当班为由，得到豁免。而被判刑入狱的安父却一直辩解当时曾打电话向老板请示，一切全是凯勒的主意。安的家庭因此解体，她的哥哥乔治蒙羞忍耻，出走他乡。《全是我的儿子》就是在这样悬念重叠，矛盾复杂的背景下拉开大幕。
阿瑟·密勒在推动剧情发展，设计冲突高潮，解决悬念问题时，娴熟地运用了百老汇流行的佳构剧惯用技巧；语言的破绽引起当事人的警觉，死者的遗书揭露了迷底，隐匿于亲情之中的家庭丑闻诱发了最后的悲剧。当克利斯追问母亲为何不承认拉里已死，同意他与安结婚时，情急之中的盖蒂说出了震撼人心的真相：“你哥哥还活着，亲爱的。因为如果他死了，那就是你父亲杀害了他。你现在明白我了吗？你能活多久，拉里也能活多久。上帝不会让一个父亲去杀他的儿子！”愤怒和震惊的克利斯要求父亲说清事实。凯勒终于承认，事发那天他确实装病，并在电话里指示安父用电焊来弥合引擎盖裂缝。凯勒辩解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工厂破产，为了家庭利益，为了儿子们的未来，更何况坠毁飞机的型号不是拉里驾驶的那种。最后，凯勒在聆听了拉里的遗信后，用自杀形式偿还了他拖欠已久的罪孽。
《全是我的儿子》是一部战争反思剧。素材来自二战期间一个西部女孩告发其父把坏零件卖给军队，牟取暴利的新闻。密勒追忆道：“这女孩的行动使我震惊，这是一种多么完全的道德感啊。”他因此萌发创作冲动，决心对这类“令人厌恶的危害社会行为进行揭露。”（注：Arthur Miller,Introduction to the Collected Plays, New York,1957,p.17.）这种揭露充分体现在对凯勒形象的塑造上。凯勒十余岁便学徒做工，依靠个人奋斗而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他目光短浅，对生活幸福和社会责任的认识偏狭固执。工厂赚钱发财，儿子接受教育，妻子请得起女佣，就是凯勒的全部生活目标。因此，当那120个飞机引擎盖要报废， 可能会导致工厂破产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卖给军队。凯勒曾有过侥幸念头，但事情一旦败露，他又狡猾地让别人代他受过。因为凯勒在道德形象上同样希望做儿子们的楷模。父与子，在凯勒眼里不仅是血缘上的承传关系，而且是所有存在价值的核心与社会准则的纽带。凯勒曾说：“没有他不能做的事，也没有我不能原谅的。因为我是他的父亲而他是我的儿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过这种关系。……如果有，我将给自己一颗子弹！”这种自私的、传统型的价值观，显然与接受了战火洗礼的拉里、克利斯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指出，比起那些大发战争财的大亨巨贾，凯勒的错误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同样是不能予以原谅的。剧本通过拉里的遗书指出：国家利益和社会良心高于家庭和父子关系。凯勒的自杀，表达了这个老人的愧恨和对儿子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的认同。
《全是我的儿子》在艺术上可以看到易卜生和契克夫的明显影响。事件发生在一天里，所有的当事人聚集在一个地方；隐藏的罪恶不断地被揭发和自我暴露，现在的生活事件或画面诱发对往事的追忆。一些细节的运用，比如拉里之树的象征意义和凯勒与邻家顽童玩的抓罪犯游戏，在剧中都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该剧获得很多荣誉，除了纽约剧评奖外，它还入选亨利·海沃斯（Henry Hewes）选编的《40 年代美国名剧选》（Famous American Plays of the 1940s），并长期在纽约舞台上盛演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