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宏观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农业产业化论文,宏观政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质上是通过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转换，并通过农工商一体化使得农业和农民得到利益反哺。从经济发展和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的核心环节是要打破农业只向社会提供初级产品的产业格局，发展以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深度加工，提高农业的工业化水平进而达到农业增值和实现广义农业对狭义农业的反哺。这是一个合乎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发展的理论选择。但是，农业产业结构转换抑或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是存在理论约束条件的。
一、粮食约束临界：农村产业结构转换理论判断
从我国的实践经验来看，粮食生产水平的约束临界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递进显然是个硬性约束。粮食生产水平对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约束，是通过国民人均占有粮食水平来表现的“粮食产业和农村其他产业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的一种内在的平衡关系。如果国民人均粮食实际占有量超过了每人最低限度粮食需要量，粮食产业和农村产业的平衡关系就便于建立，且容易巩固。反之，这种平衡关系就难以建立和发展，国民经济过于倚重粮食产业的结构过程即不可避免。”当国民人均占有粮食在300公斤以下时，粮食生产会不断排斥农村其他各项生产， 农村产业结构必然趋向不合理的粮食型结构，这种约束会表现为缺乏弹性的“硬约束”。当国民人均占有粮食在300—500公斤之间，粮食约束成为富有弹性的“软约束”时，农村产业结构会由此获得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其他产业会逐渐发展起来，催动农村产业结构剧烈变革并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转化。当国民人均占有粮食超过500公斤时， 粮食生产水平对农村产业结构的约束将大大减弱，农村非农产业结构才能真正得到全面发展，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中以粮食的直接消费为主才能转变为以粮食的间接消费为主，农村产业结构才能达到完全合理。
我以为，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真正约束农村产业结构转换的理论临界值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在300 公斤左右这样一个数量界限。因为，其一，从我国的发展历史来看，真正排斥农村其他产业发展的并不是粮食生产本身，而是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的“人为”排斥和政策择定的扭曲。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农业生产界定在提供原材料上，把农产品加工业都统到了城市工业体系中，致使农业没有过多的附加值，或者附加值很小。众所周知，1958年前后政府曾经在政策上号召鼓励过农村大办工业，而且农村工业也曾经有过一定的发展，而当时的国民人均粮食占有量尚不足200公斤。当然，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工业发展并不成功，但那实际上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比如以解决全国人民基本温饱问题的粮食约束的制度安排，政府后来的制度约束限制了农村其他产业发展，农村工业发展脱离其优势基础，没有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搞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上而放在大搞钢铁工业、农机工业上等等。其二，粮食的约束临界是可变的，其数值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增长向下移动。1984 年， 尽管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3公斤，已经远远超出300公斤以下的第一临界值，但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却刚刚起步， 而且重点是在农业内部由种植业向养殖业转移。 1984年之后，尽管人均粮食占有量徘徊下降，直到1995年也只有387 公斤，但农村产业结构转换却如火如荼，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这进而验证了制度激励因素对农村产业结构转换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而粮食生产水平的约束作用则不是很明显。其三，城乡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维持正常生存所必须的国民人均占有粮食临界值具有了很大的弹性。统计资料分析显示，近年来城市居民平均每人月消费的粮食甚至只有10公斤左右，乡村居民平均消费的粮食也在下降。居民食物消费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人均占有粮食300多公斤的情况下，间接消费粮食的局面已经出现。 事实可以说明，人均占有粮食500 公斤的粮食生产水平对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约束临界在我国并不存在。从总体上判断，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变革早已超出了理论上的粮食约束临界。产业结构的变革正循着追求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的路子迅速递进。
二、反哺农业临界：农村产业结构转换的理论判断
反哺农业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抑或产业结构转换到一定程度的阶段性标志。反哺农业的经济实质是：工业部门的剩余回流于农业，即工业部门把自身的剩余无偿地转移到农业部门，对农业发展实行补贴。即是说，只有工业发展到了相当程度之后才能做到利用其剩余对农业实行反哺。李嘉图的“经济增长陷阱”模型认为，由于农业的增长服从于收益递减规律，因而农业进步的缓慢将迫使正在出现的工业化势头减退并消失。换言之，在发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即便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都可能牵制着实现工业化的步伐。源于此，归避和如何归避“经济增长陷阱”的出现，是发展中国家在择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中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然而，在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避免“李嘉图增长陷阱”的出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实施对农业的反哺往往并不能等到这个自然转折点的出现，而是在转折点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反哺政策了，尽管这种政策安排在一些国家可能不是出于主动而是被近进行的，这些反哺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财政预算来进行的。石川滋对中国、印度和日本三国的部门间资源流动的分析显示，“李嘉图增长陷阱”在日本大约发生在1918年，而在1900年以后，日本的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很快，这种效应使得实际上还处于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的日本在实际资源的净流动方向上出现向农场部门的流入。本世纪2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干预农业，其政策措施是提高土地基础投资并扩大改进农业技术，政府投资采取了政府直接管理基础设施项目的形式。预算支出量相应地增加了。石川滋认为，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政府投资的量很小，但通过这种诱导效应造成的总投资却很大。
有关专家研究了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反哺农业的实证，发现美国以工业剩余回流农业为内容的反哺农业政策始于本世纪30年代前期，以“1933年农业调整法”为标志，政府采取干预措施以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场主的收入水平。日本的反哺农业政策始于本世纪60年代初期，1961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农业基本法”，该法指出，实现迅速增加农民收入、平衡工农收入差别的目标，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台湾地区的反哺农业政策于1969年出台，1974年实际付诸实施，主要政策措施是：增加扶持农业财政拨款；实行稻米保证价格制度，以高于国际市场较多的价格收购余粮；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发放低息购地贷款，鼓励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发放购买农业机械的现金补贴和低息贷款等等。概括归纳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反哺农业政策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几乎都有几个共同的基本特征。
由于人均GNP以美元计价不仅存在不同时期的价格差异问题， 而且还存在着汇率变动的问题。所以，必须进行价格和汇率因素的技术整合。此外，从一些经典作家的论述看，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大多是与反“李嘉图增长陷阱”相联系的，世界各国事实上的反哺农业临界标志会比一般理论上的反哺农业临界标志提前。经过价格因素和汇率因素的技术整合和理论分析，可以认为，各国事实上反哺农业的理论标志大体为：人均GNP在800—1000美元之间；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农业增加值的份额约在20—25%之间；农业就业人数在全社会劳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在40—45%之间。
那么，我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由于采用世界银行“图表集”法和联合国“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我国的人均GNP，都不很真实， 因而我国一般都采用历史回推法〔1〕来计算。用这种方法计算的结果是， 1992—1995年我国的人均GNP分别为784、877、977、1053美元。就人均GNP指标而言，我国在1993年似乎已经进入反哺农业的转折点， 而与美、日及台湾地区实施反哺农业的政策实施主要采取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场主收入水平的做法相比，我国政府在经济政策调整上也是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加大农业的政府投入为主的，1993年以后，政府连续三次较大幅度地调整了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还对一些放开由市场需求调节价格的商品实行政府市场保护价格，以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
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提供的数据，1995年农村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为32335万人，而农业部提供的统计显示，1995年末，乡镇企业二、 三产业的职工为11219万人，要比统计提要提供的数据多出2891万人。 此外，近年来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大约在6000万人左右，比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从事其他行业人员的数据多出1620万人。将这些数据汇总整合，我们可以得出的实际农业劳动力就业人数为27824万人。这样， 199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从业份额为44.6%而不是52.2%。
根据以上的分析整合，1995年我国的人均GNP为1053美元； 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为20.6%；在全社会劳动力从业人员中农业劳动力从业份额为44.6%或以下。可以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反哺农业的转折临界。而且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上已有具体的体现和操作。
三、现实与理论的偏差：反哺农业困难的症结在于工业部门和财政绩效不佳
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认定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反哺农业的转折临界。并且已经看到了政府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上出现了明显向农业倾斜的倾向以及这些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绩效。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分析，又不能不承认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导致这种偏差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我国城市工业发展的绩效不佳和政府财政职能弱化的问题。
反哺农业是指工业部门产生的剩余通过一定的方式回流于农业，即工业部门把自身的剩余转移到农业部门，对农业发展实行补贴。因此，它首先取决于工业发展的程度和绩效。建国以来，在各级政府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下，我国的工业发展十分快速，至今已经形成了88374.4 亿元的资产总额和734.2万个工业企业。80年代以来， 新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12.2%。1995年当年新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为24353.7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8%，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名列世界前矛。如此巨大的工业基础和产值份额，应该说在发展程度上足以构成对农业进行反哺的实力。但是，由于长期植根于计划经济的土壤，因而我国工业在转入市场经济大潮的时候，有相当一批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以致大量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间产业布局自我封闭的“大而全”“小而全”和低层次过度竞争，及其所衍化出来的产业规模不经济和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经营管理不善、经营亏损，技术落后、产品老化、质量下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和技术能力明显滞后等诸多矛盾。加上在旧有制度安排的长期运作下，企业内部累积了一系列沉重的经济负担，例如企业办社会，企业承担职工的生老病死等福利事业以及庞大的企业冗员队伍等等，致使许多企业缺乏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经济绩效日趋恶化。在全国近8.8万个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中，有近3万个亏损，亏损额高达540亿元；15年来， 国有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年均增长不足1.2%，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则由1980年的24.33元下降到9.29元，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税由1980年的25.57元下降到11.01元；资金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分别由1980年的16%和24.94%下降到1.9%和8.01%。 我国工业企业向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剩余不是随工业化建设的延伸和工业实力的增强而增加，而是在不断下降。
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更多的是通过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分配来实现的，反哺农业作为政府保护农业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同样也主要是通过财政手段来实现的。所以，政府扶持农业抑或实施反哺农业的政策力度，是与政府财政职能的强弱呈正相关关系的。
80年代以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增长。1980—1995年，我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86倍，年均增长17.9%，而同期财政收入的名义只增长了4.46倍，年均增长11.98%。 财政收入增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弹性值，“六五”期间为0.82，“七五”期间下降为0.67，“八五”期间进一步下降为0.58。财政收入增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弹性值持续下降的结果，就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不断地下降。据统计，从1980年至1995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3%下降到10.7%，下降速率为平均每年5.1%。
在财政收入增长与财政支出增长逆向变动的作用下，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已是近些年来的普遍现象，财政赤字占支出的比重由6.2 %上升到10.5%，为了缓解日渐困难的财政矛盾，不得不大量举债。自1979年我国开始向国外举债、1982年始向国内发行国债起，全国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存度（即财政支出总额中依靠债务收入来实现支出的份额）由1980年的3.5%上升到1990年的12.2%，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22.7%。 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债务收入几乎全部表现为中央财政帐户收入，因而债务收入实际上被表现为对中央收支差额的弥补。进一步讲，就债务依存度来看，与其说是全国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存度，不如说是中央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存度。据统计，中央财政支出的债务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35%上升到1995年的53%。城市工业和国家财政困难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困难，决定了从城市工业和国家财政中抽取更多资金用于反哺农业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
四、推进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若干宏观政策思考
反哺农业，提高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除了国家财政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外，另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在农村更多更好地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注重发展以农副产品深度加工为龙头的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更多地依靠农村工业来实现对农业发展的扶持与反哺。近年来，农业经济学界和有关政府部门已就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中的理论和实际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政策取向和具体措施，确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战略。本文对此不再讨论，这里只是从长远的和比较宏观的角度，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需要关注和考虑的若干具有战略性的政策取向问题。
（一）选准区域资源优势，合理规划布局，促进区域间的产业合理分工，避免区域间的产业发展趋同。实施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无疑必须遵循一般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讲求经济效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还十分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上，自发的市场竞争会导致资源配置的较大盲目性和过度的市场竞争，许多地方可能会出现顾左邻右居而“效仿攀比”，这样就会分割市场，使市场变得过于狭小，并使彼此间失去了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进而产生资源配置的无序性和浪费。客观地分析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资源差异，选准区域资源优势，按优势资源进行农业及其一体化经营产业的合理布局，是减少市场竞争非理性和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重要保证。因此，做好区域间农业生产经营发展科学的布局规划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我国国土面积广袤，资源分布与气候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地区性和结构性差异也很大。只有认清和选准本地区的资源优势，确立适合本地区资源特点的主导产业，才可能保证以农业资源为龙头的产业链条有延伸和发展的空间，有可靠的资源供给支撑和市场支撑。而帮助农村和农民进行资源配置的合理规划布局，促进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合理分工，尽可能地减少地区间的产业趋同和互相倾轧挤占市场，避免出现市场空间狭小和“谷贱伤农”，则是推进农业一体化经营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在现实工作中，由于受市场范围、信息渠道和信息容量以及与相关地区资源、市场的了解程度等条件的制约，企业与农户可能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盲动，从而使得经济行为缺乏理性和科学性。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来出面组织协调，积极帮助农村社区和农民搞好资源调查、市场调查和区域优势比较分析，合理组织或引导规划布局，促进区域性农业产业的合理布局，减少资源配置的盲目性和农民的利益损失。
（二）积极推进农村谷物种植业的产加销一体化进程，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解决好吃饭问题。鉴于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和世界粮食生产与供给市场的结构变动趋势，无论是从国家的政治安全还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安全角度考虑，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只能也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所以，积极地研究如何提高种植业特别是谷物种植业的比较利益，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必须坚持的努力方向，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就目前的情况看，各地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领域大多数是养殖业和其他一些产业，原因自然是比较效益的选择问题。当然，也有我国粮食深度加工转化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问题。但是必须认识到，农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是粮食生产，如果粮食再生产迟迟不能实施产业一体化，仍然维持低效益格局，则会对全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粮食生产不能较大范围地实现一体化经营，就不能构成全国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基本体系。所以，对加快发展以粮食为中心的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考虑采取必要的政策予以矫正。此外，我国土地资源相对于人口压力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如果更多地将这种稀缺资源投入到以出口为导向的农牧业生产的产业化链条中去，便无异于出口粮食抑或出口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政策补贴，宏观利益上是否划算，是需要深思和进行长期的成本—收益分析比较的。明智的策略应该是充分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进口原料、饲料及其他初级产品，加工制成品，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
提高谷物种植业的比较效益，除考虑在土地资源分布较好的地区大力推进耕地的规模经营，提高粮食生产率和规模收益率外，更重要的是要延伸农村粮棉生产和油料生产的链条，实行深度加工、转化，形成系列化的产业化体系，提高粮食产业的比较经济效益。为此要考虑打破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农产品加工例如粮油加工、食品加工以城市布局为主的格局。
其实，粮食产品通过多次加工、深度加工增值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越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提高，居民家庭生活的社会化服务程度也就越高，在家庭消费的食品中加工食品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据分析，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居民的餐桌上，70%以上的食品都是经过多层次加工的食品， 美国的农产品产值不到1000亿美元，而食品加工业产值则在5000亿美元以上，二者比例为1∶5，而我国则为5∶1。而且，食品工业的发展前景也十分广泛。 以玉米为例，有研究资料介绍，近20年来，世界上依靠现代化手段，以技术的突破带动了玉米的质量、生产效益、加工深度和应用领域的突破，玉米的全颗粒综合利用率提高到98—99%，玉米深加工产品多达几十类几千种，被广泛应用于日用化工、造纸、纺织、医药、印刷、食品等领域，其经济效益十分可观。而我国玉米加工业十分薄弱，尚属起步阶段，一些大宗玉米的深度加工产品还主要依靠进口，因此须加快玉米和其他粮食产品深度加工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积极引进和推广国外粮油产品深度加工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不断扩大深度加工产品的应用领域和范围。各级政府都要在必要的资金投入、在组织力量进行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应用上给予政策扶持。而且，在政府扶持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总体政策中，还应对以粮食为原料的深度加工给以优先和更加特殊的扶持。注意发挥好国家“星火”计划对粮食深度加工的技术支持和衔接。
（三）吸引城市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特别是要促进城市粮、油、棉、糖以及其他以农牧初级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向农村转移，与农业生产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大型工商企业以其资本雄厚、技术基础好、市场开发能力强等优势进入农业领域，形成“重量级”的龙头企业，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过程中的资金不足、投资分散、技术开发落后、市场开拓能力弱以及市场信息反应不灵敏等问题，把大工业生产方式带入农业生产领域；还能以其技术起点高、经营规模大、相对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已有的市场渠道，加上大量吸收比较低廉的农村劳动力，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连结更多的分散农户等优势，而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但是，城市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形成农业一体化经营，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使这些企业与农业生产者真正结成长久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营、分配机制，避免大企业以短期行为和不规范的趋利行为而使农民蒙受损失。“国家引导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一定应使其实实在在地投资在农业上，通过这些投资补充国家农业投资的不足。同时，国家再把目前还没发挥出价值和潜在价值形态的东西配置给企业，使它们增加获利机会，鼓励它们持续投资。很显然，从长远看，投入农业的工商企业的利益不能使农产品和农民生产受盘剥，而应在附加值上做文章，下功夫。”从一些地方的经验来看，连接农民与进入农业的城市工商企业之间的利益纽带，比较好的生产组织形式是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这种机制首先应该能够通过一定的资本纽带和契约性制度，使作为初级原料的农作物产品或者畜牧产品的生产费用和合理的利润剩余能够根据市场行情得到合理补偿，尔后还要统筹考虑和合理协调好企业在农产品深度加工和商品营销过程中实现的增值利润在企业与农民间的分配。
（四）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搞好农业产业化一体化经营。由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资源环境不是很好，土地分布零碎、农业投入资金匮乏、交通条件落后、信息比较闭塞、市场化程度低，在现阶段难以大规模实行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在这些地区可以考虑采取鼓励农民自愿联合，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或者以社区集体公共出资的办法进行一些规模不大、相对技术构成不高，有地方风味，面向小区域市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一般农副产品加工，以提高农业的相对比较效益，提高农民收入。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应该立足于本地区的农业资源特点和其他自然资源优势，重视对农村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逐步延伸产业链条，避免与城市工业雷同。此外鉴于西部地区农民由于聚居分散、交通条件不便、市场距离远、信息流动性差，对市场需求变化反应不灵敏，对生产技术变革的需求不强烈，缺乏市场交易经验等等，以致生产方式落后、效率低、交易成本高、收益低的情况，因而需要有类似于国外一些国家农民协会那样的组织来沟通农民同市场、政府的经济联系。这些组织根据政府的政策法律，在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的契约规范下，帮助农民搜集和扩散市场信息，组织传授新的耕作技术和市场交易经验，集中提供农业生产的产前产后服务等等，将分散的农户与广大的市场连接起来，帮助政府做好这些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
（五）发挥产业集结和聚集经济的比较效益，将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与小城镇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一般说来，一种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高，与其他相关产业活动的依存联系就越密切，这种外部性经济问题客观上要求彼此相关的产业能够就近集结，以形成聚集经济效应和比较效益。各种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集结，一方面可以缩小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减少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进而形成相互需求的经济规模聚集；另一方面，以农副产品为对象的深度加工产业既要贴近原料供应产地，缩短企业和原料基地之间的交通距离，又要面向市场需求向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域集结，以缩短经济活动同市场和顾客之间的距离、缩短供给设计同需求变化的距离，使生产者能够较快地获取市场需求交换的信息，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同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无度占用以及对共用资源使用上的巨大浪费。我国资源短缺，特别是土地资源严重紧缺、建设与防治环境污染的资金又十分匮乏，因而要求这些紧缺的要素资源在配置上尽可能集约化。而加强相关产业集结和经济聚集无疑是有利于适应这一客观要求的。所以，发展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使“龙头企业”向小城镇集结，将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规划与小城镇发展规划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出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不经济布局的现象。
注释：
〔1〕所谓历史回推法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情况， 寻找确定一个GNP 当年价格和可比价格以及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比较接近的历史基准年份，并以这一年的GNP价格和汇率作为比较基准，将以后各时期的GNP按基准价格和基准汇率回推计算，然后再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在确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确定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时，基本上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般是将1980年作为基准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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