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技术、制度与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基于产权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产权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12—0015—09
一 前言
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中期以来的美国都曾一度或正在称霸于世界经济。①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意识到美国曾拥有的经济霸权正在滑落，下一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是谁？是日本还是德国？抑或是其他？但日本和德国却都在1989～1990年间增长放慢，而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地区性大国正在快速“崛起”。学界都在预测谁将最有可能取代美国而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霸主；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等候接替的国家。那么接下去的世界经济格局又将呈现什么样的景象？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gdleberger）预测认为，“世界将呈现混乱状态”。②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和贝弗莉·西尔弗（Beverly J.Silver）却认为新的霸权国家会产生，是谁却悬而未决。③ 陶大镛认为，“世界走向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④ 高盛公司的多米尼克·威尔逊（Dominic Wilson）则描述了一幅“群雄并起”的太平盛世，即在2039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BRICs）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六国；到204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⑤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预测世界可能向两大强国集团的方向发展：一边是欧洲加俄罗斯，另一边是东亚和美国。⑥ 如何理解2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转向正在出现但仍不明朗的新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两次演变与今天的演变之间存在共同的模式吗？本文试图就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更迭问题，寻找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模式，揭示出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更迭的内在机制，为目前已经开始却并不明朗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提供一个观察和预测的视角。
二 经济霸权国家更迭的文献回顾与分析
（一）经济霸权的含义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经济霸权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集中点或中心，以具有支配地位的城市为代表，他强调了“支配地位”的重要性。⑦ 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经济霸权就是有能力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⑧ 金德尔伯格认为，经济霸权不能仅用以下指标中的一个来衡量：如国民收入（总体或人均）、增长率、发明创造的数量、生产能力的增长、各种出口市场的份额、国内或国外投资水平、原材料与食物原料或燃料的支配能力、黄金和外汇储备、他国使用本国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及价值储藏，恰恰相反，经济霸权的兴起是这些衡量指标和其他衡量指标混合作用的结果。⑨ 沃勒斯坦的霸权概念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体，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他认为，国家间体系的霸权，指霸权国家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规则和愿望（至少是以有效的否决权方式）强加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领域中去。⑩ 阿瑞吉和西尔弗认为经济霸权只是霸权的一部分，强调霸权国对非霸权国有利的一面，他们认为支配集团具有领导社会向一个方向发展的能力，这个方向不仅为支配集团的利益服务，而且从属集团也认为它有利于更普遍的利益，于是支配集团的这种权力就会自然积累。(11) 陶大镛在关于美国霸权主义的论述中，认为经济霸权就是独霸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制定权和更改权。(12) 另外，还有其他学者如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否定关于霸权标准的存在，认为以货币存储量和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以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和以制造业生产量为标准都不准确。(13)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能力”和“支配”无疑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具体而言，前者代表拥有经济霸权的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后者则意味着该国利用这种优势支配别的国家。很明显，支配的最终目标即是“利”。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经济霸权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主导国际产权结构的调整，掠夺别国资源（财富）。因此，本文认为经济霸权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经济霸权国家应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优势），在后文中，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二是经济霸权国家利用各种手段掠夺别国资源。后者涉及在缺乏有效世界政府、没有“作为最终权力来源的第三方”的场合下，“国际产权”的分配。(14) 根据历史上几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经验，霸权国家掠夺别国资源的手段要么是战争（包括武力威慑），要么是垄断贸易，抑或是国际铸币税。这三种于段具有替代性，具体采用哪种取决于各自潜在的成本—收益比较结果，类似于乌姆拜克（John R.Umbeck）关于1848年美国加州淘金热的分析。(15) 很明显，获取别国资源能力或者掠夺力的大小取决于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优势）。由于世界其他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霸权国家相对于各国的经济优势不一样，经济霸权国家对各国的掠夺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根据经济霸权国掠夺的范围，可分为世界经济霸权国家和地区性经济霸权国家。
（二）三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
公元1500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世界历史的开始”，(16) 因为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直到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各种族之间才有了直接的交往。1500年也被认为是欧洲封建主义历史结束的日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起始点。(17) 1500年以后的世界经济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中的“世界经济”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上，是世界各国通过世界市场而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运动的有机整体。(18)
关于公元1500年以来，哪些国家是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国家或者中心国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有着并不完全一致的看法。
由表1可见，荷兰、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国家地位得到一致承认。莫德尔斯基（Ceorge Modelski）认为英国蝉联了两次“殊荣”，(19) 而西班牙、葡萄牙、安特卫普的地位存在争议。
资料来源：布罗代尔的周期数据来自：Braudel Fernand，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Life and Capitalism,Baltimore: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p.12。沃勒斯坦、莫德尔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的周期数据来自：［美］金德尔伯格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第35～37页。麦迪森的周期数据来自：［英］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3～80页。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的欧洲扩张中遥遥领先，从东方的香料贸易和美洲的银矿中得到巨大财富。但是，它们的经济却长期依赖于西北欧。(20) 金德尔伯格也持有相同观点，“虽然西班牙由于对外征讨和从新大陆掠夺的财富而富有，但是，在近代初期，它在经济上从没有发展起来”。(21) 诺斯（Douglass C.North）和托马斯（Robert P.Thomas）在关于18世纪前兴起的西方世界的论述中，认为西班牙在西欧的竞争中失败了。(22) 因此，可以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由于经济实力的不足，充其量只是地区性的经济霸权国家。安特卫普的影响则仅限于欧洲，仅仅是一个较自由的商业中心而已，称不上是一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
根据《荷兰的世界贸易霸权：1585—1740》的作者艾夫斯·乔纳森（Ives Jonathan）的观点，“世界贸易和金融的枢纽在阿姆斯特丹，这种状况一直保持不变，直到18世纪中叶”。(23) 斯密也持有相同观点，“尽管荷兰的贸易可能在衰落，但整体上却没有任何衰落，荷兰仍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占有欧洲运输贸易的最大份额”。(24) 18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逐步崛起并开始谋求在欧洲的经济霸权，在此过程中，英国人承受了因欧洲国家抵抗所产生的“阻滞成本”。(25) 最终，英国还是成功了，以武力夺取了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荷兰的世界经济霸权消失于18世纪上半叶，而英国的霸权则开始于18世纪下半叶。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自公元1500年以来，历史上出现过三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它们分别是荷兰、英国和美国。笔者根据前文关于经济霸权内涵的界定，三国享有世界经济霸权国家头衔的时间分别为：荷兰（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20世纪中期以来至现在）。
（三）经济霸权国家更迭的原因
关于经济霸权国家更迭原因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鲜有较具影响的成果。国外此方面的理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单因素决定论和多因素决定论。
1.单因素决定论
莫德尔斯基强调全球性战争是霸权国家更迭的原因。(26) 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把美国的衰落归因于过度扩张。(27) 吉尔平用对外扩张过程中的报酬递减规律来解释霸权国家衰落。(28) 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兴衰探源》中，从一国利益集团的发达程度与其经济活力的相关性这一视角，试图揭示影响国家兴衰的内在动因。(29)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巴尔（Barr）和久枝秀次（Shuji Hisaeda）从企业竞争的角度解释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机制。(30)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士·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在批评地理决定论的基础上，强调外生的制度变迁决定了一国的经济表现。(31) 阿迪基（Lionel Artige）、卡马乔（Carmen Camacho）和克罗伊斯（David de laCroix）认为过度消费导致了经济霸权国家的衰退。(32) 格斯基（Phil Gorski）认为新教改革是荷兰经济霸权产生并随后向英国转移的原因。(33)
2.多因素决定论
沃勒斯坦把“专业技术知识的传播”和“国内工人阶级和骨干的实际收入上升”两个方面视为霸权国家衰落的根源。(34) 金德尔伯格认为霸权国家衰落的原因非常丰富，包括一大堆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诸如战争、过度扩张以及来自劲头十足、狂妄自大者的残酷竞争等。内部原因包括：抵制税收和共同承担责任的利益分配联盟固守自身利益；生产率收益和创新能力低下；政府、大公司和个人抵制变革；民族英雄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甚至成为在操纵市场的过程中积累财富的资产操纵者；由于不能使税收收入满足政府开支，或者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不能被接受致使印制钞票等原因引起通货膨胀；可能还有荷兰病或西班牙病，其病症是，社会的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其他人就努力争取更多的收入，结果超出了自己所在社会经济部门收益能力的范围”。(35)
3.简要的评价
与“经济霸权”的内涵相对应，“经济霸权国家更迭”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其一，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后文用人均GDP衡量）如何反超经济霸权国家；其二，反超后，原来的非经济霸权国家为什么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上述各种更迭理论主要关注第一个问题即“反超”的原因，而把“转变”问题视为自然的结果。
正因为对经济实力反超原因的不同理解，才产生了上述形形色色的更迭理论。莫德尔斯基、格斯基和肯尼迪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而是将反超的发生归因于战争、过度扩张和新教改革这些非经济因素。其他学者则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从不同视角去解释反超。的确，企业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细胞，但用企业兴衰代替霸权国家之兴衰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如他们自己所言，企业形式各有优劣，因此，谁代替谁似乎并不是必然的。金德尔伯格的“内因外因”说可谓面面俱到，有罗列现象之嫌。并且，其中很多所谓的原因其实是衰落的结果。吉尔平的理论比肯尼迪的扩张论更全面，不仅考察了扩张的成本及其特点（递增），还考虑了扩张的收益及其特点（递减）。奥尔森强调国内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霸权国家的衰落。在沃勒斯坦的“二因论”中，“专业技术知识的传播”的确是导致新霸权国家取代旧霸权国家的重要原因，但没能再前进一步发现“资源掠夺”的影响，从而不能解释霸权国家更迭过程中，另一些国家依然落后、甚至绝对贫困化的事实。阿西莫格鲁、约翰森和罗宾逊强调外生制度变迁即制度传播的作用，也同样忽略了“资源掠夺”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十种理论中，(36) 仅有莫德尔斯基、阿西莫格鲁、约翰森和罗宾逊、沃勒斯坦和金德尔伯格的理论具有“一般均衡”的性质，其余的理论仅关注经济霸权国家本身，忽略了经济霸权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在反超过程中的作用。莫德尔斯基等人的理论从联系的角度，考察经济霸权国家和非经济霸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所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新的霸权国家如何从旧的霸权体系中内生出来。
三 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基于产权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
如果从“一般均衡”的经济学角度解释“经济霸权国家更迭”问题，同时克服上述理论的缺陷或不足，那么如何解释前文所述的“反超”和“转变”两个子问题呢？本部分试图做出一个初步的回答。
首先，关于“转变”问题，即经济实力发生反超的经济强国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这取决于该国关于将外部性内在化（根据历史经验，内在化的手段或者可以是战争、武力威慑，或者是贸易垄断，或者是国际铸币税）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结果，若掠夺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转变就会发生。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该国向霸权国家的转变，只是作为理性人的国家，关于“预期的掠夺成本与收益比较结果”(37) 的一种自然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国际产权结构的产生。由于在转变过程中，该国可能会遇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阻力，因此这种转变可能存在时滞。
当荷兰在17世纪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经济领头羊后，在“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统治着整个欧洲的大背景下，预期的掠夺成本小于掠夺收益，结果就是：拥有世界经济霸权的荷兰主要通过武力和垄断贸易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大肆掠夺。18世纪末，经济实力取代荷兰后的英国(38)，其重商主义在对外政策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英国人同样依仗其强大武力主导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际产权结构的调整：在非洲，垄断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在亚洲，主要通过设立在印度的垄断贸易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掠夺；在美洲，则是在加勒比殖民地开发制糖业；在欧洲，主要体现为掠夺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另外，英国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从全世界各地获取金本位制下的国际铸币税。(39)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人均GDP已经超过英国，(40) 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三位世界经济领头羊。但美国国内一度盛行“孤立主义”，质疑“掠夺成本小于掠夺收益”的传统观念成为美国迟至20世纪中期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一个重要阻因。众所周知，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掠夺世界各国的主要手段就是攫取美元国际铸币税。
关于“反超”问题，如果坚持经济学视角的解释必定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因为对于经济霸权国家而言，强大的经济实力只能来源于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增长？或者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呢？如果经济增长的源泉被经济学家发现了，那么“反超”无疑就是这些源泉在经济霸权国家和非霸权国家国内分别发生了某种变化的结果。进一步，如果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反超”的发生就不过是霸权国和非霸权国国内这些源泉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结果。遗憾的是，从重商主义时期到现在，经济学家经过300多年的探索，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依然没有形成普遍的、清晰的共识。于是，前文所述的报酬递减规律、国内利益集团、企业间的竞争、制度、消费、技术等因素都被学者们用来解释一国经济的兴衰。
在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共识，却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经济学家们对于技术、制度和资源这三类供给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给予尽管模糊却越来越多的强调。(41) 诺斯对这三者之间的定性关系做出如下解释：资源的数量是相对于技术状况而言的；(42) 制度决定一定技术水平下一个社会最大潜在产出的实现程度。(43)
（一）资源、技术、制度与经济增长
1.资源
资源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劳动力，包括其数量和质量；第二类是自然资源，包括矿藏、森林等；第三类是资本资源，包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如基础设施等）。在世界人口增长的一般趋势下，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果表明，总体上人类变得更加富裕（当然是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视角），比祖辈享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很明显，这些产品直接地依赖于生产时耗费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的数量。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投入，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潜在）资源数量是指由该时期世界最高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可以被利用的资源存量。但在实际中，资源进入生产过程的数量还取决于该国的技术水平和制度水平。因此，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定技术和制度水平下，潜在资源数量越多，从而可以实际进入生产过程的投入也越多，最终产量越高。
2.技术
“技术”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指“人对自然的关系”。(44) 在现代，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狭义的指生产技术，即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或人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经济学中，（生产）技术指将投入转化为产品的方法，与生产函数联系在一起，后者反映物质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如既定产出下使投入最小或者既定投入下产出最大。技术与生产函数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决定可以进入生产函数的资源种类和数量，也即决定一个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数量。其二，决定生产函数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可分为投入要素比例不变（如中性技术进步）和投入要素比例发生变化两种情况，后者意味着某一类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提高更快，从而节约了另一类投入要素。因此，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发现更多可以进入生产函数的资源，增加整个社会的投入量，从而增加产量；改进现有投入产出关系，从而节约现有资源，增加产出。在技术进步中，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也至关重要。
新古典生产函数仅仅表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客观可能性，即一种技术上的可行性。而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性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交通、通讯技术和制度（后者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交通技术对生产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若某生产过程需要投入要素A、B，而它们却不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它们各自所在地之间的交通状况就决定了它们能否“在生产函数中相遇”，从而决定了生产的现实性。若没有航海技术的进步，非洲的黑人不可能与美洲的自然资源进入“先进的西欧殖民者的生产函数”。而通讯技术对于生产函数的作用而言，就是加快这种客观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因此，对于一个国家、地区或全世界而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使更多的资源更快地进入生产领域，并减少耗费在交通中的资源。(45)
3.制度
虽然很多学者对制度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了诺斯的定义，即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决定了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46) 制度包括组织和规则两方面含义。诺斯还强调，制度研究应侧重于规则方面。与技术的原意对应，制度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经济活动被新制度经济学家分为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因此，总量生产函数应包括上述两种活动。生产活动反映了一定技术水平下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但是，如前文所言，这种客观可能性除了受到交通、通讯技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规范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制度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被配置到生产领域之前（或者这种投入产出关系实现之前），存在一系列交易活动，它们往往会阻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如产权因素和交易成本因素。
产权问题关系到经济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动力。一方面，交易实际上是产权的交换，因此产权的界定是否清晰决定了交易能否发生及其发生的困难程度，这无疑会影响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活动的动力，这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没有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另一方面，若产权保护不力，也即经济主体预期其交易和生产所得得不到保护，就没有人将外部性内在化，也即最终没有生产活动发生。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交易的可能性、是否有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以及什么样的要素进入。比如，政府颁布市场准入禁令，则交易不可能发生，也即交易成本无限大，导致没有要素进入生产领域。相反，若交易成本越小，进入交易市场的要素越多，从而竞争越充分，结果就是最有效率的要素进入生产领域。
以上这两类因素就是经济制度涉及的主要内容。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的交易发生，使市场的竞争更充分，从而促使更多、更有效率的要素进入生产领域，结果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技术水平的潜在产出。通过实施产权界定和保护方面的规则，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可见，制度决定了实现既定技术水平下潜在最大产出的程度。
4.三者的相对重要性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47) 技术、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了，(48) 即资源的作用不再如20世纪以前那样显著。经济学家们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们费了很多周折才认识到这种相对关系，其后果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持久地处于贫困的泥沼中。这三者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也决定了经济霸权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变化，从而可能深刻地影响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关于“反超”的一种解释(49)
技术、制度和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只是部分经济学家的假设，姑且称为“增长源泉假设”。如果以此假设为理论基础，可以得到一种关于“反超”问题的经济学解释：既然经济增长取决于供给方面的三个因素（技术、制度和资源），那么经济霸权国与非霸权国在长时期中的经济联系自然也通过这三条途径进行。一方面，霸权国通过资源掠夺对非霸权国造成“负”的影响；另一方面，霸权国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扩散对非霸权国造成“正”（特殊情况下也可能为“负”）的影响。对非霸权国家而言，若净影响为“正”且较大，则该国经济实力就可能超过原霸权国（旧霸权国只是相对衰落），如取代荷兰的英国和取代英国的美国。若净影响为“正”却较小或甚至为“负”，其经济发展就缓慢或绝对贫困化，如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非洲地区。
根据前文综述中的界定，近代历史上存在三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也即存在两次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下文应用上述的“反超”模式对历史上发生的两次“反超”过程进行概要的分析。
1.英国的“反超”
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们都视荷兰为可以追随的经济楷模。“任何仔细的观察家对荷兰现状的观察都不及英国人。”(50) 英国人不仅是优秀的观察家，也是“好学生”。(51) “随着市场的扩大，英国人采用类似荷兰人那样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创新，正是由于私有产权的建立和贸易与商业上的竞争降低了交易费用，才使英国在17世纪逃脱了使法国和西班牙深受其害的马尔萨斯灾难”。(52)
作为荷兰的学生，工业中的造船技术和农业中的集约化耕作技术是英国从荷兰在技术方面学到的最重要的“本事”。造船业在近代早期是荷兰的第一大产业，也是整个欧洲的第二大产业。无论是船壳还是桅杆，荷兰的平底快船都优于英国装备了各种防御能力的商船。英国的造船者尤其是东北部麦特白和斯卡伯勒地区的造船者，渐渐地开始模仿荷兰的造船技术。特别是在1688年荷兰总督威廉就任英国国王后，大力鼓励荷兰熟练工人去英国工作，进一步加速了造船技术向英国的扩散。到1780年，英国的商船队的运载量已经远远地超出荷兰的两倍多。(53) 农业中，通过集约化耕作，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这是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关键。将饲草如三叶草等引入多年轮作制，并且在非游牧状态中发展了高生产率的畜牧业。由于这种技术的引进，英国和荷兰一起成为欧洲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地区。(54)
在制度方面，麦迪森认为，“英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沿着荷兰的方向进行的，并且，这些改革随着1688年来自荷兰的新国王的就任得到进一步巩固，因为他同时也是荷兰的总督”。(55) 英国在产权制度方面的学习集中体现在为了保护私有产权而进行的“光荣革命”和圈地运动的合法化。另外，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伦敦成立，这个以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为原型的机构，朝着中央银行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
在资源方面，在17世纪的欧洲，荷兰倚仗其强大武力垄断了波罗的海、地中海以及西欧南北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作为荷兰治下的非世界经济霸权国家，英国无疑也成为荷兰垄断贸易的受害者，但同时也作为荷兰霸权体系下的强国，英国所受到的掠夺很明显要小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随着17世纪中后期，英国和法国一系列航海条例的出台和实施，荷兰的垄断贸易开始不断下降，英国作为受害国受到的掠夺也逐渐减少。对于荷兰而言，更致命的是，英国的资源状况远优于荷兰。(56)
总体上，荷兰对英国的资源掠夺是轻微的，而在另一方面，英国却成为荷兰技术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最终，这些先进技术和制度与英国数量更为庞大的资源结合到一起的结果就是：英国在经济实力上不可避免地反超荷兰。
2.美国的“反超”
早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大陆殖民地人民关于所有制、企业管理、商业经营等方面的观念大都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大多数移民都坚持认为财产权利的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57) 美国独立后，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和一个人口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国家，其制度不可避免地与英国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例如政治上的议会制政体以及经济方面的许多法规和制度（包括破产法、有关专利和版权方面的条例和工厂制度）与英国一致。特别是1787年美国的新宪法诞生后，美国从邦联制转向联邦制，这标志着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出现。在邦联制时期，联邦政府不能收税，其开支只能靠借款及印刷发行货币予以解决。根据新宪法，联邦政府被明确地赋予征税权，并依照英国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公共财政体系。
从殖民地时期到美国内战，美国一直是英国先进技术的受益者，并且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向海外传播的最大受益国。可以说，美国的工业革命史就是一部技术输入史。19世纪的铁路、蒸汽机、炼铁技术、炼钢技术、机器制造等技术被美国从英国引进后大规模用于工业。到1870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大约十年之后，其制造业总值超过世界制造业总值的20％，居世界第二位。
得天独厚的制度“遗传”，加上大规模的技术引进，而被掠夺的程度却由于金本位制度的限制并不严重，这一切与几十倍于英国国土面积的领土和从欧洲不断涌来的大量移民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三位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至今在经济实力上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
四 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预测
一方面，美国的经济优势及其拥有的世界经济霸权优势正在相对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近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其增长速度近30年来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以至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大有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经济霸主之势。但在中国，“多极化”成为国内众多学者关于未来世界经济格局走势的普遍预测，但关于多极化的解释和预测多属于武断的判断，缺乏仔细和深入的研究。本部分试图借用前文的“反超”模式对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做一个粗线条的预测。
根据前文的经济增长源泉假设，经济增长取决于供给方面的资源、技术和制度。20世纪以前，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因此，当霸权国家倚仗其经济实力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慑在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时，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更有利于前者，因为这种相互作用倾向于拉大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最终世界经济格局趋于单极化。20世纪以后，技术和制度的作用上升，双方的相互作用变得更有利于非霸权国家，因为这种相互作用倾向于缩小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在此情况下，这意味着众多（潜在）资源大国可以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其经济实力都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霸权国家。
在现实世界中，从人口和国土面积的角度来说，日本和德国相对美国来说属于资源小国。日本的人口数量不到美国的1／2，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1／30，国内生产总值（GDP）却是美国的36％，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的国土面积略小于日本，人口则更少，还不到美国的1／3，而其GDP约为美国的25％，居世界第三位。由此可见，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所拥有的（潜在）资源如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数量庞大，远多于日本和德国，与美国相差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超过美国。再加之这些国家近年来积极引进技术和制度，发展迅速，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一直快于美国。因此，如果上述各国的资源状况、经济改革的步伐不发生突变，“反超”模式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预测是多极化，即在未来世界经济中，不再存在某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对其他所有国家拥有绝对优势，而是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总量相差不大的大国呈鼎足之势。无疑，美国、中国、(58) 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将是最具竞争力的候选国。
五 小结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意识到美国拥有的经济霸权正在相对衰落。下一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是谁？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休。学者们关于经济霸权、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界定以及经济霸权国家更迭原因方面的理论成果非常丰富，笔者通过综合分析这些理论认为，“经济霸权”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经济霸权国家应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优势）；二是经济霸权国家能够主导国际产权结构的调整，从而能够掠夺别国资源。另外，笔者认为，“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实际上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其一，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反超”经济霸权国家；其二，原来的非经济霸权国家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关于“反超”问题，本文以“经济增长源泉假设”为理论基础，论证了资源、技术和制度三者之间以及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反超”模式——当经济霸权国家对非霸权国家在资源、技术和制度这三方面的“净”影响为“正”且较大时，反超就可能发生。产权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模式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两次更迭：英国对荷兰的更迭以及美国对英国的更迭。笔者通过使用“反超”模式分析，认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既不是单极化也不是两极化，而是多极化。
［收稿日期：2007—08—19］
［修回日期：2007—10—25］
注释：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② ［美］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7页。
③ ［意］阿瑞吉、西尔弗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乱与治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6页。
④ 陶大镛：《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⑤ Dominic Wilson,and Roopa Purushothaman,“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Goldman Sachs:Global Economics Papers,No.99,2003,pp.1—22.http://www2,goldmansachs.com/insight/research/reports/report6.html.
⑥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世界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7页。
⑦ Braudel Fernand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Life and Capitalism,Baltimore: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p.12.
⑧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⑨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第16～17页。
⑩ 刘靖华：《霸权的兴衰及其理论启示》，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第52页。
(11) 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乱与治理》，第31页。
(12) 陶大镛：《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第4页。
(13) Susan Strange,“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1987,p.5.
(14) ［冰岛］埃格特森著，朱寒松等译：《经济行为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271页。
(15) John R.Umbeck,“Might Makes Rights:A The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Rights,”Economic Inquiry No.2,1981.pp.38—59.
(1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下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7) ［美］库兹涅茨著，戴睿等译：《现代经济增长》，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认为，公元1000年为资本主义的起始时间，参见［英］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18)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9)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Washington,D.C.: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pp.37—89.
(2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第151页。
(21)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第77页。
(22) ［美］诺斯、托马斯著，厉以平等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23)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第177页。
(24) ［英］亚当·斯密著，唐日松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25) ［美］诺斯、戴维斯：《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载［美］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著，陈昕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26)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p.37—89.
(27) ［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02～522页。
(28) 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6页。
(29) ［美］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页。
(30) ［意］阿瑞吉、巴尔、［日］久枝秀次著：《商业企业的转型》，载阿瑞吉、西尔弗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8～163页。
(31)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Robinson,“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l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7,No.4,2002,pp.1231—1294.
(32) Lionel Artige,Carmen Camacho and David de la Croix,“Wealth Breeds Decline:Reversals of Leadership and Consumption Habit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9,No.4,2003,pp.423—449.
(33) Phil Gorski,“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nd Economic Hegemon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Holland and Eng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aper 13,2004,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lasoc/trcsa/13.
(34) 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乱与治理》，第28～30页。
(35)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第352页。
(36) 关于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如许宝强（Po-Keung Hu）、莱弗（Thomas E.Reifer）、石敏文（Miin-wen Shih）也分别从诸如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角度做过研究。
(37) ［美］德姆赛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美］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著，陈昕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38) 英国于18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霸权国家之前，已经是一个地区性经济霸权国家。参见［英］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62页；［英］克拉潘著，范定久译：《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
(39) Benjamin Cohen,“The Seigniorage Gain of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An Empirical Tes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5,No.3,1971,pp.494—507.
(40)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62页。
(41) ［美］奥斯特罗姆、菲尼等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24页；叶静怡：《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42) ［美］诺斯著，陈郁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43)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7页。
(44) 汪丁丁：《记住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45) Paul Samuelson,“Probability,Utility,and the Independence Axiom,”Economtrica,Vol.20,No.4,1952,pp.23—56.
(46) 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47) ［美］钱纳里等著，吴奇等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8页；另见Angus Maddsi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re,1995,p.167。
(48) 技术水平决定了可利用资源的数量即投入量，也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最大潜在财富量即潜在产出量，而制度决定这种潜在量转化为现实量的程度。因此，从投入量到产出量之间的转化率，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社会中技术水平和制度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联合贡献，这种转化率也叫做生产率。主流经济学界将这种转化率仅仅归因为技术的贡献。
(49) 在本部分，将应用此解释模式解释历史上英国对荷兰的替代和美国对英国的替代。事实上，它也可以解释其他国家如非洲地区的落后。在那些落后国家，从技术扩散和制度扩散得到的好处很少而资源却被严重掠夺。由于本文的中心内容在于解释霸权国家的更迭，因此，对其他国家的落后不予详细分析。
(50)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第56页。
(51) Alfred Marshall,Industry and Trade:A Study of Industrial Technique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of Their Influence on Various Classes and Nations,Lodon:Macmillan Press,1920,p.167.
(52)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77页。
(53)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69页。
(54) ［美］巴斯、韦直宁根：《生命革命中的农业》，载［美］波斯坦、科尔曼、马赛厄斯等著，王春法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55)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83页。
(56) 英国的领土面积为荷兰的近6倍，人口为荷兰的3倍（以1700年的数字计算）。
(57) ［美］冈德森著，杨宇光译：《美国经济史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8页。
(58) 根据“反超”模式的预测，“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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