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材晋用：中国水转大纺车与英国阿克莱水力纺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材晋用论文,纺纱机论文,纺车论文,英国论文,水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因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被视为“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注：前句出自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后句出自North Douglas,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on & Company,1981,p.158。）。虽然对这一伟大事件的发生及其原因至今还在探讨之中，不过按照比较普遍的看法，工业革命主要是指用机器代替人工进行生产，从而造成生产方式的变革（注：马克思指出：机器是“工业革命的起点”。这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0页。）。而机器普遍用于生产，又首先出现于纺织业。因此之故，作为工业革命完成阶段见证人的马克思，对工业革命的过程作出了如下总结：“棉、毛、麻、丝等的纺织业”，是“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0、408页。）。因此，纺织机器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
依照宫崎市定的说法，中国在宋元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居同时代欧洲之上，直至18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和欧洲还大致处于一种雁行的状态，彼此差距还不十分明显。但是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中国便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注：参阅宫崎市定《宋代の石炭と铁》，《东方学》第18辑。）。这个“由先进到落后”的巨大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成为中国经济史上头等重大的问题。我在十多年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从元代的水转大纺车的问题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注：李伯重：《水转大纺车及其历史命运——兼论明清中国何以未能发生工业革命》，《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1986年。）本文的讨论则将集中到水力纺纱机本身的情况，并且看看这一重大技术发明在中国和英国有何不同的结局。
一 谁首先发明和使用了水力纺纱机：18世纪中期英国的阿克莱，还是元代中国的无名工匠？
据一般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以水力纺纱机的发明和使用为开端。虽然托马斯·隆柏于1719年在德比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水力缫丝厂，但是在1760年代以前英国还未运用水力纺纱（注：意大利人很早就利用水力捻丝，托马斯·隆柏的水力缫丝厂是在他取得意大利人的秘密后建立起来的。约翰·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175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314页。）。直到1769年，具有实用价值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方定型并推广，嗣后克隆普顿又将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与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加以改进并结合，于1779年发明出更优良的改良水力纺纱机——“骡机”。此后，英国纺织业便在大机器生产的道路上发展，成为工业革命的领头工业部门（注：参阅P.Deane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pp.182-183。）。因此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
但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是，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与最早使用并不是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而是在此前4个世纪的元代中国。元代中国发明了水力纺纱机，这在王祯《农书》中有翔实的记载（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十四·利用门”与“农器图谱二十·麻苎麻门”，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王祯把这种水力纺纱机称为“水转大纺车”，详细地介绍了其结构、性能以及当时的使用情况，并且附有简要图样，从而以确凿不移的证据，证实了世界上最早的水力纺纱机的存在。
根据王祯的记述，这种水转大纺车已经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机器。它已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机器”所必备的三个部分——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其发动机（今日学界也称之为动力机、原动机）为水轮（注：水轮系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接受外部某种现成自然力的推动”的发动机。马克思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王祯说水转大纺车的水轮“与水转碾磨工法俱同”，而中国的水转碾磨在元代之前已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从工艺上来说相当成熟。水转大纺车的传动机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传动锭子，二是传动纱框，用来完成加捻和卷绕纱条的工作。工作机与发动机之间的传动，则由导轮与皮弦等组成。按照一定的比例安装并使用这些部件，可做到“弦随轮转，众机皆动，上下相应，缓急相宜”。工具机即加捻卷绕机构，由车架、锭子、导纱棒和纱框等构成。为了使各纱条在加捻卷绕过程中不致相互纠缠，在车架前面还装置了32枚小铁叉，用以“分勒绩条”，同时还可使纱条成型良好，作用与缲车上的横动导丝杆相同。这里要指出的是，水转大纺车的工具机所达到的工艺技术水平，即使是用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纺纱机器中的工具机为尺度来衡量也是非常卓越的。例如著名的“珍妮”纺纱机最初仅拥有8个纱锭，后来才增至12-18个纱锭；而大纺车却拥有32个纱锭。“珍妮”机仅可靠人力驱动，而大纺车却可以水力、畜力或人力为动力。而且，大纺车虽然是用于纺麻，但稍作修改，缩小尺寸，又可用来捻丝（注：王祯《农书》说：“又新置丝线纺车，一如上〔法〕，但差小耳”。其中“法”字为《农政全书》卷36“蚕桑广类”引用时增此。），因而具有相当好的适应性。这种纺纱机在构造上非常卓越，因此博得了李约瑟的高度赞扬，认为它“足以使任何经济史家叹为观止”。应当说，这并不是溢美之词（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56页。）。
由于水转大纺车确实已达到很高水平，因此它的工作性能颇佳，工作效率甚高。诚如王祯所赞的那样，“大小车轮共一弦，一轮才动各相连。机随众欓方齐转，纑上长纴却自缠。可代女工兼倍省，要供布缕未征前”；“车纺工多日百斤，要凭水力捷如神”！“比用陆车，愈便且省”（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二十·麻苎麻门”。）。
元代出现这种复杂的纺纱机并非王祯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中国纺纱工具长期发展的产物。仅就现存的古代文献而言，早在东晋时代中国就已有了足踏三锭纺车。这种纺车也出现在大画家顾恺之为刘向《列女传》“鲁寡陶婴”作的配画中，可见其使用已经并不罕见。顾氏原画虽然失传，但是从宋代翻刻的《列女传》中仍可见到妇女使用这种纺车的配画。三锭纺车是纺车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为更多锭数的纺车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三锭纺车进一步发展，锭子由3个增加到5个，就是王祯《农书》中的“小纺车”。依照王祯所述，小纺车在元代运用很广，“凡麻苎之乡，在在有之”（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二十·麻苎麻门”。）。从机械学的角度来看，三锭纺车和小纺车在机构和工艺方面相差不大，同时主要作用都是对麻缕进行加捻与和线（注：它们都由脚踏和纺纱两种机构组成。其中脚踏机构又由踏杆、凸钉和曲柄三个部分组成，运用杠杆原理工作；而纺纱机构则由绳轮和锭子两个部分组成。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72-174页。）。李约瑟认为：“在14世纪早期（中国的）纺车上已有3个甚至5个锭子，全体由一根绳传动，这似乎是成熟的特征，意味着它们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了”（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第107页。）。多锭纺车的出现、改进和普及是纺纱机械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元代多锭纺车发展到5锭纺车，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小纺车有5个锭子，而5锭已是足踏纺车所能设置的纱锭数目的极限，要再增加锭数，就必须对纺车进行重大改革。换言之，就必须使用大纺车。大纺车与小纺车的差别不仅在于体积大小，也在于工作方式的不同。使用小纺车是在锭子旋转时，手持一段麻缕使其加捻和合并，待纺好后将其绕在锭子上，也就是把加捻和卷绕分两次完成。而使用大纺车则把待加捻的麻缕预先绕在锭子上，纺纱时锭子一边旋转，一边给从锭子上抽出的麻缕加捻，同时这些加捻的麻缕穿过一个铁叉绕到纱框上。因此在纺纱机构上，大纺车与小纺车有重大差异，即锭子不仅由横卧变为竖立，而且被从纺车的上部移到纺车的下部，此外还增置了传动锭子、传动纱框等部件。不过尽管有这些重要改变，大纺车的基本工作原理仍然与小纺车一致，即锭子基本上仍然按照脚踏纺车的原理，采用绳弦集体传动方式来带动锭子旋转（注：参见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话》编写组《纺织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第76-77页。）。因此就纺纱机构而言，小纺车与大纺车之间具有一种承继的关系。元代小纺车已经广泛使用，这就为大纺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然，小纺车与大纺车在纺纱机构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是，从薛景石《梓人遗制》所体现出来的金元之际华北机械（特别是织机）制作技术来看，要克服这些差异并不是做不到的（注：薛景石《梓人遗制》是一部由民间木工写成的织机与坐车制作工艺专著，可以说是当时木制机械实际制作经验的总结。该书中体现了非常值得重视的机械工艺知识，例如作者把分部零件和总装配图都刻画得非常具体，立体图更是形象逼真，“每一器（按：即每一机件）必离析其体而缕数之”。不仅详细说明了每个零件的尺寸大小和安装部位，而且也简要讲述了各种机件的制作方法，“分则各有其名，合则共成一器”（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213页；胡维佳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技术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18页）。他所谈到的织机与坐车制作技术，对于大纺车的发明肯定是有启发的。）。
在动力机构方面，大纺车与过去的纺车有较大差异。过去的纺车（包括小纺车）都是依靠人力驱动，而大纺车却可以用人力、畜力或水力驱动。即使就人力驱动而言，大纺车所用的驱动方法也与过去纺车使用的方法不同。过去的单锭纺车，靠一只手转动曲轴来驱动；而较为先进的足踏纺车，则靠足踩踏板来驱动。人力大纺车的驱动从后代的情况来看，工作原理与单锭纺车相似。但是大纺车由于锭子数目多，因此要把转轮直径增大，用双手转动纺轮上的曲轴来驱动。水力大纺车，王祯《农书》已经说得很清楚，采用的是水磨、水碾所使用的水轮驱动方法；而畜力大纺车大约是采用类似畜力碾磨所使用的方法。水力和畜力碾磨在元代以前已有长久的使用历史，技术上已颇为成熟，因此在纺纱机上使用这些技术绝非难事。
水转大纺车是宋元中国机械制作技术成就之集大成者，这意味着它是民间应用技术的产物，而非一个伟大发明家的天才构想和设计。换言之，和许多古代的伟大发明的存在情况不一样，它是一种已被广泛使用于生产实践的实用技术。而一种技术是否得到运用，其意义之重大，并不逊于这种技术的发明。
关于水转大纺车使用情况的记载，主要仍见于王祯《农书》。该书说：“中原麻苎之乡，凡临流处所多置之”。由于水转大纺车工效高，因此往往多户人家合用一车：“或众家绩多，乃集于车下，秤绩分纑，不劳可毕”。可见，在14世纪初期的中原的某些沿河地区，水转大纺车的运用已颇为普遍。在中原以外的地区有没有采用水力纺纱机的情况？这个问题史坛过去一直未回答，但我们却不能回避。否则王祯关于水转大纺车已颇为普遍地运用于生产实践的重要说法，就会因孤证而难以令人确信。因此寻找其他证据对于此说至为关键。
我曾在元人揭傒斯的《蜀堰记》中发现了一则史料，表明在14世纪中叶，某种形式的水力纺纱机曾运用于四川成都平原上。据该文，顺帝至元元年（1341年）重修都江堰，效果很好，修堰之前，“常岁或水之用仅数月，堰辄坏。今虽缘渠所置碓磴纺绩之处以千万数，四时流转而无穷”（注：此文收于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四部丛刊本），亦见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598“成都府部·艺文二”。）。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都江堰“缘渠所置”的“碓磴纺绩之处”，应当就是借助水力推动的碓磴和纺车。此处的“碓磴”是指水碓，自无问题，但“纺绩之处”是否指水力纺车，可能有人会感到怀疑。但是如陈维稷所言，所谓绩麻，就是现今的合股加捻。自秦汉至清末，中国所使用的主要绩麻方法是“纺纱法”，所用工具为纺车，基本上以人力为动力，但亦有用水力推动者（注：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72-174页。）。所以揭傒斯文中谈到的“纺绩”，即纺麻纱。这里的纺麻纱机沿都江堰而置，自当为水力纺纱机无疑；第二，“缘渠所置碓磴纺绩之处以千万计”，说明这里的水转碓磴与水转纺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十分集中；第三，“四时流转无穷”，亦即这些碓磴与纺车依靠水力推动，常年运转，四季不停。可见在14世纪前半期的成都平原上，水力纺纱机的使用已十分普遍。此外，从当时的客观环境来看，水力纺纱机在都江堰一带得到普遍使用也是非常可能的。当时成都平原纺织业颇为发达，在此次修堰前三四十年的大德年间（1298-1307年），马可·波罗在成都平原上，“见有城村甚众，皆有墙垣，其中纺织数种丝绢”，“彼等恃工业为活，其纺织美丽Cenolaux及其他布匹，且在成都府城纺织也”（注：《马可·波罗行记》，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40、441页（后一句引文见第441页注6，出自法文本）。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则为“可以看见许多上等的住宅、城堡和小市镇，居民以农业维持生活，城中有各种制造业，特别是能织出美丽的布匹、绉纱及薄绸”。）。再次，这一带不仅盛产木材，而且还有比较发达的铁工业（注：这从此次重修都江堰可得到证实，据前引《蜀堰记》，此次修堰共用铁65000斤，役使铁工700人。）。这就从物质上和工艺上保证了水力纺纱机的大量制作。
由于文字过简，揭傒斯文未详言此时都江堰一带使用的是何种水力纱绩机械，但是我认为这里的水力纺绩机，应当就是一种类似水转大纺车的纺纱机。首先，揭傒斯所记述的情况，距王祯《农书》成书已近三十年（注：王祯《农书》成书于皇庆2年（1313年），重修都江堰则在至元元年（1341年）。）。而中原地区使用水转大纺车，从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运用的普遍程度来判断，其发明肯定还在《农书》成书之前很久。也就是说，对于都江堰一带的纺纱业者来说，中原使用的水转大纺车早已不是什么技术秘密。其次，即使中原的水转大纺车先前没有传入成都平原，到王祯《农书》刊出后，他们也完全可以据此制作水力纺纱机。作为一个重视民生的伟大科技专家，王祯看到了水转大纺车的重大经济意义，因此“特图其制度，欲使地方之民视其机括关键，仿效成就，可为普利”，“画图中土规模在，更欲他方共得传”。由于大纺车的基本构造在王祯《农书》中已有图文并茂的记述，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经验的木匠，即可“依样画葫芦”，造出一部类似的大纺车来。因此之故，元代后期都江堰下游缘渠所置的数量众多的水力纺绩机，应即王祯《农书》所载的水转大纺车或其相似物。
揭傒斯文以一个具有确切的时间与地点的实例，证实了元代水力纺纱机的使用并不仅限于中原麻苎之乡。不仅如此，此记载还表明都江堰一带水力纺纱机的使用达到令人惊异的程度。王祯《农书》虽然谈了中原麻苎之乡使用水转大纺车，但惜乎所言过简，不能使我们得知当时中原地区水转大纺车的具体使用地点，以及在一个地区内的机器数量、使用率等。从这种大纺车的工作效率、中原的水利条件和当时中原麻苎生产的一般情况来推测，这种纺纱机在一个地区内的数量不会很多，一年中实际使用的时间也十分有限。与此相对照，在成都平原的都江堰一带，水力纺纱机不仅分布集中，而且一年四季运转不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元代后期的都江堰一带，乃是当时中国使用水力纺纱机最集中和最充分的地区，因而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纺纱业中建立起水力推动的机器生产体制的地区。
二 阿克莱水力纺纱机：是否仿制中国的水转大纺车？
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与中国的水转大纺车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呢？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伊懋可(Mark Elvin)把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和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亚麻纺纱机作了对比之后，发现二者在结构上“惊人地相似”。因此他认为后者可能就是前者经印度传入英国后略加改良的产物（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98.）。虽然他未提供证据，但是其推测却是十分可能的。据说，理查德·阿克莱是在德比研究了当时的水力捻丝机后受到了启发后，才设计出其水力纺纱机来的。当时英国的水力捻丝机是意大利捻丝机的仿制品（注：据卡洛·波尼的研究，1716-1717年英国安装的第一部捻丝机，是英国人在意大利刺探了两年工业情报后仿制的，被誉为“英国拥有的第一台名符其实的加工机械”。转引自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第2卷第637-638页。），而意大利捻丝机，如李约瑟所说，又是在元代时期由中国传入：“因为我们发现，从那以后不久，在意大利的卢卡等城市，缲丝厂使用的机器酷似中国的［机器］。由此推测，是那时到东方旅游的某个或某些欧洲商人把设计图样装在鞍囊中带回国的”（注：转引自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第233-234页。）。而在元代中国，惟一可知的水力捻丝机恰恰就是水转大纺车（注：据王祯《农书》，水转大纺车亦可用于捻丝。参阅第66页注1。）。由此而言，阿克莱纺纱机与水转大纺车之间应当具有某种关系。另一说则更为直接：阿克莱之领悟纺纱机的原理，是由于他“听到一个水手叙述中国人所用的机器”（注：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4页。）。18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惟一所知道的水力纺纱机只有水转大纺车，因此阿克莱听说的中国机器，应当就是水转大纺车。不论如何，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与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应当有一定渊源关系。倘若把这种渊源关系放在近代早期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技术交流的背景下来看，是十分清晰的。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曾有一个主要是通过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工艺技术知识介绍到欧洲的浪潮。在这些知识中，纺织技术占有重要的地位。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纺织技术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调查，绘制了大量织机图寄回法国（现仍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这些纺织机具图种类繁多，是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织机图谱（注：在这些图谱中，有棉、麻纺织机具图谱（包括除棉籽、织布、织麻夏布等机具图谱），更多的则是丝绸织机图谱（包括织云龙缎、花带、罗斗纱、香云纱、大花缎、大花边、灯笼纱、熨绒、栏干、边带、素绫、花素锦等各种织物所需的织机以及探花机图谱。）。此外，还介绍了从经纬线的准备，到拔更、放更、扳更、穿箱、续更、刮绸，直至成衣的各个工序的生产操作情况（注：巴黎国立图书馆还保存有和纺织相关的一些图谱，包括棉花的种植、加工，从布到成衣（染漂等工艺）；从麻的种植、收割到纺织等。）。有关技术资料的来源除了实际调查之外，传教士们也广泛地利用了中国已刊出的科技著作。在其中，明末身居相位的基督徒徐光启的科技著作（特别是《农政全书》），更是他们注意的对象。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详细谈到了养蚕与丝织业技术（注：J-B.du Halde,Description gbo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Haye,1736,Tome 2.pp.250-267.以及同书pp.246-250（此部分内容是殷弘绪翻译介绍的，参见Mme Yves de Thomoz Bossirer,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et l'Appport de la Chine a l'Europe du XvIIIe Siecle.Paris,1982,pp.114-117）。转引自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3-164页。）。从此书刊载的养蚕、缫丝和织机插图看，显然采用了《农政全书》卷31-34蚕桑及卷35-36蚕桑广类的内容（注：参见潘吉星《中外科学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84-486页。）。元代水转大纺车的有关图文，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农政全书》中。因此水转大纺车在18世纪中叶以前，已通过传教士介绍到西欧，应是无可置疑的。不仅如此，即使目前还未有确切的证据证实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与元代水转大纺车之间具有直接承继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李约瑟等人的研究中，看到中国关于水力机械和纺纱机械的知识，确实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纺织机器的改进（包括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起到了重大作用。下面，我们就根据罗伯特·坦普尔对李约瑟等人的研究所作的总结，选择其中的一些关键技术作一简要介绍。
1.纺车 卷纬机是中国人用来加工丝绸纤维的机械。在121年刊印的《说文解字》里就已提到这种机械，而1237年刊印的《耕织图》更第一次将其描绘出来。早在元代，卷纬机就已传到欧洲的意大利（注：参见《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233-234页。）。而到了18世纪，《耕织图》又通过贸易等途径传入欧洲（注：参见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第164页。），从而使得关于这种机械的知识，不再成为一种技术秘密。
纺车是从卷纬机派生出来的，但究竟是何时才派生出来的，现在还不清楚。保守一点说，可以认为到11世纪时，为处理棉纱用的纺车已从卷纬机中分化出来了。通过传送带把纺锤（锭子）与大轮子连接起来，从而使纺锤（锭子）高速运转，是最聪明的办法。在欧洲，迄今所知的关于纺车的最早的介绍，是在1280年左右出版的德国斯佩那尔一个行会章程，其中间接提到了纺车。李约瑟相信：在欧洲，纺车以及与纺织品有关的其他机械，是元代由从中国归来的意大利人传入的（注：参见《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233-234页。）。李氏并且指出：达·芬奇的多锭制绳机是1313年以后所绘的中国多锭纺车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摹本（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第107页。）。
2.传动带 传动带将动力从一个轮子传递到另一个轮子，并产生连续的旋转运动。它早在公元前1世纪便出现在中国。研制传动带与缫丝机的使用有关，尤其是一种称为卷纬机的机器，它将长长的丝纤维卷绕在绕丝架上以备织工的梭子使用。这种机器的特点是有一个大轮子、一条传动带和一个小皮带轮，公元230—232年间编撰的《广雅》一书再一次提到这种机器。
传动带对于纺车的发明至关重要。传动带不仅可以围绕有轮缘的普通轮子旋转（无轮轮子是否带凹槽），还可以围绕无轮缘的轮子旋转。无轮缘的旋转轮听起来可能显得语义矛盾，而且使用无轮缘轮子的传动带一开始就似乎是非分之想，然而，事实上处于稍稍突出或两套被交替安装的轮辐之间的纤维的摇架，可以为皮带创造一种十分适合的连接。中国还有一项在无轮缘轮子上使用传动带的技术，即将有凹槽轮装在轮辐的末端并通过连续的槽来带动传动带。
传动带显然是作为自中国归来的游客带到意大利的卷丝及纺丝机械技术的一部分而传入欧洲的。欧洲有关传动带的最早的实际形象物于1430年出现在卧式旋转磨石上。19世纪以前传动带在欧洲一直极其罕见，这表明欧洲人在三个多世纪里并不重视把纺织机的这一特殊机件用于其他目的。在欧洲，扁平皮带和钢丝缆绳用作传动带只是在19世纪才开始（注：参见《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98-99页。）。
3.链式传动装置 传动带再改进后，便成为传动链。传动链基本上是传动带，代替实心带的是一些链节构成的链。链节与轮上的轮齿咬合，整个传动链缠绕在轮子上。用链式传动装置传输动力，是中国人张思训于976年发明的，他将这种装置用在他的大型机械钟里。此时龙骨车已遍布中国乡村，因此当张思训遇到他的时钟的动力传输问题时，肯定受到了龙骨车上链轮链原理的启发。著名的发明家苏颂于1090年建成了巨大的天文钟楼。最初他曾试图使用主垂直传动轴，但未能成功。后来他采用了他称之为“天梯”的链式传动装置，从而获得成功。他还绘制了关于链式传动装置的图，收于1090年出版的《新仪象法要》一书中。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环状动力传输的链式传动装置图。提高机械效率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消除所有机械连接部位的松弛，而又短又紧的链式传动装置正符合这种要求。
在古代西方，拜占庭的菲隆(Philon)约于公元前200年设计了松链条和五边形链轮（不过很难说它们是否制造出来了）。但他设计它们时并不是想到了动力传输，而只是为了用来给石弩连续装填石弹。即使这一机械真的造成了，它也不是真正的链式传动装置。在欧洲，第一个真正的链式传动装置是由雅克·德沃坎逊(Jacques de Vaucanson)制作的用于缫丝和推动磨机。不过这已是1770年时的事了（注：参见《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135-136页。）。
4.曲柄与偏心凸耳 “在一切机械发明中，曲柄的发明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使人有可能最简单地实现旋转运动和往复运动的相互变换”（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第116页。）。而在纺纱机中，这种相互变换是至为关键的。因此，此项技术对于纺纱机的改进也具有重要意义。
曲柄摇把是中国发明的（注：除了中国人之外，只有古埃及人接近作出了与曲柄摇把相类似的发明。他们在公元前2500年采用了一种斜的原始曲柄用来转动原始手摇钻。这种装置的特点是在轮子的顶端用一个倾斜的把手来转动轮子，这个把手既不固定在轮子上，也不和轮面成直角。参见《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82页。）。早在公元前，中国人已将曲柄摇把用于旋转式风扇车、辘轳、手推磨、磨机和丝绸工业的许多机器上。现存曲柄摇把最早的式样见于汉代古墓出土的小型陶制农家庭院模型上，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世纪。在欧洲，使用的曲柄摇把的最早证据见于830年的荷兰乌得勒支《圣经·诗篇》(Utrech Psalter)的一份手稿中的轮转石磨画。但是到了1100年以后，欧洲人才开始把曲柄摇把用于旋转式风扇车。最早刊印曲柄摇把的图样，见于1313年王祯的《农书》（注：参见《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82页。）。因此后来传教士介绍中国技术到欧洲时，应当也包括这种机械在内。怀特(Lynn White)说：“中国已懂得曲柄，但是曲柄至少有19个世纪没有加以利用，它对于应用力学的爆炸性潜力没有为人所知和运用”。但李约瑟指出此说不妥，因为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三四百年中，曲柄在中国工农业生产中的许多机械上（包括在纺织机的缫丝机和纺麻机上），就已得到广泛运用。与曲柄相近的偏心凸耳，也是中国的发明。到了11世纪，这种装置被运用到缫丝机上。这种装置在技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蒸汽机之发明及其用于生产尤为重要（注：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第121、128页。）。
以上与纺纱机有关的重要技术知识介绍到欧洲后，对于纺织工具改良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即使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并未直接摹仿水转大纺车，它也会从对上述介绍中受惠匪浅。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以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为代表的中国纺织机械技术知识之西传，对于以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为代表的欧洲近代机器的产生，确实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然，与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相比，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在结构工艺上还不够完善，还存在着一些较大的缺陷。在传动机构方面，大纺车（工具机）与水轮（动力机）之间仅仅通过皮带来传动，而皮带运动不够规则，难以保证纱锭的均速转动。同时，在皮带之外别无调节机件，不能根据生产需要随时调整纱锭转速，因此纺出来的纱不仅会时粗时细，时松时紧，质量不均，而且在纺纱过程中还容易断头。更重要的是，大纺车上没有牵伸机构，因此只能用于对纤维较长的麻、丝进行合股、加捻和卷绕，而不能用来纺纤维较短的棉（特别是纤维短、拉力小的亚洲棉）。元代以后，麻纺织业逐渐让位于棉纺织业，因此不能从事棉纺的水转大纺车也随之销声匿迹，似乎是很合乎逻辑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明清的工艺技术条件下，水转大纺车的上述缺陷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在传动机构方面，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麻纺机的传动机构，也仅是传动皮带之外再加上一个螺旋调节装置，使操作工人能够根据需要拉紧或放松皮带，达到皮带运动的规则化。同时，在转动轴与纱锭之间，用齿轮传动装置取代另外一条传动皮带，即可使得纱锭运转匀速，保证纺出的纱粗细松紧均一，不易断头。
大纺车没有牵伸机构，因此不适于纺棉（特别是亚洲棉），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对大纺车加以改进使之适于纺棉，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并未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障碍。事实上，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上的牵伸机构，不过就是安放了两根可前后滑动的木杆，并用一个木托架代替执棉条的那只手而已。纺纱时，纺工用手托住木托架，使之来回行动，另一只原来就摇纺车转动曲柄的手，仍然摇动曲柄使纱锭转动，这时棉条从两根木杆中间穿过绕到锭上，由于木杆的移动，棉条在受到拧绞的同时得到拉伸，从而解决了纺棉纱的关键技术问题。阿克莱的纺纱机用4对由1个轮子推动，但速度不同的滚筒代替了木杆，使得拉伸工作更为规范化。这些改进在工艺上并不困难，其所需的工艺技术知识，也“并未超过元代中国人的技巧之所及”（注：Elvin,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p.199.）。事实确实如此。到了清代，创造出了利用张力和捻度控制牵伸的纺纱用大纺车（即多锭纺纱车），一直沿用到20世纪中期。这种大纺车不仅设有罗拉作为牵伸机构，而且增加了加压装置以调节棉纱的粗细，同时在纺纱的方法上也与过去传统的方法有相当的不同（注：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96页。）。经过这些改进，大纺车完全可以胜任棉纺工作。
此外，在水力动力机（水轮）方面，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也还有需要改进之处。但是正如伊懋可所说，“对于一个早在宋代就已制造出双动活塞投掷机(double-acting piston flame thrower)的民族来说，这应非不可克服的困难”。惟一的问题仅在于没有人去进行这些方面的改进工作（注：Elvin,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p.199.）。
三 同种发明，两样后果
元代中国水转大纺车和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出现，无论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渊源，它们都是世界科技发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这两个伟大发明所引起的后果，却形成鲜明对照。
过去许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认为水转大纺车在元代以后即销声匿迹，并对此感到大惑不解。但是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应当加以更正。
首先，在元代以后，仍然有关于使用水力纺纱机械的记载。李约瑟从朝鲜史籍中搜寻到一条非常宝贵的史料，足以证实一直到18世纪末，华北有些地方还在使用水力机械来缫丝。李朝著名学者朴趾源于1780年在华北旅行时，亲眼目击了这种机器。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我路过河北三河县时，我看到各方面都使用了水力，熔炉和锻炉的鼓风机、缫丝、研磨谷物——没有什么工作不是利用水的冲击力来转动水轮进行的”（注：原出于朴趾源《燕岩集》卷16，转引自《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第456页。）。这是我们今天惟一能够见到的有关元代以后水力纺织机使用的记载，而且它也没有具体说明朴氏所见到的缫丝机的形状、构造及其他情况，但是它仍然以一个明确的时间和地点，证实了元代以后水力缫丝机的使用。
其次，虽然水力驱动的大纺车在元代以后确实罕见，但是人力驱动的大纺车却并未消失，在一些地方直到清代后期仍然在使用。这里要强调的是，得到使用的不仅有元代发明出来的丝大纺车，而且还有新发明出来的棉大纺车。
使用大纺车对蚕丝等进行加捻及合线，自元代一直沿袭使用了下来。从晚清卫杰所著《蚕桑萃编》所记载的江浙、四川等地的丝大纺车的图文来看，清代的丝大纺车在结构上比元代有相当大的改进。这些改进包括：首先，车架由长方形体变为梯形体，上狭下阔，因而稳定性更好。其次，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使得锭子数量随之大大增加。因此元代的大纺车，每台仅有纺锭32枚，明清时则增至50-56枚。再次，明清时的丝大纺车，上面加上了给湿定型装置（江浙水纺车上是竹壳水槽，四川旱纺车上是湿毡），使得纱管上卷绕的丝条保持潮湿，提高了丝条张力，防止加捻时脱圈，同时也有利于稳定捻度和涤净丝条，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虽然强捻的经纬丝条可以在手摇纺车或脚踏纺车上加工，但是生产效率与捻丝质量远远不及大纺车（注：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93-196页。）。在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城镇中，丝大纺车一直在使用。清代中期江南使用的丝大纺车（大车），一般有纺锭50枚。每部大车需二车1-2部、小车1-2部、洋车4部配合（注：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收于徐氏《中国经济史料考证与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1页。）。但是与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不同的是，这种丝大纺车不是靠水力推动，而是靠人力推动。
在棉纺织业中，改进更为显著。如前所述，元代的大纺车因无牵伸细纱条的能力，所以只是用来对丝、麻等准长纤维进行加捻合线。到了清代，由于“纺棉纱、织棉布在广大农村中已成家户恒业”，因此“经过纺纱人们长期精心研究，终于创造了利用张力和捻度控制牵伸的纺纱用大纺车，即多锭纺车。这种纺车至今在某些农村还在继续使用”。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使用大纺车纺棉纱的情况。陈维稷并且对“现在浙江农村沿用的多锭纺纱车”的实际构造进行了研究。这种纺车设有罗拉作为牵伸机构，纺锭多达40-80个，分别竖立在车架两面；车上使用了飞轮、手柄、偏心轮等机件，为王祯《农书》中的大纺车所无。陈氏还指出：这种大纺车的纺纱原理与方法是从手摇纺纱工艺中继承和改进而来的，但在结构上与方法上都大有创新（注：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93页。）。不过与清代使用的丝大纺车一样，这种棉大纺车也是依靠人力而非水力推动的。另外，这种棉大纺车出现于何时？陈氏仅说是“约在清代”而未提出证据，亦未作任何说明。徐新吾认为可能是清末甚至是清代以后之事（注：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换言之，人力驱动的棉大纺车在清末以前即使有使用，肯定也是非常局限。
因此，在明清绝大部分时间内，水力纺纱机，除了个别的地方（如前面提到的三河县）外，不见使用的记载。人力大纺车虽然有改进，但是人力作为机器动力不仅不理想，而且不划算（注：即使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清代中期的江南，情况也如此。例如道光十六年江南造出大型龙尾车，因“全资人力”，故“率归废弃焉”。见郑光祖《一斑录》杂述6。）。虽然不同形式的大纺车在元代以后还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使用，但是这些大纺车由于不再是水力纺纱机，因此可以说以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为代表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大型纺纱机，在中国纺织业发达地区基本上已销声匿迹。
与上述情况相反，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发明出来之后，不仅在当时就迅速地普及，而且还与稍后出现的其他发明（如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克朗普顿的“骡机”等）相结合，导致了纺纱生产的革命。这些新型纺纱机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纺纱的效率，造成了纺与织两大主要工序的新的不平衡，于是引起了织布机器的改进（注：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第286-287页。）。这样，传统的手工纺织就逐步机械化，成为机器纺织业。这又促进了其他产业部门的机械化，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1页。）。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和使用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开端，原因也就在于此。
这里要强调的是，从西欧历史来看，在工业革命所赖以发生的诸多条件中，水力推动的机器的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条件。虽然工业革命以使用机器生产为特征，但是机器的使用并不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特有现象。金培尔(J.Gimpell)把机器的使用称为“［欧洲］中世纪经济发展中头等重要的因素”（注：ジ．ギヤンペル(J.Gimpell)：《中世の産業革命》，岩波书店，1978年，第2页。）。而马克思则认为“机器在十六世纪的间或应用是极其重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6-387页。）。因此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前，机器之用于生产，已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然而，欧洲中世纪后期的机器使用并不会引起工业革命。原因之一是这些机器主要仍然以人力推动，因而严重制约了机器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在分析近代早期欧洲机器的变革时说：“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但是工具机必须有合适的动力才能工作。马克思曾对蒸汽动力出现以前的各种生产动力的优劣作了比较。他指出：人力太微，“更不用说人是产生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风力“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难以有效使用（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2页。）。而在余下的两种主要动力——畜力和水力之中，水力又具有比畜力更大的优越性，因而对机械与机器使用的意义尤为重要（注：J.Gimpell说：“水能在中世纪的重要性，不下于石油在今天的重要性”，因为“水力机械的运用是中世纪经济发展中头等重要的因素”。参见前引ジ．ギヤンペル《中世の產業革命》第2页。）。因此只有具备了必要的水力条件，“原先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抽水、拉风箱、捣臼等，才能发展成为机器”（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2页。）。因此，是否使用水力，对于机器自身的发展至为关键。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在传统的人力机械到蒸汽动力推动的机器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过渡的阶段，即水力推动的机器的阶段。一般而言，只有当水力推动的机器发展相当完备时，使用蒸汽动力才有可能。其原因不难理解：如前所述，动力机只是“发达的机器”必备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只有动力机而无相应的传动机构和工具机，它也无用武之地。相反，如果水力推动的机器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已经比较完善，则用蒸汽动力取代水力就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了。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水力纺纱机之所以能够迅速转变为蒸汽纺纱机，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可以说，水力推动的机器为蒸汽推动的机器奠定了基础。菲律斯·迪安(P.Deane)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的两大特征之一是“非畜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等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3章（迪安执笔），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31页。）。而在蒸汽机使用之前，惟一的“非畜力驱动的机器”就只有水力驱动的机器。在此意义上来说，使用水力推动的机器是工业革命的前奏。虽然由于自然条件所限，水力推动的机器的使用不可能非常普遍，但是这种使用对近代大工业的产生所具有的影响却非常巨大。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指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面世时，“一座典型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已拥有300-400个工人”，而“在整个不列颠群岛，这类工厂仅有二三十座”（注：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37.）。但是正是在这些工厂中所发展起来的机器生产体制，却成为了日后近代大工业生产以及近代工厂制度之滥觞（注：马克思指出：“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而且这种水流必须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4页。）。
上述现象以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但却不局限于英国。日本早在19世纪初，就有一些地方的缫丝业中已运用水力缫丝（水车缫）（注：根岸秀行：《幕末开港期における生丝缲丝技术转换の意义について》，《社会经济史学》第53卷第1期。）。在棉纺业中，1870年代长野县的卧云辰发明了土纺机。这种纺纱机“与洋式棉纺机相比，技术上有显著悬隔，因此不能迎上产生革命的主流”，但是它“与水结合起来，一个女工能照管100锭到250锭”。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使用土纺机的棉纺业迅速在全国推广，作为零细的手工工场而发展”（注：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65页。转引自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此外以水力为动力的鹿儿岛纺织所也于1872年投产（注：刘天纯：《日本产业革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6页。）。这些水力推动的机器的广泛使用，可以说是日本纺织业生产近代化的前驱。
由此而言，在人类历史上，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出现，代表了近代大工业时代的开端。这与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所遭遇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懋可评论水转大纺车时说：“虽然这种机器还不是非常有效，但如沿其所代表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中古时代的中国很可能会比西方早四百多年就出现一场纺织品生产上的真正的工业革命”（注：Elvin,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p.198.）。然而，这场看上去似乎有可能会发生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连水力纺纱机本身也像一现的昙花，失去了踪影。又要再等待四个世纪之久，它才又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于英国，并引起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革命。元代水转大纺车后来所遭遇的情况，令人浩叹不已。
然而，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也不必为水力纺纱机在中国的坎坷命运而过分感到惋惜。中国古语说“楚材晋用”，如果把这个成语中的“材”解读为重大技术发明，那么“楚材晋用”应当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一种伟大的发明出现于某一个地方，但是经过漫长时间后，在另一个地方才得到广泛运用，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是十分正常的。从技术上来说，开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所依靠的技术成果绝非英国自身的发明，而是此前欧亚许多地区技术成就的汇集。不仅欧洲大陆，而且就是像中国这样遥远的国家，从技术上都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本文所谈到的中国水力纺织机器（捻丝机、纺纱机、丝织机等），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与方式，辗转传到意大利与法国，然后再传到英国，促进了以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为代表的纺纱机的变革，从而对工业革命的出现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水力纺纱机不论在中国、意大利等地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但是最后它仍然对人类命运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其发明确实具有了不起的意义。由此而言，不管后来的成败利钝，元代的水转大纺车作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水力纺纱机，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发明出这种水转大纺车的元代中国无名工匠，也完全有资格与阿克莱、哈格里夫斯和克隆普顿等人一样名垂青史。
最后，大多数读者读了这篇文章后都难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种技术发明，会产生两样截然不同的后果？这个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中世技术革命”没有把中国带到工业革命，而过去比中国在技术上落后的西欧到了近代早期却不断出现技术进步，从而跨入工业化时代（注：雷纳托·赞格里和卡洛·波尼早已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15世纪的意大利的米兰和伦巴第等城邦国家已使用相当先进的纺织机器进行生产，却未能发生工业革命？见前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637页。）。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进行充分讨论。我在此仅指出几点：首先，在讨论“李约瑟之谜”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心里不能预先存有“技术进步必定能够引起工业革命”这样一个“真理”。像工业革命这样重大的经济变革，绝非仅靠技术进步就能够引起。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和怎样发生的，到今天还是一个没有一致结论的问题。因此简单地认为“技术进步必定能够引起工业革命”，显然是错误的。其次，虽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直接引起经济发展。在此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蒸气机。远在公元1世纪末，赫罗（又译为赫伦）就已发明出了最早的蒸汽机，并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注：今日科技史学家兰德尔斯根据赫罗的蓝本将该蒸汽机复制出来，每分钟转速高达1500转以上。参阅彼得·詹姆斯与尼克·索普《世界古代发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在文艺复兴时代，赫罗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受到欧洲各国人士的重视，他们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研究蒸汽机的改进问题（注：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02-104页。）。关于蒸汽机的基本知识，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已经不再是秘密。但是在18世纪后期以前，这项技术进步并未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第三，技术进步本身也只有在各种必要因素都齐备时，才能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广泛运用。迪安(Philis Deane)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的两大特征是：(1)非畜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2)旧的原材料由新的更有效的原材料取代（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第3章（迪安执笔），第131页。）。此外，还有第三个重要特征，即矿物能源的普遍使用。雷格莱(Edward Anthony Wrigley)说：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转变，“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注：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15.）。因此，即使出现了某种重大的技术进步，倘若不同时具备材料、能源等其他必要条件，这种技术进步也不可能引起重大的经济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转大纺车虽然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但是仅靠它本身是不可能引起像工业革命那样重大的经济变革的。伊懋可说把元代中国的水转大纺车改进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水力纺纱机，对于明清的中国人来说并无不可克服的困难；惟一的问题仅在于没有人去进行这些方面的改进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并不具有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因此即使明清技术专家成功地进行了这项工作，也不可能像巧逢各种条件齐备的阿克莱的水力纺纱机那样得以风云际会，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这也正是为什么水转大纺车在世界经济史上没有、也不可能占有像阿克莱的水力纺纱机那样显赫地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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