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野鹅旅游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_中日关系论文

后‘野鹅旅游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_中日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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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期。促成这一转折的原因,既有国际环境因素,也有中日双方变数,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在于中日经济发展势头的逆转以及由此而来的东亚“雁行模式”的终结。如何应对一个“后‘雁行模式’”时代的到来?这已成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必须予以正视和解答的重要课题。

东亚“雁行模式”的缘起和终结

20世纪下半叶,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式发展模式”(以下简称“雁行模式”)曾引起举世瞩目。20世纪最后10年,世人又惊异地看到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这一趋势改变了东亚“雁行模式”,势必对中日关系和东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雁行模式”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在其《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1932年)一文中提出的。该理论阐释了日本经济通过外贸和替代性生产而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波浪式发展的进程。工业化初期,日本主要出口丝绸、棉纱、棉布等消费品,换取工业发达国家的纺织机械等生产资料,以此装备本国的纺织品生产;继之,日本对进口纺织机械进行替代性生产,以此带动日本机械工业发展;机械工业的发展又依次带动钢铁、机电等产业发展;日本以在外贸中获取的外汇购买先进技术并予以消化、吸收和推广,逐渐建立起自主技术基础和研究开发体系;日本各产业顺次起飞的这一进程就被形象地称做“雁行模式”。

20世纪下半叶,日本在东亚率先实现了经济腾飞和高速增长,东亚各国与地区经济尾随其后相继起飞。“雁行模式”这一源自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逐渐被人们用于描述这一时期东亚经济依次腾飞的景象。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视角看,最大的“雁行模式”发源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其“领头雁”就是最先走上“内源性”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各国,而相继被卷入“外源性”现代化进程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则依次排列其后。(注:关于现代化与中日关系的关联,参见金熙德:《中日现代化的殊途与交错》,载《日本学刊》,2001年第5期。)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始终以对欧美“领头雁”的“追赶”为国家战略的基本目标。百年后的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越英、法、西德而居西方世界第二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并呈现继续赶超之势,其制造业居世界前列,并跃居世界最大债权国及援助国的地位。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欧、日为“领头雁”,其他地区尾随其后的“全球性雁行模式”;东亚经济则出现了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以及中国依次追赶的“区域性雁行模式”。

近代以来,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把亚洲描绘成“落后”与“停滞”的象征,特别是认定基于儒家传统的东亚文化从本质上就与现代化水火不相容。(注:这类观点的代表者之一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密切关联,而儒教不适于资本主义,这一学说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东亚却名副其实地成为“经济腾飞”的代名词。东亚“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产业依次转移到“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80年代初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序列发展体系。在这一宏大的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电子、信息等产业在东亚各国次序传递,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图景。

东亚“雁行模式”自始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区域经济体系,而是由美国、日本及其他东亚经济体三者构成的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链。它由三个环节组成:第一,日本以出口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的方式不断向东亚各国与地区提供新的垂直分工型产业能力;第二,东亚各国与地区主要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获取贸易盈余,由此形成了其对美贸易盈余越是增加、其对日贸易赤字也随之增加的结构;第三,日本则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投资方式把从对美最终产品出口和对东亚中间产品出口中获取的巨额贸易黑字又还流给美国。(注:随着经济持续低迷,日本的海外资产余额不断创下新高。到2001年底,日本对外纯资产额为179.257万亿日元(约合1.43亿美元),已连续11年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12月5日发表的贸易状况预测显示,这一年的贸易顺差额将为78750亿日元,比2000年减少31.8%,首次低于海外投资所得收益(86000亿日元)。日本初次转变为投资获取的利益超过出口的国家,正由制造大国转为投资大国。)

近现代史证明,国际经济的“雁行”式发展进程一旦固定化为“模式”,就会超越纯经济意义而上升为一种结构乃至秩序。“全球性雁行模式”的形成和延续,正是欧美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基础,也是南北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的症结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不仅把“雁行模式”视为东亚经济的一种现实,而且日益把这一模式作为一种刻意追求和精心维护的地区秩序,欲以经济优势为依托在东亚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

日本对欧美成功“追赶”的历程证明,“雁行模式”及各国在该模式中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如果说过去30年间“四小龙”和“四小虎”一直在追赶日本,那么中国的发展则自始就迈出了跨越式赶超的步伐,采取了把工业化和信息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现代化路线。中国的发展不是全盘跟在“四小虎”之后,而是直接从“四小龙”乃至“领头雁”那里吸纳先进技术。(注: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1年8月25日一篇以《一只大熊猫打乱了队形》为题的文章指出:“中国不是雁阵中的一只雁……它在生产简单产品的同时又生产先进的产品,既有简单的绒毛玩具,又有集成电路。”)中国经过10年追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逐步与“四小虎”齐头并进,经过20年追赶便在21世纪初超越了第二排大雁而缩短了与领头雁的距离,经过30年追赶则将进一步确立其在区域经济中的“火车头”地位。

作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日本在基本实现“追赶”欧美的目标之后便染上了一场严重的“日本病”,其在“追赶”期发挥巨大效能的宏观体制和微观结构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处于蓬勃向上时期,其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正迅速提高。中日发展势头的逆转,给东亚“雁行模式”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

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该年度《通商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注: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白皮书》2001年版第一章《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在这之前的2000年夏季,日本经济企划厅拟订的题为《亚洲经济2000》中已经指出:“亚洲的发展模式很可能不再是雁行模式”,即利用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将取代逐步实现工业化的模式。参见[日]《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11月18~19日文章:《提出信息技术立国的日本摇摇欲坠》。)

值此东亚迎来“后‘雁行模式’”时代之际,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重新定位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

“后‘雁行模式’”下的中日关系

纵观历史,数千年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中强日弱”的历史,19世纪末期以来则形成了百余年的“日强中弱”局面。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后‘雁行模式’”时代的到来实质上就是“中日两强”趋势的首次出现。这一趋势正在对中日双方的战略心理产生很大影响,给进入21世纪的中日关系带来调整期特有的剧烈震荡。

21世纪头10~15年间,中日双边关系总体上将朝着如下方向逐步演变:综合国力日趋均衡,相互依赖日趋加深,双向心理日趋对等,政策对话日趋成熟。(注:中日国力比较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领域,各类判断相差悬殊,分歧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的计算方面,以中日货币与美元的汇率计算的方法同“购买力平价计算法(PPP)”尖锐对立。)21世纪初,中日关系调整的最强烈表现莫过于心理冲击和心态调整。日本一些政治家和专家指出:如何同走向经济大国的中国打交道,是日本21世纪上半叶面临的最大课题。日本一些势力面对中国的快速赶超感到难以适应,必欲予以诋毁和阻挠而后快。在这一氛围中,“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对中国问题的解释犹如钟摆一样左右摇摆。90年代初以前,其预测中国前景的主流见解是以“七分五裂”、“军阀割据”为内容的“中国崩溃论”。90年代后期,眼看中国没有出现崩溃迹象,渲染中国将对现存秩序发起挑战的“中国威胁论”代之而起。(注:日本经济学者大前研一认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沦”都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经济的真正实力。参见[日]《现代周刊》,2002年4月20日文章:《中国冲击》。)近来,这个钟摆又摇了回来,西方媒体又大肆炒作起了“中国没什么了不起”、“中国统计有水分”的舆论。(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于2000年发表了《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认为1997~1999年中国GDP的实际增长率应在正负2.2%之间。2002年以来,西方媒体大肆炒作罗斯基的文章,质疑中国近年来GDP增长统计数字的真实性。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于2002年4月17日专门就此做了详细解释,中外学者也就此做了分析。参见赵忆宁:《中国GDP增长率之争》,载《瞭望》,2002年第18期;[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5月1日文章:《西方为何质疑中国的繁荣》。)

无论西方舆论的钟摆如何摇摆,日本正面临着两个必须解答的课题:其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真实还是虚幻?其二,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威胁还是机遇?对此做出回答,是日本进行21世纪战略抉择的不可回避的首要前提。对前一个问题,近年来日本各界的主流见解渐次倾向于承认中国崛起将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注:冈崎久彦认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中国经济的跃进。这与60年代至80年代美国预见到日本的经济威胁会增大,但没有办法加以阻止一样。”参见[日]《读卖新闻》,2002年3月4日。)对后一个问题,日本各界持不同立场的人们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

日本各界有识之士明确指出,大力扩大对华贸易与投资、促进日中产业合作、进而推动包括日中在内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21世纪日本走向再生的最佳选择和惟一出路。(注:大前研一指出:一个公司能否在这个新世界里兴旺发达,要看它能够吸收中国的优势,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参见[新加坡]《海峡时报》,2001年8月2日文章:《亚洲的下一个危机:“中国制造”》。日本媒体指出:“日本产业界不仅存在因生产据点向中国转移而产生的国内空心化的问题,而且还存在对华战略本身‘空心化’这一更加严重的问题”。参见[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8月26日。)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10月进行的书面调查,今后3年内计划向海外投资的日本企业,98%的投资对象都是中国。(注:[日]《世界周报》,2002年3月5日号文章:《越南有再现投资热征兆》。)在2002年4月12~13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否认了“中国经济威胁论”,指出“应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视为提升日本产业的大好时机”。2002年5月21日,小泉首相在“第八次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晚餐会上再次指出:“中国的发展将有利于亚洲和整个世界的繁荣。”(注:[日]《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2日。)日本外相川口顺子也在演说中指出:“中国是日本在东亚的重要伙伴。我们欢迎中国对东亚地区合作所持的积极姿态,希望能够携手共建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可见,小泉内阁的观点反映了日本有识之士的良知,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号。

然而,日本一些右翼鹰派势力则把煽动“中国威胁论”视为推动军事大国化和构筑经济壁垒的借口和手段。日本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在经济领域基于两种心态之上:一是在贸易领域惧怕中国产品的进口对日本国内产业构成冲击;二是在投资领域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据点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

在贸易领域,2001年日本终于对中国祭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使这一年成为中日经贸摩擦“元年”。目前中日经济发展水平还有相当差距,两国经济总体上依然是互补性强、竞争性弱。(注:目前中日经济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这并没有能消除日本的疑虑,其原因是:(1)中国经济总体规模正在赶超日本;(2)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跨越式赶超;(3)目前两国的发展趋势是“中盛日衰”。)然而,中国经济竞争力日益增强也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与趋势。随着中日经济竞争日趋加剧,两国间发生经贸摩擦的概率将与日俱增。有人指出,日本对外经贸摩擦的重心正从日美转向日中。在这一转变中,日本的角色已来了个大换位。在日美摩擦中,日本扮演的是一个追赶者,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制造业为依托向美国发起猛烈的贸易攻势,面对美国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则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反击美国的“管理贸易”措施。在日中摩擦中,日本刚刚处于被追赶者的角色,就马上求助于它曾极力反对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

2001年日本对中国采取的限制进口措施,是日本政界拉选票运动和对落后的农业部门实施保护的产物,是与其整体经济利益以及非农产业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日本产业界和其他各界有识之士纷纷指出了这种限制措施的目光短浅。在中日共同努力下,这场贸易摩擦被有效控制在初始阶段和有限范围内,并为双方协商解决经贸纷争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注:遭到日本进口限制的中国农产品均为日商在华投资和提供技术、专为出口日本而生产的产品。2001年的贸易摩擦是体现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结构的很好事例。据中新网2001年12月14日消息,由中国农产品出口业人士组成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将自主规定对日本出口的大葱数量。)

在投资领域,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之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7.51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2000年以来,日本的对华投资呈现出回升势头。在同等的对华投资环境下,日本企业在对华投资步伐上之所以被欧美企业甩在后面,是因为前者额外地受到了历史问题等政治因素的困扰以及日本型经营方式和技术转移问题等经济因素的消极影响。(注:[日]林华生:《在进入中国方面落后的日本》。参见[日]《朝日网络》网站www.asahi.com2001年11月2日。)

长期以来,日本因惧怕“飞去来器效应”而在对华技术转移方面态度消极,其经济界人士的口头禅是“要对中国保持15年的技术优势”。日本对华投资的典型做法,就是把研究与开发中心放在其国内,只把制造部分转移到中国来。随着“雁行模式”的终结,这一陈旧做法已日益难以为维。为了强占“入世”后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日本的一流制造企业开始跨越心理防线而确定在中国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的发展战略。(注:参见[美]《纽约时报》,2002年4月21日文章:《日本迎接‘中国设计’时代》。)中日联合开发新的主流产品的合作已经拉开帷幕。(注:日本决定与中国联合开发新一代移动电话,就是其一例。参见[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4月15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中国经济的强劲挑战,日本一些精英的思路是:日本经济必须向比中国经济层次更高的产业和产品实现升级换代,研制出“只有日本才能产生的产品”。至于其具体内容,前几年主要指高级机械产品、产品周期短的消费品以及特殊零件等,近来又指信息产业。但迄今为止,其成效不甚明显。

“后‘雁行模式’”时代中日关系的又一重要特征,将是技术、资金、管理方式的转移模式由从日本向中国的单向流动转向中日间双向交流。中国企业已启动了登陆日本列岛的进程。(注: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统计,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始于20世纪80年代,截至2001年底开展活动的达240家。参见[日]《读卖新闻》,因特网站www.yomiuri.co.jp2002年4月28日。)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也开始向海外扩散,日本加紧推动经济特区设想就是这一方面的突出事例。(注:日本舆论纷纷指出:中国的积极改革和日本改革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照(参见[日]《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4月24日文章:《中国以美国为样板推进改革》)。一些文章主张要向中国学习(参见[日]《世界日报》,2002年4月20日文章:《学习中国抗衡中国》)。日本经济产业省认为,为防止日本经济空心化,有必要建立经济特区,日本地方政府纷纷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求创办经济特区。)

中国经济的崛起,既构成对日本的竞争,也为日本提供了越来越有魅力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场所。中日经贸往来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任何力量也难以阻拦。

随着中日经贸往来的日趋密切,两国间经济合作层次也在日益提高和成熟。在“后‘雁行模式’”下,金融货币合作正成为中日经济关系的又一重要领域。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银行在东京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国就一直在推进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多边和双边协定谈判。如今,外汇储备额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的日中两国签署货币互换协定,标志着这一进程的重大进展。

在21世纪战略抉择的大是大非面前,日本也出现了一些背离中日关系健康方向、误导日本对华战略调整的论点、思路和做法。一是试图假美国“虎威”来遏制中国;二是无视“后‘雁行模式’”的到来而提出日本要做东亚经济的“核心”;三是把签署日韩、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和推动“日本—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构想”当做抑制中国的地区影响与作用的手段。(注:日本媒体毫不隐讳地说:“日本希望借此(指日韩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牵制影响力迅速增强的中国。”参见[日]《每日新闻》,2002年4月17日。)

面对千载难逢的东亚区域合作机遇,中国正以积极、开放的姿态推动这一进程,其重点之一就是积极推动中日在区域合作中的携手合作。近年来,日本也对这一进程做了肯定的反应,推出了一些举措。但从总体上看,日本显然缺乏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种推动区域合作的热情和积极性。究其原因,一是经济发展上“失去的十年”使日本丧失了对外自信,导致其政策的内向化;二是日本对在“中盛日衰”发展趋势下推动区域合作持有疑虑,尚在观望;三是日本右翼势力趁国内经济萧条、对外强硬论易于哗众取宠之机把其对外政策重点从经济扩张转移到“海外派兵”方面。

未来10~15年,是中日关系能否成功走向新的伙伴框架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相对于景气与改革前景尚不乐观的日本,综合国力快速增强的中国将是推动两国关系的更活跃因素。就日本而言,它是否被右翼势力牵着鼻子走,试图以日美同盟遏制中国?这将是事关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调整方向的中心课题,也是中日能否走向战略和解的核心因素。(注:日本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指出:在21世纪的亚太地区,日本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自我思考能力,使日美中三角关系成为等边三角形,否则日本将在大国角逐中被淘汰(参见[日]《世界周报》,2002年新年合并号)。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尾崎春生指出:美中关系因中国实力的增强而得到加强,“日本已成为美中的‘从属变数’”(参见[日]《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4月19日)。)

中日关系与东亚区域合作

“雁行模式”的终结是东亚新腾飞的起点。在新旧发展模式相互交替的过渡期,东亚地区面临着新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21世纪初,中日两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一道,面临着如何为新时代的东亚设计未来蓝图的历史性课题。

“雁行模式”走向终结的契机,就在于日本这只领头雁的力不从心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各国的赶超。“后‘雁行模式’”时代的首要特征,就在于东亚经济不再由一只领头雁来牵引,而是进入了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日本依然是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但其牵引东亚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已大为减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规模上的“巨国效应”,正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还远不如日本经济,但前者正处于上升期,后者则陷于停滞期。从总体上看,东亚正首次迎来中日共同推动地区经济的“双火车头”时代,特别是中国的推动作用在急速增大。中国的发展为亚洲各国提供了无限商机。

面对东亚经济大竞争时代的到来,东亚各国应以积极姿态趋利避害,其最佳选择当为“以合作求多赢,以互惠防俱伤”,以“合作模式”取代“雁行模式”。东亚能否成功渡过新旧模式交替期而进入地区发展新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在于中日两国能否真正认识和切实负起“双火车头”的责任。具体地说,在双边层次上,中日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补性,缓解竞争性?在地区层次上,中日能否不断扩大共识,共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注:日本学者小岛朋之认为:“就现实而言,日本经济的再生是与亚洲经济连动的。……日本除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共生别无选择。东亚地区经济的再生,也需要包括地区大国日中在内的地区合作,为此已就未来‘东亚共同体’和东亚自由贸易圈达成协议,日本也必须朝着这一方向积极参与。”([日]《东亚》,2002年第1期,第32页))

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潮流汹涌澎湃。作为这一时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地区,东亚也产生了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动机和潮流。这一运动从萌芽期的60、70年代就蕴涵着两种不同潜流:其一是由日本提倡的环太平洋发达工业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潮流;其二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合作潮流。而1989年启动的APEC机制则是对这两者兼容并蓄的第三种潮流。

日本作为20世纪60年代对“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的最早提倡者,先后对这三种潮流采取了积极姿态。然而,每当这三种潮流因美国等环太平洋西方国家的政治干预而出现相互矛盾时,日本总是退缩或采取一种折中的“和稀泥”态度,致使东亚合作进程一再陷于缺乏底气的困境。过去30年,在其经济增长的巅峰期,日本未能及时地把其经济实力转化为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力量。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日本这只“领头雁”缺乏处理太平洋两岸关系的政治远见和能力,二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尚未具备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能力与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几度出现摇摆和夭折。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导“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设想后,日本先是予以积极支持,后因受到美国的反对压力而退缩。9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了包括东亚各国与地区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区域合作设想,试图拉进几个发达国家以缓解美国的政治压力以及西方对东亚“种族团结”的嫌疑。这种惟西方马首是瞻的做法遭到了东亚各国的反对。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设想,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夭折。2000年以“改革”为响亮口号的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又改头换面地重提东亚各国加上大洋洲的区域合作设想,新名称定为“东亚扩大共同体设想”。日本执意坚持这一毫无新意的非合理设想,再次表明这只昔日的“领头雁”确已丧失了创新和牵引能力。

除日本以外的绝大多数东亚国家都认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是东亚核心国家间的合作。东亚核心国家就是东盟各国、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中国和日本。而其外围国家则包括俄罗斯、蒙古和美国,其再外围则包括环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环太平洋大区域合作之下的次区域合作,与环太平洋合作并行不悖,完全可以同时推进。

日本的东亚经济合作政策之所以表现出“叶公好龙”的特色,首先是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政策的左右,其次是因至今放不下亚洲惟一“发达国家”的包袱;再次是因其在农业开放问题上还很难痛下决断。

所幸的是,近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按其内在逻辑获得进展。多年来,在东亚地区,任何排除美国在外的多边机制皆因日本作梗而难以启动。然而,经过成功启动“亚欧会议”的铺垫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痛定思痛,东盟加中日韩的"10+3"对话与合作机制终于得以启动。"10+3"其实就是除朝鲜以外其他东亚核心国家均已参加的机制,它的启动是东亚合作进程的第一步重大突破。

就目前而言,"10+3"仅仅是开了个好头,往下的关键就是这一合作机制能否深入发展。近年来,在东亚框架之下的区域合作呈现出两种势头并行发展、复杂交错的局面。如以A、B两个代码表述,A进程指以地缘范围划分的两个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即东南亚(东盟)和东北亚(中日韩)各自的对话与合作机制;B进程则指以经济水平划分的两种合作进程的发展,其一是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其二是日本分别与新加坡和韩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

最近一个时期,上述A、B两个进程出现了复杂交错的局面。2001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步重大突破。(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创造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总和的经济区。按人口计算,这将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看,这将是发展中国家间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仅隔一个月,日本首相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注:日本小泉首相于2002年1月8日至14日对东盟五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亚亚和新加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巡访,建议“寻求坦诚的合作伙伴”,提出了“全面经济合作构想”。)中日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巧合”,引发了世人对这两个大国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

随着“后‘雁行模式’”时代的到来,世人确实在纷纷议论:未来东亚合作进程谁主沉浮?(注:如日本《朝日新闻》2001年11月7日发表的《中国将主导亚洲经济》一文认为,中国与东盟决定建立自由贸易区意味着,在21世纪的“亚洲一体化”中,中国将掌握主导权。)其实,所谓主导权之争纯属猜测。A、B两类合作进程是东亚两个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合作进程,是基于经济合理性之上的阶段性成果。这两种自由贸易机制的形成,不是东亚区域经济的分裂,而将是东亚最终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步骤和必经阶段。

在东亚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下,由哪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都将是难以胜任的。美俄是两个外围国家,自然难以负起主导重任。中日作为东亚两个核心大国,在历史上曾先后成为本地区最强国,目前又出现了国力均衡化趋势,且其历史积怨和竞争心理根深蒂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将难以接受对方的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东盟曾以平衡策略发挥了“小国领导大国”的作用,成功主导了东亚经济与安全合作进程。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实力和凝聚力大为削弱,但它对中日任何一方乃至中日携手主导东亚合作依然抱有警惕。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也给任何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增加了难度。因此,未来10~15年期间,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主导力量将是一个不确定的、因时因事由各国和地区交替或联手登场的角色。

然而,中日毕竟是东亚两个大国和潜在的区域经济“双火车头”。如果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达成共识,则将能在这一进程中共同发挥更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日形成携手局面之前,东盟对"10+3"框架以及韩国对东北亚合作的推动作用将显得格外突出。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将是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其主要环节包括“自由化”和“制度化”,其具体目标将是“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从长远的眼光看,东亚最终要走向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区域合作,其实质是走向一个“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在这一漫长进程中,归根结底可以说:“没有中日合作,就不会的真正的东亚区域合作”。

展望未来10~15年,中日能否在“后‘雁行模式’”时代成为东亚经济的“双火车头”和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其进退成败,非其中一方所能决定,而将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面对共同推动区域合作的历史性机遇,中日两国应从加强相互信赖、扩大彼此共识入手,使相互间的高层次对话和多渠道合作同时并进,以双边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在区域合作中不断解决两国间矛盾与分歧。“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仍将是决定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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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野鹅旅游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_中日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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