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视野下的大学人文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视野论文,大学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4－0083－05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国际化趋势，大学人文教育的缺失、“中国人”独立精神的缺失越来越成为学术界、教育界普遍认同的事实。于是，围绕着如何加强大学人文教育，追求圆满的人性，培养学生人文精神、造就“全人”抑或“成人”这一主题，西方与中国学术界皆从多个领域、多个层面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中，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立场，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中国文化进行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本于“文化自觉”来挖掘、整理中国文化的人文智慧、教育智慧，思考和把握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丰富内涵，则是一个正本清源的选择。
众所周知，《周易》包括古经与《易传》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她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经典，一直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她塑造了中国人的语言、思想和存在，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灵魂之所在。我们认为，从《周易》的视野观照当下的大学人文教育，重要的是从《易传》天地人“三才”之道中，把握“人文化成”的丰富内涵；从《乾》、《坤》两卦，体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哲学；从《易经》求内与治外相统一的思想与儒家内圣外王品格两者之间的融通，追求儒家天地人伦“十字打开”之“成人”“达人”人格，思考西方所谓的“完人”教育的中国途径。
一、《易传》天地人“三才之道”思想，彰显着“人文化成”的价值内涵
《易传·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传·说卦》接着又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在《易传》作者看来，宇宙主体“人”之所以存在，是天地交合的产物。如不能“仰天俯地”，则不能成“人文化成”之“社会人”。在生生不息之大宇宙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有三，即天、地与人，这就是所谓的“三才”。在“三才”之中，天、地，是宇宙万物万象得以生化而出的源泉，故《说卦传》才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这就是说，是涵具“好生”之“仁德”或“大德”的天地父母，生化出宇宙“万物之灵”——我们有仁有义、有思想、有情感、会审美的伟大人类。
而“天生”人类为什么必然要有“人文”？应该说《周易》“三才”之道的确立，是儒家“天人一体”、“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先民通过长期的“仰天俯地”、“与四时合序”的人生体验，智慧地总结出“天地不贰”的人生经验，于是按照本天道以开人文的理路，即天有其“天文”、地有其“地理”、人必然有其“人文”，则宇宙人间才得以“和谐”、“大美”哉！[1]
让我们来看看《周易》由万物之“文采”而推衍出人类之“人文”的逻辑理路。《易传·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天与地造化出的万物万象，正是由于其“和而不同”地杂然错居于同一个宇宙之中，使大宇宙异彩纷呈、“文采”奕奕。而既然是“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与有“好生”之“仁德”或“大德”的天地并立为“三才”的人，亦必然应有其特有之文采。人所当特有并呈现出的文采，就是人文。在《周易》古经中，专门设有一卦《贲》，以此阐述“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贲卦·彖传》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贲卦中，阳刚阴柔之爻交错而居于六个不同的爻位上，表征着大宇宙、大自然中日月星辰阴阳刚柔的交相错杂。物相交错而共处，文采因之而成，由此而显。促成文采的，系大宇宙、大自然中阴阳刚柔的交错共处，则因之而成、由此而显的这种刚美与柔美交相错杂的文采，即可名之曰“天文”。“天文”，大宇宙、大自然中因阴阳二气、阳刚阴柔两大相反势力的交错共处以及动态交感、排拒、消长而所促成的各种奇妙文采之谓也。与“天文”相对应且又彼此交相辉映的，即是“人文”。“人文”，人类的文采，是“文章”、“礼仪”等的别称。而“文明以止”中的“文明”，即文采的彰明。以“文明以止”诠释、界定“人文”，旨在提醒人们，人道之文采，社会人生之文采，应当只有在某一粲然而彰明之佳境中获得释放或张扬，并持续不断地往上提升，这个让人们明了人文以及人文所应达致的粲然彰明的佳境，就是社会人生的努力方向。于是，也就有了《易传》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妙论，并构建出天地人和谐相处，使得万事万物“各正性命，保和太合”，贯穿于其中人文价值、人文精神为一体，形成一种社会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乃至每个社会个体良性互动、井然有序的全新社会共同体，形成一种和谐完美、健康向上的全新社会风尚和日臻神圣庄严的人文佳境。
业师刘大钧教授以孔子为界，确定《易》之“今义”与“古义”。特别指出，《周易》“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周易》今义的诞生与传承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周易》古义的传承与衍展也是值得研究开掘的，因为后者笼罩在本天道以立人道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的氛围下，同样寄寓了先哲独特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怀。[2] 因此，“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将充分肯定人性的价值，认为天地最重要的特性在于生生不息，人就应该向天道学习，君子要自强不息。大地的品性厚重宽容，它载养天下万物，君子要向大地学习，要宽容，要厚德载物。一个人有多少成就，就看你的肩能担当起多少的责任，心胸能容纳多少事情。德越厚，你担当的东西就越多，这就叫厚德载物，这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
正如此，每个人身上可涵养并开显出那终极性、本原性的人文价值源泉，都拥有仁善的德性、情怀与精神，并以积极入世、积极用世的理念、放眼未来的乐观主义情怀与时时提升自我的志向，“进德修业”，开创人类之新运！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正是我们的先贤大儒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理想、理想人格的实现以及人的生死与自由等问题的探讨，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关注现世人生的人文精神。[3] 可见，由《易传》所诠释与开显的上述“人文化成”价值理想，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与中华传统民族精神的发展，同样对于我们今天思考、研究大学人文教育，追溯人文精神的历史内涵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二、《乾》、《坤》含蕴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思想，是将人教化成为君子的根本
《周易》有六十四卦，其中《乾》、《坤》两卦在六十四卦中具有很突出的地位。《易传·系辞上》称：“乾坤，其《易》之蕴邪。”《系辞下》说：“乾坤，其《易》之门邪。”《易纬·乾凿度》曰：“乾坤，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抓住了乾坤这个根本，效法乾坤之德，则易知，易行，即“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如此则可造就“贤人”的“德业”，从而立足于天地之间。因此，《系辞下》认为，“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自强不息”的最早表述。而“厚德载物”一语则出自《易传·坤·大象》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坤”，即“地道”是“柔顺”的。“天行健”的“健”的特点，是天道所固有的自然本性。而这种“健”的自然本性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君子”“仰天俯地”观察的结果、审美的结果，就在这一观察、审美的过程之中，“君子”“天人合一”的审美情节与价值判断已不言自明。主体“人”的身心在场，让人必然地认同、慕羡这乾健之美，并从而法乾之健而做到“自强不息”。同样，观看了坤卦卦象的君子，在他的一生之中，始终都应该自觉做到“厚德载物”，即待人宽，待物宽；容人，容物；成人，成物。可见，《坤》卦也从“地道”讲到了“人道”。换言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君子从天道、地道所得到的启迪，并且只有经过长期的艰难修养，不断地将这种“认同、慕羡”化为自己的行动——“反求诸己”、“日新苟日新”，才能将天道的“健行”转化为人道的“自强不息”，地道的“柔顺”化为人道的“厚德载物”。当然，在儒家看来，这种“自然人”向“君子”转化的过程，既是“教”与“学”互动相长的过程，也是人文化成的过程。
从儒家的视角看，“教”的作用何在？除了知识的传授外，老师的教诲是指出道德的榜样，并通过对人事的道德评价鼓励和引导学生德性的进步；教育者的任务是告诉学习者什么是伟大的精神，什么是高尚的人格，引导学习者把自己培养成为高尚的人。[4] 因而，人们“为道”，必须是自觉进行的。《蹇·大象》说：“君子以反身修德。”所谓“反身”，即“修己”、“修身”。因此，君子首先应反过来要求自己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孔子是非常推崇“仁”德的，并明确主张修养仁德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自己。《论语·颜渊》中就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说法。另外，《大学》特别强调，把道德修养作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自觉进行的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可见，反身修已是儒家“为道”的基本原则。
反观孔子的一生，则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卓越的榜样或典范，它或催生了、或强化了、或铸造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自立、自强、自决，亦即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积极、入世、进取、乐观、斗争、拼搏、奉献、牺牲，“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优良的品质和作风。[5] 所以，任何个人、群体、民族、国家，无疑地均可以由孔子崇高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并汲取强大的力量。
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的模范，以德行优于知识，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即通过“教学相长”的精神活动，将“自然人”培养成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成人或全人，即君子。正如宋代大儒张载所言：“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为圣。”当然，这种“教学相长”，儒家最强调的是“学”。例如，《蒙》卦讲的就是启蒙教育，对象是纯一未发的学童和淳朴未化的老百姓，即一切需要启蒙的人。无论是进行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化，大凡受教育者都必须自觉自愿、主动积极，而不应是不自觉、被动、消极。所以，《蒙》卦反复强调“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并强调，“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这意思是说，并非我去求人家学习，而是人家求我教导。初次真诚提问必须予以回答。再三乱问，是态度怠慢，怠慢就不予解答。启蒙应当坚守正道。
结合当下大学人文教育现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将进一步对大学教育使命进行再认识、再思考，究竟是功能优先，还是以人为本？让每一个学生成才，成为完整的人，迎接世界新变化，这不仅仅是培养文理交叉的通才，而是培养学生具备完全的人格，塑造全人。因此，需要我们思考和探索在当今社会，如何从《周易》智慧中寻求实现大学人文教育的有效途径与路径。
三、《周易》强调修身求内与经邦治国相统一与儒家内圣外王品格之融通，为“全人”教育提供了途径
透过《周易》经传的诠释，我们清楚地看到，《周易》作者强调修身求内与经邦治国二者的统一，凸显着个人道德修养与治理国家的社会理想实践相联系的理想。《既济·九五》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思是说，商部落杀牛重礼祭天，还不如周部落以薄礼祭天更能博得上天的好感。原因何在呢？只有物质的礼，上天未必能看得上，而更重要的则是内心的“诚”和精神的“德”。还有《履·初九》说：“素履，往，无咎。”此句意思表明，只要你心诚，不论走到哪里也不会有什么灾难，即是偶有不测，也可化险为夷，甚至于遇到像踩在老虎尾巴上这样惊险的事情，最终亦吉。再有在《萃·六二》、《升·九二》两卦中，皆有“孚乃利用禴”的表述，实际上所昭示的就是，只要内心信诚，就可以薄礼祭天，而且还能保证“引吉”、“无咎”。
上述四卦所表达的思想，都表明《周易》作者对于主体的道德修养的极大关注。不仅如此，《周易》作者更注重强调治外，重视将修身求内落脚在经邦治国的实践上，以实现修身求内与经邦治国的统一，即所谓的“平天下”。《节·九五》曰：“甘节，吉，往有尚。”意谓能达到以节为甘的修养境界的人，就会在现世社会中成功，这自然是上等的好事。但如果达不到“甘节”的境界，能做到“安节”也就不错了，因为达到这种修养水平的人，能够守其既得，故该卦六四爻云：“安节，亨。”相反，那种不知加强“节”的修养的人，就会导致在现世生活中穷困潦倒、唉声叹气的悲惨局面，故《节·六三》云：“不节若，则嗟若”。至于那种从根本上就厌弃“节”的修养、甚至以节为苦（“苦节”）的人，其结果就更糟了，他们不但做事难成，而且还有可能招致灾患，因此《节》卦卦辞说：“苦节，不可贞。”上六爻云：“苦节，贞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谦》卦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道理。《谦》卦云：“谦，亨，君子有终。”九三爻云：“劳谦，君子有终。”意思是人只要具备了谦让这一美德，在现世社会中就会获得好的结果。即使是外出商旅，也会平安无事，故《谦·初六》云：“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上述《节》《谦》两卦关于“节制”“谦退”的思想，本是对主体修养的一种道德要求，但《周易》作者却把它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吉凶得失、成功失败相联系，这表明《易经》作者讲求个人道德修养之目的乃是为了落脚在经邦治国方面。例如，《节·大象传》说，“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即是说，作为君子要学会节制，应当守持正固，因此制定礼数法度以为准则，品议道德行为是否得宜。《离·大象传》亦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意思是说，“大人”“君子”要仿效《离》卦光明连续之象，绵延不断地用“明德”照耀天下。可见，修德最终要落脚在“安人”上，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周易》作者这种修身求内与经邦治国相统一的思想，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儒家学派的一个基本特征。例如，儒家倡导“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与品格，在《大学》中有充分体现。《大学》所讲的“三纲领”中，“明明德”是求内，“亲民”是治外，“止于至善”则是求内与治外的统一；“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求内，“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治外，求内是手段，治外才是目的。因而在这一意义上，《周易》所含蕴浓厚的后世儒家思想的内容，与儒家的根本精神和内圣外王的思想品格完全是一致的。
人生问题作为人类永恒的主题，是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之所在。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儒学人文精神，必将在现在与未来的人类人文教育进程中，继续突显其特有的价值与强大生命力。
四、儒家“十字打开”框架下的大学“全人”教育
《周易》作为儒家经典，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孔子，《周易》只是占筮之书。随着帛书《易传》及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易传》为孔子晚年所作，这应是今天学术界的共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而孔子本人则自述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我们知道，事物的普遍联系性是《周易》要告诉给人们的一个普遍法则。正是这种普遍联系，写照了儒家信奉的“天人一体”，宣布了儒家对人必然能如天地一样“乾健”“厚德”的人生信念。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使得孔子对《易经》的认识，能超越时人迷信的占卜功能。据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一生力倡仁政，强调“反躬修己”、“克己复礼”，从人的内心出发，启发人的道德自觉，体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而孔子之所以坚信学通易理能使人“无大过”，是因为他已充分认识到易学的智慧是建立在儒家对世界周流普遍的联系体认基础上的，是打通了人类所有智慧基础上的大智慧。用当下教育学的术语说，这种大智慧必然是基于“通识教育”的“全人”智慧。而我们认为，这种智慧在儒家的信念里，则是建立在儒家天地人伦“十字打开”框架下的“大人”智慧与圣人境界。
“十字打开”一语出自陆象山：“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孔子以“仁”为本，并不特意谈论天道与人道关系，故浑然一体；孟子十字打开，故能区别天道与人道，并展开谈论两者关系。孟子以性善论贯通了天道与人道，故能提出尽心知性而知天，解决了孔子遗留的人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中庸》则用“诚”的概念来表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二十章）“诚”不仅是人的德性，而且是《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之“成”的意思。这种意义上的“诚”本天人，合内外，是一体平铺、彻上彻下之道。正因为人之诚与天之诚是相惯相通的，所以才有“天诚而人诚之”、“人与天地参”这样一些表达“天人合一”思想的命题。融汇儒家的“十字打开”与当代“通识教育”的理念，基于自己对儒家文化立场终身学习的理解，我们认为，在儒家“十字打开”框架下，当代大学人文教育追求的教育目标，应该是有中国文化自觉、富有“中国人”独立精神的“成人”教育。
致力于中国文化背景下通识教育的甘阳教授曾经说：“如果中国人和中国大学生能够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如果中国的大学牢牢地植根于中国文明的最深处，那么，即使今天中国的大学仍然很不理想，但我们有理由期望，经过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大学作为伟大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将会成长为伟大的大学。”（第213页）[6] 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文阐述的基于《周易》的儒家人文智慧，能够有助于我们当下的大学人文教育，让我们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全球化的视野，超越西方“通识教育”对“全人”的教育目标追求，通过中国特色的大学人文环境塑造，成就我们自己具有高度文化自觉与民族自强意识的、能够“顶天立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内圣外王”的现代化“成人”抑或“大人”。
收稿日期：2008－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