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发展的新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新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2)04-056-07
“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哲学理论，它是回答“什么是 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社会主义“首要问题”的重要理论前提与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 导师们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实际上都回答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 题，并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得其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有着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 义的实践性，又使其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的不少理论观点蕴涵在其政治学、经济学等 较具体的理论观点之中，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概括提炼。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其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亦然。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在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 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同时，也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这个认识社 会主义的方法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邓小平理论科学地解决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与社会主义 的“新情况”的关系问题，从而达到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再 要求：“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1]
然而，“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容易。苏中两国的共产党人在此过程中都出现过严 重失误，苏联因此而解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受严重挫折。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失误的根源之一，就是未能解决好“怎样认识社会主义” 的问题。在这里，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即“老祖宗”与“新情况”的矛盾，是个关键。 我们过去正是脱离了新情况去看待老祖宗，陷入了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才导致实践受 挫的。
因此，当中国面临大历史转折之际，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口号，要求“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这是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问题进行历史性突破的突破口，也是邓小平理论 形成的开端。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将“老祖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情况”结合起来 。
值得重视的是，邓小平同志不但要求在“怎样对待老祖宗与新情况”的问题上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且还提出了在这方面“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两条重要 原则。
首先，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更要根据新情况发展马克思主 义。邓小平同志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3]相反，“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照抄照搬马克思主的词句，才真的要丢掉老祖宗。
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 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 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就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提出新的思想、 新的观点。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命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观点的提 出，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了上述三个“抛弃”；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则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老祖宗”与“新情况”的历史性结合。
其次，要注重独立思考，尤其要注重从实际出发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理想 为指导的独立思考。邓小平同志曾总结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 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5]怎样独立思考呢?邓小平同志 称赞列宁是典范——“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 上找到革命道路。”[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哲学思想的意义 ——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不能进行独立思考，就不能解放思想，就 不能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7]既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又注重 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邓小平同志能够将“老祖宗”与“新情况”结合起来 ，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曾一再强调说：“二十年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8]如果说毛泽东哲学是马 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的话，那么，邓小平哲学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首先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 。
第二，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时代特征，提高了理论视角，从而开辟了“怎样 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野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9]时代不同，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目 的和条件就不同，因此，这种实践所需要的理论指导的重点也就不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目的，是使无产阶级觉悟起来、组织起 来，准备进行埋葬资本主义的革命。因此，实践最迫切的理论需要之一，是搞清楚为什 么资本主义必然社会主义所取代；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者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理论 需要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角：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否定者”的角 度，去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由于其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的激化，由 于终将兴起的无产阶级反对剩余价值剥削制度的革命，而必然灭亡；取而代之的，必然 是以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公有制、体现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按劳分配、与生产无政 府状态相反的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在列宁、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目的，是进行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 命，因此，实践最迫切的理论需要之一，是搞清楚怎样消灭剥削制度；怎样建立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这一理论需要，就决定了列宁、毛泽东的理论视角：仍然主要是从“资本 主义的对立物、否定者”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化为现实，采取不同的方式消灭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度，建立起全民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是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主要视角和理论侧重 点，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上的。这是符合其时 代要求的。
然而，到了列宁的后继者那里，到了毛泽东晚年，时代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 主义实践的重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求社会主义理论从更高的视角上开辟“怎样认 识社会主义”的更广阔视野。可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仍然停留在“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去认识社会主义”的阶段，从而导致了关于社会 主义的认识与实践的重大曲折。
在“发展”取代“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后，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目的，是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实践最迫切的理论需要之一，是搞清楚：现实的(即处于现时代、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什么。这一理论需要，决定了邓小平的理论 视角：主要是从社会主义自身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 些本质的规定，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 质之间的关系。”[10]
从认识的过程看，从旧事物的否定性质出发不说明新事物的肯定性质，从新旧事物的 对照上来说明二者的原则区别，这无疑是认识的重要基础和一个必经环节。然而，此环 节的认识，还只是对“新事物”的“初级阶段”的认识，即从对旧事物的否定来推论新 事物的肯定性质。但仅有此认识基础，在实践上，人们就容易刻意去追求新事物的外在 特征(例如我们过去的“与资本主义对着干”等等)，从而陷入片面性。
在初级阶段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从新事物内在本质上阐明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则明 显是认识的一个更高环节。对此环节的认识，可说是对“新事物”的“更高阶段”的认 识，即从新事物的内在根本推论出来的关于新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之所以说此环节认识 的理论视角更高，是因为，此时不但具有了否定“旧事物”的实践基础，而且有了变革 “新事物”的实践基础。这个新的理论视角，使认识的理论视野更广：不但看到新事物 发展的广阔背景，而且看到新事物发展的多道轨迹、多种模式。有此认识基础，在实践 上，人们就能自觉地按照新事物自身的规律，去促进新事物的发展，使新事物的优越性 逐渐发挥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理论不正是达到了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的认识吗? 在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它具备了更高的理论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怎 样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 规律，打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发展模式等思维定势， 使我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选择最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方式支建设 社会主义，而不论其表现形式、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多么相似。
第三，邓小平理论根据“新情况”，提出了检验认识的新标准，从而把“怎 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而葆其最强的真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强调以 实践为检验认识、包括检验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主题不同的社会 主义实践，给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提供了重点不同的检验标准。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践的主题 。所以，《共产党宣言》“强调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11]为了将科 学社会主义派别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真改良主义派别区分开来，将无产阶级的革 命运动与无产阶级支持、参与的其他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区分开来，马克思、 恩格斯将是否否定私有制，肯定公有制，当作了是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的检验标 准。
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判断社会形态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属性时，都坚持了“所有制 标准”。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特区之所以姓“社”不姓“资”，就因为 “公有制是主体”。[12]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选择最能发展生产力的公 有制形式并确定公有制的比例，是实践的主题。所以，邓小平理论在坚持所有制标准( 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的同时，提出并特别强调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认 识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
从根本上讲，“所有制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统一的。然而，对于今天“怎 样认识社会主义”而言，“三个有利于”标准更为重要。对共产党人来说，坚不坚持公 有制度或以公有制为主体，固然有着原则性的意义，然而，生产力有多种层次，公有制 就应该有多种实现形式，哪种形式的公有制、哪一种比例的所有制结构最能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这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重要性在于，它完成了一次“ 从抽象到具体”的升华。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道路上，科学的“所有制标准”无疑是具体的，并包含着生产 力的内容。然而，“所有制”概念本身，毕竟是逻辑上舍弃了生产力的抽象。比较起来 ，“三个有利于标准”直接包含的内容就要丰富得多。“所有制标准”的历史基础，主 要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与状况规律，而“三个有 利于标准”的历史基础，则还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解放和生产力，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个更具体的检验标准，就把“怎样认 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就使得邓小平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真理性更加强烈。如果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是否坚持所有制标准，是真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 是在坚持所有制标准的同时，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僵化社 会主义的分水岭。
第四，邓小平理论根据“新情况”，在“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去认识社 会主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我们知道，从社会经济条件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和理想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这 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说：“每一历史时代 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 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3] 这也是社会主义认识论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一度忽视了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将社会主义看成了可 以受良好的愿望支配，可以很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我们 还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 由此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结果，使自己的经济体制日益僵化，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 。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恢复了“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的认识原则，并在以下 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理论突破。
首先，要从“初级阶段”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正确地分析国情，得出 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这就给了我们一把理论钥匙，由此可以解 决一系列“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
《共产党宣言》把科学社会主义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邓小平理论要求在 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这是否统一呢?遵循与马克思主义 关于“从社会经济条件出发”的思路一脉相承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的思路， 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消灭私有制”，确实是社会主义——整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 应有之义，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实现包括私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 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二者确实是统一的。
其次，要将“社会经济条件”区分为本质的与非本质的两部分，并从这种区别上去认 识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 换方式”作了具体分析，将其分解为“经济本质”与“经济手段”两个层次，并得出了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结论。这就为“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确定了一个重 要方法——要从经济本质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从经济手段上去认识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从经济本质与经济手段的分解上去认识社会主义，其意义是伟大的：实践上，它使我 们能够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理论上，它将不 决定社会属性的“经济手段”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删了出去，将社会主 义的发展动力(改革——解放生产力)，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建设——发展生产力)， 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共同富裕)，等等，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明确起来，这样， 就不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而且首 先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
第五，邓小平理论根据新情况，在“从社会结构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方面 取得了新成果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所以，他们在“从社会结构出发 ”去认识资本主义时，集中分析阶级矛盾，这是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同志读《共产党宣 言》，“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在革命年代也是正确的。然而，在剥削阶级已经 被消灭后的建设年代，仍将阶级斗争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就严重脱离实际 了。
邓小平理论根据“新情况”，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和实践，正确地将社 会结构分析重点放到了人民内部矛盾上，从而恢复了我们党五十年代的正确认识——“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 主要矛盾。”[14]由此得出重要结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 道理”。邓小平理论还指出，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方面的，除了有物质的需要，还有精 神的需要，有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与社会的需要，所以，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并 把民主法制建设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从社会结构出发”去 认识社会主义的新成果。
不仅如此，邓小平理论还蕴涵着一个重要观点：如果说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社会革 命的话，那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形式，则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 改革。这也是“从社会结构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成果。对此，可以从两个 方面理解。
从两次革命的根源上看，第一次革命源自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第二次革命则源自于人 民内部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积淀。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自觉性更强的社会 ：党和国家首先要根据生产力的基本性质，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实践(包括整个资本主 义时代的实践)，来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时，根据生产力的现实状况，根据无 产阶级的当前实践，也根据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本要求，来确定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所以，经济体制的模式，可以说是党和国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结晶。然 而，认识与实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总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阶段性积淀，就必然会 形成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如果党和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失误 ，这种矛盾就会严重到要用“第二次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的程度。所以，改革是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形式。
从两次革命的作用上看，第一次革命，是解决对抗性阶级矛盾的根本途径，第二次革 命，则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阶段性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因为，改革 是人民内部权利、义务与利益等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是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的根本措施。所以，改革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形式。
总起来讲，由于邓小平理论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方面达到了新境界，开辟了新视 野，提出了新的检验标准，取得了新突破和新成果，所以，可以说，它将“怎样认识社 会主义”的方法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既超越了“照本宣科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教条 论，又超越了“社会主义是什么说不清楚”的不可知论，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结出了新时代的硕果，为我们深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提供了最有利的认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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