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金银变化母题与货币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金银论文,货币论文,制度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4-0057-08
本文所论的有关明清小说中金银变化母题与货币制度，以明清小说中的银子意象为主，视现有的材料和论题需要，也牵涉到金与钱，它们在古代统属货币，故而为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性及行文之便，也一并论之。
一、明清金银变化母题的丰富意蕴
金银变化母题构设的种种神秘联想，是呈历史性、动态性发展的。其中银精意象具有人格意志，对主人的选择性逐渐增强。这种选择起初是否定性的，即不为非其主者所有，后陆续增加了主观正面的性质，惩恶扬善、儆世劝诫的用意明显地呈现愈来愈强的趋势。但是，只有到了明清两代，这一母题才焕发出异常耀眼的光彩。
首先，是有关金人、银人的描写大大增多，并且总是与幸运得主的经济状况改善紧密联系起来的。明人周八龙《挑灯集异》卷六写陆东皋将金银铸成两个人形，由于受到金银人出走之忧，于是凿其脚趾，使之再不能出家门。除了《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入话的描写之外，《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六《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也写王甲夫妇收留两个道士，天明见穿黄的是个金人，穿白的是个银人，家道自此富裕[1]。
其次，明清小说中金银变化母题传闻中，银子变化得最多、最常见的形态恐怕就是白鼠。清人李百川《绿野仙踪》第三十九回写冷于冰作法将贪官库银弄出，吩咐猿不邪等用白面捏做成老鼠，朝向平凉县知府衙门，化作青烟而去。而冯剥皮家的银子都化为老鼠飞走，拯救了凉州一府的黎民百姓。上述母题的展开，也有着内在表现模式的必然。白，契合银的颜色；鼠，似凸现了银成精后的神貌机灵和动作敏捷，同时又以藏银的所在多为地下、库府中有关——这也正是老鼠的惯常出没之地。以致民间竟有白鼠与藏银间存在必然联系的信奉。王圻纂集《稗史汇编》卷五引《葆光录》就说陈太家贫，但因供奉一僧三载，僧允以金为报，于是夜见一白鼠，雪色，缘其树，或上或下，忆起了有白鼠处即有藏的谚语，果掘得金。
其三，出现了银母、银树的传闻，褚人获《坚觚余集》卷二引《谢氏诗源》载：“薛琼家贫，苦无以养。有一老者以物与之，曰：‘此银实也，种之得赡汝亲。’琼如言种之。旬日发苗，又旬日生花，花如钿螺，又旬日结实，实如樱李。种而收，收而复种。一岁之间，所得银实无限。琼曰：‘真仙所赐，我岂可以自封！’凡有亲而不能养者，皆遍周之。”故事浓缩了时间，内容不仅与西域幻术母题融合，又与道教仙乡洞穴等传说有关。相信银精能如同种子、植物一般生长，将它附着在更为神异的母题上殖生，表达了盼望财富迅速积累增殖的强烈愿望。值得注意的是，收获银子后的用场，毕竟离不开行善及助人行孝。似乎若不如此，则暴得大财不祥。
其四，突出了金银意象在人心中的情感价值。落魄道人《常言道》第一回称时伯济祖传的金银钱，“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性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以安，死可以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恨，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雠，非这个不解；命闻，非这个不发；真是天地间第一件的至宝……”实际上说的是金银本身。而渲染金银钱的功能，当本于西晋鲁褒《钱神论》的原创之语：“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清人李修行小说《梦中缘》第十回写吴瑞生逃难时拾到一布袋银子，紧接着就赋有咏叹，极符合人物心理，又投契阅读者的感受。清人以“银”为核心意象及“一字题”加以歌咏的，与千载之上以“钱”为题的几乎如出一辙。钱置换为金银，在货币流通作用上庶几一致，但在清人这里，银子却得天独厚，后来居上，于是对它予以歌咏，一唱三叹，也显然较前每具出蓝之色。如此，不仅金银流通功能情感化了，人们满心崇拜的情意表达也充分地仪式化了。
日本学者小野四平评论《醒世恒言》卷三七杜子春故事中人物语“横眼凡民，只知爱惜钱财，焉知大道”时指出：“这一段可视之为对当时一般性经济观念挑战的话，不也就是成功地从对金钱着魔之中解脱出来的人，开始具有的独特之语吗？对于以上升的商业经济带来的活力为背景而形成的、被健康合理的金钱观所支撑的一系列小说来讲，在《杜十娘的故事》、《十五贯的故事》、《一文钱的故事》以及《杜子春的故事》等小说中看到的金钱观，在我们面前明显地呈现出了不同的状态。其中虽然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表现，但都寄寓着对金钱的难以否认的阴郁暗影。这不就可以看作是写出了自明王朝专制政治中产生的绝对权威正面临崩溃、从烂熟不断堕入颓废的明末文化的本来面貌吗？或者可以认为，这正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民众忐忑不安状况毫不掩饰的表现。”[2]可谓持论有据，只是忽视了杜子春（基本是唐代故事的复述）、杜十娘故事说的是银子（包括珠宝），而另两者说的是钱，其间不是没有差别。后者以“钱”为计量单位而不是“银”，才能更加强调出为了这身外之物的不值得。
其五，银自为该得者、有缘者所有。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徐昆《柳崖外编》等故事对于先前母题进行了踵事增华。尽管干宝《搜神记》卷九写一寡妇得金以及鸠化为金钩飞入张氏怀中；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一二也写林茂先见白衣小儿后掘得银孩儿数十枚，下皆刻“林”字，银精似乎早知其主，但这在明清人这里才普遍化。落魄道人《常言道》第二回写时伯济祖传的金银钱，“要遇了有缘的，总肯跟他”，强调了“缘”，体现了对于物我关系纽带的关注。而这一“缘”维系了主客、物主关系，其中所强调的获取银精的伦理裁断，往往起决定性作用。
其六，对于行善得善报的发展和对善念不终者的讥讽。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一三“银童”条引《闻见卮言》称，黄豫松遇一童求附舟，舟人坚拒，童突入舱中，黄悯其无所归，乃携至家，变作银人。但后来，黄之子亵慢银童，童遂去，家亦渐败落。所谓银主宰人命运，实际上往往也正是故事中的人的道德行为主宰着自身的命运。银人物我关系中对人的品性的强调，并不是静止固定的。这一阅世之识颇为清醒，又极有儆世意义，它说明银钱的占有者们地位并不巩固。就像落魄道人小说《常言道》第二回写时伯济在一个店中歇宿，“看见一人自称钱神，厉声说道：‘目下你的名儿不好，我与你要暂离几日。’醒来却是一梦”。梦果兑现。而唐人薛渔思《河东记》写盐商龚播在雨夜送人过江，到岸看是个金人；王仁裕《玉堂闲话》以孝义闻名的章乙家，收留少妇寄宿，原来是个银人。只不过是强调为善得报，倡扬乐善好施而已。而母题在清人这里则不仅强调善者得之，还形象地提出了银子到手如何持守的重要，实际上也是“道德持守”的象征。此与“宝失家败”母题紧密结合了。
其七，与上面相联系，运去银走，银去财空，则是“宝失家败”母题的一个必然分支。运败银走，最为形象而给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入话，写八个白衣大汉告别金先，其实是八大锭银子离开运败的金家，谭正璧先生《三言两拍资料》找出了明人周晖《金陵琐事》、周元玮《径林续记》同类故事。但此前则失检。此外还置换为运败金银作鸟飞走，直到近代这类传闻还屡出不绝。此来自牛僧孺《玄怪录》卷三，写侯遹得四黄石后，石化为黄金，他买了十余个美妾。不料一老翁声称来索债，“尽取遹妓妾十余人投之于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遹令苍头驰马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遹家日贫，却复昔日生计”。
其八，清人还使得有的沉寂千余年的小母题得到了复苏。如写一位拾银归还者住在银主空园中，见有猫入地下，夫妇俩从该地挖掘出了金元宝，与主人推让后均分，置办了产业[3]。而元魏时译经的金猫故事，写恶生王见一金猫，掘得金钱，却只是宿因得到的福报[4]。何以这一母题直到清代才骤然与千载之上衔接起来？而清人又将其实实在在地归结到行善得善报？值得探讨。
其九，明清人也有故意的“断条”，像中古佛经启示了敦煌所藏句道兴本《搜神记》引《史记》的故事，说孔嵩与范巨卿两个真诚的朋友遇金互让，金与蛇互化，于是各取一段，结下了“段金之交”。这虽说也是演绎了《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朋友“重义轻利”的伦理力量，然而，这一带有文人虚矫气味的意蕴，却为明清时代的同母题故事所不取。
二、金银变化观念的神秘崇拜来源
金银变化观念的另一神秘崇拜来源，当是汉末以来万物可化为精怪及“物老成精”的顽强信仰。古人对于金银的情感态度，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有好感，那么满心崇拜的，而是敌对的、征服性的。金银固然宝贵，但它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起初不是那么突出。至少金银精怪在中古人们的眼里，只不过是精怪的一种，似乎并无什么特别之处。曹丕《列异传》所载故事即是如此。《法苑珠林》卷五八引《白泽图》：“又金之精名曰仓
，状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则去。”这当被视为金精的较早记载，已初具形体，还与某种禁忌相关。
王充《论衡·订鬼》称：“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像人之形。”葛洪《抱朴子·登涉》也认为：“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物可变为最难变化的人类，金银自然亦可化为精怪活动。《拾遗记》卷七写白虎子，原来是个殷商遗宝玉虎枕作怪，王嘉认为：“凡珍宝久则生精灵，必神物凭之也。”那么，何以金银多化为虾蟆、老鼠之类的小动物呢？大概形状上的差异太大，金银毕竟属形体很小的东西吧。如金银这样的重金属，且有着直观形式美的物体，较早引起动人的神秘联想，不仅可能，且完全应该。《山海经·南山经》载：“杻阳之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金。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马。”《西山经》：“中曲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雄黄、白玉及金。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御兵。”已留下了启人联想的饱满种子。
王嘉《拾遗记》卷五透露了中土与西域交流中对金这种贵金属的关注：“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时有凫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濑，罗者得之，乃真金凫也。当秦破骊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向南而飞，至淫泉。后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据此史实，加以金银变化母题的敷衍，墓中金器竟可变化为活生生的金凫雁。
刘敬叔《异苑》卷二“胡人识宝”也介入了金鸟变化母题，说有个不识宝贝的妇人得到了金鸟，而识宝的胡人却白白获取了藏金鸟的洗衣石。梁萧绎《金楼子》卷五则言：“玉之精为白虎，金之精为车渠……”已经接受了佛经故事带来的某种观念。《续齐谐记》载霍光车辖上的金凤凰常夜间飞去玩，此明显地来自《拾遗记》中秦始皇墓器金凫雁的载录机杼。
《夷坚志》支甲卷三写姜某夜归见一老人，仔细注目却不见了，后又见，“灼然可识，庞眉白首，髭髯如雪，著阜绿素袍姜大呼叱之，没于地”，于是断定这是窖藏物欲出，果掘出一锭银子，继续挖却坚不可入，只闻金革之音，姜担心“无望之福或反致祸，乃止”。《稽神录》还说：“庐州军吏蔡彦卿……忽见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妇人独舞，就视即灭。明夜，彦卿挟杖先往伏于草间，久之，妇人复出，方舞，即击之堕地。乃白金一饼。复掘地，获银千两，遂为富人云。”
关于金银可飞的说法，当起自唐苏鹗《杜阳杂编》的金化为蝶，可说是“时间就是金钱”、玩物丧家的隐喻。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一四还称李振妻王夫人多年无子。有一次晚步时，仿佛见一黄鸟飞舞树间，戏逐之，掘得黄金一块，祝曰：“此天赐妾也。虽然，暗昧之物，妾不敢当，但愿得一子耳。”明日再发已空，而当月有孕，生子后任至工部侍郎。舍金银方能得子，故事隐约觉察到了幸运的“一次性”，寓含着幸运机缘不可滥用、应予珍视的思想。
唐人谷神子《博异志》写苏遏夜闻金精与烂木对话。掘出紫金15公斤，后当了冀州刺史。有专家将此故事与《一千零一夜》中的《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比较，指出这类故事今天湖北、山东仍有，并认为故事是从中国传入阿拉伯的[5]。本文在此基础上再上溯，可知相关母题当更早得多。后秦传译的佛经称，佛与阿难在旷野中见一大毒蛇，某耕人近前看是块真金，拿回家，被国王捕系狱中，要加刑戮，于是人们这才解悟佛言，财宝真是使人心迷苦恼的毒蛇[6]。
金人、金化蛇的故事，至迟元魏已进入中土。八个道人在宴上被击，变成八盎金子，国王派人来，金子却化为毒蛇。国王只好说这就是你的福气[7]。据说这是奉行八戒——八关斋所得到的善报。而梁代佛经故事说，某家千斛谷被一个无头目手足的大肉块“谷贼”吃光，为补偿此，谷贼出卖了居住在大树下的金宝之精，并劝其转行福于天下[8]。元魏时译经说，一辟支佛乞食蒙卖柴人施舍，随后卖柴人道见一兔，他以杖撩之，兔变成死人又变成金人，而国王使者来，却仍是烂息死人的头和手，其一到了卖柴人手里便又成真金，国王只得认为这是个有福之人[9]。故事还与“逐兔见宝”母题相联系，说某人取薪途中见一兔，以镰遥掷堕地，化为死人又变成了一具阎浮檀金（注：参见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一二《波婆离品》，《大正藏》卷四，435a-b。按，这几个金人、银人故事连同上面的《夷坚志》、《稽神录》中的故事，当为“二拍”同类描写较直接的取材渊源之一，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和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均失检。）可是每当国王派人来察看就仍是死人，往返七次仍然如此。佛经元典中母题总是教训了国王，而明清的相关母题于此却不敢稍有涉及，而只是向市民阶层发家致富理想上靠近。
对于“金钱”一语，也有广义上的应用，如评论小说《金瓶梅》：“金钱既可以买官，当然也可以卖法，不仅金钱是官场的主人，而且法律也是金钱的奴隶。”像第十八回写朝中奸臣杨戬坏事，要办的亲党名单上有西门庆名字，西门庆就赶紧派人设法找到当朝右相李邦彦府上，礼物呈上，李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过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10]按，这里的“金银”是复合词，而清人那里却多单单标明一个“银子”，把“银子”意象明确化。
三、经济史上银变为中心货币的历史机遇
由上可见，金银变化的母题传闻，无论数量和种类均属清代最盛，繁复多彩又新意迭出，何以如此？除了前代文学传统的影响外，明代商品经济的积累，尤其清代的货币政策及其引发的对于银子的空前热衷，当为根本的原因。
据经济史家研究，银为本位货币的动态消长有个历史过程。《汉书·食货志》：“又造银锡白金。……故白金三品：其一约重八两”；到了唐代，虽则唐诗有咏：“郭外相连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11]，然而，“白银大体上是在唐代后期和五代时期进入流通领域而正式成为货币的，当然这时白银还只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取得了本位币的资格。”（注：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506页；第四卷第523页。货币史家亦论：“白银在宋代比黄金重要。它不但具备黄金所具备的各种职能，而且在每一种职能方面，比黄金运用得更为广泛。在作为支付手段方面，帝王的赏赐，常常是金银并提，而用白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的税捐以及其他付款、对官吏的贿赂等也是这样。”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418页。）唐代有阿拉伯人来中国游历，他们所写的游记说中国只是用铜钱为货币，金银只作为贵重品（注：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vellers Who went to Those Parts in the 9th century,Translaid from the Arabic by the late leamed Eusebius Renaudot.Lundun,1733,p.20.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8页。），实际上银子并未完全取代钱币。宋代货币经济的最大成就，则是贵金属白银成为交流的主要货币。从此，中国的银本位制度才算完全确立，“所谓银本位制度，是说白银是各种货币（铜钱、铁钱、铅锡钱、楮币等）中的主要货币，一切货币的最终职能都是以白银来表现的。当其他种货币在流通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滞碍难行、流通不畅时，唯独白银是人人欢迎，亟求获得的一种货财，所以国家并没有以法律明文宣布白银为法币，但事实上则在起着法币的作用。”[12]
白银作为货币的职能是巨大的。除了大宗价值支付、赏赐，白银还有效地发挥了货币的贮藏职能。而白银货币的排他性也很突出，它使得别的交换物都退居次要地位。明代中叶后，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作为流通的货币不能不大受重视。那么，何以清代有关银子的相关传闻特别多？这有着某种必然的经济史动因。可以说，金银变化母题的空前昌盛，得益于清初朝廷将银变为中心货币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清代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其商品交易重金银，乃是由于清政府除了顺治八年(1651)至十八年一度发行纸币贯钞外，再未发行国家纸币。货币流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顾炎武《日知录》揭示了明末金贵银贱的发展趋势。《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认为：“大抵自宋迄明，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夫因谷帛而权之以钱，夫因钱之艰于赍运，而权之以币。钞与银皆为权钱而起，然钞虚而银实，钞易昏烂，而银可久使；钞难零析，而银可分用；其得失固自判然。前代恐钞法之阻滞，并银与铜钱而禁之，至于用银者，以奸恶论，以钱交易者掠治其罪，亦为不揣其本末矣。”《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还指出，乾隆十年，“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支用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钱泳《履园丛话》卷一讲银钱比率：“康熙初年，每白银一两，亦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至二十余换；近来则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至于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近岁洋钱盛行，则银钱俱贱矣。”当然，银为中心货币的副作用在所难免，王夫之《读通鉴论》即指出：“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迄矣”；“走死天下者，惟银”。而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钱粮论》则认为，银作货币有两大弊病：以银交田赋，使民间之银“月消日耗”，“谷日贱而民日穷”；以银作交换，“银轻而易赉”，也就更能助长贪官污吏和盗贼的贪欲。但从这一角度看，又何尝不正刺激了人们对银子的渴求欲望，使银子在生命价值系统中的意义得到空前提升。对金钱的重视，不仅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渗透到人的观念层次和情感世界中来。
我国原本产银不足，《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九九称：“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康熙初年，反对禁海的慕天颜即揭示了银荒将至的隐患：“然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砾之银也，一则番舶之银也。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所流传者，只有现在之银两。”（注：参见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皇朝经世文编·户政·理财上》（卷二六）。转引自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1册，台湾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第964-966页。）乾隆末年到嘉靖朝，伴随中国本土产银渐渐减少，赵翼《粤滇杂记》也指出：“银本出内地……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徼。然滇中为乐马厂，岁出银数万而已，他皆恃外番来。粤闽二省用银钱，悉海南诸番载来贸易者。”这一状况持续至道光朝，魏源《军储篇》：“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是则中国自古开场，采铜多而采银少。今则云贵之铜矿多竭，而银矿正旺。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又据日本学者研究：“……到十七、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期，中国自外国接受了巨额白银的供给。在此依据上述考察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流入总额进行概算，通过广东由欧洲诸国流入约三亿元，由美国流入一亿数千万元，再加上通过菲律宾以及通过南洋流入的，大概超过五亿元。”[12]因此，在下层民众那里，则更加以掘藏为一个主要的金银来源。于是，对于金银变化母题就不能不更加关注。
毫不夸张地说，上述金银变化母题简直成了古代社会金融状况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银子的功用及其巨大诱惑力，指出银之于其追求者、获得者往往有祸福两面性。且如何对待它，更是对个体人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检验。《红楼梦》即有许多重银的表现[13]。像王熙凤不惜伤天害理千方百计地敛银，就是显例。可见，文学母题在意识形态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不论经过多少加工置换，总大致体现了现实生活的价值与需要。
四、撙节尚俭、安土重迁与埋宝掘藏
金银变化母题的活跃，还与撙节尚俭等一系列的国民性格和藏埋财宝的民俗风习至为相关。首先，在“安土重迁”观念的支配下，古人不得已流落异乡时，为防意外变故，往往埋藏金银宝物。本来，在干宝《搜神记》卷九鸠飞入怀化为金钩的故事里，金子是飞来的，而后世却总是写埋在地下。《管子·五辅》言：“节饮食，撙衣服，则财用足。”《礼记·曲礼上》的“撙节”一语，孙希旦释：“有所抑而不敢肆谓之撙，有所制而不敢过谓之节。”其实节俭实为了积累，积累却每每非为扩大再生产，而是觉得埋起来最安全。于是撙节的落实方式之一便是埋宝。《淮南子·泰族训》载：“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这与农耕民族早期的平均主义观念分不开。而宗法社会对于血缘、血亲后代的重视，又极为契合埋宝遗福后代的民俗心理。于是，富有便与对待金银钱财的态度挂上了钩。
有钱财总想化为金银储藏，而有藏宝便有掘藏，因而明清小说中描写掘藏获宝、发迹变泰的母题十分活跃。仅《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五，《二刻拍案惊奇》卷一六、卷二一、卷二六，《三刻拍案惊奇》卷二四等卷中，就有类似描写多处。
佛经也早有掘藏发迹的记载。元魏译经说，贫穷的檀腻
多次无意中遭祸，被捉获送至王处，一路上遇到雉及毒蛇等要求他代问疑难问题，他都照办了，于是王将树下釜金告知并相赠，他“掘取彼金，贸易田业，一切所须皆无乏少，便为富人尽世快乐”[14]。不过，埋藏金银的动机与隐秘方式，似主要来自于先秦帝王墓葬厚藏的死后享用理想与相关必要的防范措施，后世依然。有关金银变化的母题还将掘钱描写泛化。徐岳《见闻录》载巨商汪懋德窖中元宝出走，又一人窖金于瓮中变为蛤蟆，咯咯叫跳而去，“余独怪此物之性，所亲近者皆猥琐贪鄙之徒，见慷慨丈夫则匿迹远遁，每深恶之”。借题发挥，揭露了金银的罪恶。
然而，掘藏的痴想并不是都能实现的。潘纶恩《道听途说》卷三写村学究包某偶见两白鼠相逐入莲座侧，便假意与妻纷争，披发入庵，他耐不住佛门孤寂，又乞讨至死。包某追求的过程否定了初衷，失去了身家。故事讥讽掘藏世风，劝诫安分守己、勤劳致富，有着极强的反讽意味和儆世意义。
可是，虽说中古译经之于母题确立是根本性的，但是，明清通俗小说及传闻，却将幸运获得金银看成是人世莫大的幸福，期待着通过平凡人的平平凡凡的善行来得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不符合市民理想和生活阅历的东西，则是毫不客气地予以改造甚至摒弃。像佛经元典中，母题总是教训了国王，而明清的相关母题于此却不敢也不屑稍有涉及，却只是向市民阶层发家致富理想上靠近。其中所提出的幸运与不幸、幸运的长久与否、财富之于幸福等重要问题，表现了市民的企盼和下层社会对于发迹变泰的理解——不是苦心孤诣地经营扩大再生产，而是期待着不劳而获；即使是经商也靠着侥幸，如同《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又像《辽阳海神传》等同类故事那样。而鼓励这种期望侥幸、坐享其成的生活态度，无疑也有着保守落后的一面，其具体指向是享乐消费，而不是扩大经营，勤劳致富，因此，这些都未必值得提倡。
五、母题的深层文化启示及其结构功能
明清小说金银变化母题的文学功能，首先是提出了穷人一旦骤富后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坐花散人小说《风流悟》第一回，写曹有华夫妻同梦一白衣童子，一黄衣童子，果从床下掘出大堆金银。但其子曹孟瑚长大后因不满于现婚姻，竟被恶友设计骗去许多银子。这一教训使曹孟瑚训导四子都读书进学，诗礼传家。小说开篇以带有神秘色彩的银精显灵、暴获金银，构成了浪子回头主题的重要母题契机，从而尖锐地提出了由穷变富后个体如何适应、如何支配财富、如何消费的价值观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又不离安于物质现状、抑制个体情欲的伦理规戒。
其次，借助于金银可变化的母题，有关行善、尤其是护坟修墓得到恩报以及墓葬不可侵犯的观念等，也衍发为相应的传说呈现。像《醒世恒言》卷一八中的施润泽拾银不昧，不仅避开灾祸，甚至别人家收藏的银子也化作八个穿白衣的小官人投来，真是“银子赶人，麾之不去”。明人陆粲《庚巳编》卷九载唐太宗昭陵附近村民取薪于山，逐白兔入巨穴，入隧道中为墓灯通了油路，得到银兔的酬报，但他贪恋其余更多的珠宝，以致走不出墓道，不见好就收，最终吃了官司。故事的新创意义在于，即使是有恩于墓主的、曾经做过善事的人，得到相应回报后也不可过于贪婪，否则也不免会受到惩戒。银兔在这里成为墓主报恩的材料，又是巧妙地吸引人来修复墓中设备的使者。
其三，对某些题材中独特情节的帮助。如公案文学中的官员断案，有时还借助这种银变异物的神秘信奉。如潘纶恩《道听途说》卷一写冤魂托梦，县宰查看死者遗孀居室似有秘密通道痕迹，于是假托见到白鼠，屋下必有窖金，当掘之。对这一有说服力的征兆及合理化建议，妇人反对也没有效果，后果然掘出被害者尸体。宰官“诈言白鼠以兴掘地之谋”，成了破案的关键，而这一计谋是凭借官民认同的金银化鼠传说得以实现的。
其四，明清小说中金银变化母题还体现并密切了神秘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关系，反映了现实经济需要和神秘想像的刺激是如何对审美创造产生影响的。金银变化母题集中体现了古人物我关系、需要与价值关系及伦理的关系。法国哲学家李博(Th·Ribot)在《论创造性的想像》中指出：“拟人化是原始的方法，它是彻底的，它的性质永远不变……它赋予万物以生命，它假定有生命的甚至无生命的一切，都具有和我们相似的要求、激情和愿望，并且这些感情就像在我们身上一样，也都为着某种目的而活动着。”[15]类似金银变化这样的神秘性叙事母题，它作为神秘崇拜的艺术载体，又不断延伸着原始思维方式，使之持久地交织在中国古人的艺术思维中，并决定了相关理想愿望的叙事呈现，派生出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而这些故事又总是围绕在金银意象上，集中体现了华夏古人的审美心象和运思特点。在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通俗小说中，类似金银变化这样的母题并不在少数，对它们加以整理分析，当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和解释传统文学题材母题的深层文化底蕴。
[收稿日期]199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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