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晚年马克思思想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之谜论文,晚年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04)09-0002-05
马克思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他从不迷信前人已有的结论，在他所 涉猎的各门学科中，都有自己的创新或独到的见解。像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思想家一样， 马克思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如若将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个阶段的划分， 那么从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无疑是马克思生命的晚年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再 没有创作出诸如《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法兰西内战》这些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著作(这个时期唯一一 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但它在16年以后才得以公 开发表)。在这10年中，马克思似乎在理论舞台上消失了，为此，人们做出了种种解释 。马克思的学生和战友弗兰茨·梅林在其著名的《马克思传》中引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夫 人燕妮逝世那天说过的一句话——“摩尔也死了”，来证明晚年马克思由于健康原因和 感情上的沉重打击而不得不停止理论上的探索。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 究院院长”梁赞诺夫甚至把晚年马克思说成是“处于慢性死亡的过程”，原因是妻子和 女儿的接连离世使马克思陷入了沉重的悲伤之中而难以重新振作。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在《 资本论》的创作和出版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孜孜不倦地从他同时代人的人类学著作中摘 录数量惊人的笔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有《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 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菲尔<印度和 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 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这5本笔记共有208页(八开本)约合中文40万 字，即今天人们所说的“人类学笔记”。这些笔记是马克思在逝世之前的几年中，即18 79—1882年期间写的，而其中的拉伯克著作摘要是在他逝世前几个月完成的，可以说， 这是马克思的真正的最后手稿。这项工作对于一个垂危的老人来说，是何等的艰巨!如 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这项工作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晚年马克思为何放下尚未完成的《资本论》的创作出版而转向人类学的研究?对此许多 学者曾作了颇为有益的探讨，但迄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其转向是他 早年从事哲学人类学(或人本学)探索的继续或回复，也就是说，马克思从哲学人类学进 入到实证经验人类学是同一主题的发展，证明马克思毕生关注的是人类学问题。美国学 者劳伦斯·克拉德即持这一观点。有的学者则认为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动因是为了 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英国学者莫里斯·布洛克即持这一观点。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鲁越 、孙麾、江丹林在《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一书中亦基本 上持这种看法。还有的学者认为是马克思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 深切关怀。国内的学者杨适就持这一观点。这些看法均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全面。应该 说，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有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深层需要；又有来 自现实革命实践方面的直接需求。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则是对历史之谜的文化求 解。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是以西方民族、西方社会及文化为探索对象，研究资 本主义发达的社会形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为各国向世界历史方 向的演进准备了物质条件。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在它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 不可能实现。因此，资本主义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马克思这时站在“世界历史”的立场 上认为：东方社会尽管有自己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但也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因此，整个东方社会就有一个西化或资本主义化的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不 无褒义地描述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殖民开拓。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 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 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1](P276)这样一来，“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 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 P277)马克思当时明显地表现了他对资本主义侵略东方的某种肯定。马克思在《不列颠 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英国侵略 所造成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像印度这样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 必须要经过西方文明的冲击，它的发展前途只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归结到世界 历史道路上去。因此，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 ，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 基础。”[1](P768)马克思同时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 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 ”[1](P767-768)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1](P 767)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发现西方民族只是人类众多民族的一员，西方文 化只是人类文化整体的一个方面。同时，面对资本主义推行的世界一体化，强迫其它民 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饱受苦难的东方各民族，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斗志，为保 存本民族及其文化价值，而努力探索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印度、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动，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 ，并且日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和矛 盾。如何把握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所凸显出来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就成了时 代的历史之谜。这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马克思当时也面对着这一历史课题。
而在19世纪60—70年代，在欧美涌现出大量的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文化 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人类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类的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 中，可以划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从马克思所摘录的有关人类学笔记 的内容来看，应归属于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文化”是其 关键性概念。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是：阐释人类群体之间文化行为的异同；描述各种 不同文化的特征以及这些群体所具有的稳定、变化、发展的各个过程。文化人类学以进 化论的基本观念为基础，对原始民族的诸多文化现象，以及人类文化的发展阶段和过程 ，进行实证性的考察、分析和研究，籍以认识和把握人类文化进步的一般规律，了解社 会进化的基本趋势。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突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文化人类学 进化论者的著作刚一问世，马克思就非常敏锐地察觉到它们的学术价值。因此，在19世 纪70年代，马克思不顾年迈体弱，抱病坚持研究，以笔记的形式摘录了大量的文化人类 学著作，试图从文化的视角统一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与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破解历史之谜。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内在逻辑时，采用的是科 学的抽象法，它剔除了使历史发展轮廓发生模糊的各种偶然性来分析它的纯粹形态。马 克思指出：“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 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2]( P160)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的这一方法时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 ，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 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 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3](P43)譬如， 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得出五种社会依次更替的历史发展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模式，它无疑 抓住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不是离开，而是接近真理。但 它既然只是一种理论模式，它就不可能完全与历史发展的道路相吻合，现实的历史发展 道路比理论上的模式要复杂、丰富得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必须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 道路。
马克思在探求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问题上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9世纪40年代，在马克 思的唯物史观形成时期，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全部或大多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同时爆发，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资本主义阶段是不能超越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辉煌进军，决不能成为“某种地域性东西 ”，它“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P87)因此，共产主义作 为一种实践不能是个别的、局部的事实，必须“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 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 交往为前提的。”[1](P86)这就是马克思表述的共产主义同时发动和同时胜利的思想。 正因为如此，他在19世纪50年AI写作的著作论文《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一方面无情 地谴责了英国资本主义对印度入侵所犯下的种种血腥罪行，另一方面又认为英国的这一 入侵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1]( P765)
随着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他渐渐认识到：西方社会按他所揭示的“五 形态”演进理论，从原始社会开始依次走完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在正处在资本主 义社会阶段。而东方社会从原始社会起直到19世纪，一直保留着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某 些特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原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由于其基本社会组 织农村公社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居然在西方各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进入资 本主义社会时，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就表明，东方社会在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世界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界线，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时代前期东方社会的特殊性。 他认为，就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来说，在历史上存在着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自由 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另一条是“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4]( P471)然而，由于马克思当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还停留在思维抽象上 ，最终认为保持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各国必然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丧失其特殊性 。这就是19世纪50至60年代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殊性的理解。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逻辑 上的矛盾：既然东方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可以和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长期并列地发 展，可以不遵循西方社会的历史规律，那么为什么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就要失 掉这种特殊性，非得经过资本主义形态呢?为什么不可以设想东方社会能够绕过资本主 义暗礁，直接通向新社会呢?这个矛盾的存在反映出马克思当时还受自己所发现的社会 发展模式的束缚。他的思维方式偏重于一般普遍原则，想用它来框定具体事物，从而表 明他的思想还有待于深化，需要从已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模式中走出来。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本人也总是根据 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和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不断地补充修正和深化自己的理论观点 ，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也同样如此。虽然此时马克思对“人体”的解剖，即对 资本主义的宏观研究已基本结束，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并完成了其余各卷的初稿。 但对“猴体”的解剖，即对东方落后社会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诚然，把物质生活资料的 生产即人类的社会生产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认识发达的社会形 态自然是再正确不过了，但是唯物史观历史一元论不能把生产仅仅理解成单一的物质生 活资料的生产而排斥生产中所包含的其他涵义。相反，由人类自身生产所造成的人口增 长，人类个体的进化，基于自然分工的简单协作，以及氏族组织的血缘关系，则在人类 社会的最初时期决定和制约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程度。为此，马克思必须充分利 用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进行“猴体”的解剖，使自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从 “世界历史”推进到各国历史，从而与各国的具体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求得对历史 之谜的真正破解。
与此相联，晚年马克思研究重心也由经济问题而转向文化问题。马克思从前非常重视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强调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且在《资本论》中，运用唯 物史观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及灭亡，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 性矛盾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接触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之后，马克 思开始注重研究文化、传统、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开始，东方社 会发展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原来的设想中，资本主 义国家由于不能克服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地到来，并能取 得胜利。但是，无产阶级运动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起义中达到顶峰以后，似乎昙花一现 ，而资本主义却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革命迹象消失了。这些新的情况是促进马 克思开始重新思考东方社会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和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他清楚地看到，当 西方资本主义开拓了广阔和世界市场以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不会由此彻底消除，特 别是俄国社会中公社制度的顽强生命力，使马克思产生了研究东方社会问题的紧迫感。 为此，他利用刚刚掌握的俄文，开始系统地研究俄国土地关系和社会政治发展情况的官 方文献和学术专著。
当时，正值围绕着俄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俄国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展开了一次论战。俄 国由于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度，俄国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俄国的自由派认为，俄 国不可避免地要走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民粹派则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 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对这一论战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独 立见解。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一定要 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 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 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 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P130 )“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 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5](P131)马克思在信中认为，每个民 族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不作具体分析，把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当作万能钥匙 ，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在1881年3月8日给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更是明确指出：《资 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5](P268)
19世纪80年代，农村公社在广大非欧世界还普遍存在着，但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侵蚀，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面临存亡危机之秋。农村公社关联着 世界亿万农民，落后国家的农民问题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正是引 起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同时，民族殖民地问题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所以对马克思来说，农村公社的命运将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出于这种意识，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特别关注农村公社问题。而 就农村公社而言，公社土地所有制是它的支撑点，农村公社的命运取决于公社土地所有 制的命运。因此，马克思对公社命运的关注都倾注在对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中，这集 中体现在对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摘 记和评注上。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 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他在作摘要时常常把这些类比删除或予以修改，并且对印度在 德里苏丹统治时期和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土地关系的改变的性质作了大段的评注。马克 思不同意柯瓦列夫斯基把印度在上述时期中发生的土地关系上的变化看作“封建化”， 并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论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写道：“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6](P283-284)在马克思看来，在柯瓦列夫斯基的整部著作中，对所谓东方社会封建化过程的描述，“都写得非常笨拙”。[6](P269)因为“西方中心论”倾向迷惑了柯瓦利夫斯基的视线。马克思在摘录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时，也同样对菲尔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菲尔在论述东方乡村公社中的家庭和公社的关系时，把东方的公社和社会的关系看作是封建主义，马克思对此批评道：“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7](P385)这表明，马克思坚决反对把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去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反对把人类社会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模式中去。
马克思通过对文化人类学著作的认真研究，还发现在人类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各民族 生存环境的独特性以及由于生产力和分工的落后，交往不发达而产生的闭塞性，使得各 民族有着自身所应有的特点，表现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存在的状况。马克思阅读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书时，在详细摘录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发展方面的资料后，指出：“有 一些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另外一些则由于外来 的影响而混杂不纯。例如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 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则曾经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状态。美洲印弟安人族系，和 其他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6](P3 31)这是马克思改造过的，并特别冠之以“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6](P331)的 标题，它体现了晚年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问题有了明晰的认识。
马克思在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时，在注意各原始氏族组织形式相似性的同时，还 十分注意各自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例如，在论及北美印第安人中的迈阿密人的母系氏族 组织瓦解较早的原因时，他写到：“他们已经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而过着定居的农业 生活。……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氏族组织也在迅速消失中。”[6](P466)在论及古 希腊人氏族组织的解体过程时，他写到：“在英雄时代，希腊部落都居住在有城墙围绕 的城市中。人口的数量由于经营田野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而增长起来；需要设立新的 公职，其职能要作某种程度的划分。新的市政制度发展了起来；为了占有最合适的领土 而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的时期(到来了)。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贵族分子在社会中日益得势 ，这是从提修斯时代到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6]( P512)诸如此类的论述很多，都表明马克思主要不是从形态的类似上探寻共同规律，而 是着眼于揭示各原始氏族组织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在《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 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注意记下：“在(原始)美 洲，由于除骆马和羊驼以外缺乏可供驯养的动物而很少有畜牧业，而且畜牧业也只是存 在于中美……，这种情况就使美洲这部分地区成为美洲文化的中心。因此，许多红种人 不得不依旧从事渔猎；野生的某些食用(粮食)植物，特别是玉蜀黍，使他们有可能还在 由游动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定居生活方式以前，就获得植物类的食物。这种情况，反映在 他们的财产关系的发展中，阻碍着财产关系的个体化并使动产和不动产的或多或少受着 限制的公有的古老形式保持了数千年之久。”[6](P211)这确是特定的生活方式决定着 特定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生动例证。
经过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进而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 、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 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1881年，马 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认为，俄国“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 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 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P450-451)正是基于上述的考察，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 论：“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 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 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 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 。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 肯定成果。”[5](P451)此后，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 版序言中又指出：“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 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 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 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 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 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P2 51)这就是说，如果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俄国可以不经过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 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以逾 越，这是晚年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总而言之，晚年马克思依靠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探索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 的差异问题，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使马克思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从而实现认识从抽象 到具体的转变，从感性具体到理性具体的总体性溶汇。历史之谜随着晚年马克思对文化 问题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 殊道路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 。
收稿日期：2004-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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