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工与就业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两大定理及其现实意义的初步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定理论文,现实意义论文,经济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就业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有效，但发展中国家必须摒弃生搬硬套的做法，从本国国情入手解决就业问题。本文试图摆脱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抽象假定，回复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一个求解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新思路。本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综合斯密杨格定理，阐述分工演进市场扩展的机制，第二部分阐述斯杨定理中蕴涵的就业机制，第三部分，评价目前的就业政策。
二、斯密定理及其扩展——杨格定理
《国富论》是论述当时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的著作，其中斯密定理蕴含了分工演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揭示了一国从欠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的规律。（注：斯密认为分工受制于市场的广狭，即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水平，“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被称作斯密定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16页。）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而非仅指由同一个人完成的一道工序的不同环节，因此，不同的环节必须由不同的人操作完成，即分工必须形成专业化，这才是斯密意义上的分工。分工和专业化合一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或基本生产操作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盛洪，1994）劳动分工的直接经济性要求分工专业化后单位成本最小，因而，每项分工都要形成其经济规模，此时，斯密给出了该定理的简单证明，“市场过小的状态下，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注：斯密认为分工受制于市场的广狭，即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水平，“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被称作斯密定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16页。）可以说，交换能力制约了市场交换范围的实现，交换范围限制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
斯密根据他所在时代的情况对这一定理给出了经验性论述。斯密特别重视交通运输的改进对市场扩展的作用，为此他作了很仔细的观察和比较。在斯密时代，水运网比陆运能使更多的货物以更低的运输成本运到目的地，无疑水运扩大了市场范围。在斯密时代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地区地形恶劣，交通闭塞，在客观上阻碍了地区间的市场联系，这一类可以称之为统一的空间阻碍。斯密还很有预见地看到了制度带来的阻碍作用。交易费用一方面是市场范围的函数，如交易量、交易距离、交易费用还与分工本身有关，这一点，斯密本人没有加以论述，只是隐含地提出交易方式及其构成的制度是如何影响交易费用的，如货币的起源及其作用。盛洪举定期集市为例，说明交易方式带来了交易费用的下降、交易效率的提高。盛洪在评述斯密定理时认为，斯密定理可以直接表述为市场范围的扩张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张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
斯密阐述经济发展的机制只完成了一半工作。斯密的体系中，市场需求是被看作外生给定的或斯密自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市场范围的扩张（近似的由交换能力表示）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经济发展类似于供给需求框架，降低交易费用一方面有利于增加资本积累，刺激供给；另一方面也刺激现实的需求。但这种供给和需求的作用却发生在一定的交易费用下（外生）的函数中，因而斯密只静态、或比较静态地分析了经济发展机制。如何动态地以古典经济学体系看待经济发展的全部机制，在70年前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就是扩展斯密定理的“杨格定理”：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用杨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机制。（注：杨格，1928：《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原载于《社会经济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报酬递增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它决定了分工的演进和供求内生化的机制，但如果报酬递增纳入了马歇尔体系就完全割裂了这一机制。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是用外部经济、内部经济来解释的，边际均衡分析割裂了代表性企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有很大的片面性。规模经济带来的报酬递增和与之俱来的垄断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报酬递增反而阻碍了市场规模的扩展，也就阻碍了报酬递增的步伐。杨也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批判了马歇尔规模经济理论。“这等于说，经济体制内形成的力量，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进步”（注：杨格，1928：《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原载于《社会经济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在新古典厂商理论中分析报酬递增是和新古典的市场理论不相容的，因而必须用市场需求扩展引致分工的深化来解释报酬递增，“表现为报酬递增的经济是与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经济相等同的”。（注：杨格，1928：《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原载于《社会经济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为什么报酬递增和劳动分工的结合产生需求（市场）的扩张呢？这还必须用斯密的“分工富国论”和杨格的“分工链”来解释。显然，“分工富国论”清楚地说明了分工是如何致富，即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扩大了市场需求规模。但杨格认为这是一种“较为陈腐的观察”，真正的市场扩张还必须用“迂回生产法”、“分工链”的加长来解释。首先，什么是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经济？迂回生产能和劳动分工等同吗？前文已论及斯密隐含了分工是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分工，即在（比较）静态下作为交易费用函数的专业化分工，这种分工已达到了起码的经济规模。“迂回生产是一种间接地获取物品的生产方法，在获得物品之前，先获得制造物品的能力。”（注：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1年中译本，第107页。 ）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普遍的迂回性，但并不一定就是专业化分工。而专业化分工作为生产整体的一个环节必然是迂回生产法，是从生产链上不同节点上分化出来的。“用迂回方法生产财货的所得远比直接生产要多得多，可以等量的劳动获得较大的成果，或以较少的成本获得同样的成果。”（注：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1年中译本，第107～111页。）专业化的链式分工使生产的迂回更加大，并使生产具有报酬递增性。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是人类生产的一大特点，因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隐含了专业化分工）下，生产者必须同其他生产者交换，那么市场就能在报酬递增下扩张规模了，这就是杨格的交互供求规律或倒数需求规律。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表明在分工链上增加了节点，会使有经济性的规模得到级数倍增。假设把市场看作分工链的函数并假定市场的初始规模能保证专业化分工有最低的经济性，那么边际分工（分工深化）就会带来边际市场的几何级数扩张，可以说市场规模对劳动分工就具有无限弹性。至此，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需求）的机制。
前文已论及斯密定理中交易费用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只是比较静态地看到交易费用的变动对分工的作用，斯密不能动态地分析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既是由分工引起的，同时也将会因分工的深化而降低。经济发展的史实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易费用逐步降低，那么交易成本在长期里是不外生给定的，而是否是由分工的力量内生地递减的？杨格的第二点贡献回答了这个问题。迂回生产方法带来了巨大的市场范围，但必须解决交易费用问题。广阔的市场前景为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了动力，组织创新的边际成本和交易费用降低相抵点就是组织创新的边界。马歇尔框架中报酬递增会导致垄断；垄断虽是一种组织变迁，前文论及垄断会阻碍分工的演进，也就阻碍了下一轮组织变迁，而用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链的扩展可以替代新古典的代表性厂商所在的市场上的均衡，这样可以解释产业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动态关系，市场不断扩大的前景，促使产业更精细的分工，产业链加长，使一系列以降低各种费用（主要是交易费用）的组织创新有利可图。这一点已被经济发展历史所证明了，分工和组织创新不但不会造成垄断，而且还会降低交易费用，跳出了分工受制于交易费用的被动局面。
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首先继承了斯密分析经济增长机制的正确方法，引入报酬递增，迂回生产法、分工链等概念并纳入非均衡框架，否定了马歇尔边际均衡分析法，论证了分工扩大了市场范围的命题，补充了斯密定理的另一半，构成了完整的阐述经济发展机制的命题，这一定理可用下图表明。斯密定理和杨格定理完成了分工自演进的体系，只要存在最初的两人世界里的分工，分工将会扩张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张将产生两个正循环。一个是由静态的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另一个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这两个正循环组合成分工自演进的全过程。虽然仍是分工与市场关系，但却全面合理地解释了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不妨简称为斯杨定理。
图一 分工的自演进
三、斯杨定理与就业
大多数经济理论都认为就业问题就是市场需求的问题，总需求不足自然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不足，失业也就是很自然的市场机制排出剩余劳动力的现象（新古典是这么认为的），而斯杨定理认为市场需求不是外生的，刺激需求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后归宿，应把就业问题放入经济发展中去，考察分工演进、迂回生产对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有何影响，可以说这是斯杨定理对就业的一个直接的具体运用。
为了和传统的就业模型相区别，首先要弄清楚的一点是经济发展与就业是否必然相容。传统政策主张一个国家应发挥在资本或劳动力上外生的比较优势，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产业。国家支撑大规模资本投入的工业化道路，结果没有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力局面，反使城市部分产业失业加剧，更严重的是扭曲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机制的发挥，印度是这一方面很好的例证。套用传统的模式，很难解决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之间的矛盾；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随着资本的深化有明显的排挤劳动力的作用，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又会延缓提高社会物质资本水平的进步，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竞争力。显然传统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现实中陷入了两难境地，就业和技术进步不相容。事实上，并不是技术进步和就业不相容，而是传统模型太片面以致与现实不相容。相反，我们可从斯杨定理出发，重新定义经济发展，找到解决“两难”的方法，“经济发展是一个以交易费用下降为核心，劳动分工和制度变迁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过程”，（注：贾根良，1995：《斯密定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南开经济研究》 1995年第1期。）也就是斯杨定理所描述的累积过程。
根据斯杨定理我们首先可以弄清楚劳动分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力资本积累提高是分工动态化的必然结果。因为人力资本积累既是资本收益的函数，还处于不断积累过程之中，是分工深化的函数。首先专业分工使得个人积累专业化人力资本有利可图，分工能使劳动专门化以提高专业劳动者的技能和熟练程度，促使劳动者改良工具和发明新机械，分工的一大直接优点就是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斯密认为人们劳动能力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人力资本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排除在迂回生产法之外，事实上，人力资本作为获得物品的能力也是间接获得的，这一点与物质资本无异，简单劳动可以直接看作是资本并列的一种生产要素，而迂回手段获得的劳动能力必须和物质资本一样受到重视并归入资本一类，因而随着分工的演进，迂回度的加大，人力资本的收益是和分工的深化同方向变化的，这说明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
第二，劳动分工由于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了劳动者就业。技术进步通过物质资本与劳动者结合形成对生产有用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活化成的人力资本，通过知识、人力资本与物质结合以改善物质资本的质量和效率，物化为产业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两方面——人力资本和产业资本，都会因分工而提高积累水平，故在斯杨框架下技术进步是和分工、迂回生产直接相关的，包含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进步才是分工内生化的技术进步，这有别于单纯地依靠大规模引进资本以改进设备。所以在技术进步条件下，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既有成本约束下的替代关系，又有生产技术函数上的相互匹配的关系，技术含量越高的物质资本要求与其匹配的劳动力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有人提出用人力资本和产业资本分别替代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和资本得出新的总量函数Q＝F（L，K）（李建伟，1998）。假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拥有量可以加权平均为一个存量水平，那么人力资本拥有量就是劳动者人数的函数，就业就直接和人力资本相关了。再假定一个经济处于要素匹配的技术进步中，就不难证明，技术进步将扩大就业需求（简单的证明参考下图）。分工导致的技术进步会使人力资本边际贡献曲线外推，假定市场工资率不变，则劳动需求会增加，如果部门分工不扩大，则一定会提高工资水平。曲线外推还会引致剩余积累的增加，用于物质资本的更新和积累。并且，由于专业分工的迂回生产也会刺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的需求，故人力资本边际贡献曲线还会外推，正是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匹配的关系，构成了资本积累与劳动就业扩大因果累积的循环。
图二 技术进步与就业扩张的关系
四、就业政策评论
上文的模型已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最本质的区别是分工不足的“瓶颈”限制。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脱离了市场机制与分工演进的轨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已越来越感觉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许多政策还未从这一原理出发，产生的问题也未从分工不足的角度来解决。如有学者指出劳动力过剩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不足的矛盾所导致的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和对经济增长潜在的“瓶颈”约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李建伟，1998），并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流派，提出了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但是该模型中，没有解决最本质的分工不足的瓶颈限制，人力资本积累理论也就是无本之木。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上任何修补和综合是毫无现实意义的。
斯杨定理关于经济发展的新定义，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为制定就业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其政策主张的核心有以下两方面：1.扩大市场范围；2.改善市场竞争环境。
加大财政支出，投入到大规模基本建设，主要集中于道路通信、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其理论依据是凯恩斯主义，但国情不同，我们对这一政策的理解也应有新的角度，投资于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公共设施为分工专业化提供了必要的社会资本，这一点在斯密的原著里也极为推崇。各种交通通信设施明显地改善了区域流通条件，降低交易成本，为一个统一市场提供了必要条件，将会显著降低成本。反观一些边远地区受交通条件阻碍无法为特色产品开拓市场，当地农民便无法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优势加大农作物改良、特种农业技术的投入，也无法吸引外部人才和资本。改善边远地区的交通设施，有利于当地农民寻找更有利的比较优势，在某一专业上分工，且同时吸引外部人力和物质资本进入，至少可以节省劳动力转移费用和降低转移风险，更佳的情况是，还能深化当地的专业化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凯恩斯政策在我国运用时，至少不能忽视在广大农村由于公共产品不足而限制了劳动分工水平的现实，虽然在短期内尚不能吸收剩余劳动力，但作为迂回生产法这一类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舒尔茨专门对这类政策作过实证分析，其结论推翻了农业报酬递减的宿命论。因而我国凯恩斯主义政策如运用得当，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乡差别。
建立“利国利民，惠泽子孙”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失业保障，建立劳动市场和信息网络，通过这些制度建设为失业者和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形成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可以大大降低转移的风险，降低用以防止风险的交易成本。这些措施在全国广泛实施，还将起到统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提高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在某一方向上积累人力资本的动机。我国就业制度僵化，城乡分割的“户口制”，部门所有的“档案制”，致使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过高，劳动市场发育不足，妨碍了劳动力在部门和地区间的流动；政府管制的政策性垄断长期以来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结构性失衡和严重分割的非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上比较优势的实现和内生比较优势（专业化）的培育。改善市场竞争环境，提倡公平竞争，并完善市场经济法规和政策，对提高分工水平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对非公有制经济持观望态度，夸大了国有经济的支柱作用。然而，事实也证明，哪个地区市场发育良好，竞争良好，国有经济的垄断成分少，哪个地区的社会分工水平高，该地区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强。在温州，虽有49%以上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但仅占温州劳动力很少的一部分，这说明温州较早地发挥了市场对就业的作用。目前，我国普遍放松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纷纷给出优惠条件，这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初期成长有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很多优惠条件会给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打上折扣，而市场条件是非公有制企业最好的生存环境，长期的优惠政策会致使非公有制经济丧失优势，妨碍分工的发展，这将是“斯杨定理”的一个反面教材。
五、结语
斯杨定理通过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为发展中国家开创了一个新的政策空间。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有其复杂深刻的根源，只有立足于长期发展，为分工创造出自由的环境，才能不误入迷途，这一点，米尔达尔40年前就警告过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就业问题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还要复杂，但本质上还是由低水平分工和低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因而一味地靠刺激内需，增设工作岗位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市场机制和完善法律制度，为分工的扩张创造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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