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首都城市的“文明价值”——刍议北京“世界城市”路径与参照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参照系论文,刍议论文,城市论文,北京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1)01-0102-10
人类社会的发展，公认为“文明的进步”，于是概述社会发展史时常见或古代文明、现代文明，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或“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从高碳文明到低碳文明”[1]类句式。
中国古义中的“文明”均为褒义。《易·乾》中形容文采光明，《书·舜典》称颂文德辉耀，汉《易林·节之颐》谈论文教昌明等。国外对“文明”也总体褒义，仅侧重有所不同。1961年版《法国大拉罗斯百科全书》将“文明”解释为：一是教化；二指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艺术、道德和物质生活的总称；197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则认为“文明”是一种先进民族在生活或某一历史阶段中显示出来的特征之总和；1978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文明”的表述为：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程度，或继野蛮时代之后社会发展的程度；1979年联邦德国版《大百科词典》将“文明”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狭义指社会脱离了人类群居的原始生活之后，通过知识和技术，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物质和社会状态……可见文明既是古今中外人类种群憧憬的境界、理想，也是与时俱进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所以自然也应当是北京立志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所必须直面回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世界城市目标的讨论趋于文明标准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头尾两端，上海、北京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城市，先后发生了围绕“世界城市”目标的大讨论。
（一）寻觅发展方向导致的讨论
上海最初的讨论，起于围绕编制“十五”计划主题关于城市发展目标的思索，后在2002年12月成功申办世博会背景下，关于“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大讨论让议题深化。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引导组织，促进学界目光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投向在全球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城市，那些被称为“首要城市”(primate cities)、“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ies)、“超大城市”(mega-cities)类目标。2002年起陆续有研究成果推出，并在此后5年形成比较集中的文化主题出版现象。译著如包亚明主编的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都市与文化译丛》，［美］丝奇雅·沙森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等；国内学者著述，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屠启宇等著的《金字塔尖的城市：国际大都市发展报告》，周振华著的《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鲍宗豪等主编的《文化：国际大都市的灵魂》、尹继佐主编的以国际大都市建设为主题的《2003年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等，约达十余种。
北京大讨论源于市委书记刘淇2009年12月上旬在市委、市政府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他强调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树立新的发展目标时使用了“世界城市”的概念，这一发展目标很快进入北京市委七次全会决议；结合国务院2005年关于北京总体规划批复中对“三步走战略”和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的提法，媒体、政界、学界普发热议。相当数量的在京报刊连篇累牍，北京“两会”代表委员广泛谈论，市各委办局的规划中纷纷加入相关内容，众多在京高校、科研机构将“世界城市”列入重点选题。而2010年3月初举办、有数百位中外代表出席的“世界城市建设国际主题论坛”，以及市发改委关于发布“北京版”世界城市指标量化体系等，更加烘托了热烈气氛。虽然因时间尚短，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尚少①，但已可略察北京学界思维脉络。
（二）从陈述西方到深思实际的讨论
世界城市是西方发明的概念，所以上海、北京两市讨论世界城市，最初都是从介绍诠释发达国家学者有关“世界城市”标准开始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概念最初是由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在1915年提出，英国地理学家、城市规划师彼得·霍尔于1966年对此概念作了经典解释：即专指那些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事务中发生全球性作用和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1]14。关于德国诗人歌德18世纪曾称罗马与巴黎为世界城市的信息也出现在两市多种书刊报中；至于霍尔1984年《世界城市》一书提出的7条衡量标准，美国城市学家弗里德曼1986年的世界城市7条判断标准等，同样在两市讨论中频频涉及。
但因西方学说与标准并不具普适性，况且其多囿于对美欧地域或历史的观察，较少对于崛起的亚太地区的全面认识，有些干脆就是京沪不存在的自然社会条件。如上海没有霍尔标准第1条中“世界城市一般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各类政府机构所在地……”的背景，于是吸收要素内容，提出接近国情与市情的认识，成为讨论深入的标志。
在“把上海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上海在21世纪前期的重要战略任务”的指导思想下，上海学者开始引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徐巨洲1993年关于国际大都市的5个特征[2]，文军等1997年概括全球化时代国际大都市的10个主要特征等学说。得到较多认同的是“经济、交通信息、科技文化交流的三大枢纽地位”应为上海奋斗目标的共识。北京学者以“世界城市建设国际论坛”中发言的表述较有代表性，牛文元关于世界城市五大基本标志与必须经历五大革命性转移的认识，王伟光关于兼具世界性、民族性、进步性三大特征的主张，邓洪波关于世界城市四方面重要功能的概括等。较多的将金融服务、国际商贸、文化魅力、高尚品味、创意研发、民众素质等的高端化作为北京的努力领域。
周振华先生的研究集中在对中国城市更有建设意义的过程上。他认为对那些既定“全球城市”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如何成为富于竞争力的新的全球城市则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现实性。如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大城市正在迅速成长为区域中心以及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是对传统主流世界城市理论框架的突破。所以他将“崛起中的全球城市”——Yeun与Olds②提出的概念为对象，用“进行式”状态研究有全球化特征、并朝全球城市方向发展的城市[3]。视野的开阔与方法的先进，比传统全球城市研究、对既定（已经形成的）世界城市研究，实践针对性大大增强。
（三）特质文化与综合文明的较高水准获得广泛共识
查阅讨论痕迹，对世界城市内涵与标准的理解，京沪两市都有摆脱技术层面，走向全面、综合、深度文明范畴的趋势；当然陈述上的不够自信，使国人有援引国外经典或权威者言论在前，进而力陈自己主张的习惯。
例如，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发起者德国人马丁·路德：“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接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的语录；以独特的“现代人理论”享誉世界现代化领域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亚力克斯·英克尔斯：“一个现代社会要有效的发挥作用，必须要求公民具备某种品质、态度、价值观念、习惯和意向”，没有其居民在心理、行为上根本性的变化，它只是“一个部门发达的国家，而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更不是现代社会”的论断，频频被引用。
例如，全球城市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沙森教授认为，全球城市是日益增长的特定经济活动全球循环回路的战略枢纽，所以她2002年于上海提出的问题是：“上海位于什么样的循环回路之中，其与北京、香港及其他外国城市的循环回路有何不同？与上海处于同样循环回路的城市又有哪些？”[4]2她2010年在北京讲话中未谈大家热望的世界城市标准，而是讲文化、特色、境界的意义，尤其所引用达尔文晚年话语让听者沉思，大意是，达尔文认为作为老人后自己只是一部知识的加工机器，远离了艺术，甚至道德。伦敦大学教授、皇家霍洛威大学地理系主任大卫·吉尔伯特对北京的希望是：加强文化力量，“把世界带到中国”，“在我对世界城市规划研究中，不仅仅考虑经济的因素，同时还有‘文化的力量’，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5]。一切说明，西方“过来人”对特质与文化十分看重。
例如，上海社科院蒯大申认为：从全球城市体系的角度看，全球城市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等级，有着不同的文化位势[1]30。龙永图认为：建设世界城市总体上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一个文化的问题，一个软实力的问题”。吴建民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机遇挑战中，关于北京人素质要有“谦虚、平等、开放、包容”等四个条件。中国社科院魏后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正确处理五大关系：即城与国、城与域、城与内外国际组织、共性与个性、市场与规划的关系③。牛文元希望北京建设的世界城市“成为全球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增长极”，“以崭新的世界城市内涵展现在全球的文明进程之中”。中国社科院王伟光主张“探索中国式的世界城市建设创新模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城市”，“建成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东方神韵的世界城市”④。
不应该、也不可能克隆既定的“世界城市”，世界城市一定是包括经济能力在内的、具备公认度的全球文明高地，最终成为国内外相似讨论的共同归宿。
二、重物化与重文明两种倾向的背景
在沪京分别为数年与数月的“世界城市”研讨中，重物轻人、重可量化“硬件”条件，轻无形“软件”力量的GDP习惯，或称泛经济主义的声势，都有初期强势登场，但不久便因更多理性科学色彩的主张，渐变为强调综合文明水平、生产力队伍素质等软实力建设的言论。前者多是决策者、管理者、公共资源配置权力拥有者、直接项目操盘者，他们已经内化的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并不会轻易扭转。后者多属间接、底层、关心长远或公众根本利益者的愿望，舆论上发声机会不多，所关注内容进入大政方针和实质运作的概率更低。但是了解分歧背景，有助于把握讨论的脉动。
（一）“重物”心理源自误解和“懒政”习惯
经济主义型“世界城市”意见，总在发展主题的讨论中首先展示强势，人口规模、企业总部数量、城市GDP规模、金融业发达程度、交通系统先进成熟水平等被放大宣传，造成似乎只要凑齐硬件，或将硬件的规模，经济的数量质量，赶超所列标准就成“世界城市”了；虽然相关人士也并排列出文化等难以量化的软件部分作为内容，却带明显装饰意味。
误解经济为社会发展基础的规律。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等同，忽视了经济来自人、为了人、服务人的客观本性，对搞好经济取决人的认知程度、伦理道德、科技含量、组织化水平、实际运作能力等社会科学道理缺少思考；不能理解城市经济奇迹的多半条件在经济因素之外的规律；不能理解“世界城市”更多是大众的一种感受，一种因广泛认知、认同、共识，形成的心中印象和体验，是一种既无法自封，更无权威个人或组织授予的文明“称号”，因此将经济指标与量化手段神话。
受西方“城市学”的误导而盲从。城市学脱胎于西方经济学，受到基本经济学理论框架、指标体系、分层分类观念的局限。虽然在其出现半个多世纪后得到其他学科城市学的补充，虽然新生的西方“全球城市”研究者看不起传统的“世界城市”研究成果，但是核心标准都主要用经济量化数字、经济学方法论衡量区分城市，因而助长某些单纯视城市为经济容器，将世界城市当巨大容器来“打造”的劲头，结果对全面认识强势“发展”（而非追“大”）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带来太多不利因素。
某些政府官员和综合规划管理部门顽强的“实用”意识。长期以来政绩中GDP为主导的考评导向，尤其短期经济效益为重的显规则、潜意识，助长了以经济一“俊”，遮盖其他社会基础工作“百丑”的“懒政”方式。虽然中国俗语有“能花钱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的常识，但是就是有人急功近利，想走花钱赎买“现代化”的捷径。当财政上有了一定实力后，常遇官员直接张嘴请专家指点，希望找几个“关键性”和“全局意义”的、可用数百亿以上资金干成的“标志型项目”，尽快靠近“世界城市”。这就是实用“懒政”的惯性反映。
（二）“重文明”视角基于审时度势的务实认知
在经济主义领衔一轮后，学界、社会跟进的讨论纷纷回归理性，开始重视实现“世界城市”的资源、过程、力量的思考，呼吁着力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议用全面文明进步加强可持续发展力的主张，其背景同样可观。
人们发现，凡属花钱可办的硬件水平、设施条件，京沪两市与“城市学”列举的世界一、二级城市对照，或已相差无几、或已有所超出。如地铁，北京未来几年中将实现561公里通车里程，将携手上海共登世界最长地铁城市之列……，但是硬件一流并未带来“世界城市”水平的感觉。就像中国银行业公认得到最新现代设备、最先进系统网络的武装，但相关服务产品的种类、质量、美誉度，与一流和先进相距很远。所以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在历数金融业资产总量从1978年1151亿元增长到2009年末90余万亿元、曾经稀缺的外汇储备变成世界之首的2.4万亿美元的成就的同时，却认为“中国金融业缺的是文化”，切肤之痛溢于言表。
人们看到，偶像城市在文明追求上动作频频，言传身教意境谆谆。伦敦、东京等被“追赶超”的对象，更珍惜文化优势和特点的重要性。
东京早就看到硬件与世界城市相比已毫不逊色，但自己文化个性模糊，“软件”上无形差距明显。为使东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必须重建“文化东京”，认识到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保持活力与魅力的关键。于是东京都生活文化局1999年提出“迈向21世纪——文化都市的前景”议案，东京都政府2000年推出面向50年的发展规划“东京构想2000”，将城市发展目标定为“文化重建”，其重要一环为“东京心灵革命行动计划”：“东京人心理得以改善的话，将带动整个日本民族心灵的改善”，它是日本“文化立国”方针的重要部分。作为一场涉及每个社会成员的运动，在“东京心灵革命推进协议会”统筹领导下，有声有色步步深入[1]212。
曾任伦敦市长的利文斯通2003年6月发布了伦敦首份《市长文化战略纲要》，并于次年4月公布了正式版本《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号称“十年文化战略发展报告”。文化目标包括：多样性，满足各市民群体不同文化需求；卓越性，提升世界一流文化都市地位；创造性，以文化创新作为城市发展动力核心；参与性，市民人人有机会参与文化活动；价值性，从本市文化资源中获取最大价值。其中还提出伦敦城市整体发展的5大要素：公平城市，平等宽容、反对歧视、邻里和睦、社区自觉；人性城市，社区安全、街巷迷人、商品丰富、服务到位、人民安居；绿色城市，崇尚自然、开放空间、生态设计、循环经济、绿色产业；便捷城市，交通便捷、教育普及、健康休闲、娱乐多样、网络覆盖；繁荣城市，经济活力、创造财富、人人分享。丰富文化内容彼此呼应、融为一体的伦敦的文化战略和整体战略，形成这个巨型创新城市的战略定位：“模范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级城市”，“卓越的创新文化国际中心”。
2008年5月，伦敦新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上台，并于当年11月公布了伦敦市历史上的第二份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勾勒出他关注的任期重点⑤。
人们体会，有太多经济的强势现象，依附在种群、队伍、文化等软力量之中，组织化形式与优劣程度决定经济规模与质量的状况。如被称为“袖珍超级大国”的以色列，虽然没有规模国土、巨型城市，但犹太民族与特色文化表现出来全球组织和管理能力——“世界城市”新标准中最被推崇者看中的功能无可置疑：其对美国政治集团和世界金融业的影响深入肌理。又像被称为富可敌国的诸多跨国公司，并非集体物化在某一“巨大容器”中，而是以核心技术和业务流程等凝聚因素，置庞大的运行系统在全球上百处地方、用优选优育方式存在，如世界航空业巨头空客与波音，便是通过类似方式组织生产力，来降低成本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
人们关注、清算、反思工业化过程的行为，让世界城市的“标准”变化。弗里德曼首先认为他与霍尔等提出的人口规模已不再是判断世界城市的主要指标，强调世界城市的国际功能取决于该城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方式和联系程度[6]。而后他的另外两项指标也逢质疑：因劳动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迁，曾经作为重要指标的制造业规模有边缘化倾向；现代通信技术革命和交通运输的发达，使远程调度、管理、控制方便快捷，公司总部实体居于环境较差的特大城市的必要性有所减少，纽约呈总部数量逐步下降趋势；唯一保有大量制造业（结构也与欧美传统大为不同）、公司总部数量最多、勉强被称为“世界城市”的东京，恰恰因“全球组织和管理能力”较弱，常受指责，被认为应属二级城市之列。另外，世界城市新指标不断诞生，也冲击膜拜物质条件的风气。例如，全球城市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沙森教授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反响强烈，成为引用率极高的经典。她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切入，关注一个城市包含和创造着什么类型的“全球化循环回路”，因为全球城市是日益增长的特定经济活动全球循环回路的战略枢纽；她的创新点在于城市为企业和市场的全球运行提供服务和资本的特殊能力，将是否有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业，作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4]2。虽然无人贬低城市作为“容器”的意义，但是当物质与物化设施核心竞争力意义走向常识时，城市容器中活动的内容、类型、能量，开始成为占据标准的优先主体。
人们认为，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和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分量，决定“世界城市”的兴衰。“金砖四国”的崛起，“七国集团”主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格局逐渐被“20国集团”议事机制所替代，一批新兴市场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凸现，这些发展势头远强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标志型城市。借助国家态势不仅成为新一轮“世界城市”有力竞争者或后备队员，而且正在改写国际信息流、资本流、人才流、消费流的走向。就像北京、上海国际汽车展，携中国跻身全球第一汽车生产销售大国之列的声威，自然被视为正在步入世界顶级车展殿堂一样。
近代史说明，“世界城市”主观“打造”的空间十分有限，客观借势国家上升过程，选择本城市具有“较高水准唯一性”的优势与世界价值链要素环节的节点，在充当本国关键枢纽的基础上，进而担当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某类型的枢纽，用特定文明价值铸就特定性质世界城市是基本路径。大而强的国家发展，为其主要城市的世界化创造机遇，退出强势一线的国家会加速其原有“世界城市”降级或边缘化的可能。多少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港口失去了贸易中心的位置——当消费的主流市场、资源的主要供应地等发生变迁，枢纽随之位移非常自然。所以，世界城市是文明进步发展的动态产物，是内涵形式与时俱进的结果；世界城市建设中不应静态地将从未有过的“权威”神圣化，无须把从不一样的对象整体化后顶礼膜拜。
三、北京当走首都文明价值的“世界城市”之路
在与上海学者交流世界城市建设时，一句“若论经济禀赋及其发展水平，上海和北京谁离纽约更近”的问话，揭示出城市价值的主题。
北京追求拥有世界一流经济水准的愿望无可厚非——没有经济的足够规模和先进程度难称优秀城市，而且世界城市层级的政治、文化、社会影响力也无从谈起；但是将其作为社会发展基础还是作为首要发展目标，例如是否要当全球性经济中心城市，便是性质不同的价值选择。
近年来崛起的价值哲学，是以人类生活的重大问题为着眼点，从对价值和评价入手，研究如何确立价值观念、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如何创造价值、如何感受和体验价值的哲学。所谓价值指存在对人所具有的意义。主体和客体的交互作用产生价值，这种交互作用关系被称为价值关系；确定价值关系，是把握价值的逻辑前提。根据实践的需要，可以对现实生活中形态丰富多彩的价值存在进行分类：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真、善、美、利；人的价值等。实践活动是使潜在价值成为现实价值的过程；确定潜在价值就是在确立实践的目标；对潜在价值的预测是价值判断最重要的内容。人类活动中最难做出的抉择是在各种“价值”，即各种“好”之间进行权衡和抉择。其困难，首先在于价值主体的确定，即确定谁是这一实践活动的受益者或受害者。确定价值主体的前提下，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确定实践活动中真、善、美、利中各种价值的权重。能够使一项实践活动实现真、善、美、利的统一，是实践的最高理想。但在现实中，往往需要在真、善、美、利之间做出权重上的权衡和必要的取舍。这种权衡和取舍体现权衡者的价值观与境界。
中国价值哲学学者李德顺先生认为发展方式说到底是文化问题，“文化本质是价值体系。普遍主义往往强调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传媒等现代交往方式的普及，以之为文化全球化的标志。这表明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停留于知识性、技术性和工具性成果的表面意义，忽视了文化的主体性和目的性。……事实上，真正文化的较量，必将在另一个层次——思想内容的层次展开。”[7]488
由此，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之路，当先清晰首都城市性质的价值，首都文明的价值体系：那种贯穿3000余年建城史、800余年都城史、60余年新中国首都史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色彩；那种以政治、思想与文化引领功能为主、兼施政策制定贯彻与指挥调度责任的首都城市地位；那种以首都城市为主体，国内城乡与世界各方为客体，通过高度行政组织化架构、权威政治文化形象与综合影响力，来协调复杂内外关系的价值体系；那种以思想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为框架、物质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功能模式。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国家一旦定都，无一例外都将首都城市文明作为最重要的建设任务：既要求其拥有国家水准的权威文化建筑设施群（如华盛顿集中20个左右国家级博物馆、研究院），强大、有效、辐射全国的行政领导管理系统（如巴黎与伦敦等作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体制机制架构），而且均与时俱进地承担着对国内作为先进思想文化引领者，对国外作为优秀民族文明代表者的价值传播重任（如中国历代盛世王朝的国都）。当代大部分首都均为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部分首都并非经济中心城市，少数首都并非文化中心城市，个别首都甚至非行政中心城市（如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国家行政机构和领导人官邸多在其第三大城市海牙）。
但是，凡为首都城市都具备代表国家文明水准的标志性，都是该国文明价值的综合体，都发挥着通过软硬兼备的体制机制文化，掌控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功能，都显示着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开展国际间交流的地位。因此，首都城市的文化主体性与文明价值度，是其核心竞争力，是其能否傲立于国内城市群，能否脱颖于国际城市群的基本条件；一国首都城市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现与输出，是其国际地位演化的关键，其价值被国内外主流人群认知、认同、认领、认购的程度，决定其“世界城市”水平。
巨大的现代制造业、顶级的GDP规模、强势的金融产业是有利的发展条件，但并非为当代具有引领、掌控意义“世界城市”目标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反而应是后者的下属和引领掌控的对象。鼓吹北京当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者，为有意无意看错了对象、定错了目标，让北京舍长取短、去办不应该也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在国际，北京与世界头号经济中心城市纽约，是人均GDP刚达1万美元者与早已超5万美元者之比；在国内，是现代工业传统薄弱的北京与近代史上形成的经济重镇上海之比，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与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之比：2007年为例，北京GDP9353.3亿元，上海12188.9亿元；京津冀GDP22711亿元，长三角46086.7亿元；京津冀经济总量仅为长三角的48.5%。
经济主义世界城市论的误导性，一是似乎世界城市仅限经济总量最大城市，二是似乎不是经济中心就不会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其实不然，首都北京无需妄自菲薄——历史上也不是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保持首都地位，如今更可依靠中国社会经济强势发展的整体实力，新中国60余年建设形成的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领域一流水平，以及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唯一性地位，走出高举文明价值旗帜的、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晋级之路。
四、通过首都文明优势建设世界城市的六项要务
世界城市以其在全球发展进步中的引领力、影响力、掌控力大小，衡量强弱高低。北京式的世界城市，必须坚持“较高水准唯一性”原则，紧紧联系首都地位、首都功能、首都价值等文化软实力，走“头脑型”城市的发展之路，运用首都城市独有的财富价值，引领、组织、协调各类“躯干型”城市，通过城际国际吸引力和辐射力抓好下述要务。
（一）以国家所规划的首都城市性质为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总共6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有3次表达了将工业和经济中心等列入城市性质的心愿，如用4年多时间编制的第一个首都城市总体规划——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存在“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的观点，1957年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以及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58年《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向中央报告》（附方案《要点》）有“北京不只是我国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的思想，但是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未作批复。
党和国家对北京规划的一次指示、三次正式批复，都紧扣国家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首都文明价值的主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北京城市建设问题汇报，胡耀邦总书记做出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于是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设定“首善之区”的城市建设目标，明确首都城市性质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的概念。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原则批准北京城市建设方案，并正式做出批复：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这一城市性质的要求[8]144-173。
1992年形成的《北京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基本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际城市。国务院1993年正式批复同意规划实施。
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就同意《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到2020年）》内容做出批复。本次《总体规划》在延续1993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的北京城市性质的概括基础上，提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世界城市，创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首善之区的努力目标。
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之路，不应偏离国家所希望的具有唯一性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性质。
（二）以代表民族文明的首善精神及有效服务为己任
人民对于首都城市，有应然与实然两方面认识。应然（应该怎样），历来均为首善：古人解释《汉书》首用“首善”一词时说：“犹言立为模范，后因称京师为首善之地”；就是典范、标杆、楷模，就是最好最优；是讲首都应为全国最讲道德、最文明的地方[9]。列宁认为首都是国家政权神经中枢、心脏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10]。实然（实际怎样），古今中外既有对首都城市之首善的认识，如加拿大国家首都委员会1989年调查问及首都渥太华印象，大部分人回答为政府、议会、国家艺术馆等国家象征意义。恩格斯赞叹巴黎为“汇聚了整个欧洲历史文明纤维的世界的心脏和头脑”[11]，这些都表达着市民、国民乃至外国人对一首都城市，看重的是其文化内涵、文明价值，是其造福于国人和服务于人类的文化功能。
1980年，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与建议，奠定了北京城市性质、城市职能的基石，而且堪称首善文明价值的具象标准，系统化体现了国民愿望与意志的首都城市应有文化形象的效果描述：要把北京建成全中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也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城市；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并且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要使北京经济上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定。要着重发展旅游事业，服务行业，食品工业，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工业，下决心基本不发展重工业……[8]144
指示明确首都两大主要特点：全国的政治中心，不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中国对国外的橱窗，全世界就通过北京看中国。从此城市性质“三中心”说（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城市功能“四个服务”说（北京工作为中央和国家机关服务，为国际交往服务，为全国各地建设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开始进入北京市党政文件。北京经济工作与城市性质的关系有了解释，中国首都北京的核心功能，是其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权力部门所在地而与生俱来的对全国掌控辐射影响职能，因此思想文化的象征引领，制度文化的组织调度，物质文化的支撑保障是其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服务功能；一流的经济发展水平会永远对首都功能起着基础性重要作用，但不必、也无需让首都北京充当国家或世界的经济中心。
国内国际广大民众需要首都北京在“世界城市”旗帜上亮出鲜明的首善文化标志，一种长久令国人自信自豪、让世界羡慕向往的文明进步价值，这应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主要内容。
（三）以中外首都城市文明与运作规律为参照系
参照系事关指标体系的设定，与发展目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相连。城市建设的广义参照系，是全球所有城市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狭义参照系为同性质城市或同类型城市中可比性较强的对象。因此，广义与狭义相结合，单项内容多广义、综合内容偏狭义的参照体系，更有利于首都城市兼容八方所长，保持个性特色。例如，任何城市维护社会秩序的新型手段、提高信息化程度的科学做法都可学习借鉴，然而，长期系统的规划方案、实现城市文明整体跨越式进步的发展战略，则需多多深入考察狭义参照系城市的经验教训，汲取针对性与适应度较高的执政营养。所以，首都北京的城市性质，要求其狭义参照系必为同质同类同级别城市群落：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270余个都府城市、当今世界有180余个首都城市，自然应纳入逻辑上北京参照系的基本盘；其中重量级首都城市——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的国都、现实世界各国中人口约千万的首都，应为参照系中时常扫描对象；至于具备政治文化中心性质的首都城市，应得到比非行政首都的经济中心城市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在国家体制中发挥迥异的结构作用。
首都城市参照系内容来自首都对国家发展的责任与作用，即首都城市之所以能客观存在的需求，决定它对国内外承担的任务。首都是国家统一体的基本要素，当今世界没有无首都城市的真正国家；中国古代有定都先于、重于立国的意识，信奉“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国不可无都的思想，因为国都体现集权管理体制的精髓；首都城市的基本职能来自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体系、来自国家政治管理枢纽的功能，其他功能则均从中派生。绝大多数自然形成的首都，都是综合性中心城市，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交往等功能于一身，尤其是历史悠久的首都更是如此。如欧洲的伦敦、巴黎，亚洲的东京、首尔等。出于政治的复杂考虑，中国古代曾实施多都制，近现代部分国家也增加了主要城市的功能分担现象，除个别国家如南非明确行政、立法、司法分置的三都制，还有意大利的罗马与米兰、西班牙的马德里与巴塞罗那、巴西的巴西利亚与圣保罗、加拿大的渥太华与多伦多、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印度的新德里与孟买、中国的北京与上海等等，客观上使政治文化中心或商业经济中心功能存在于不同的城市。
不过只要是各国法律规定的首都城市，都有国家代表的城市硬件与体制机制软件结合的相似规划安排，都有国家核心城市文明高端的境界追求，如中央管理机构建筑群，国家级博物馆、图书馆、研究单位、一流高等学府群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举办日常国家礼仪与国际性重大文化主题活动等。首都城市都在运用行政指挥和文明示范的两类行为，带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国庆60年大典，于国内外形成深远影响，堪称首都文明发散方式经典。所以，北京以历史和现实中丰富多彩的首都城市运行案例和规律为参照系，以塑造首都文明高端形态为内在动力，将为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创立营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四）以中外首都文明的城际互动为手段
美国的华盛顿虽小，但陈列着国家标志的高水准公共文化设施群落，拥有世界最密集的顶级智库：393家的规模，超过英国全部智库量百余家。所以，首都城市开展互帮互学式的城际互动，对于改善彼此的首都文明品质、强化各自的首都文化功能，具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况且北京已有数量规模的潜质，只待质量功能的完善。
据60年国庆前的盘点：北京共计有国家等三级社科研究机构803家，从业者78257人，其中社科专家7936人，为世界仅见。全市注册博物馆151座，数量及门类仅次于伦敦，为世界第二。北京集中237家图书出版社（占全国总量的40.93%），166家音像出版社（占全国总量的42.6%），112家电子出版单位（占全国总量的47%），48家互联网出版单位（占全国总量的28.1%），报纸出版256种（占全国总量的13.21%），期刊出版2 809种（占全国总量的29.67%）；年出版图书13.63万种、报纸73.27亿份、期刊9.36亿册，出版物年销售金额300亿元；拥有82所高等学校、674所普通中学、164所中等专业学校、1202所小学……教育普及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大专以上人口比例为30.1%，每10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有6750人，均居全国领跑位置。还有日新月异的庞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长强劲的文化消费中心市场，开始步入世界的文化生产力主体——像奉献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画轴”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动起来的“清明上河图”的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公司，分公司成功落地深圳，即将应邀伦敦核心区，因诺基亚手机设计荣获世界大奖的北京洛可可公司，网游产品与服务海外营销总额数载占中国出口60%以上的北京完美时空公司，让“功夫传奇”舞台剧以平均上座率89%在国内驻场演出4 000余场、北美商演150场、伦敦西区商演28场，并从海外每场收取15%版权费的北京天创国际公司等等。
建立首都规律、首都模式的数据库，将历史中国与当今世界首都城市文明建设的内容形式，构成科学意义上的参照系，从中概括提炼出可资北京向世界城市迈进的指标体系；需要“首都学”框架下的信息平台和稳定开展国际首都城市交流的互惠合作平台，并在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交互促进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首都城市在众多国家中的唯一性，令对首都文明的观察除了本国历史文献外，必然要有国际视野；若将全球首都城市群作为北京发展建设参照系，在对首都文化的研究除了文本外，必然要有城际交流；若使首都学研究得到各国首都的参与支持，就需在对首都共有挑战和应对战略的学术活动外，有首都间互帮共赢、优势互补的项目互动。
如同国家间存在多元多样的极大差别一样，首都城市因文化不同、发达程度各异，也是千差万别。全球化趋势下，首都城市在人口、环境、交通、治安、经济、传统等面临类似的挑战，并在博弈危机、克服困难中各有成就，共享信息与经验，可以促进世界各国首都文明的进步。
首都城际的文化交流、学术探讨，有利于对首都规律的捕捉驾驭，更好地发挥首都价值的财富功能，为首都的管理建设者提供理论与智慧。
首都城际的成果展示、经验介绍，有利于首都模式的总结提炼，更好地发挥文明的组织功能，为首都的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提高科学含量。
首都城际的项目合作、互帮互助，有利于首都城市群落资源系统的扩展，使包括北京在内的首都城市在国际国内常规资源市场外，出现强大的第三伙伴方条件（因为许多首都城市不仅代表所在国先进产业的高端环节，还占有国家GDP的较大份额，具备“富可敌国”的综合实力）。
因此，以首都文明的全球城际互动为纽带，既可让北京的国际影响稳步扩大，又能使北京依靠文化优势的发展道路获得友好型环境，还会影响城市居民与机构，因浸淫于世界首都诸多美好而发生积极向善的转变。
（五）以首都“文形业”三态的价值塑造为路径
前述坚持国家与人民希望的首都城市“头脑型”性质，坚持首善的城市精神与服务行为，建立中外首都城市文明发展参照系，建立包括学术、会展、具体合作项目的全球首都城际互动机制，仅为北京向世界城市努力的部分内外条件；而实现首都文明价值的世界城市旅程，则需要着眼着力于首都城市文态、形态、业态的不断改善。
文态指悠久的历史生活浸润于居民言行举止中的文化精神，那种吸收民族精华和人类美德的文脉传承。其多寡高低，关系城市文明首善的水准。上海世博会主题馆之一的《城市人馆》，其出口长墙上赫然打有中英文字幕“人民就是城市”，与此同理。文态要求世界级城市必须有被世界认同的市民社会良好文化气质与素质。
形态指漫长发展岁月凝固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器物建筑，那种标志优秀历史文化、醒目当代文明的物化表现。它们是景观，更是代表国家与城市的艺术，是个性化特色的标志。北京城市中轴线上坐北朝南的威严宫殿群，方正街道的棋盘格局，“左祖右社”、坛庙齐整的礼制建筑，彰显中国古代社会重等级，讲“秩序”的文化特点；东南亚一些国家首都的佛塔林立，不少欧洲国家首都的教堂众多，也反映着对各自历史文化的记忆。形态包括与时俱进的公共文化设施，日益现代化的通信、交通、商业服务设施，要求世界级城市必须有被世界公认的先进性、独特性、精彩性。
业态指为适应国内外欣赏、交流、消费的需求，对城市功能、城市布局、产业结构、运行状态的机制安排和状况显现。首都文明的意义，在于对全国发展进程不断贡献思想文化的价值，对各项事业与产业的进步不断输出创意、智慧、科学的力量；如果它的辐射半径、它产生的价值，惠及全球日益广大领域，对越来越多的国家、产业、社区起到引领带动作用，并在世界民众心中成为优质、诚信、权威、科学、实用的象征，其离世界城市不远矣。业态，要求世界级的首都城市为一方文明的意见领袖、情感领袖，站在人文科学的前列持续为民族与人类注入创意的活力、时尚的生机，因有强大的生产者服务业而成为令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工业中心、农业中心等功能领域城市有效运行的头脑型枢纽。
认清如今首都城市文明的不足，有助于思辨“三态”现状、推进全社会开展“三态”建设：
在“城市品牌指标排名”里，伦敦、巴黎高居一、二，华盛顿14位，北京24位；“城市竞争力排名”中，伦敦、巴黎三、四位，华盛顿18位，北京64位。基于经济、发展、生活指数、文化影响力、生态、自然环境六方面数据分析的“最有影响力城市排行榜”中，伦敦、巴黎、东京分列二、三、四，北京第26位；基于经济、研究与开发、文化与交流、宜居与环境、空间与可达性等五方面统计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北京综合排名26位；基于全球140个城市政治稳定、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教育、基础设施等五大类30项指标调查的“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中，巴黎17位，东京19位，北京76位；“全球十大城市幸福指数排行榜”，伦敦、巴黎四、五位，东京8位，北京名列倒数第二的9位[12]……它们表明，关于北京文明的社会观感，无论国内国外城市比较，还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有软硬件建设的繁重任务[13]。
综上所述，北京市当以首都文明的杰出价值雄踞国内城市的高位，并通过发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东方文化国家、中国国家文明的代表性功能另辟蹊径，攀登21世纪文明意义的世界城市高端。为此，紧扣国家首都的城市性质，紧盯中外首都城市群参照系与指标体系，积极塑造全面展示首善精神的“三态”合一文明形象，是城市建设升级换代的必经之路，也是推动中国首都北京跨入世界城市门槛的关键。
［收稿日期］2010-11-16
注释：
①仅见金元浦主编《北京：走向世界城市》的近70万字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3月版。
②Yeung,H.W.and Olds,K.(2001) From the Global City to Globlising Cities:Views from a Developmental City-state in Pacific As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IRFD World From on Habitat-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izing Word UN Human Habitat II.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City,USA,4-6 June 2001.
③参见魏后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需正确处理五大关系》，载《北京西城报》2010年4月16日。
④参见《北京日报》2010年3月3日。
⑤参见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伦敦市长第二个文化战略草案，继续高举建设“文化大都市”的旗帜》，http://www.istis.sh.cn/list/list.aspx? id=5393，[2009-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