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转型与反思——试论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希利斯#183;米勒的文学新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勒论文,化与论文,利斯论文,试论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似乎有了人类的历史，就有关于人类文学活动的记录。在不同时期里，文学总是以多重面貌出现，从而模糊了人们对于文学的本质认识。因此，“何为文学”这类“元问题”，成了历代哲人和文学批评家长期思考的对象。特别是到了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随着文学的承载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人们对于文学的身份问题开始出现认同危机，于是有关文学的本质问题再度成为众家关注的对象。2000年，当代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应邀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发表演讲，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他此言一出，立刻在中国文论界掀起轩然大波，随即国内一些杂志(如《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文学评论》(2002)、《人文杂志》(2002)等)开辟专栏或刊载专文，另外有人推出专著(如金惠敏的《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评理论》(2005)、杜书赢的《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2006)等)，就米勒的论点展开了批评，他们主要批评米勒关于传统的文学已经死亡的论点，并把他与德里达等人看作是“新的艺术死亡论者”代表。殊不知，也许是由于语言的隔阂或理解的偏差，众家大多对米勒那种具有修辞效果并带有反讽意味的论点未能做出透彻的理解，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一场错位的对话。如果再结合米勒的《论文学》(2002)等相关论述，就能看到他是如何结合时代语境对文学进行新的体认。本篇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结合米勒的一些惯用批评方法，对他近年就文学展开的本体之思进行剖析，体察他是如何从诗性哲学的层面探讨文学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
一、从文学的终结到作为虚拟现实的文学
关于“文学终结”命题的哲学反思由来已久，最早的时间可追溯到柏拉图时代，后来的哲人中以黑格尔的论述最为精辟。当年黑格尔在他的《美学》(1835)中曾将世界艺术发展类型分为三种：象征艺术、古典艺术和浪漫型艺术。这中间他极力推崇古典艺术，认为古典艺术理想的典范是希腊艺术，因为在希腊，艺术变成绝对精神的最高表现方式，艺术发展到“浪漫型艺术就到了它的发展顶点”(529)，其原因在于艺术的精神内容超出物质形式，其进一步发展就使内容与形式完全分裂，这样“艺术就否定了它自身，并显示出意识有必要寻找更高的形式去掌握真实”(529)。最后艺术让位给了宗教和哲学。这样黑格尔便在世界艺术史领域完成了他理念中的循环圈。黑格尔这种“艺术终结论”的思想自然也适合于文学。事实上，他对艺术发展类型进行分析时，是紧密结合着欧洲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展开的。
新世纪伊始，米勒再度挑起“文学终结”的论题。与黑格尔不同的是，米勒在讨论“文学终结”的命题时，认为当今文学之所以走向终结，是由于新时代传媒方式发生了变革，新的传媒形式替代了传统的印刷书籍，在这层意义上文学走向了终结。(2)尽管传统意义的文学末日已经到来，文学的承载场所移到了电脑屏幕，文学依然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它使用的只是某些语词和其它符号，这些又是任何人类文化中时刻具备的。换言之，文学作品无非是以奇特的方式使用着语言。(Miller & Wolfreys 404)文学正好利用了语言的巨大潜力，在任何所指现象不在场时来指称它们，用卡夫卡的话来说：“文学的潜能在于从词语中创造一个世界来”。(16)在西欧带有现代意义的“文学”一词出现在17世纪末，它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其历史也不过三个世纪。(417)而且文学一开始就与印刷书籍以及其它印刷品联系紧密，同时也与西方民主进程以及人们识字程度提高互为因果。与这些紧密相联的，还有笛卡尔、洛克倡导的“自我”观念。在后来的哲人中还有费希特、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奥斯汀等，他们无不在其著述中讨论“自我”问题，只是各人的提法和侧重互不相同，而且多是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自我”进行思考。(6-7)于是可以发现，后来几乎所有的文学都关心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责任感的自我。这种现代的自我观分别适用于人们的言语、思维和行动，甚至还包括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同时传统意义的文学还取决于一种新的作者感，这点在现代版权法中又得到了法制化。几乎所有的文学形式和手段都利用了这种新的自我表现感。而今所有这些使文学成其为可能的特点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或开始面临困境。于是人们对于自我表现的统一性和持久性不再信心十足，对于作者是否最有权威来解释其作品更是把握不定。当年福柯曾提出“何为作者”的问题，罗兰·巴特又提出“作者死了”的观点，同时他还认为“读者的诞生必然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Barthes 148)，这样就宣告了文学作品与作者作为统一自我的古老纽结的终结。事实上，是文学自身导致了其自我的零碎化。而现代技术的改进和新的媒体出现，促使着现代意义的文学逐渐走向死亡。当今文学走向死亡的最明显症状，在于全球各大学文学系的年轻教师普遍将研究兴趣从文学研究转向理论研究、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传媒研究、妇女研究等，他们在写作和教学中采用的方法更接近于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意义的人文学科，尽管他们从前多接受过老式文学史教育和经典文本细读训练，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文学走向边缘，或出现忽视文学的现象。尽管如此，文学总体上是永恒的，普遍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学仍将存在。无论何时何地，文学始终是人类文化中的一大亮点。这一悖论也构成了米勒论述的基调。
既然文学是永恒的，那么新时代里的文学究竟有何新的特点呢？就此米勒又有一番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文学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是从一开始便将读者引向一个虚构的王国，一种新的虚拟现实。阅读文学作品的一大乐趣在于它能让读者抛开尘世的烦恼，然后进入另一世界。总的来看，这一虚拟现实有如下特点：第一，它们彼此间互不通约。每件作品都是单独的、自成一体的，同时又是陌生的、个性化的，并由不同的成分组成。每件作品都是自我封闭的，并与其它作品分离开来。作品同时也与现实世界分离开来，并与任何统一的神圣世界独立开来。另则文学理论的全盛标志着文学的死亡。理论一方面记录了文学的即将死亡，尽管文学永远不会真正地死亡，同时也维系了那种没有死亡的死亡持续发生的现状；第二，既然每件文学作品都指向一个想象的现实，那么它是在一种行为而非静态层面使用语词。这就包含了那种施为性话语能够“言有所为”。这也意味着由文学作品开启的想象王国并不直接走近读者，相反是文学作品的施为维度呼唤读者的回应。正确的阅读永远是一种积极的参与活动；第三，只有通过阅读书面的文字，我们才能进入再现出的独特世界。只有通过语言的讲述我们才能了解那个世界。除此之外，我们无从获取更进一步信息。同时文学时刻都在隐藏秘密。文学的一个最实质性特点在于它试图隐藏秘密，这点或许还不会轻易地流露出来(40)；第四，另一个世界是否由某一特定的文学作品所开辟，它是否由该作品的文字所创造或反映出来，此中的玄机始终无法道明，更是无从知晓。(44)近年来人们常将文学作品定义成自我指涉或自我指代。文学又被称作是独具特色，就在于它指称自我，还有它那自身的运作方式。它使用的是一套“指向自我的语言”(44)。一句话，文学可以定义为：以奇特的方式使用语词来指称人物或事件，而这些是否具有可能的存在又是永远无从知晓的。这种潜在性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现实，只有作者才能了解，并有待于化为文字。既然文学是不会死亡的，这就为他演讲末尾提出的文学研究不会消亡的说法做了铺垫。
二、文学的秘密与阅读文学的缘由
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历来文学批评家几乎都会触及，这点自然也进入米勒关注的视野。在米勒的分析中，既有历时的追溯，更多的却是从共时的层面展开剖析。他总是善于在全球范围选取多位现当代文学家和理论家，然后通过修辞性互文解读，来讨论文学的本质问题。首先从历时的角度看，中世纪的西方文坛多是将文学看作梦幻，尽管其表现形式互不相同，但它们几乎都预设着一个共同的超自然王国，这个王国又多是通过梦幻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点在但丁的《神曲》(1300)中就得到最集中的体现。自此梦幻作为一种文类形式在后来的作家那里又得到运用，如雪莱的《生命的胜利行列》(1822)和卡洛尔的《艾丽丝漫游记》(1865)都先后采用了这种形式。与中世纪梦幻传统不同的是，米勒认为每件作品都通向一个不同的王国。相似的观点在各现代作家和理论家那里都有类似的表述，这些又诞生于现代去神秘化和启蒙的时代。在陀思托耶夫斯基那里被称作“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是真实世界的奇特转换，它既类似于现实世界，又有别于现实世界。它比假定的“真实世界”更加真实；安托尼·特罗洛普相信文学记录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独立的现存想象世界。弗洛伊德曾说过，艺术就是所有男人通过想象的方式实现他所渴求的，它们在真实世界里往往被人剥夺掉。特罗洛普一生总是不停地做着白日梦，此举就是这种情形的集中体现；亨利·詹姆斯认为文学作品准确记录了一个独立存在的超现实，每次阅读都是对作品进行一次新的修正。重新阅读就是去重新体察那种“故事的材料”，即那块“未曾践踏过的雪地”。这种材料就是一种可供书写的表面，同时也是故事书写的场所，它既是普遍的，更是一种空无；沃尔特·本雅明则将文学与“纯语言”的观念联系起来。在《译者的任务》(1969)中，本雅明将原作和译文比作破碎瓷器中相邻的碎片，“纯语言”才是原作和翻译的原本。它同时包含了原作和译文，并给出新的信息，它是一种普遍的，一种空无或无意义；普鲁斯特则将文学视为谎言，因为文学作品与客观陈述完全相反，而且没有对应的参照物。只要有人相信它，就会是有效的；莫里斯·布兰科则将文学比作“海上女妖的歌声”。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属于那种想象的王国，不过它本身又是无形的、空虚的，更是一个深渊。这种女妖的歌声包含了文学与源头的关系，这一源头总是在前面或后面或它处，亦即永远是不在场(71)；德里达则认为文学属于彻头彻尾的“他者”。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回应或记录了预先存在的另一世界，这个世界又是永恒的。
总之，所有的这些人均支持了米勒的一个论点：每件文学作品展现的是一个奇特的另一重现实，这种现实并不依赖于作品的语言而存在。它似乎是由艺术家发现的，而非制造出来的。文学记录的并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一个独立的想象世界。这又让人联想起韦勒克当年讨论文学的所指方面的论断：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这些传统文类中，“它们所指称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一个想象的世界”。(Wellek & Warren 25)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间没有紧密的联系。它们通过变换着使用那些语词，来指称社会、心理、社会和物质现实，以此命名它们所构拟或发现的超现实。阅读这些作品，就是在这一世界中生存的一种方式。文学作品也因此得以重新进入“现实”，并对那些读者在信念和行为上施加影响。
解构主义批评家往往注重经典文本的选用，然后通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解读和分析，以此巩固经典作品既有的典范作用。在讨论为何阅读文学作品的问题上，米勒正是从选用古代希腊诗性哲学经典入手的。关于人们为何阅读文学作品的问题，米勒认为这是由于人类不仅拥有试图生活在想象世界的天性，同时拥有这方面的实际需求。尽管可以进入虚拟现实的途径多种多样，然而现代意义的文学正好是一种最重要的想象形式，它诞生的时间不长，又与纸张文化相联紧密。本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开始，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而文学批评在西方诞生之初就希望文学消亡。正如批评家所言：所有西方文化都是对柏拉图的一个注脚。尽管柏拉图的许多作品就是派生出来的(86)，这点对于他的诗歌理论作品尤为适用。关于为何阅读文学的问题，柏拉图曾有两点主张，确切地说，他就为何要阅读文学的问题提出过两条反对意见。在《伊安篇》和《理想国》中，柏拉图就极力谴责诗歌。在《理想国》他主张将诗人驱逐出去，仅仅因为诗歌是一种成功的“摹仿”。摹仿的弊端主要有两点：其一它是次要的、派生的，而不是真实的事物，也就是说文学不能认识真理。文学作品只是对不完全的不完全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实为两层)，因而就不必需要它；其次在文学作品中摹仿人物会感染读者。换言之，柏拉图反对文学并不是与它的功能相关，相反是与文学带来的伤风败德有关。摹仿是一种非人性化或非人(！)的疯狂(91)。事实上，柏拉图对诗歌的憎恶，是与他那有名的对肉爱的憎恶紧密相联的。从《斐德若篇》可以了解到柏拉图主张肉爱要升华至精神爱。而摹仿只是将人们的灵魂禁锢在尘世的坟墓中，因此就得禁止它留在理想国(93)。数世纪以来，柏拉图这种对摹仿罪孽谴责的声音，在西方文学传统里一直回荡着，只是它们又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有新教对小说阅读的谴责。新教道德家认为：阅读小说会勾引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妇女，让她们居住在想象的世界，这样她们就从现实的义务中逃身出来，然后又误入歧途。后来的哲人，包括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1790)中也持相似的看法；到了解构主义者那里，这点又演变成他们反对书写的一大理由。
在古代与此针锋相对的则有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亚氏的《诗学》堪称古代西方最伟大的一部诗论作品，它实则讨论的是今天意义的文学，或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希腊史诗和悲剧。这种形式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与印刷时代里文学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在该作中他曾据理为诗歌进行辩护。对亚氏而言，悲剧和史诗是“诗”的典型形式，它们包含了各自所服务的社会现实，并起到朴素的实用功效。与柏拉图的立场截然相反，亚氏大胆地赞扬摹仿，并提出“悲剧是行动的摹仿”的观点。他认为摹仿某一行动，“通过一系列的怜悯和恐惧，完成悲剧行为的陶冶，这些行为很好地具备了那些情感特征”；或者是“通过怜悯和恐惧影响这些情感的适当净化”(98)。而悲剧正好具备这种净化式顺势疗法的品质。文学并不呈现实际所发生的，而是那些“可能发生的”。文学的语言具有施为作用，也就是通过使用语言来开展活动。文学中的言语行为就是使用那种具有魔力的语言来吸引读者，让他们相信虚构作品中的一切，或至少要悬搁这种怀疑(111)，而“悬搁不信任感”又是解构主义批评中一个常见语汇(Culler 67)。于是文学也因此起到一种疏导情感的作用。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悲剧的权威并非来自作者，而是由社会赋予的。文学是一种复杂的行当，它利用人们熟知的和现有的神话，服务于某种共同的社会目的。亚氏关于为何阅读文学的观点至今仍广为流传。在整个论述中尽管米勒并未刻意流露自己的观点，不过他通过重新解读这些经典文本，以表明自己对待文学的基本态度，这点又有别于解构主义批评大师德里达一味反对书写的做法。
三、阅读的方法与比较阅读
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尽管米勒对新时代里的文学表现出种种担忧，然而在他演讲的最后部分，一再重申自己坚信文学是不会死亡的，而对文学的阅读也不会停止，至于对文学的研究更是正当其时。另则又需看到，解构主义批评家普遍重视读者和阅读行为，由于有了读者的积极参与，于是在解构的过程中，文本解读又成了一项建构活动，这点前人已有过论述(Culler 31-84)。在米勒的论述中也有专门的篇幅讨论阅读问题。不过他承认，要向懂得阅读的人灌输阅读知识，无疑可以将它比作“变脸游戏”。既然每件作品都开辟了一番新天地，读者只有阅读作品方能踏入该天地。因此阅读中就得毫无保留地全身心投入，然后运用语言在心中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来。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既有狂喜或销魂，也有近乎于康德所说的那种狂热。因此，米勒首先提倡一种单纯的、童真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会自行抛开种种不信任感。读者与阅读故事的关系犹如恋人一般，它需要的是毫无保留地给予对方。这决非意味着阅读是一种消极被动行为。相反，它需要动用读者的智力、情感，更需要消耗人的体力。阅读需要一种积极的努力，然后在内心重新构织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想象世界。对于成人或不具童心的读者，则需要另一种阅读方式，亦即那种天生的“批评式”或称“存疑式”阅读。好的阅读往往需要缓慢的阅读，而不仅仅是飞快地起舞。慢读或称批评性阅读，意味着要在每个曲折处保持疑问，叩问作品的每一细节，尽力指出运用何种方式制造出种种魔力。阅读需要关注的不仅是作品开辟的新天地，而是这种开天辟地过程所运用的手段。这种去神秘化的方式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修辞性阅读”。这种阅读意味着要留意制造魔力时所运用的语言手段，也就是体察如何运用修辞性语言，还有视点的转换，以及那最为重要的反讽手法等等；另一类批评性阅读就是要叩问某件文学作品，体察它是如何灌输阶级、种族或性别关系等方面的信念。这些可以看作是幻觉、判断和行动的方式，它们以客观的方式呈现，实际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这种去神秘化的模式如今又称作“文化研究”，有时也称作“后殖民研究”。需要牢记的是，文学作品还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它们一方面会挑战权威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强化它们。如今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文学，作为印刷文化的产物，就在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来发表自由言论。
总之，无论是修辞性阅读还是文化批评，对于特定的读者而言，实际上已将他们快速阅读时体会到的文学作品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消解掉。这里倡导的两种阅读方式，无论是单纯的还是去神秘化的，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制约着。在同一阅读过程中试图结合两种模式是困难的，更近乎于不可能。然而任何人都不甘心被剥夺那种走近另一个世界，即那种虚拟现实的机会，由此构成了阅读的矛盾面。这种去神秘化企图的动机有二：其一是文学研究很大程度在中小学校和大学中实现了建制，又一定程度地在新闻业中演变成我们文化中的普遍喜好，即成为其自身谋求知识的方式；另一种动机则带有驱邪的性质。毋庸置疑，无论是批评式阅读还是修辞性阅读抑或文化研究，同时导致了文学的死亡。
解构主义批评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文本间的互文性解读，以此探求文学作品内在的文本逻辑。这点在米勒的论述中就有明显的体现。此刻米勒再度玩弄他所擅长的解构主义阅读游戏，并站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通过几部隶属于不同国度和时代又貌不相干的作品——套用一个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术语，就是那种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空隙”的作品，通过对它们进行互文性解读，以此阐述自己的阅读观。所讨论的作品主要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韦斯的《瑞士人鲁滨逊的一家》(1812)、卡罗尔的《艾丽斯漫游记》(1865、1817)以及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的《福》(Foe，1986)。后者又与前两部作品一同构成广义的“鲁滨逊系列”。在这些作品中，《鲁滨逊漂流记》讲述的是一个浪子的故事，它实则回应了一个美国神话，就是相信一个人如何在荒野失踪后，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刻，只要你保持勇敢、机智，并有足够的运气，就很有可能生存下来(150)；《瑞士人鲁滨逊的一家》是早期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文学的典范，其中心主题是传授自然史。它与《鲁滨逊漂流记》一样，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手法，同时拥有分散的、开放式结局，并容许继续讲述别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表明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创造它所描述的世界，而只是发现它，或为读者揭开它。事实上，许多解构主义批评家认为，正是这类开放性文本召唤着读者的再创造(Culler 70)。库切的《福》一书取名“Foe”(意为“敌人”)，实为作家“Defoe”和他的故事主人公“Crusoe”的缩写，这已表明库切是有意对原作采取暴力。该作转弯抹角地表达了文学通向另一世界的思想，亦即通过叙事中的叙述以及显型的陈述，表明这个世界同样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库切的《福》就是对《鲁滨逊漂流记》进行一种多维度的解读。其中一种解读隐含着福编造了一堆谎言，实际上只有故事女主人公苏珊叙述的才是真实发生的。米勒认为该作在“Foe”(敌人)一词所玩的双关游戏是作者刻意为之的。这表明作者就是真理的敌人。福的生平及创作又与历史上真实的丹尼尔·笛福有许多对应处，这样就使该作披上若干现代主义的色彩。总之，通过这些不同作品间的比较阅读，一方面填补了貌不相干的作品间空隙，同时也使作品中的未定因素得以浮现出来。(Culler 37)这样就更加映证了米勒关于文学作品的定义：所有的作品都是不可比拟的、独立的和奇特的。(140)文学作品中的豪放，还有它所带来的强烈愉悦，允许我们在各自所处文化和意识形态束缚中不会失去梦幻，同时又让我们从乔伊斯所谓“历史的噩梦”(147)中惊醒过来。总之，米勒极力推崇单纯的阅读，以此唤起某种怀旧感。不过他又指出，假如某部作品试图洗脑，就有必要对该作进行彻底叩问或加以抵制，掀开其神秘的面纱，抛掉其原有的幻想，然后重新融入历史，尤其是那种由含混、虚假的意识形态所构织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个案作品的比较阅读，米勒完成了所谓“变脸游戏”的阅读全过程。
四、“反思”之反思
综观米勒的批评生涯，他一直对文学情有独钟，而且又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文学就是以奇特的方式使用语言。同时他特别重视阅读过程，并关心对文学的解读方式。这也能解释他长年来总是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批评策略。考察米勒在文学批评上所走过的道路，诚如学者总结的那样，他始终走在美国批评理论界的最前沿。他先后“由语言(新批评)，而到意识(意识批评)，回到语言(解构批评)，再转向言语行动和伦理”(单德兴xiv)。总的来看，他一直就善于将前人及同辈学人的相关批评理念引入文学作品解读中，他这样频繁地变换批评策略，最主要的在于他总是不断地抵制前人关于文学作品所形成的既有观念(Miller & Wolfreys 404)。早年他从同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乔治·普莱那里学得意识批评方法，于是他便从自己所擅长的“新批评”转向渊源于现象学的意识批评，并写出《狄更斯的小说世界》(1959)这部带有标志性著作，这也是由美国学者写出的第一部用意识批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的著作，它的出版在美国文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对侧重于后形式主义的美国文学批评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接着他又写出《上帝的消隐》(1963)和《现实的诗人》(1965)两部著作，由此标志这一新方法运用成熟，并直接导致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论界的大转向(Lentriehia 64)；此后他与耶鲁大学的一批同事，先后受到德里达的影响走上了解构批评的道路，为此他与德曼、哈特曼、布鲁姆一同获得了“耶鲁四人帮”的称号。晚年他又转向言语行动和伦理批评，其中最典型的做法便是采取修辞批评的策略。可以说，他一直以其精辟的论述和丰富的著述给文学批评界带来一股股清风，并始终走在美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前列。正如他自己最近承认的那样，长期来他对文学始终怀着浓厚的兴趣，其实他关注的“并不是理论范式的生成，而是具体作品的阅读行为，并试图解释其中的种种奇异性、独特性和不同寻常处。即便到了今天，文学中的这些仍然深深地吸引着我”(Preface viii)。于是在这个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适值传统的文学观念不断地受到冲击，从而动摇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米勒却能身体力行，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和解读，从而以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再度凸显了文学不死的神话。至于文学批评，正好“有助于我解释文学中的奇特性”(Miller & Wolfreys 412)。而今他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文学现象进行一系列解读和反思，这些更值得认真地加以研读。
对于米勒而言，一件文学作品可以使自己神奇般地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即人称的那种虚拟现实，人们在此能获得无穷的乐趣。同时他一直关心这种魔力是如何产生，如何发挥作用，最后又发生了什么，这也正是他五十余年来对文学一直忠贞不渝的缘由(404)。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文学观念处于一个迅速的转型时期，传统文学的合法身份正面临着巨大挑战，并出现一系列认同危机。此刻米勒再度站在时代的前列，并一改他以往的批评策略，又尽力避开西方文论界近年出现的一味地为理论而理论的做法，从诗性哲学的高度，对后现代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一系列深刻地反思。同时他仔细叩问了一系列问题，这些包括我们为何阅读文学？何为优秀的文学？何为粗制滥造的文学？处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文学是否有着它的未来？等等，并逐一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解答。在这些问题当中，又以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何阅读文学？如何阅读文学？这些才是米勒讨论的最实质的问题。而且在分析的过程中，仍能看出他沿用的是以往一些惯用做法——他所讨论的一些个案作品许多又出自他此前一贯讨论的作家笔下，并以英美主流作家(主要是英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为主，其中包括雪莱、丹尼尔·笛福、路易斯·卡洛尔、亨利·詹姆斯、特罗洛普等人的作品，同时加强了对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度的经典作品的选用，以及对新时代作家讨论的篇幅，而且他在剖析中也像时人所说的，打破了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文学对立的界线(Culler 248)。其实他这样做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解构”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而是“大抵在于加强、巩固既有的文学典范，而非质疑甚或颠覆”(单德兴xv)。处于当今的转型时期，正值人们对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认同危机，他又尝试通过自己的细致解读，加深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从而在“解构”的过程中也履行了文学建构的职责。另则从话语的呈现方式来看，他所选用的又是他近十余年来一贯采用的那种话语风格，其行文看似随意又非学术化，其间却不乏文本的逻辑性。特别是他在自己的论述中加大了对哲学家思想阐述的篇幅，也就是加强了对文学现象的本体反思，所沿用的哲学家分别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洛克、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奥斯丁、还有福柯、罗兰·巴特，等等，由此增强了其论述的哲学意味。他这样做，实则是在回应近20年来英美国家哲学和文学批评发展的潮流。在那里，前些年文学批评已经一定程度地担当起哲学的主要文化职能(Rorty 168)。到了上世纪末叶，西方学界出现的新动向之一便是反理论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于是关于文学死亡、文学研究已不复存在、文学理论已终结、文学王朝已倒塌等口号纷纷出现，究其实，他们普遍反对使用那套高度分析性和逻辑性话语来呈现言说的对象，以此避免为了照顾话语的内在逻辑，而出现过度诠释的做法，由此导致架空研究问题的不正常的常规现象。这也能部分地解释米勒为何会选用目前这套看似随意的言说风格。而在他广泛采用众多哲人的思想来解析当今文艺现象的同时，又可以发现他所涉猎的那些哲人当中，许多又是作为文学理论家而非哲学家身份介绍到英国或美国的(Culler 10)，而且他在此沿用的主要又是那些哲人的诗性哲学和语言哲学方面的文字，由此使其行文方式与修辞性解读风格融为一体。
当然在文学批评中反对为理论而理论做法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无需关注适当的批评方法。这里值得留意的是，像那批老派解构主义批评家那样，米勒总是善于发挥“由‘新批评’传统培养起来的着眼于文本的细读和内在分析、探究语词的修辞性的习惯”(盛宁3)，他始终注重的是文本的修辞结构和互文性解读。在他的阅读过程中，既能见到历时性追根溯源，又有共时层面的作品比较与阐析，而且他始终是作为一位文本生产者而非消费者角色出现的。这样他在阅读中就参与文本的重构过程，由此赋予了作品新的生命和内涵，并延续了文学永远不会消亡的神话。同时他的这种互文性解读始终是站在全球化语境内展开的，其分析也颇有见地。这种分析又让人联想起韦勒克当年所说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组织，它有着多重特征，同时也有多层次的意义和关系”(Wellek &Warren 27)；或像巴特所说的“文本并不是一系列的单词释放某单一的‘神学’意义(即作者—上帝发布的‘旨意’)，相反，它是一个由多层面构成的空间，各种写法在里面相互碰撞和交汇”。(Barthes 146)这也表明文学的本质并不是单规定的、单维度的、单层次的，而是多种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总之，在新的时代语境里，文学非但不会因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承载方式的改变而消亡，相反在阅读的过程中由于读者和批评者的积极参与，文本的意义也成了一种积极的建构活动，这就更加呼唤着读者和批评家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解读，由此成就了读者作为这种多重焦聚的中心地位。正是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分析、解读和阐释，增强了人们对文学的本体认识。通过这种对文学的本体认识，也让读者担当起对人类生存现状思考的重任。
标签：文学论文; 柏拉图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艺术论文; 反思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鲁滨逊漂流记论文; 死亡方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