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香港政治生态的改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生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香港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和现象十分引人注目，也让许多人感到疑惑不解。其实，这些事件、问题和现象，都是香港特殊政治生态的必然产物，都可以从政治生态的角度得到不同程度的解释。因此，把握香港政治生态的内容和特点，便构成了解读当今香港政治的一个关键。而要全面地了解和把握香港政治生态的特点，又必须具体地考察20多年来政治生态的变化。因为香港当前的政治生态是一个长期变迁的结果，尤其是这20多年来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果。
1980年代以来，香港的社会转型已经完成，实现了由移民社会向本土社会的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英国政府在得到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明确信息以后，便开始了对香港的非殖民化过程，准备从香港“光荣撤退”；在香港问题出现以后，中国对香港的介入日渐深化，并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香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政治发展过程。港英政府对香港政制的代议制改造，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区政制的设计，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区的建立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个持续20多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不仅逐渐改变了香港的政制架构，也导致了香港的政治生态的重大改变。
一、从单向度政制到多维政制
在1980年代以前，香港处于传统政治阶段，其政制是一个以港督为中心的、封闭的、单一层次的政制结构。但从80年代起，随着政制的多次调整，这样一个单向度的结构逐渐地瓦解了，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多向度的多维政制架构。
首先，从政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香港的政制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由传统型的政制到现代型政制的转变。
在传统政制阶段，港英政府垄断了全部的政治权力，在内部实行高度集权，形成了一个以港督为中心的自我封闭的政制结构。港英政府为了从社会中获得合法性支持，将一部分社会精英吸纳进港英政治体系，并就重大决策广泛咨询民意，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行政吸纳政治”和“咨询性民主”的政治运行模式，但并没有建立起向社会开放政治权力的制度化机制。
19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在政制改革的过程逐步地改变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政制改革措施，逐渐地开启了封闭已久的政治权力之门。
港英政府在80年代初推行的地方行政改革中建立区议会和实行区议会选举，是打开这道权力之门的第一步。所谓的地方行政改革，是港英政府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政府职能范围扩大而采取的加强地方（基层）管理的措施，其内容包括设置地方管理机构，加强与社会的沟通，疏导日益成长起来的民间力量等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便是设立区议会。在1981年开始的第一轮地方行政改革中，港英政府将全港分成18个区，在每个区建立了管理委员会和区议会。区议会是一个基层民意机构，在建立之初便设立了民选议席。随着区议会运行走上正轨，民选议员的数量逐步成为绝大多数。区议会实行直接选举，由此便打开了一道社会力量进入政治权力体系之门。
此后，港英政府继续推行进一步的代议制改革，选举机制逐步被引入中央层面的立法局。1985年9月，港英政府通过选举团和功能组别的间接选举各产生了12名立法局议员。用民选的方式选举立法局议员，这在香港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由此便在中央政治的层面上打开了一道政治权力向社会开放之门。1991年9月的立法局选举，采取双议席选区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了18名立法局议员。这是香港立法局的第一次直接选举，在香港政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次选举，将政治权力向社会开放的大门开启得更大了。
在具有重要影响的1994/1995年选举中，港英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直接选举的范围。其中，1994年9月的区议会选举取消了委任议席，实行全面直选；1995年3月的两个市政局选举，除保留全港18个区议会间接选举的议席外，其他59个议席都由直选产生；1995年9月的立法局选举，全部60个议席由直选和变相直选产生。至此，香港的政治权力之门便在三个层次上向社会全面打开了。
香港特区成立以后，在将港英的立法局改为立法会的同时也改变了议员的产生方式，只实行部分议席直选（第一届为20席，第二届为24席，第三届为30席），其他的由功能团体选举和选举团选举产生。另一方面，采取了选举团选举的方式产生行政长官。1997年第一届行政长官由400人的选举团选举产生，2002年的第二届行政长官由800人选举团选举产生。这样，香港最高首长的产生也向社会开放了。
经由以上步骤和措施，香港的政治权力一步步地向社会开放，逐步形成了一个权力开放的格局。通过开放的权力之门，民意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了政治体系，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制订，甚至在政策形成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其次，从政制的纵向结构来看，香港的政制逐步由单层结构向多层结构转变，并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双层结构。
港英的传统政制，基本上只有港府这样一个单一的层次。诚然，港府之下一直有市政局的设置，而且其历史甚久远（市政局的前身为1843年4月成立的公众卫生及洁净委员会），但它只存在于港岛和九龙地区，并不是政制中的一个完整层次。
然而，这种单一的层次结构却随着港英政府推行地方行政而改变了。1981年1月，港府开始设立区议会。1982年的3月和9月，先后在新界和港九市区用正式的经由选举产生的区议会取代了先前设立的临时区议会，从而使区议会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设置。与此同时，市政局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功能进一步完善，机构进一步健全，成为了政制的一个完整层次。这样，港府便初步构建起一个由港府、市政局、区议会组成的三级架构。
新界地区的区域市政局的设立，使三级架构中的中间层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85年4月，港府在新界成立了临时区域议局；1986年3月，举行区域议局议员选举，4月成立了正式的区域议局，并改称区域市政局。于是，新界地区也有了市政局这个层次。
特区政府成立时，分别用临时市政局和临时区域市政局、临时区议会取代了后过渡期产生的最后一届市政局和区议会，从而使三级架构得以继续延续。
1999年，香港特区政府用正式的区议会取代临时区议会，与此同时，在两个临时市政局任期届满时将其取消，分别由港府新设立的部门承担其职能。这是香港政制架构的重大调整。经过调整，作为中间层次的市政局消失了，香港政制的纵向结构便由三级变为两级。
再次，从政制的横向结构来看，香港的政制逐步由港督不受限制的、绝对的行政主导向港督受限制的行政主导转变，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行政长官对立法会具有一定优势的、相对的行政主导。
传统的港英政制一直被界定为“行政主导”模式，港英政制进入调整阶段后仍然保持着“行政主导”的结构。现在的特区政制，也被界定为“行政主导”。但是，“行政主导”在不同时期却有着不同的涵义，其中的差别很大。
传统政制时期的“行政主导”，体现在港督的高度集权上，体现在港督拥有和行使权力的绝对性和至上性上。彼时，港督拥有最高权力，集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兼任行政、立法两局主席，行政局和立法局只是港督的咨询机构，港督有权任命法官，同时兼任驻港英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且任期五明确规定。这种由港督高居顶端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使传统的港英政治具有突出的专制主义色彩。很显然，这样的“行政主导”是一种不受制约的、绝对的“行政主导”。
然而，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以后就逐步地改变了。1985年立法局引入民选机制后，由于民选议员的责任对象不是港府而是产生他们的选举团和功能组别，立法局由此开始形成了制约港督的因素和能力。1991年立法局引入直选机制后，直选议员的责任对象是选民而不是港督，“完全受制于不同的游戏规则，他们要竞逐连任，要争取民意、选票……九一年伊始，整个议会运作，便出现了新发展，而这发展基本上是朝向分权，公开的方向进发。”[1](P194)为了争取在竞争连任时获得选票，直选议员要向市民负责，于是，立法会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形成了并不听命于港督的力量。这样，立法局逐渐形成了对港督和行政的制约。港督的政策在获得立法局的支持方面，已经不再是通行无阻了。
此后，末代总督彭定康又对立法局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1993年1月18日，立法局第一次自行选举产生了立法局主席，立法局开始与行政局分立；与此同时，立法局内部设立的常务小组逐步被常设的事务委员会取代，委员会制度逐步建立起来。1994年3月，立法局单独设立秘书处，用以取代过去与行政局合在一起的两局议员办事处。到了1995年的立法局选举，取消了委任议席，全部议员由直选或变相直选产生。至此，立法局议员完全由选举产生，立法局主席由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有了完整的委员会制度，在权力增大的同时，功能也趋向全面化。这样，立法局便与行政局彻底分开了，完全地摆脱了行政的操控。立法局演变成了一个能够从根本上对政府进行制衡的代议机构，进而形成了对行政主导模式的真正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港英政府制订的政策要获得立法局的支持，已有了相当的难度。行政主导的政府体制因此受到重创，不可能继续按原来的模式运行并体现本来的意义了。
特区政府成立以后，对港英时代的立法局选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将立法会议员的产生方式改变为由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方式产生。但是，在立法会中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直选议席（1997年的第一届立法会为20席，1999年为24席，2004年为30席）。由民选产生尤其是相当数量由直选产生的议员构成的立法会，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行政长官的制约能力和相应的制度化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长官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制订的政策，并不总是能够得到立法会的全面支持。作为特区最高首长的行政长官，已经受到了立法会相当程度的制衡。
受到立法局限制的港督和受到立法会限制的行政长官，所行使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存在和运行的“行政主导”，已经同传统的“行政主导”有了相当大的区别。
二、从“无政党的行政区”到政党政治
在香港，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形成与政制的开放和选举的兴起密切相关。选举的进行和政制的开放，为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条件。随着这些条件的出现，香港的政党就应运而生了，并形成了相应的政党政治。
在1980年代以前的传统政治形态中，香港并没有政党。香港的殖民统治本身，是不需要政党这样的政治组织的。政治统治的权力由外部输入，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配置模式，以及政治权力的封闭运行和不受制约，都不利于政党的产生。香港政治的殖民地性质阻碍了政党的形成。香港社会中任何组织政党的冲动，都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随着选举政治的兴起，香港无政党的状况逐渐改变了。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港英政府逐渐改变了传统的统治方式，不仅对政制进行了代议制改造，而且不再拒绝政党政治，甚至对政党的形成采取支持的态度，为压力集团向政党转化创造条件。也正因为如此，香港开始了自己的政党形成过程。香港的政党形成于传统政制的代议制改造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开放的过程中，可以说是代议制改造的产物。
由压力集团转化为政党，这是香港绝大多数政党形成的途径。随着区议会直接选举的进行，政治权力的大门逐步向社会开启，压力集团获得了进入政治体系的条件和机会。于是，一些压力集团便改变了从外部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努力通过选举的途径进入政治体系内部，企望从内部去影响政府的政策。它们在参加区议会和市政局选举的过程中，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逐渐转变为政党，从而改变了香港无政党的历史。
1991年的立法局直选，对香港政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是政党形成的一个契机，也是压力集团政党化的一个门槛。在这次选举中，一些压力集团为了增加胜算而对自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它们制订政治纲领，加强组织化程度，甚至祭起了意识形态的大旗，制订候选人的提名程序，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并对候选人进行必要的约束，对候选人提供财政支持，推动选民登记。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改造，一些有影响的压力集团逐步完成了政党化的转变。与此同时，一些论政团体为了在1991年立法局直选中谋得利益，也迅速地组成了政党，从而扩大了政党的队伍。在1991年的立法局直选之后，随着政治生态的改变，一些政治精英也积极地组党，参与政治角逐。
当时的主要政党有：民主党（由成立于1990年4月的“香港民主同盟”和成立于1983年的“汇点”于1993年合并而成），自由民主联盟（简称“自民联”，成立于1990年4月），民主民生协进会（简称“民协”，成立于1986年10月），新香港联盟（简称“新港盟”，成立于1989年3月），自由党（成立于1993年2月），民主建港联盟（简称“民建联”，成立于1992年7月），稳定香港协会（简称“稳港会”，成立于1991年5月），香港协进联盟（简称“港进联”，成立于1994年7月）。
1990年代初，是香港政党形成的重要时期，许多政党迅速地破土而出，但此时的政党都还不成熟，影响很有限，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通过选举来执掌香港的政权，也不可能对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发挥根本的作用。另外，当时各个政党的成员数量都不多，缺乏基层组织，党内的组织化程度也不高，有的政党甚至就是一班乌合之众，而且缺乏意识形态的论证和明确的政策取向。这样的政党，尚不具备操纵政局的能力。
随着选举政治的发展，香港的政党也不断地发展。香港的1994/1995年选举，是一次涉及三个层次的全面的选举，而且是取消了委任议席以后的全面的直选，这就为各个政党和政治力量提供了显示力量、施展才华的舞台。各个政党都十分重视这次选举，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极大的投入，为三级议会的议席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党争。
为了进行选举，各个政党纷纷整顿组织，修改纲领，规划行动，重新包装，在区议会、两个市政局、立法局的选举中努力地争取席位。选举的情况表明，这时的政党比以前更加成熟，已经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的政坛已经为各个政党所搅动，香港的政治走势已经与政党的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政党已经成为香港政治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由政党控制的三级议会，尤其是立法会，对香港政府的运作和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到此时，香港的政党政治已经初步形成。
不过，香港这时的政党政治还不成熟。从政制的层面来看，香港的政制并没有为香港的政党提供完全执政的机会，各个政党之间的角逐，都是在野党之间为争夺议席的竞争，而在竞争中取得优胜地位的政党，也无法控制香港的政坛。从选举的层面来看，尽管候选人中的有政党背景者占绝大多数，三级议会的议席也大部分是落人政党人士之手，但选举过程中选民对政党的认同程度并不高。香港政党政治的这种状况表明，在分析香港的政治形势时，不能离开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关注，但政党政治并不是香港政治的主要形态。
香港特区成立前夕，又有两个政党成立并登上香港的政治舞台。一个是香港民主派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于1996年8月组建的“前线”，另一个是由商人、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中一些崇尚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人士于1997年5月建立的“民权党”。
香港步入了特区政治发展的新阶段以后，政党的面貌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些曾经在港英时期较为活跃的政党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政党的结构因此而发生了变化。目前，活跃于香港政治舞台的主要政党是：民建联、民主党、自由党、民协、港进联、前线、民权党、工联会、职工盟。如果说香港在基本法颁布以后至回归前的后过渡期是政党的形成期的话，那么，进入特区政制新阶段以后，香港的政党已经步入了稳定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香港政党的总量不算多，但较之于不到700万人口的地区，也算得上是政党林立了。不过，政党的规模都不大，而且绝大多数政党的组织都很松散，甚至可以说是缺乏组织性。然而，各个政党的政治态度却相当明朗，差别很大，而且行为方式基本定型，形成基本的行为模式。目前，香港政党政治的内容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推动选举，争夺议席；整合利益，反映民意；监督和制衡政府，影响政府政策；培养政治精英，制造政治明星；进行政治动员，引导市民参与；传播政治文化，实施政治社会化。
现在的香港，政党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各个政党都代表着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且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市民的支持，政党间的政治取向又有很大的差别，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所以，有关香港的政治决策，不论是由哪一方面作出的，都难以在香港获得一致的支持。而且，立法会的席位由不同政党人士所把持，港府的公共政策要在立法会获得通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从非参与的政治文化到参与的政治文化
在20多年的政治发展中，香港政治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0年代以前，香港市民对政治冷漠，缺乏参与意识，被描述为“政治冷感”，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是非参与性的，香港本身也被定性为经济城市。19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就渐渐地改变了，香港市民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政治冷感”，政治热情高涨，形成了旺盛的参与意识，形成了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香港这座城市，也已经具有了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香港20多年前的政治文化，已经不能与今日之情况同日而语了。
首先，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形成，为香港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心理基础。
香港居民的绝大部分是大陆移民，而这些移民人口的大多数又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移入香港的。作为移民人口，他们普遍抱有难民意识和过客心态，只是谋求自存自保，没有长远打算；甘当顺民，愿意承担义务，却没有权利意识；他们由于缺乏准确的身份认定而无法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对港英政府不抱奢望，没有太多的要求，缺乏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积极性。因此，他们不愿谈论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总是试图远离政治，逃避政治，形成所谓的“政治冷感”。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地改变了。在人口自然更替的过程中，移民的后代逐渐成为人口的主体。这时的香港市民，移民意识已经淡化，并形成了明确的身份定位和身份意识，内容更为丰富的自我意识也随之形成。另外，香港196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在给香港居民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并使其利益要求得到了很好的满足的同时，又在居民中激起更高的利益要求，使其利益要求趋于旺盛。
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之上，香港市民便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来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其他利益，从而对政治发生了兴趣，这就为改变消极服从心理，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
其次，接连出现的与港人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事件，对香港市民形成了一个密集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深刻地影响着港人的政治心态，有力地推动了香港政治文化的转型。
自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问题出现以来，香港的政治事件总是接二连三地出现。香港问题出现以后，香港的非殖民化过程，政制的代议制改造，中英双方为了解决香港问题而进行的谈判，香港特区政制的构建，特区政制建立以后的运行和改革，依次构成了不同的政治事件系列。政治事件如此高密度地出现，在香港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各种不胜枚举的政治事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正如阿尔蒙德所说的那样：“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而社会政治事件本身，也是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具体的政治经历，例如一次战争或一项独立运动，可以对政治态度产生广泛的影响。”[2]如此高密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对改变市民原有的政治文化心态，建立新的政治文化观念所起的作用是强有力的和深厚的，因此构成了推动香港政治文化转型的根本力量。
再次，香港政治文化的转型期同时也是香港市民政治热情被唤起并持续高涨的时期，市民旺盛的政治热情为香港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在1980年代香港人口已经本土化，新一代的香港人已经形成以后，香港市民便形成了主体意识，利益意识迅速觉醒。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关心政治的条件已经成熟。香港问题出现以后，随着中英双方谈判的开展和不断深入，尤其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2年9月访华时，中国政府公开表明收回香港主权的态度以后，由于香港媒体的炒作，香港市民逐渐认识到了香港问题的重要性。此后，随着中英双方谈判的深入与之对香港经济进而对香港市民生活的影响日渐加深，香港市民越来越体会到香港的前途问题与其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从而开始关心香港问题，形成政治热情。随后，各种与港人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事件不断发生。这些不胜枚举的政治事件对香港市民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政治社会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撩拨着香港市民的政治神经，促使他们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
持续高涨的政治热情，激发着香港市民改变消极的政治心态，积极地介入政治过程，从而逐渐地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形成与政治形势和政治热情相适应的政治文化。
最后，为推动政治改革而进行的广泛的政治动员及其提供的机会促进了香港市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践与政治文化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它从另一个角度有力地推动了香港政治文化的转型。
在香港1980年代以后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中，有很多是属于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方面的。这些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实现，都离不开香港市民的参与。为了实现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目标，不论是港英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香港特区政府，都在香港社会中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而这些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过程的展开，又为香港市民的参与提供了许多的机会，吸引市民参与到这些政治过程中去。港英政府推行的区议会、市政局和立法局选举，香港基本法草案在港征求意见，各个政党的活动，香港主权交接过程的各项活动，特区行政长官、立法会和两个市政局、区议会的选举等，都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市民参与其中，尤其是多次出现的市民游行和集会等，都是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
如此广泛的政治参与过程，以及政治参与取得的实际成效，既是原有政治文化转变的结果，又引起了政治文化进一步的转变，不仅培养起市民通过政治参与来进行利益表达的习惯，而且加强了市民的政治效能感，推动着他们参与意识的形成。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香港的政治文化已经从非参与型转变为参与型。这样的政治文化改变了香港市民的政治行为模式，进而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行为。现在，香港市民已经习惯于通过政治参与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政治参与形式来进行利益表达，所谓“用脚来表达要求”的游行，已经成为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于是乎，一些对港人利益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决定，常常会引起市民的游行。
四、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
在1980年代以前，香港的政治是殖民统治架构下的专制政治，政治生活中完全没有民主可言。在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迅速地改变了。时至今日，香港的政治民主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而市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仍在持续高涨。
在整个传统政治阶段，港英政治是一种专制型的政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港英政治自身也进行了许多调整，但都没有改变政治权力封闭运行的状态，没有在政治民主方面有任何的进步。而这种状况的存在和延续本身，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原因的。
从政制结构来看，港英政制封闭的政治权力体系，阻碍了社会和市民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和制约。港英政治的本质是港英政府对香港社会的殖民统治。对于香港社会来说，这样的政治统治是从外部强加的，完全没有社会基础，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实施统治的港英政府，直接向英国政府负责，向英国女皇尽忠，以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作为运行的基本准则，而不向香港社会和大众负责。港英政制的合法性来自于英国女皇，而不是来自于香港社会和香港的民意。港英政府并不向香港社会开放政治权力，香港社会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统治，毫无民主可言。
从香港社会来看，社会自身的发展还没有产生出对民主的强烈需求，缺乏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在1980年代以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香港一直是一个传统社会，不仅十分保守，而且存在着一个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小集团，处于分裂和分散的状态，官民不通，形成一种特殊的二元结构，长期保持着传统社会的特征。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仅对民主政治没有需求，而且缺乏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从社会成员来看，香港市民还没有形成参与意识，没有具备民主参与的条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香港一直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人口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人们普遍存在着移民心态和过客意识，缺乏身份意识和自我意识，没有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意识，以及对民主政治的企盼和追求。
但是，1980年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上述那些阻碍和限制民主发生的条件和因素逐渐地根本性地改变了，转变成为有利于发展政治民主、促进政治民主的条件和因素，从而推动着香港政治朝着民主的方向逐步演变。
首先，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港英政府主动地对传统政制进行改革，推进了香港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客观地说，港英政府在香港的过渡期对香港整个架构进行的全面改造，使港英政制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由权力独裁走向权力制约，由不民主走向民主亦起了一定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在香港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以后必须使管治方式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以外，还有着其他更为深刻的原因：第一，这是英国政府从殖民地撤退时的一贯做法。英国殖民主义者，从任何一块象征着昔日辉煌的殖民地撤退时，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原来的殖民地进行部分的甚至是彻底的改造。对已经统治了150年的香港这块殖民地，英国在撤退前更是要对其政制进行改造，以便在撤退以后保留一个体现英国价值观的政制。第二，英国要用这种方式保持其对香港的影响力，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英国企图在把香港归还给中国和中国对香港实行“50年不变”的制度以前，抢先在过渡期内改变香港的政制，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接受，以便保留自己的影响，培植亲英势力，维护英国的利益。第三，英国将这作为与中国博弈的手段。从香港问题出现到香港回归以前，中英两国政府间的博弈从来没有间断过。在这场历史性的博弈中，英方总是将民主作为一个手段，大打“民意牌”，企图陷中方于被动，这一点在彭定康推行1994/1995年的三级议会的直选或变相直选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政府如果不力阻这一图谋，任其得逞，亲英力量就会坐大，甚至会通过“直通车”机制过渡到新的特区；如果反对这一图谋的进行，港英政府便能够给中国政府戴上“反对民主”、“与港人对立”的帽子，给中国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处于被动，削弱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能力。
其次，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迅速的经济发展，香港社会迅速转型，逐步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香港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到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结构多元化的香港经济，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由多个国际性经济中心组成。各中心既有自己特定的功能，又有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共同功能’。”[3](P456)1962年香港的人均生产总值为2080元，1972年为5869元，1982年为30006元，1992年为127 778元，30年间增长了61倍多。[4](P18)以市场为取向的开放的自由度很高并快速增长的经济，使得香港长期存在的集权型政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越来越无法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有效的管治。另外，由于经济的增长，香港市民占有的财富也迅速增加，不仅造成了社会中新的权力资源的增加，使社会的权力资源呈现出一种弥散式的分布，而且激发起市民通过一定的能够为自己所影响和控制的政制来保障自己利益的冲动，在利益驱动下的参与意识迅速高涨。
香港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迅速推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香港的社会结构也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变，科技化、专业化、多元化的水平迅速提高，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着自己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利益要求，他们在社会层面上认为政府有必要作适当的干预，在经济层面上崇尚自由经济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推崇人道主义，在政治层面上则要求建立一个民主政制，以防止执政者权力过大。
再次，1980年代以后，香港市民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意识，政治民主的呼声日趋高涨。前已述及，80年代以后，香港市民在本土意识的基础上自我意识快速形成，政治热情在各种政治事件的刺激下持续高涨，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政治文化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政治参与的热情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市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得到有效地、迅速地提高，从而促进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上，香港的民主化进程逐步展开，香港政制逐步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政治变迁过程。在香港的过渡期，港英政府推行的区议会选举、1985年立法局引入的间接选举方式、1991年的立法局部分议员直接选举产生、1994/1995年的三级议会直接或变相直接选举产生，以及选举办法的制订和修改，都对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使香港的政制获得了某些民主的形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因为，香港的主权还操在英国的手中，香港市民并没有真正的政治自主权。在缺乏主权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的。
香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肇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建立。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构建了“港人治港”的特区政制，建立了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市民才享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在这样的制度下，香港才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特区政制的建立，开启了香港民主政治的新纪元，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由此才走上了正途。
在特区政制的新阶段，随着一系列民主制度的运作，如通过选举团选举产生行政长官、选举立法会和区议会的议员，以及特区政府进行的改革，如在特区政府中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等，民主政治在不断地向前迈进。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更加多元化，中产阶级更加成熟和壮大，在一系列政治事件和相应的政治变迁的刺激下，香港市民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主人翁意识从觉醒到旺盛的转变过程。这就不仅使得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更加成熟，为政治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市民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形成更多的民主诉求，从而为香港特区的政治民主化注入了新的更加强大的活力。
在政治民主化已经进入正常的轨道和社会对进一步的政治民主有了强烈期待的条件下，香港特区政制已经面临着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进一步改革的压力，政府的施政也会受到市民更多的监督，施政中的错误往往会引起舆论猛烈的批评。一些激进的社会力量，如民主派，往往利用市民要求更多民主的愿望掀起所谓的民主运动。在政府对之处置不当或者政府的施政出现严重失误的时候，还会形成大规模的抗议性政治参与过程，如出现较大规模的游行和抗议行为，甚至会出现民主化泛滥的现象。
综上所述，由于诸多方面的改变，香港已经形成一种复杂而特殊的政治生态。从纵向比较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治生态不仅与1980年代以前的情况迥异，与香港回归以前的政治生态不同，也与香港特区刚建立时的政治生态有很大的区别；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治生态，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完全不同，也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有很大的差别。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当中，各种政治事件的产生和发展，各种政治现象的演变，都有了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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