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与嵌入：社区党建背景下中国党社关系的调适策略——以江苏省N市C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省论文,中国论文,区为论文,策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5)05～0099～06 现代民族国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党一般后于国家产生。西方近代政党大多产生于一个专制而强大的国家政权之中。是“历史性的危机”——这是当各社会阶层在试图获取国家中的地位时必然会出现的危机，为现代政党的形成提供了最后动力，而现代政党也许又是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途径[1]。因此，就西方社会而言，政党的功能主要在于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然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先于国家而产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它是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领导核心。可以说，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即是党、国家和社会三者深刻互动的结果。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全面改革的持续推进，党政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主流论题；而党社关系却远没有得到与之类似的重视。事实上，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是由共产党所发动的，但转型过程同时也改变了执政党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改变了党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相应策略来调适党社关系，整合社会结构和保持政治稳定，以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领导地位。本文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了执政党是如何在社区党建中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初步分析这些策略对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将产生何种影响。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党社关系及其在转型期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先有的现代政党，而后才有现代国家。这一建国思路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对国家命运的思考。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朝式国家，“但从帝制的废墟中却不能产生出一个现代性国家”[2]。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公共权威缺失、国家长期陷于无政府状态。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孙中山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抛弃了早期推崇的多党竞争政党政治思想，转而接受了列宁主义政党学说，并提出“以党建国”的方案[2]，希望依靠强有力的现代政党来建设现代国家和实现社会整合。他以此为目标改组了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却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同样继承了孙中山“以党建国”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统一和独立的主权国家。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很多，但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建立起了与基层社会更为密切的联系[4]，从而能够更有效地驾驭社会和动员资源。这种强调党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做法逐渐成为共产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并被称为是群众路线。“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将党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在每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学校，等等之内，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的支部组织。”此后党章虽历经多次修改，但这一基本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巩固政权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党在革命时期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被保留下来，其中就包括通过组织建设保持党与社会的紧密联系。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利用强大的政治力量，在社会中建立起了广泛的基层组织网络。“重新组织和整合的社会形成了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的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在这样情形下，社会实际上被‘分解溶化’进了各个单位组织或单位体系，党和国家只要掌握了单位组织，也就掌握了整个社会”[6]。在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的共同作用下，整个社会被分解为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小单元，党、国家和社会的体系架构高度一致并趋于同构。党组织成为各社会单元的领导核心，它们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带领社会成员完成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同时，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也是通过其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获得满足，或通过其向更高一级的党政部门进行反映。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这样一种党政社高度一体化的结构有其形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为共产党执政提供了扎实的社会基础，同时将社会纳入到党的目标体系之中，使党和国家能够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在短时间内完成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和改造社会的各项目标。当然，党政社同构也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与高度控制，社会成员以“原子化”的状态存在，社会缺乏独立发展与制约国家的空间。 “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领域的单一性和社会结构的单位化为基层党组织设置和作用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7]党通过单位组织体系即可实现对社会的凝聚与动员。单位体制下的居委会(社区)仅负责管理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这些人不仅数量少且大多属于社会边缘群体。因此，这一时期的党社关系并不集中体现于社区这一场域之中。然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党社关系的组织和制度基础，同时还转换了基层党组织和社会发生互动的空间领域。改革导致原本被党和国家垄断的资源向社会流动扩散，后者的自主性不断增强、成长空间持续扩大。政经社一体化的单位日益被专业化组织所取代，原本由单位所承担的社会性与政治性职能被剥离出来转由社区承担。社会成员对基层党政组织的依赖程度显著降低，党政社一体化同构的体系逐渐瓦解。这样一来，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弱化的趋势，传统党社关系受到了极大冲击。不仅党与社会之间的距离明显扩大，而且党对社会的凝聚、动员和整合能力也显著下降。这表现在如基层党组织动员和协调资源的能力有所下降；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定位与实际工作角色之间存在落差；党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流动党员、老年党员、“两新”党员与基层党组织间的联系弱化等诸多方面。 在社区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的基本单元后[8]，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为标志，社区建设于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社区党建作为这一时期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方略。这显然是执政党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党对社会的驾驭和动员能力显著下降的背景下，对自身领导和组织机制的主动调整和对联系社会策略的积极调适。接下来，本文将以江苏省N市C区所开展的社区党建为考察对象，具体分析执政党在基层主动调适党社关系的策略机制。 二、社区党建中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的吸纳机制 从C区开展社区党建的情况来看，主要采取了吸纳和嵌入这两种策略来重新凝聚资源、密切与社会的联系。其中，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的吸纳机制主要有： 第一，吸收新鲜血液。党员是党的行为主体，是党组织的细胞。要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法跟上形势，既要加强党员教育，也要积极吸收新鲜血液，将新的理念和工作方法带到社区党建中来。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社区一般配备主任一名、副主任两名以及若干专职的社区工作者，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党务工作者岗位。社区党组织书记一般由居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兼任。这显然难以满足基层党群工作的要求。近年来，C区通过公开选聘而不是组织调配的方式，面向全区招聘了一支年纪轻、学历高、素质好的专职党务工作者队伍。其中，大部分人拥有大学学历或是接受过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教育。据C区组织部门统计，目前全区专职社区党务工作者中，有67％的人年龄在40周岁以下，有65％的人拥有大学学历，有超过70％的人接受过各种与社区管理有关的培训教育，有39％的人大学学习的是与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另外还有9％左右的人拥有国家社会工作师的从业资格[9]。新鲜血液的加入给党的基层组织带来了全新的工作理念、专业的工作方法。这不仅给社区党建注入了活力，也显著提高了社区居民对社区党群工作的满意度。C区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专职社区党务工作队伍建立后，社区居民对社区党群工作的满意度从56％上升到了88％，对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度也从53％上升到了84％[10]。 第二，吸纳社会和经济组织成员。随着党政社同构体系的瓦解，经济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断增强、不再高度依赖党政系统。这些组织中逐渐出现了一些精英骨干成员，他们能力突出、动员能力强、社会声望高，能够对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产生极大促进作用。C区通过调整党的组织策略，积极将这些精英骨干力量吸纳进社区党组织，服务基层党建工作。C区东城街道的将军大厦是一个商住混合社区，不仅有两百多户居民住户，而且有超市、餐饮等近百家商户入驻，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矛盾纠纷持续不断，是闻名的社区管理“困难户”。2010年，由东城街道党工委出面聘请将军大厦物业公司党支部书记和业主委员会主任(如其为非党员则从业委会另推举一人)，以及具有较强能力和较高声望的若干居民和商户党员代表兼任其所在的北苑社区党委委员。社区党委每月召开一次由基层党组织、社区居民、物业公司、商户等多方参与的工作会议，协商解决将军大厦的各种矛盾问题。由于被吸纳进入社区党委的居民、企业和商户的党员代表大多是具有一定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经济和社会组织骨干成员，因此他们进入社区党委极大地密切了基层党组织与经济社会领域的联系，增强了基层党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从该机制实施以来，将军大厦没有再发生大的矛盾纠纷，商户住户关系融洽，成为该区和谐社区建设的典型。 第三，吸纳社会资源。当前，尽管党组织仍然是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但其能够直接支配和动员的资源却远不如前。积极寻求来自体制内外的各种支持、尽可能吸纳社会资源，是现阶段基层党组织动员和领导社会的必要前提。C区基层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策略。直接策略是指C区在辖区大力推进的党建联席会议制度。由街道党工委牵头、驻区各单位党组织共同参加，在街道和社区分别建立社区党建联席会及分会，通过资源交换共享来克服自身资源不足的制约、增强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服务社会的能力。C区新城街道高校多，街道和社区通过该制度，动员引导辖区各大专院校学生参与社区管理、开展社区服务。迄今已有500多名大学生被聘为居委会主任助理，近6000名大学生到社区开展医疗保健、残障康复、心理疏导等服务。间接策略是指通过社区党建激活民间组织，通过社区党组织和民间组织间的人员重叠，导致基层党组织间接吸纳社会资源。比如百花社区根据特长、兴趣、爱好等将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书画、科普、健身等八个特色党小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包括合唱团、戏剧社、科普大学等在内的17支有更多居民参与的社区民间组织。很多社区民间组织中的活跃分子不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也成为推进居民自治和提升社区服务的中坚力量。 第四，吸纳社会利益诉求。单位时期“党政合一”和“政治组织化”的制度安排使得基层党组织能够有效吸纳和满足社会利益诉求，继而保持政治秩序稳定[11]。然而，改革所致的社会结构变迁无疑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这一能力，大量来自基层的利益诉求因无法表达和满足而转化为冲突因素，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C区通过社区党建，着力增强社区党组织吸纳满足民众利益诉求的能力。一是要求街道机关和社区的党员在其所在的社区公布身份，并将其联系方式张贴在社区显眼位置。居民有任何需求可以随时向他们反映，社区党员则被要求直接解决群众问题或向基层党组织和有关部门汇报。新城街道还组建了“爱心公仆”服务团，要求社区党员与辖区内的五保、低保、孤寡等弱势群体家庭牵手结对、挂钩包干，服务团成员定期上门掌握结对户信息，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二是通过组织设置与活动方式的优化创新，将基层党组织直接变为社会利益诉求表达和获得满足的平台。比如C区福田街道首创了区域联合党委，党委书记由挂钩联系社区的街道干部担任，常务副书记由社区党委书记兼任，另外还聘请驻区单位党务干部担任联合党委副书记。区域联合党委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例会，讨论社区相关工作并协商解决社区的突出问题。驻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通过联合党委这一平台不仅解决了自身面临的一些问题，也促进了社区的共驻共建。另外，前文提及的东城街道将军大厦案例中，社区党组织实际也成为居民表达利益诉求、沟通利益分歧和解决利益纠纷的平台。 三、社区党建中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的嵌入机制 与吸纳相反，嵌入是指基层党组织积极主动地进入社会领域，以密切与社会的联系。C区在社区党建中所采取的嵌入策略主要有： 第一，扩大组织覆盖与组织边界弹性化。改革后，社会和市场领域自主性增强、发展迅速。这些领域原本就思想观念多元、利益分化显著，加之党的组织建设没有及时跟进，致使上述领域的冲突日趋严重。因此，加强对社会新兴领域的组织覆盖，是基层党组织主动嵌入社会的一项重要策略。在这一方面，C区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在辖区范围内全面摸查登记党员信息。由于属地管理的实施、老年党员增多以及社会流动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党员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弱化、甚至是脱离，成为流动党员、“口袋党员”和“隐形党员”。党员是推进组织覆盖的根本。C区通过地毯式普查，详细掌握了辖区党员的详细个人信息，驻区单位党员情况以及组织关系与居住地分离的党员情况等，并对“更换住址、更换联系方式和变换工作”的党员及时跟进，动态变更相应资料。二是在此基础上投入50多万元，建立社区党建数字信息平台。建立了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员信息库。目前，全区24899名党员、86个党委、80个党总支、1208个党支部全部被这一系统所覆盖。三是通过“楼宇党建”“门洞党建”“行业党建”“协会党建”等方式大力推进党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覆盖面，并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服务经济社会组织发展结合起来。 通过整合党员资源和推进“两新”党建，党的组织覆盖有了显著扩大。但社区党建背景下的组织覆盖与单位制时期党对社会的“全面覆盖”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科层制和威权式的组织方式，依靠行政命令运行，其组织边界刚性强、结构等级特征明显；而前者是通过党组织、经济和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平等协商来实现的，基层党组织的科层等级特征不明显且组织边界弹性较大。比如，C区琅东街道围绕经济抓党建，成立了楼宇党建经济共进协调委员会，由楼宇党支部、社区单位、经营户等共同参加，负责研究、部署和协调社区党建和经济等问题。这体现了社区党建背景下组织覆盖的非威权性以及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的特征。另外，C区构建的虚拟党组织网络则很好地体现了社区党组织边界弹性大的特点。C区组织部门在党建数字信息平台上开发了组织关系网上接转功能；成立了网络党委，下设十个街道网络党支部，通过网络进行选举、票决和党费缴纳；建立党建网络发言人制度，对发展党员、任用干部等重大事件进行网上公示和答疑。上述做法使得社区党组织的结构更灵活、边界更具弹性、开放程度和包容性更大，同时还增强了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环境、社区居民间的互动与沟通。 第二，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当前，社区承担了日益增多的公共服务职能。对于社区党组织来说，以“服务”代替传统的“管控”方式，是重新嵌入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正因如此，近年来党中央不断强调服务型政党建设的重要性。C区增强社区党组织服务能力的做法主要有：一是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社区的积极性和主体性。比如，C区要求党员在所在社区“亮出身份”和公布联系方式，要求党员与社区弱势人群进行结对帮扶，以及新城街道成立的“爱心公仆团”，都有效凝聚了党的基层组织资源，增强了党组织服务社区的能力。二是将党建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结合起来。比如，前文曾提及琅东街道成立的楼宇党建经济共进协调委员会，即承担着党建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双重职能。再比如，C区司法局基层联合党支部由辖区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的15名党员组成。该支部的组织建设主要围绕“搭建服务平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来进行，近年来相继成立了“政府法律顾问室”“律师志愿者服务队”“和谐C区法律服务团”，并选派党员律师担任各街道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法律顾问，获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反响。 第三，党员进入社会组织任职。将经济和社会组织成员吸纳到社区党组织中来，密切了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联系。在C区社区党建的实践中，还有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即社区党员进入社会组织任职。比如，C区东城街道东豪社区所属的育新小区规模小、物业运作成本高，一直无人愿意接手管理。2005年，街道党工委动员社区党员参与小区业委会选举。结果育新党支部书记被推选为业委会主任，另外还有五名党员当选业委会委员、十四名党员当选小区楼道长。党员进入业委会后，育新小区积极探索了“社区扶持、支部支撑、行业指导、业主自治”的物业党建模式，一方面积极组织小区党员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另一方面调动全体业主积极性，做到全员参与、共同管理。在业委会的带领下，育新小区在没有专业物业公司进驻的情况下，通过业主自治实现了优美的居住环境与和谐的小区氛围。再比如前文曾提及的东城街道将军大厦，除聘请物业公司和业委会成员担任其所在的北苑社区党委委员外，街道党工委同时还任命社区党委书记担任将军大厦物业公司党建指导员，由社区选派优秀居民党员担任业委会主任。这样一来，基层党组织、市场组织(物业公司)和社会组织(业委会)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交叉任职”和“双向进入”的局面，从而深化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会的程度。 第四，激活老年党员在社区发挥作用。目前，中国离退休的老年党员已经占到了党员总数的近20％，社区中老年党员所占比重更高。老年人一直是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主体。他们拥有充沛的参与时间、较强的参与意愿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近年来，C区各级党组织十分注重发挥老年党员在沟通社情民意、密切基层党组织与社会联系等方面的作用。虹桥街道专门针对辖区的离退休党员和老年党员做了一次全面的摸底工作，15个社区共有老年党员1560人。街道党工委根据老年党员的居住地、兴趣等建立了24个社区老年党员党支部，并依托这些党支部设计开展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活动项目。比如，浦江社区成立了“银发金点俱乐部”作为社区智囊团，组织动员老年党员深入社区，收集反馈居民关注的热点难点以及社区公共事务中的问题，为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提供工作思路和建议。 四、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桥梁的基层党组织 政党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它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体现为：首先，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其次，政党是沟通民众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再次，政党是人民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12]。对于执政党而言，其作用则具体体现为制定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目标、遴选公职人员、整合与动员社会、民众利益表达与满足等。要达成上述目标，一方面要求党政分开、避免以党代政；另一方面则要求执政党在掌握国家权力后继续保持与民众的密切联系。 改革前中国党社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党组织掌握全部资源，形成对社会的高度渗透和全面控制，从而保证了执政党对社会的强大动员和驾驭能力。这不仅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前提，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秩序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1978年开启的改革进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新兴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社会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党政社同构的体系逐渐瓦解，在很多领域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较大的距离、甚至是覆盖的“空白点”。这无疑损害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也不利于党组织发挥在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作用。社区党建是执政党主动调适党社关系、密切与社会联系的积极努力。一方面，这种主动调适体现了执政党在处理党社关系理念上所需实现的两个根本转变，即“对社会的认知，从工具理性到目的理性；进而，在党社关系上，从政党中心主义到社会中心主义”。因为，“社会本位理念，是当今世界国别政治中处理党社关系的普遍宗旨”[13]。另一方面，在新的党社关系中，科层化的组织架构被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所代替，基层党组织不再拥有先赋性的威权力量和对社会的驾驭能力。因此，社区党建背景下的基层党组织更多的是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通过整合体制内外的各种资源来吸纳满足社会利益诉求、密切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以此在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同时，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对社会的凝聚与动员能力。 C区在社区党建中所采取的吸纳与嵌入的策略机制，体现了执政党主动调适党社关系的上述意图。社区党组织建设的服务导向，有助于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权力向基层进行渗透和对分化的社会进行整合，这与建国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具有类似的社会结构后果[14]。在社区党组织中吸纳新鲜血液，尤其是年纪轻、学历高、素质好的专职党务工作者，不仅充实了党在基层社会的力量，也有助于基层党组织调整工作的理念和方法，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扩大组织覆盖与组织边界的弹性化不仅使党的领导扩展到了新兴社会领域；也使得基层党组织改变了传统的以行政方法为主的科层式党建方式，组织结构更为灵活、组织形态出现扁平化的趋势。这增强了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互动和沟通能力，使其更具开放性、包容性。而吸纳经济、社会组织成员和各种社会资源以及党员进入社会组织任职，不仅深化了基层党组织融入社会组织的程度、加强了党对新兴社会领域的领导；还拓宽了党员和党组织服务社会的渠道，有利于党领导下的协同共治格局在基层社会形成。最后，激活老年党员在社区发挥上传下达和沟通民情的作用以及直接吸纳社会利益诉求的策略使得基层党组织成为联结国家(政府)与社会(民众)的桥梁，成为基层民众向国家表达利益诉求和获得满足的重要渠道。这不仅有利于稳固党的领导地位、增强党组织的权威性；还对抑制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中冲突因素的产生，以及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本文是透过社区党建这样一个相对微观的视角来分析执政党调适党社关系的具体机制，但必须将其置于改革后党不断调整政治战略和执政方式以适应社会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吸纳与嵌入的党建策略。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自身的积极转型来应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吸纳新兴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成员入党和创造与体制外组织的新的联系形式[15]；党的执政方式从行政治理向政治治理的转型[16]；以及完善执政纲领、落实执政方略、创新领导制度、加强人才培养、开拓组织空间、关怀参与社会、激活基层组织、强化党内民主、构建资源体系等[17]。社区党组织通过吸纳和嵌入的策略调适党社关系体现了执政党的转型路径。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褪去了全能和威权的色彩，日益成为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桥梁。标签：党的基层组织论文; 党的组织建设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政治论文; 党政分开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社会组织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