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夜》《蟋蟀》诗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蟋蟀论文,清华论文,诗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6－0146－04
李学勤在《清华简〈
夜〉》一文中披露了清华简《夜》的绝大部分简文。在此之前，武王致毕公与周公致毕公的两首乐诗已经披露，两次披露的简文合起来就可以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情节了。简文云：“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在“饮至”礼期间，君臣们均饮酒赋诗。武王致毕公的诗题为《乐乐旨酒》，周公也有《英英戎服》致毕公，武王致周公之诗，题为《
（輶）乘》，周公致武王的诗，题为《明明上帝》。简文曰：“周公或（又）夜（
）爵
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
（歆）是禋明（盟）。於……周有城（盛）歇（缺），岁有
（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周公赋完诗后，将要饮酒时，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即“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于是周公又赋诗一首，此诗简文共有三章，其中第二章曰：
蟋蟀在
（席），岁矞（聿）员（云）落，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蔑（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忘（荒），是惟良士之恩（惧）。[1]
《清华简〈夜〉》一文发表后，很快就有沈建华的《“武王八年伐耆”刍议》、孙飞燕的《〈蟋蟀〉试读》以及马楠的《清华简〈夜〉礼制小札》等文章与之相呼应，这些文章的观点基本与李学勤《清华简〈夜〉》一文保持一致，即基本认同清华简所记录的“史实”，同时也基本相信《蟋蟀》一诗系周公所作。
清华简《夜》中周公所赋《蟋蟀》可以和《毛诗》中的《唐风·蟋蟀》进行对读，通过对读，我们可以看出，《毛诗》中《唐风·蟋蟀》文句颇为整饬，丽清华简《夜》《蟋蟀》相对要古拙一些，乍看之下，则常常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即清华简《夜》中的《蟋蟀》文辞古雅，可能是后世《毛诗》中《唐风·蟋蟀》的祖本。李学勤与孙飞燕等基本上都持此论。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需要商榷的。
一
春秋时期，《诗》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已经形成为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话语体系了。由于“诗”与周代礼乐制度联系紧密，所以引《诗》与赋《诗》的行为也受到一定的崇尚并加以推行。据有关研究者统计，《左传》一书中引《诗》次数达277次之多[2]，其中尤以鲁襄公与鲁昭公时期最为高潮。
《蟋蟀》一诗在《左传》里被记载引用过。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郑伯麾下七位大夫都曾为赵盏赋诗，其中“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杜预认为印段贼《蟋蟀》表达了“能戒惧不荒”之意，所以可称为“保家之主”[3](P1085)。至于《蟋蟀》为谁所作，其写作背景是什么，《左传》里并未提及。不但《左传》里并未提及，而且连《国语》《战国策》等所有先秦历史典籍均未涉及，至于周公在“戡黎”之后的“饮至”之礼上作《蟋蟀》的说法在先秦古籍中更是无从寻觅了。
从时间段上来讲，春秋要比战国更加接近所谓的殷商之际，有关文、武、周公的历史记忆恐怕保留得要更多一些。但在春秋时代的文献里，却搜寻不到有关周公作《蟋蟀》的任何记载，这不禁使人要产生疑问了：这样的记载何以就出现在了战国中期偏晚一些的楚简（从文字形制来看，清华简亦为荆楚遗珍）上了呢？①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诗》学大家，对于《诗》主旨的研讨不可谓不深精，但是在儒家后学关于孔子的记忆资料里，也找不到孔子关于周公作《蟋蟀》的只言片语。以孔子尊崇周公之程度，如若洞悉周公作《蟋蟀》的“历史原委”，则肯定是要竭力弘扬这一说法的，而不应该以一句“《蟋蟀》知难”就蜻蜓点水般地一笔带过[4](P157)。即便是孔子有相关论述在时光中佚去，那他不可胜数的徒子徒孙如子夏、高柴、“七十子后学”以至于孟子与荀子也应该保留一点历史的孑遗，然而却无法找到。所以说，清华简《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的说法很值得怀疑。
除了上述所论疑点之外，清华简《夜》中的《蟋蟀》诗还有其他一些需要慎重考虑的地方。今本《诗经》里的《蟋蟀》诗是归入《唐风》的。唐是周成王母弟叔虞的封地，其地在“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5](P360)而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鲁，周公自己则长驻宗周与成周，所以说很难说周公与唐地有什么具体的密切联系。如果《蟋蟀》如清华简《夜》所载确系周公所作，那它又是怎样被采入《唐风》的呢？有关这一问题，李学勤解释说：“揣想《蟋蟀》系戡耆（黎）时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竟成为当地的诗歌了。”若按照李学勤的揣想，我们完全也可以这样揣想：《蟋蟀》若为周公所作，一样可以在“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6](P1488)的鲁国流传，然后成为鲁国的诗歌。即使不被采于作为鲁诗的《豳风》中②，至少也不会被采入《唐风》。所以说，单凭揣想是无法解决周公所作的《蟋蟀》如何被采入《唐风》这一问题的。这一问题不圆满解决，始终都会是清华简《夜》《蟋蟀》诗一个致命的弱点。
现在清华简披露的简文只有《保训》与《夜》两篇。《保训》篇被披露后，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讨论。其中姜广辉就提出十点疑问对清华简进行质疑，王连龙很快又对姜广辉的疑问作出了回应，并指出《保训》与《逸周书》行文习惯相似并且有很多相同的词汇，因而其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他还进一步提出清华简正处于《逸周书》编撰成书的时间段（公元前453年至公元前299年之间）内，与《逸周书》一样，应该属于上古“书”的范畴[7]。王连龙甚至还暗示《保训》还有可能是《逸周书》的亡佚篇章。我们知道，《逸周书》是“来路不正”的，梁启超认为《逸周书》具有“真伪参半”[8]的性质。郭沫若甚至认为“《逸周书》中可信为周初文字者仅有三二篇”[9](P299)，唐大沛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王会》一篇，“非作于成王之世，盖后人追想盛事……”[10](P795)《大开》“原是后人凑合之伪书”[10](P212)，《文酌》系“后人取古兵书以当之”[10](P57)，《酆保》“首尾皆伪作”[10](P193)……从唐氏分析的结果看，宋儒王应麟所谓《逸周书》乃是“战国之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11]之作是有相当道理的。
如果《逸周书》乃是“战国之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的作品，那么大致产生于同一时期并与其极为相似的清华简《保训》也一样有可能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保训》若属于“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的话，那么《夜》也就一样属于“战国之士私相缀续”的作品了。在“私相缀续”的过程里，各种情况的润色、夸饰、价值追想甚至是臆造之出现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蟋蟀》出现在战国中晚期写就的《夜》里，完全有可能是当时的“战国之士”进行“编织情节的运作（the operation of emplotment）”[12]时所附加的夸饰甚至是虚构的成分，如此一来，《蟋蟀》便拥有了附会而来的“史实背景”。拥有了这种附会而来“史实背景”的文献，就很难再被当作信史对待了。所以我们从这一角度也可质疑清华简《夜》《蟋蟀》为周公所作的说法。
如果清华简《夜》果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的话，那么简文中武王致毕公诗《乐乐旨酒》与周公致毕公诗《英英戎服》、武王致周公诗《（輶）乘》以及周公致武王诗《明明上帝》就都可算作先秦“逸诗”的范畴里了。出土文献中的“逸诗”其实并不少见，如上博楚简中的《逸诗》残简就包括《交交鸣鸟》和《多薪》两篇[13](P173-177)。从《交交鸣鸟》和《多薪》两首“逸诗”的形制与创作特点来看，它们很有可能就是战国楚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具有浓厚的楚文化气息的诗歌，并明显受到了《诗》的影响。那么以此类推，清华简《夜》里的《乐乐旨酒》《英英戎服》《（輶）乘》《明明上帝》等诗歌也都有可能是战国楚士的一种拟作。
楚国《诗》学在春秋时期并不算太兴盛，“《左传》中楚人引《诗》见于《诗经》者十四篇次”[14]，这与《左传》中鲁、晋诸国动辄数十次的引《诗》记录相比，实在是有点小巫见大巫。但是到了春秋末战国初，这种情形却发生了变化，楚国人开始注意到了儒家文化，而一些儒者也逐渐进入楚地。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就曾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这之后，荀子也曾入楚任兰陵令，授徒以终老。例不多举。总之，楚地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促使战国时期楚地的文化形态日见丰盈，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从出土楚地简帛涉及到《诗经》的篇章内容来看，无论其作者为谁，是否楚人，是否在楚国讲学，都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楚国受到儒家“诗教”思想影响很大，其对《诗》的接受与认同的程度可能还在中原各国之上。”[15]战国时期社会变革中孕育出的游士兼儒士身份的知识阶层总会不甘寂寞的，“饰小说以干县令”的情形也屡见而不鲜。如上所论，在战国时期楚地这样一个有着丰厚《诗》学水准的土壤上，是极有可能出现对《诗》的拟作和与《诗》有关的情节化操作的。
清华简《夜》里的《蟋蟀》句式参差不齐，看起来要比今本《诗经》中的《唐风·蟋蟀》古老，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周公所赋《蟋蟀》诗的原始风貌。因为“几乎所有的出土文献，在文字、语句方面都比汉人整理过后的《诗》《书》更难读难懂。先秦所有典籍，变成汉以后的传世本，至少经过文字和语句上的改造，使用汉代通行的文字，调整语句以便传授”[16]。所以，清华简《夜》里句式参差不齐的《蟋蟀》可能正是战国时期《蟋蟀》的真正面貌，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今本《诗经》中整齐顺畅的《唐风·蟋蟀》则很有可能是经汉代儒者改造过后的产物。正如朱彝尊所说：“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为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17](P534)
二
一般说来，在汉代有四家不同的《诗》学体系在流传着，即齐、鲁、韩、毛是也。但时至今日，仅存《毛诗》一枝独秀。《毛诗》之所以能战胜三家《诗》，当然是有很多原因的，刘毓庆认为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毛诗》具有一定的血统与文本优势：“《毛诗》与三家《诗》相比，文本上多出了一卷署名子夏的《诗序》。”③《诗序》分为《诗大序》和《诗小序》，《诗小序》是在加于每首诗之前的说明性文字。如《唐风·蟋蟀》的小序云：“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之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用无礼，乃有尧之遗风焉。”[5](P361)考察整个《唐风》，《小序》几乎为每一首诗都加上了一个历史背景，如《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有杕之杜》“刺晋武公也。”《葛生》“刺晋献公也”……很明显，这种历史的附会常常是穿凿牵强的。所以在宋代，学界掀起了废《序》的高潮。到了清代，姚际恒、方玉润等人对《诗小序》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因为崇尚科学考证精神的朴学学者们对于这种牵强的历史附会更是无法容忍的。
至于《诗小序》的作者，尊之者奉之为子夏，贬之者目之为东汉卫宏，其他说法亦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清儒王崧的说法比较有见地，他曾谈道：“《关雎》一序，或经孔子圣裁，其余各序续而申之者由子夏，以至毛公又申，毛公以至郑氏，相传解说，各有润益。”[18](P728)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多少根据，但“相传解说，各有润益”的推断，大体上是具有合理性的。很多古人已经明确观察到《诗小序》明显地分为两部分，前面一部分他们称之为“古序”，后面一部分称之为“续序”。从这种结构特点来看，也可知《诗小序》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前后相因袭、缀缉而成其书的。正如王洲明经过考察论证所基本得出的：“《毛诗序》是从先秦至秦末汉初，经过不断累积形成的通过论《诗》来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19]
我们认为，《诗小序》乃是战国至汉初关于《诗》的“教学提纲”。它的“古序”部分应该形成于战国时代，也就是说，为《诗》文本附加一个牵强历史背景的始作俑者基本是战国时人。朱熹就很看不上这种虚假的历史附会，他说：“《蟋蟀》自作起底诗。”[20](P2111)意思即是说此诗主旨与《诗小序》中那个“俭不中礼”的晋僖公其实是毫不相干的。
孔子论诗时，就很少比附史事。上博简《孔子诗论》乃是孔子后学所记录的孔子关于《诗》的大体论述：“孔子曰：《蟋蟀》知难。《仲氏》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泣不……二十七……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木瓜》有藏元心（愿）而未得达也……”[4]可见，孔子常常把性情作为论《诗》的出发点，而且也多针对诗歌自身的特质。到了战国时代，以史论诗的新倾向逐渐流行起来，这其中既有对春秋时期“断章取义”社会风气的承袭，又有思、孟一系学者的刻意引导，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到了汉代，这种新的倾向完全确立起来了，齐、鲁、韩、毛四家诗几乎都在比附史事，正如明王世贞所说：“《韩诗外传》杂记夫子之绪言与诸春秋战国之说家稍近于理者，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故多浮沉不切、牵合可笑之语，盖驰骋胜而说诗之旨微矣。”[21]
既然《诗小序》“古序”部分虚假的历史附会形成于战国时期，那么，同是成于战国时期的《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也可以看成是历史附会或“情节化操作”，就这一点而言，《夜》与《诗小序》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讨论《诗小序》的历史附会，其实就是为了为清华简《夜》中《蟋蟀》诗提供一个参照系，即：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域的《诗》学学者们可以如此地操作，那么身在楚地的《诗》学学者们也是完全可以那样地编织的。《诗小序》既然可以被普遍质疑，那么，我们一样可以质疑清华简《夜》。通过对《诗小序》史事附会的考察，也可为我们前面有关清华简《夜》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时进行情节编织的论述提供另一个很好的参照。
清华简《夜》为战国楚简，这批出土文献，对于研究战国时代楚国乃至整个华夏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是极有帮助的。但是对于它所涉及的商周历史，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那些“战国之士”进行“编织情节的运作”的文本无法避免地存在着很多润色、夸饰、价值追想甚至是臆造成分，所以不可当作信史来对待。战国楚简对于商周之际的古史研究只能是提供一种参考，而不是证明，正如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著作无法去证明元代或明代的史实一样。
注释：
① 北京大学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作了AMS碳14年代测定，树轮校正的数据显示“清华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参见李莉：《清华大学今天宣布发现失传2000年（尚书）竹简》，载《北京晚报》，2009年4月25日。
② 傅斯年与徐中舒都认为《豳风》出于鲁国。参见傅斯年：《〈周颂〉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5～112页：徐中舒：《〈豳风〉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册，第431～531页。
③ 其实鲁、齐、韩三家诗皆有《序》，刘毓庆这里更强调的是其血统，即承自子夏。参见刘毓庆：《〈毛诗〉派兴起原因之探讨》，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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