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意愿与影响因素
——以山东省微山湖库区为例
赵 林1a，1b，王雨馨1a，2，金芮合1a
（1.曲阜师范大学a.地理与旅游学院，山东日照 276826；b.中国教育大数据研究院，山东曲阜 273165；2.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029）
【摘 要】 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制定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政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具有重要意义。以山东省微山湖库区为案例地，基于205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村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地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被调查农户将子女送往县城接受义务教育的意愿强烈，且多付诸行动。②家庭实际耕地数量、家庭住址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以及父母对教育的认知对进城就学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家庭教育问题决策者性别对子女进城就学意愿具有负向作用。③家庭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结构以及是否党员等因素对子女就学地选择意愿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 择校意愿 Probit 模型 影响因素 微山湖库区
一、引 言
教育均衡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建设教育强国的客观要求。然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存在显著不均衡现象，具体表现为城乡学生群体在义务教育阶段所享有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等处于不同水平的状态[1-4]。一方面，农村学校生源得不到满足，教育资源配置远落后于城市；另一方面，农村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与城乡教育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大量农村子女进城择校问题日趋严重。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在此背景下，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制定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政策，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具有重要意义。
居民子女的就学地选择问题属于教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国外学者围绕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种族以及学校忠诚度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如Wilson指出都市地区的学校会根据种族、阶级、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差异对学生进行分类[5]；Kojima在具有一般优先权结果下的学校选择博弈中提出即遵循学生的偏好列表和学校的优先顺序来给学生分配学校的稳定机制[6]；Callins研究了家长观念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选择的影响[7]；Makris认为征收房屋的居民受学校选择决策的约束，主要基于方便、社交网络以及学校的声誉[8]；Guzman指出当地居民在选择学校时会考虑社会地位、工作地点、付款方式以及学校的忠诚度[9]。
国内在教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框架体系构建[10]、教育资源配置评价[11-12]与教育设施布局优化[13-14]等方面，近年来居民就学地选择意愿方面的研究呈现增多趋势。卢乃桂发现由于学校教育“隐形市场的存在”以及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缺陷，中小学择校问题仍普遍存在[15]；陈培阳、孟兆敏、刘宏燕等学者则认为因择校问题引发的居住迁移与阶层集聚，加剧了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导致了“跨区择校”和“人户分离现象”[16-18]。邵泽斌认为分析义务教育择校矛盾的复杂机制是制定义务教育政策的重要基础[19]；李芳认为逐步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是解决择校问题的关键[20]；张东娇从实施教育均衡政策、提高家庭选择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治理择校问题的对策[21]；孔云峰指出合理规划学校布局是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落实就近入学政策的一个重要途径[22]。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村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愿望日益强烈，农村居民子女进城择校问题逐渐引起关注。周彬指出农村子女所在家庭的经济条件、子女的个体因素与子女性别和数量对子女入学决策均有影响[23]；王婷通过农村家庭入学决策分析得出教育费用、公共教育支出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有着明显的相关性[24]；许召元、雷万鹏则主要对农民工子女的就学地点选择意愿问题开展了研究[25-26]。
整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围绕居民就学地选择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为深入认识城乡居民的择校意愿与行为、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案例参考。然而，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义务教育均衡以及农村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等问题还存在较大的深化空间。基于此，文章以山东省微山湖库区周边乡镇为案例，通过开展入户调查获取基础数据，采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对库区农村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学地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开展研究，以期为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均衡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就学地选择意愿的影响机理框架
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决策行为是在农村家长综合考量子女的个体特征、自身的家庭状况以及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理性选择过程（图1）。在就学地选择决策过程中，若子女存在前往县城就学的需求，家庭条件有能力且外部环境因素允许，则家长会做出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决策；若上述因素存在限制乃至阻碍子女获得县城教育资源，且家长权衡考量后难以克服上述限制或阻碍因素，则其理性决策是将子女留在乡镇就读。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的意愿与行为是在其子女就学需求的引导下，综合考量父母限制性因素、家庭阻碍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的结果。父母限制性因素方面，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对县城教育的认知、政治面貌及文化程度对于其子女就学地选择起到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家庭阻碍因素中的家庭年收入状况、收入来源结构、拥有实际耕地数量、距离最近县城的远近、家庭决策者的性别等对于就学地选择也发挥直接作用；上述两类因素发挥作用过程中，家长会进一步考量县城择校政策、县城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城乡公共交通发展水平及农民进程落户政策等多种因素，最终，在其子女就学需求的引导下做出判断，即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或留在乡镇就读。
（二）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图1 农村居民子女前往县城就读决策行为解释框架图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农村家长是否愿意将子女送到县城就读的意愿与行为会受到受教育水平、家庭特征、子女的数目及其出生顺序、儿童的性别和年龄、儿童的平均劳动时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3][25-26]。结合研究案例地的就学政策，本文从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被调查者的家庭特征以及被调查者家庭外出务工情况等方面选取变量来分析农村家长将子女送到县城就读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变量的含义、赋值说明及预期影响情况见表2。
（1）项目成本。通过HIS信息系统,电子病历信息系统的支持，收集和整理、汇总各科室各类病人平均住院床日和每病人承担的每住院床日费用、月均费用，总的医疗费用（减去药品费用），测算人力资源成本，百元医疗收入所消耗材料比、设备折旧、维修费用、水、电等直接和间接费用，运用趋势分析法，本量利分析法，基于收支配比的原则，利用业务量和医疗费用之间的量、费相关的因素分析，测算项目成本。
如表1所示，被调查居民的年龄多在31～40岁之间，占样本总数的34.68%；文化程度方面初中水平的比重较大，占35.60%；多数居民年收入在3万左右，年均收入在8万元以上的比重仅为12.2%，家庭主要收入以个体经营和上班工作为主，占61.46%；家庭实际耕地数量大多在2亩以下，占样本总数的75.12%；家庭务农人口数量所占比例极小，为10.73%；大多数被调查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就业，居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全部来自于农业的数量仅占1.95%；87.32%的农村家长认为县城教育比乡镇好，并且愿意将子女送到县城上学；有93.66%的农村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就接受大学教育。
全样本估计结果（表3）显示，显著影响微山湖库区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意愿的因素依次为父母的文化程度、家庭的耕地数量、家庭住址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父母对县城教育的认知、家庭教育决策者的性别等5项因素。
（三）模型构建
农村家长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送到县城就读的意愿可描述为农村家长是否愿意将子女送到县城就读的主观决策。本文旨在研究各微观影响因素对农村家长将子女送到县城就读意愿的影响效应。由于农村家长对是否愿意将适龄入学儿童送往县城就读（因变量）有愿意和不愿意两种选择，属于一个二项选择问题，因此采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27-28]。二项选择模型的矩阵定义式为：
观察两组患者检查结果,包括通过各项指标判断其诊断率,子宫外盆腔,观察其混合性肿块、胚芽及原始心管搏动情况。观察子宫内膜增厚及宫腔内情况。同时观察两组患者阳性率情况。
1.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1显示，在205份有效问卷中还未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有106份，占比为51.71%，此106位农村家长中计划将子女送往县城学习的有49位，占46.2%，略低于不愿意送子女进城的学生家长，而在已经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家长中本身有着强烈的意愿愿意为将子女送往县城读书而做出一系列措施（在县城购置房产、办理营业执照或缴纳借读费等）的农村家长有94位，表明农村家长强烈的希望子女进城就读的意愿与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行为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反馈作用。
大家都知道的，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用的那双筷子，现在值多少钱了？十万不止。但也不是所有的附加上的东西都值钱，一张宣纸，齐白石在上面涂了几笔，这张纸就值大钱了。同样一张宣纸，隔壁张三抹了几笔，这张纸就废了。同样是几笔，差距咋就这样大呢？在于附加值。附加值有正数，也有负数。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式（2）中，解释变量X为家长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意愿的影响因素，βi为待估系数，μ∗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Y与潜在变量Y∗的对应关系表达式为：
1.父母的文化程度因素估计系数为-0.211，且在5%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与预期影响方向相反，统计结果显示父母的文化程度未对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产生正向影响，反而对就学地选择具有负向作用，即案例地文化程度越高的父母越倾向于将子女留在乡镇就读，文化程度越低的父母则具有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意愿。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村居民中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有能力、也愿意将时间花费在子女教育上，而不是将子女受教育问题完全托付于学校；相反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父母则普遍认为县城教育能给予子女更优越的教育环境，自身也缺乏足够的自信投入子女教育，普遍将教育子女的问题完全寄托于学校，并且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一般多从事纯体力或农业劳动，照顾子女的时间相对较少，更倾向于将子女送到县城寄宿就读。总体而言，目前农村家长无论其受教育程度高低，均寄希望子女通过接受良好教育“跳出”农门，家长对于“教育改变命运”有着高度期望，特别是随着家庭“少子化”等问题的出现，“再穷不能穷孩子”等理念较为普遍[32]。
（四）模型变量选取与说明
研究以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微山湖库区的微山县为案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数据，根据不同城镇距离县城的远近，分别从微山县的中部、南部、西北部和北部选取了微山县的欢城镇、傅村镇、南阳镇、鲁桥镇等环湖城镇为主要调研区域。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上述调研区域的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针对影响子女就学决策的主要决策者，为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所有问卷通过曲阜师范大学学生利用2017年暑期社会实践期间完成，共发放调查问卷218份并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205份，问卷有效率为94.03%。
式（1）中，农村家长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意愿Y为二元离散变量，将家长愿意送子女到县城就读赋值为1，将家长不愿意将子女送到县城就读赋值为0。引入一个与X有关的潜在变量Y∗，则具体表达式为：
选取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从事的职业类型、对县城教育的认识以及是否为党员四个变量综合表征为被调查者的特征。一般而言，农村家长文化程度愈高，其对子女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与所处的教育环境愈为重视。家长从事的职业类型方面，从事非农产业的家长，通常具备迁入城镇生活的物质基础，且愿意为送子女到县城就学而在县城购房，反之若家长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了便于生产生活，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意愿往往较低。若家长认为县城教育质量优于乡镇教育，则会选择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反之则留在乡镇就读。若家长政治面貌为党员，其政治觉悟及眼界一般较普通农民较高，其将子女送到县城就读的可能性越高。
第一，企业信息安全漏洞。“互联网+”的大力发展给企业财务人员带来了福音，税务软件的开发与推广使得办税人员不用天天奔波于税务局和公司，网上进行申报即可，网上银行的盛行更是给财务人员提供许多的便利。但是企业人员在享受各种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忽略了信息共享平台给企业带来的安全隐患。
表2 模型变量名称与说明
2.被调查者的家庭统计学特征
选取家庭距最近县城的距离、家庭是否有过大学生、家庭决策者的性别、家庭年收入、主要收入来源和实际耕地总数量表征被调查者所在的家庭特征。从理论上讲，家庭距最近县城的距离越近，则距离摩擦越小，家长做出将适龄就学儿童送往县城就读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距离越远，距离摩擦越大，家长越倾向将子女留在本地乡镇就读。一般认为家庭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中出现过大学生，教育的示范效应往往驱使家长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而做出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决策。在家庭教育决策中，若教育决策是由女性家长做出，则倾向于选择子女留在本地乡镇就读，便于对子女进行照顾，反之男性家长则多会做出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决策。家庭收入状况是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入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家庭年收入水平愈高，其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愈高，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可能性愈高。经济收入来源若主要来自于农业以及实际耕地总数量较多的家庭，家庭子女参与体力劳动的时间较多，此类家庭的子女则偏向于选择在本地乡镇就读[29]。此外，本文选择家庭外出务工率来分析外出务工因素对于就学地选择意愿的影响，通常家庭外出务工率越高，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同时农民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阅历和眼界往往会得到大幅提高，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将子女送往县城就学，反之则会选择将子女留住本地乡镇就读。
三、模型估计与解释
（一）就学地选择意愿概况
尽管亚欧美仍在中国公民境外游市场中占大头，但非洲近年日益成为颇具吸引力的目的地。显然，中国人对非洲日渐浓厚的兴趣一定程度上与非洲国家转变旅游战略和来自北京的支持有关。许多非洲国家意识到中国游客的重要性，纷纷放宽对中国公民的签证要求，让他们享受免签或落地签。此类举措吸引了中国人纷至沓来，同时日渐增多地开展惠及当地经济体的消费活动。非洲市场的自信在增长并且受到中非之间热情友好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合作的支持。目前，摩洛哥、南非、马达加斯加和纳米比亚是最受中国游客青睐的非洲目的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也在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二）就学地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二元Probit 回归模型以及计算方法和赋值标准，采用Eviews 6.0 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Probit 估计，待估计参数采取最大似然法，以对数似然函数最大化为约束条件，计算模型参数估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见，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来源结构未对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产生影响，家庭收入是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30]，但调查发现案例地农村家庭并未因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提高或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对于就学地的选择影响并不显著，收入来源结构也未对就学地选择意愿有显著影响，农业或非农业收入比重高低并不影响家庭制定就学决策。父母的职业类型与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程度有关[31]，但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对象的职业类型与就学地选择无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无论家长从事何种职业都较为重视子女教育问题，重视的直接表现往往就是就学地选择问题。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率与子女就学地选择无显著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就是在当前互联网信息通畅的情况下，在子女就学方面本地与外出务工人员之间眼界与观念并不会存在绝对差距，因此外出务工与否对于子女就学地选择方面并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此外统计结果还表明：家庭是否有过大学生、是否为党员等因素也未产生显著影响，表明在传统的尊师重教观念以及国家长期的教育宣传下，教育的示范效应及家庭教育决策者的政治面貌对于子女就学地选择方面的影响并不明显。
表3 Probit模型路径系数估计结果
2.2 两组hs-CRP与血嗜酸粒细胞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hs-CRP与血嗜酸粒细胞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B组均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则给定X和Y取值0、1的概率模型为：
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的零工(Gig)原意是指临时工，是一些劳动者无法获得正式工作，只能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1]。由于产业的周期性以及季节的周期性，有些工作并长期不雇佣劳动力，往往是需要的时候才雇佣工人，此时就会出现大量劳动力以团队形式暂时的集聚于某一地方或某一产业的现象，例如农民工[2,3]。由这种临时工所形成的经济现象被称为零工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很多城市中都出现过这种“零工”现象。
2.家庭实际耕地数量的估计系数为0.254，说明家庭实际拥有耕地数量的多寡对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家庭实际耕地数量实际反映了家庭的种种限制性因素，相对而言，家庭实际耕地数量越多，其收入的来源则多是来自于农业，受到农业生产活动的制约，家长通常不会做出为便于子女进城就读而前往当地县城购房、居住的行为；另一方面，实地调研中发现，家庭实际拥有耕地数量越多，其家庭子女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频率及可能性也会大幅增长，因此，家长愈倾向于将子女留在乡镇就读。
3.家庭距最近县城的距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231，且在1%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家庭住址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因素对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具有积极作用。结合变量赋值可知，家庭住址距最近县城的实际距离越短，家长越倾向于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相反，若家庭住址距最近县城的实际距离越长，家长则不愿意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究其原因，家庭住址距离县城愈近，距离摩擦系数愈小，则家长做出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决策的阻碍性因素大大降低；反之，家庭住址距离县城愈远，距离摩擦系数愈大，距离县城愈远的家长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社会成本与金钱成本远比距离县城近的家长付出的多，因此家长愈倾向于将子女留住当地乡镇就读。此外，从县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角度，距离县城愈远的乡镇其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往往会优先得到提高，调研中也发现距离县城越近的乡镇其生源受到县城的袭夺问题越严重。
4.被调查者对县城教育的认知因素的估计系数为0.691，且在5%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农村家长对县城教育的认知对于其子女就学地的选择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即认为县城教育质量优于乡镇的家长越容易产生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意愿，反之认为县城教育质量与乡镇无显著区别甚至不如乡镇则不会产生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意愿。调研中发现整体上认为县城教育优于乡镇的家长数量远高于认为县城教育质量与乡镇无显著区别甚至不如乡镇的家长占比。不同家长群体对于县城教育认知的差异其根源在于长久形成的县城教育资源与乡镇教育资源配置上的绝对不均衡。尽管政府在采取措施努力实现县域内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但这种城乡教育的不均衡特别是居民的认知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即一旦形成此种认识将很难扭转，加之家长的从众心理所导致的“羊群效应”，从而出现农村家长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热潮。
5.家庭决策者性别因素的估计系数为-0.434，且在1%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在子女是否进城就学问题上家庭决策者的性别具有负向影响效应。与前文假设一致，若有关子女就学地选择方面的决策者是男性，则会在子女就学方面做出理性的选择，并且为了让子女接受到县城的优质教育而采取购置房产、缴纳借读费等措施；相反，女性决策者则多从为了便于照顾子女等角度出发而选择将子女留在本地乡镇就读，同时，调研中发现较多女性决策者多是在本地乡镇务工或者从事小型商业活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决策的制定。
四、结论与讨论
开展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把脉城乡教育不均衡问题的症结，推动农村义务教育政策调整，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地处山东省微山湖库区的微山县为案例地，采用问卷调查与二元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村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地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开展了研究。研究发现：①205个调查样本中，已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为的占比为48.29%；未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有106份，占比为51.71%，未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106份样本中，计划近期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有49份，占比为46.2%。②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的意愿与行为是在其子女就学需求的引导下，综合考量父母限制性因素、家庭阻碍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的结果，家长希望子女进城就读的意愿与将子女送往县城就读的行为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反馈作用。③家庭实际拥有耕地数量、家庭住址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以及父母对教育的认知对进城就学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家庭教育问题决策者性别对子女进城就学意愿具有负向作用。家庭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结构、父母职业类型、外出务工率、家庭中是否有过大学生以及是否党员等因素对子女就学地选择意愿无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意愿问题是教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章以地处山东省微山湖库区的微山县为案例进行了调查分析，初步尝试探讨了影响农村居民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影响因素。但在影响机制的理论解释力度、影响因子选择的全面性与典型性等方面还存在较多不足。未来应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本研究中将子女作为受教育过程中的受体，即子女对于就学地选择无主导作用，未来应该尝试探讨子女需求因素对就学地选择意愿的影响效应；同时，对于县域内部城乡教育不均衡的刻画本文也未进行展开，通过横向对比，厘清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客观差距，对于深度理解农村子女进城择校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从农村居民就学需求侧与地方政府的教育资源供给侧双向角度出发，如何优化城乡教育政策、引导农村居民子女合理择校，进而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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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Choice of School for Their Children：A Case Study of the Reservoir Area of Weishan Lake
ZHAO Lin1a，1b，WANG Yu-xin1a，2，JIN Rui-he1a
（1.a.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Rizhao Shandong 276826，China；b.Chinese Academy of Education Big Data，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Shandong 273765，China；2.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029，China）
【Abstract】 Carrying out research on the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to choose the places where their children get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in formula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al policy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important in achieving a balanced quality of compulsory education.Taking Weishanhu reservoir area of Shando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the article used the questionnaire and dual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the intention and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children choosing their school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①Farmers surveyed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the county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and many of them have taken action. ②The actual number of arable land owned by the family，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and the nearest county，and the parents' cognition of educatio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go to school in the county；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parents and the gender of decision-makers on family education have negative effects. ③The level of family income，structure of income sources，whether is members of party and other factor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ildren's choice of school.
【Key words】 School Choice；Probit Model；Influence Factors；the Weishan Lake Reservoir Area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5.009
【收稿日期】 2019-04-09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5-0094-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多元主体参与下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机制研究”（4150117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实现路径与监测机制研究”（18CZKJ04）；曲阜师范大学交叉学科研究项目“儒学地理的学科建构与地方实践”（xskjc201907）；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教育均衡视角下山东省人口与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协调性分析”（201710446007）。
【作者简介】 赵林，男，山东泰安人，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均衡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王雨馨，女，山东济宁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础教育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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