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经济威胁”，还是“相互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相互促进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18个年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1995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8%，其中1991—1995 年达到11.8%，1996年仍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势头，同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引起了西方一些国家人士的担忧，他们不仅仅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潜在大市场，更看到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担心失去以往在亚洲市场的主导地位，由此“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中国威肋论”等等言论应运而生。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给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威胁，还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存在哪些问题？在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未来15年中中国的产业结构应进行哪些调整？其发展战略又是什么？不久前，在上海召开了一个由美国亚洲基金会赞助、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中国经济增长对亚太地区的影响——结构调整与发展战略”的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香港以及国内京沪津等地的30多名知名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其热点话题的主要观点作一综述。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与趋势。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开放的基础，从总体看它对亚太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就具体国家而言，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幼文研究员认为这种不同来自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的不同，而后者又取决于中国需求结构的变动。80年代以来，亚太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是地区内部的产业转移，表面上产业结构的转移由先进国家领头，实际上其动力源于中国，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沿海地区的投资机会，使得新兴工业国家在吸收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同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太发展中国家这一过程得以启动。中国的巨大市场直接吸引投资，使日本高新技术产业跨越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转移直接投向中国，导致产业结构转移的雁行模式的变形。在未来15年，中国还将大大增加对资本品、高档消费品的需求，而不是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进口体制的开放将强化这一过程，这将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薛敬孝教授与陈岩博士生认为，80年代东亚的高速增长得益于美国市场的需求拉动和日本与美国的资本、技术供给的推动。随着美国“双赤字”的增加，美调整东亚政策，取消对亚洲“四小”的普惠制，美市场需求拉力减轻；相反，日本、亚洲“四小”、东盟内需急剧增加，构成了东亚增长的新拉力。90年代，中国市场的扩大和高速增长又为这一地区增添了新的活力，强化了东亚经济增长内部化、整体化趋势。从90年代前后始，东亚经济形成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日本、亚洲“四小”、东盟、中国像几个齿轮似的相互咬合构成彼此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的经济增长机制。这种咬合联动以分工为基础，形成产业内外的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多种特征，通过各梯度间、层次间交织在一起的动态追赶——推拉的演进机制，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增长机会，成为中国摆脱美国等国“经济遏制”的途径之一。
国家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黄范章研究员认为，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主要不是来自扩大有形资本的投入，而是以下多种重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日本、亚洲“四小”、东盟、中国各经济体的先后起飞，形成梯形层次较强的互补性的区域分工体系；东亚人勤劳、节约美德所带来的高储蓄与高投资率；各地政府注重人才开发创办的教育事业；在产业互补基础上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所形成的商品市场与资金市场等。不过，黄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换取的，这种增长方式使资源浪费严重，主要行业设备技术水平落后，资本产出率下降。以出口贸易为例，其增长不是靠高品质、高档次、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提高，而是靠价格优势，由此导致贸易条件下降。他认为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根源在于旧有的体制，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实现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需要政府积极干预，以缩短这一转变过程。
美国亚洲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杜塔（M.Jan Dutta ）先生也指出了增长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周期通货膨胀的爆发与不稳定的增长路径影响到中国产业中三大部门的比例。目前农业部门比重已下降，工业部门迅速上升，但服务部门却远远滞后，这一景象反映出中国工业化的不完善。中国要走完工业化道路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中国必须加强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管理，实现经济的稳定。世界已注意到中国在稳定方面的努力，中国有希望返回到稳定增长的轨迹上。
那么，这些问题是否意味着在未来数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放慢？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姚廷纲教授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乐观。他认为从1996年到2005年的未来十年中，中国经济还将以年均8—9%的速度继续快速增长。支持这一预测的主要根据是存在着一系列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从国内看，（1）政治稳定，这是增长的前提条件；（2）国家已总结并形成了一整套切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可少走弯路；（3）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能源、 原材料）供应紧张的状况有所缓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已经建立，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加强；（4）改革步伐加快，开放程度提高， 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5）人民实际收入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拓宽国内市场；（6）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将在东、中、西部之间形成产业升级与梯度转移格局，使得三大地带之间保持一浪推一浪较长时期的增长。从国际看，（1 ）国际形势继续趋于缓和，优先发展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2 ）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将引发巨大的投资浪潮，导致未来世界经济相对较快增长；（3）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与运作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4）通货膨胀率将进一步降低， 实际利率趋于下降；（5）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当然， 姚廷纲也指出存在一些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比如，国内，农业基础薄弱，石油供应不足，大中型企业改革滞后，就业压力，环境污染治理中的成本因素；国际，中国加入WTO 应采取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可能给国内工业带来巨大冲击，亚洲其它国家投资环境改善所构成在引进外资上的竞争，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岐可能导致后者在经济上不断打击、排斥，甚至以制裁相威胁来限制中国经济发展。
张幼文指出在对中国长期增长因素作分析时，除了注意发展中国家一般因素外，还应考虑：（1）中国正处于亚太地区大增长背景下；（2）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来自旧体制能量的释放；（3 ）中国已注意到增长方式的转变；（4）中国二元性经济形成了国内的互补市场。
二、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与特点。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正在从简单意义上的开放向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方向转变，国际化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特征。张幼文认为，国际化既是体制建设的新阶段，也是开放方式的规范化，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国际化所处阶段不能只从优惠政策的调整来看中国开放状况，而更重要应从整体上看体制开放度及其走向。其标准是：（1）贸易自由化程度。 通过多种大幅度削减关税与取消许可证，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已达到较高阶段；（2）货币自由兑换。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使外汇汇率在市场化目标前进中跨出重要的一步，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的可兑换，又为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奠定了基础；（3 ）跨国生产体系进入的程度。在中国来自欧美日大跨国公司已达到200多家， 中国已被国际大跨国公司纳入全球经营计划之中。但是，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1）关税尽管大幅度下降， 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市场开放受着国内贸易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3）外贸正处于国家较严格的控制体制；（4 ）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过程尚未完成，国内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很不发达，金融系统的竞争力很弱，无法适应金融市开放后的激烈国际竞争；（5）外资流进中国， 而中国资本却较少流向国外，尤其是生产性的海外投资还不能算真正启动。因此，张幼文认为中国经济是单向性开放，而不是双向性的国际化。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关键在于国内市场的开放，而市场开放的根本难点在于如何承受由开放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完成国际化过程的必要条件是建立起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陆建人研究员认为，中国开放不受到大的阻力是可以走上国际化道路的，但现在问题是改革遇到难题，开放十分困难。例如，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就有一欧洲学者把欧洲经济衰退的原因怪罪到中国头上，声称中国的自行车出口造成欧洲汽车工业的衰退。这种言论与“中国威胁论”同出一辙。显然，中国的国际化道路比之其它国家要走得更艰难。陆建人认为中国现正处于一条腿迈进国际化，另一条腿还处于改革开放阶段，这两方面中国都还未完成，实现的道路还十分漫长。中国宣布2000年关税将降到15%，这仍是相当高的关税，要实现2010—2020年关税降至零，任务艰巨。此外，光有贸易的国际化，没有生产的国际化也是不适合中国这一大国身份的。国际化应包括生产的国际化和生产体制的国际化。一个国家什么时候国际化，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应考虑风险性。中国的国际化应该首先从亚太开始，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开始，后者对中国经济的推动将很大。此外，中国应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否则内地将成为沿海开放的障碍。中国整个经济不可能是外向型的，中国的外向型将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谢陈秀瑜教授认为，谈到国际化首先应该把国家的国际化与公司的国际化区分开来，公司的国际化就是生产的全球化；其次，将国际化与区域化区分开来。她指出中国很多数据是在区域上实现，而不是在全球上实现的；中国大量资金来自东南亚，而不是世界各地。说到降低关税问题，关税已不是WTO的主要障碍， 大部分问题在于非关税壁垒，中国在服务贸易中还有许多路要走，尤其在金融方面，这是中国加入WTO的压力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人们光看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增长的好处，实际上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它使中国一定程度上失去对国内市场的控制。比如在外来影响下的股票市场的波动，受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影响的国际资本的流动，在外国公司或产品冲击下国内工业的动荡。一国的全球化意味着该国将无法保住工业，它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加入WTO也意味着将受其它国家的审查。
张幼文在总结中对其国际化观点作了补充说明。他指出国际化不仅仅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对国际化是需要进行新的定义，这可能带来对新问题的探讨；国际化是一种体制，这是就一国而言；国际化不只是消除一国障碍，而是消除全面障碍，更重要的是进行国内体制改革，以及伴随国际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正处在这样阶段：走完过去的标志，确立现在的新标志，这就是，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外贸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中进一步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第二，实行国民待遇，取消优惠政策；第三，政策上的开放，走上接受国际化阶段。中国未来的体制是市场主导下的开放，而不是政策上的开放。
三、中国的外资引进政策。
中国维系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投资，近年由于中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外商投资呈迅速上升趋势。1996年外商在华投资估计达到400 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16%，这些投资主要来自美日欧国家的大公司，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外资流入国。
国务员发展研究中心赵晋平副研究员指出目前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结构的主要特征是：（1）直接投资比重上升，超过了对外借款余额；（2）外资流入方式多样化，出现合资、合作、独资三者并重的局面；（3）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仍作为中国外债的主要来源；（4）短期外债比重逐年减小。大量外资的流入，缓解了中国建设资金不足的紧张局面，带动了中国外贸的快速增长，推动了中国开放形经济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此外，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也带来了不利影响，例如给中国国内货币供给形成较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但是，值得注意地是这一负作用并未对中国国内宏观造成严重影响，引发国内金融秩序的混乱。究其原因，赵晋平认为以下因素在起作用：（1）外资直接投资比重较大， 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使国内生产能力扩大，商品出口增加，抵御了经济波动；（2）外资中相当部分是设备和材料等实物形式， 从而抑制了投资需求和转化了消费需求部分；（3）中国政府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使信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4 ）资本交易的限制和外汇管制对稳定汇率和资本市场起到作用。赵晋平也指出中国在借外债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外债使用效益较低；一些地区或一些项目偿债困难；美元、日元债务在中国外债金额中占主要比重，易受汇价变动的影响。显然，尽快完成金融体制改革，实现资本市场化，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发展途径。
美国亚洲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帕克（Stephen parker）先生认为，外国投资对中国的影响也是美国研究人员应该研究的问题，但美国人常看到的是韩国和日本，因为后者不接受外国的直接投资。外国投资的形式有四类：（1）外国投资满足直接消费者；（2）进口替代型；（3 ）出口替代型；（4）出口导向型。 在中国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如何由进口替代型转为出口替代型，中国如何满足对资金的需要，尤其是如何将外国投资引导到出口导向型，更有意义。中国应该正确导向市场。向世界开放，这对完善金融体制也很重要。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博士也谈了自己对外资作用的看法。他认为，外资并不必然会给中国带来变化。在珠江，香港在那儿转移的技能不是最好的，甚至比中部的还差，像这样的投资不会给一个地区的发展带来变化。还有，中国希望基础设施上吸引外资，但外资追求的是高回报率，基础设施上这种回报率从何而来？铁路运行已造成中国很多损失，现还造高速公路，后者将比铁路损失更多，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公司不在大陆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原因。又如，大亚湾核电站找不到市场，因为它的价格高于任何一家核电站。为此，陈文鸿怀疑大陆在基础设施领域能否吸引到外资。
陈文鸿指出人们在讲香港经济增长时常把它与经济自由化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自由化与经济发展没有关系。日本在经济自由化方面总是落后于香港，但它的经济发展程度却高于香港。中国可以采用经济自由化，但不应把经济自由化视为《圣经》，至于什么时候自由化，应取决于与他国的谈判。中国讲经济增长，要讲给自己生产带来多大的增长，而不是讲投资的增长。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拉迪（Nicholas Lardy）教授指出，目前许多论文谈到外国投资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直接的推动，事实上，外资未对中国的融资起到一定作用。从收支平衡观点看，一方面是资金流入，增加了官方储备，另一方面是资金的流出，减少了储蓄，两者相互抵消。但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外国报纸、中国报纸，都只分析了资金流入部分，说中国已吸收了很大数额的外资，而未分析流出部分。应该说中国的储备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投资带来的。这么说并非意味外国投资不重要，外资的流入给中国带来了技术，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为此，预测中国的前途，与其把注意力放在资金流入，还不如放在改革上。因为改革不仅能使国内储蓄保持高比率，而且还能在分配储蓄时保持高效率。那储蓄上保持多高效率，分配上保持多高效率呢？有人主张中国开放“慢慢走”，拉迪认为这会使中国开放的过程拉长，这种状况使得原来可以得到资金的部门不能得到大量资金，投资者往往将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与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投资决策作一比较。因此，中国经济取决于，一是经济改革，二是开放程度，尤其是制造业的开放程度。
有代表指出中国在宣传企业海外投资（资本输出）时，使人感到似乎政府在鼓励资本外逃。赵晋平对此作了解释。他指出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资本外逃是严加控制的，中国政府不鼓励海外证券化投资，如果企业为扩大规模向海外投资，这一投资额也是很有限的。目前从国家正常的统计看，到1995年中国对外投资52亿美元，但据新华社报告，其总额达到400亿美元，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1）国内资金转到国外，再转回到国内，如在香港投资以获得外资优惠；（2 ）金融体制强制性外汇在银行结汇，使得不少企业为了获得资金，采取就地转移等多种方式。这样尽管国家在管理上严格控制，但实际上境外投资份额很大，这是今后资金管理上的一个课题。
杜塔认为APEC内的投资和服务贸易化也应强调，一个开放的不加限制的100%的外国投资所有制可以加快中国工业化速度， 成为中国经济一体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让外资流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而是流入的资金有多少，多快。中国市场竞争的力量还没有运作起来，这限制了其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与邻国吸引外资相比，中国在成本竞争上有无优势？实际上，那些正在中国投资的国家在与中国谈判时，又与中国的邻国在谈判，所以中国不得不采取成本竞争。投资流的竞争将有助于建立起市场运行方式。
有代表提出中国维持经济高速增长需要大量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仍走高投资低产出、以投资支撑高增长的粗放型的增长路线。“九五”规划中，中央已明确提出实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就是提高技术含量，增长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走集约化经济增长的道路。
四、亚太区域中的中美日三者关系。
无疑，中国的外贸额与资金引进额正在逐年扩大，中国经济的迅速膨胀给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带来什么样的竞争压力？中国与它国的经济互补性又体现在那里呢？代表们各抒已见，而争论的主题又延伸到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及合作前景等问题上，其中中、美、日三国间的关系尤为众人关注。
有代表指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日是亚太地区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中国与美、日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经济互补关系，其中中美间的互补性又要大于美日间的互补性，再考虑到政治因素，中美间若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将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稳定起积极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美国对华似乎不断地实行遏制政策，近年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不断，这促使中国不能不采取相应对策，以抵制这些遏制政策。这些对策应包括，扩大美对华依存度，实行进出口贸易多元化，以及中国本身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拉迪似乎并不赞同这种分析。他指出，表面上中美日三者都存在很大贸易摩擦，事实上它们主要差异在对外投资上。在过去25年里，美对华投资要大于美对日投资。从短期看，中美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但从长远看，合作领域广泛。谈到依存度问题，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鉴于美国是世界贸易大国，美国对它国的进口要大于出口，而这种状况一时不会改变，当然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势力加强，认为美国对它国的影响应大于它国对美国的影响，尽管这是很糟糕的看法，但却会左右美国政府的看法，使其更考虑贸易量的平衡，而不是关注在贸易政策上。
黄范章认为中美关系从短期看摩擦多，这不只是经济问题，还受政治、价值观影响。从长期看，双方谁也不愿失去对方，关系时好时坏，但即使关系紧张也不会崩溃，这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边缘政策，中美经贸合作仍是广泛的、远见的。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不一样，从投资看，日本对华关系建立早于美国，但投资额增长很慢，现落后于美国；而美国投资却很快，美国在转让技术方面也比日本好。中美双方互补性很强。加上政治因素，日美摩擦，再加上俄国因素的介入，中美长远战略意义很大，前途是光明的。
陈文鸿着重分析了中日经贸关系。他指出作为亚太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日本，与人口众多的中国经济的结合，其影响程度将远远超出自身的范围，它将波及对日本经济依赖严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形成区域内国家区际经济关系的变革，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全球制造业的格局产生影响。中日经贸合作对亚太区域经济的影响表现在：（1 ）改变了中国的外贸结构。从1994年始，日本替代香港与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影响到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 日本在上海江浙地区的投资，使得这一地区将取代华南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热点，该地区的产品在全国市场上的份额回升。（3 ）形成供销产经济联合体。由过去的日本、港台、美国的三角关系，逐渐演变为日本、港台、祖国大陆、美国四角关系。港台从日本进口加工部件，转移到大陆完成，再通过自己的营销渠道出口到美国，这样，大陆的三资企业在技术和产品档次上发展的越快，港台的产业升级就越快。（4 ）打破原有的东南亚地区分工，一旦日本数年后投资中国的电子、机械等企业发挥其生产能力，中日的分工就会打破，一些东南亚国家就可能失去与日本企业之间的长期性分包合同，如果它们无法或尽快实施产业升级的话，中国经济的发展，加上越南等国的发展，将会给它们带来激烈的竞争。（5）削弱了美国的影响。 中日合作不再像港台与祖国大陆合作以美国为唯一的主要市场，在这里，日本、美国、大陆三者都是合作产品的主要市场，由于有日本市场及正在成长的大陆市场作保证，中日合作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无形中疏远了。以前存在于美日、亚洲“四小”、东南亚、祖国大陆的“雁行模式”已被“弹球模式”所取代，即发达国家的较高技术对外投资开始同时辐射到所有国家，而不像过去那样经过亚洲“四小”传递；同样，出口市场也不再是单一的美国市场，而是美、日、中、以及东亚地区的内部市场。陈文鸿认为日本将在地区的经济中再次居于主动地位，同时，随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对美国说“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战略上中国利用日本同美国打“经济牌”会逐步成为可能。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黄仁伟研究员认为，中国与美、日的经济关系和市场互补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在短期内，中国对美、日市场的逆向依赖不会根本改变。中国应面对这些基本事实，确定中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模式。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美日作为成熟的发展经济体，它们所拥有的优势是相对固定的常量。而中国作为迅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所拥有的优势却是一个巨大的变量，而且常常出乎人们的预料。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美、中日间的市场储存度将会改变。因此，从战略上看，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主动权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在意识到市场的基本规则，并适应这种规则的国际竞争后，这种战略主动权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徐明棋副研究员在其递交会议的论文中将中国与美、日及其他亚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1）与美、 日对中国的依存度；（2）与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普通互补型，表现为后者的矿产资源与初级产品为中国所需，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又为后者所需。双方一般不会形成竞争；（3）与韩国、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互补型大于竞争型，双方经济结构上的重合部分形成竞争；（4）与印度尼西亚、 越南及印度等南亚国家的竞争大于互补型，表现为后者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部分地区相当，产业结构、资源结构、商品出口市场也与中国相仿。
当然，仅仅从互补性上去说明两国关系是不够的，张幼文指出，在一位数（指SITC中的商品类别的编号，后同）上的竞争可能成为两位数上的互补，在两位数上的竞争又可能成为三位数上的互补。互补性构成贸易基础的原理，是建立在古典比较利益论或现代要素禀赋论基础上的，现代产业内部贸易不是建立在产业互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减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之上。这一特征决定了贸易合作关系完全可能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超过了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实已说明了这一点。
五、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战略。
80年代以来，中国大力扩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这种进出口结构与亚太部分国家或地区有着相似之处，一些人担心中国出口总量的增长将对这些经济体形成很大压力。他们指出，中国的这种贸易结构直接导致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增多，价格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扬，造成一些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同时，也会导致中国自身贸易条件的恶化。例如，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周建明研究员指出，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时改善了贸易结构，这将对贸易条件及亚太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从中国的出口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主要是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东亚地区以及南亚和拉美地区存在竞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依赖度较高而具有共同性市场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由于推动中国出口扩张的动力来自农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所造成的比较利益，这将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进一步扩张，而这种发展会受到这类产品市场需求弹性小的制约，其结果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东亚、东南亚、南亚今后致力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话，也会促使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受害者，这种状况将使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处于更不利的条件。中国应调整其产业结构，提高其出口产品的层次，形成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为不同层次的出口结构，来增加国际竞争力，以避免或缓和贸易条件恶化趋势。
张幼文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市场上只占很小份额，不足以作为理论上大国模型判断其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低收入国家贸易条件恶化，高收入国家贸易条件改善，是世界市场规律的结果。他指出，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一个按要素投入方式的产品分类，而不是按最终产品功能的分类，亚太国家之间只有在产品相同或功能上具有可替代性时，才构成竞争并影响价格。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内地区之间的竞争及人民币的贬值，而不能简单归结于市场供给的增加。当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第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增长时，中国必然与亚太其他经济体形成竞争关系；反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的增长，那么中国与它国就构成互补关系或产业内部分工的贸易关系。中国经济二元化的特点，使得中国可能在多个层次上参与地区经济合作，比如内地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地区分工，沿海参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区分工。这种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地区发展梯度差异，对亚太地区结构进步具有积极作用。
黄仁伟认为中国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过程可以有四种战略选择：（1）按照WTO和APEC确定的国际规则和时间表，全面地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2020年前成为亚太市场一体化的组成部分；（2 ）按中国实际开放进程和结构调整的可行性，有选择地实施；（3 ）保持已有的对外开放基本方式，即以商品出口和资本输入为主的单向性市场开放，对贸易和投资体制作局部改善，待竞争力达到较高水平时，才考虑按WTO 和APEC标准实行双向开放；（4 ）中国市场开放的重点不是外向性而是内向性，国内市场要素的积累和流动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黄仁伟主张选择第二种战略，结合其他三种战略的可行性，形成21世纪战略构想，这就是：（1）加大国内企业结构、基础设施结构、 能源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等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这需充分的资金来源作保证；（2 ）外贸结构优化，以中国的人力资源、国际技术、资金要素的最佳结合，在整体上形成中国市场对亚太地区经济竞争优势；（3 ）贸易结构升级优化，从资源大国变为市场大国到经济大国；（4 ）保持作为亚太最大国际资本输入国地位，以国际投资带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进出口增长、地区差异缩小和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5）在10 年内基本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包括国际化的贸易和投资体制；（6 ）与亚太经济区各主要经济体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互补的依存关系，为中国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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