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和谐美学与审丑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谐美学归根结底是人的美学，是和谐的人创造的美学，又是促进人和谐全面发展的美学。和谐美学把美、审美、艺术放在理性科学认识和感性意志实践的关系中来理解，把美界定为和谐自由的审美关系，与此相对应把审美和艺术界定为和谐自由的审美意识，界定为以情感为网结点的感知、想像、理智和谐组合的心理意识整体。和谐美学的这些基本精神内在地规定着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本质特征。
第一，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以感知为前提，以情感为中心、为特质。与各种理性教育不同，它必须首先给予人们以审美感知，没有这种审美感受，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就无从开始，就无从谈起。同样，它不是一种概念的教育，不是一种逻辑推理的教育，不是靠逻辑的力量去征服读者，而是一种情感的教育，靠情感的感染力量，去吸引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升华人们的心灵世界。
第二，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它以情感为中心，为网结点。情感一方面与感知、想像、思维相联系，另一方面与目的、理想相联系，而其与各种元素之间也是一个既互补又互动的有机体。情感力既推动着感知力、理解力和想像力，而感知力、理解力和想像力又深化着、丰富着情感力。感知力、理解力、想像力、情感力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张力结构。这个张力结构推动感知力、情感力、理解力、想像力都得到充分而协调的发展。
第三，这种和谐的心理结构是动态的，在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地调节它的和谐与平衡。一般地说，矛盾对立是普遍的、绝对的，平衡、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但在审美教育、艺术教育中，平衡、和谐是理想、是目的，矛盾对立、裂变主要是作为中介、作为过程而存在并发挥它的作用。追求崇高、丑、荒诞日趋极端的对立，从整个人类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发展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来源于素朴的古典和谐心理，又以更高的现代辩证和谐的心理结构为指归。
最后，这种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结构，又内在地规定着它的特有的审美功能。审美意识及其物化形态的艺术，既与科学理性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目的理想意志实践相联系。前者必然带来真的认识作用，促进智育的深化；后者必然产生善的教育作用和鼓舞人们走向实践斗争，从而引导德育的升华。这种作用不是外加的，是其审美本质中所内在具有的。这从根本排斥了唯美主义，因为美、审美、艺术本身就是真与善，就是理性科学认识和感性意志实践的一种特定关系规定的。这一规律认识和意欲目的、理性与感性的特定组合，也规定着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能力培养的特点。审美理想、审美理念的培养，侧重于审美教育的理性、普遍方面，审美趣味的形成则侧重于审美教育的感性、个别方面。而审美心理结构的塑造和审美能力的锻炼则贯穿于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等整个审美活动之中，并且是它们的历史积淀的积极成果。
美和艺术不是抽象的，在其存在的现象形态中是具体的、丰富的，在其历史的动态中，是变异的、多姿多彩的。这些现象形态反映了人的复杂的社会联系的特定方面，这种历史的动态展示了人的本质的特定的社会内涵和时代的人文精神。这些美和艺术的形态在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各自独特的功能，但这个问题还未引起人们充分的注意，我们应该予以特别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从量的观点看，现实的美分为社会美和自然美。社会美偏重于内容，偏重于社会的善，偏重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自然美偏重于形式，偏重于自然的真，偏重于人与自然的联系。与美的形态相对应，艺术中也出现了模仿再现艺术和抒情表现艺术。再现艺术偏重于在个别的感性现实中，描绘人与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艺术偏重于在自然的形式中（表现艺术描绘自然，只是把自然作为情感形式）展现人们细微深刻、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因此社会美和再现艺术在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中有更大的作用；而自然美和表现艺术，在平衡人的内心世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有独特的审美功能。
从质的观点看，有偏于素朴和谐的古典美——亦即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古典主义艺术，有偏于对立的近代崇高和其不断裂变的形态：丑和荒诞，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有既追求对立又追求协调的新型的辩证和谐美，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主义艺术。对这些美和艺术形态的动态探析在中国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而对这些美和艺术形态的审美和艺术教育的独特内涵与独特功能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据我见到的有限材料，杜卫的《美育论》已较早地谈了美与崇高、悲剧与喜剧在审美教育中的特点和作用，可惜对丑与荒诞这一20世纪最大最鲜明的创造，却还未有只言片语。
古典素朴的和谐美（中和之美）与和谐美的古典艺术，对我们的审美和艺术教育具有双重的意义，它一方面作为我们优良的美学传统，作为恰到好处美得不能再美的理想与艺术的范本，仍然给予我们以巨大的审美享受和艺术教育，特别是面对着西方由崇高向丑、向荒诞日益极端的裂变，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日益对本质、中心、主流、统一性的彻底解构，它更显示了中国和东方和谐美和艺术所独有的魅力。不少西方的学者如德里达正在矛盾痛苦的深渊中，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东方。海德格尔所着力探寻的“此在”(Dasein)，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可找到它的理想的范本。的确在中国古典美和艺术中，那种人与自然是朋友、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协调的大同世界，对拯救西方丧失的统一性，对于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完满发展的未来都将是巨大的精神文化的资源。但古典的中和之美，既是未经分化的古代人的创造，又是原始的、素朴的、单纯的，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发展的。它不丰富、不复杂，承受不了尖锐剧烈的冲突，它的完满恰恰是建立在古代人不完满的基础上。古代人曾经认为自己是完满的，但那种完满是未经裂变的原始的低层次的完满，与现代自由人的完满不可同日而语。和谐的古典美与古典艺术的这一局限，是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崇高、丑、荒诞，特别是丑和荒诞，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别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过分地看到了它们的负面影响，缺乏一种科学的全面的分析，甚至把它们排斥在审美和艺术教育之外。而研究它们似乎仅仅是为了否定它们，几乎没有人提出审丑教育、审荒诞教育的问题。其实，丑与荒诞、现代与后现代艺术，在对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认识，在对资本统治下异化、裂变中的近代人的分析，在对人们审美心理结构的调整和重建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卡夫卡的《变形记》通过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早晨突然变为一个大甲虫的故事，写了人的异化，写了人异化为非人，异化为一个动物的痛苦心理，以及家人对它的冷漠和残酷。贝柯特的《等待戈多》展示了异化中的近代人对希望的追求和追求的破灭。戈多是一个希望的象征，是一个寓意的符号，人们一天一天地等待它，它一天一天总是不来。虽然戈多可能是不存在的，但等待的人们仍然把它作为一种可能的存在来追求。这就是一个后现代的悖论。这种在不断失望中对希望的不断等待，有人称之为“等待的西西弗神话”，这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一样。西西弗不断地把巨石推向山顶，但一到山顶就滚了下来，他再从头推起，日复一日，永无休止。这恰恰说明，人们从矛盾的一个侧面执着追求的东西，当他走到这个矛盾方面的极端时，他才发现其追求的结果与其追求的目标，正好相悖。这给人以悲剧的震撼，又给人以极大的尴尬与无奈，但这是一个不以审美感受、审美态度为转移的深刻的辩证矛盾，是一个在非理性、反理性的追求中呈现的一个很理性的规律，这本身似乎也是一个悖论。到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被异化的近代人，连《等待戈多》的希望也粉碎了。虽然谁也不知道这“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什么，但谁也逃不出这“第二十二条军规”。小说主人公尤索林是一个飞行员，他渴望解甲回国，本来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飞满四十次就可回国，他已飞行了四十八次，满以为可以回国了，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可以回国，因为第二十二条军规又规定：一个飞行员，无论何时，都得执行司令官的命令，司令官让你飞行，你必须继续飞行，否则，就犯下违抗命令的罪行。第二十二条军规又规定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可以停飞回国，但当你提出自己是一个精神病人时，却恰恰证明你不是一个精神病人，你还得继续飞行。这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网，它把任何挣脱它的希望都粉碎了。这把后工业社会对人像牲畜一样地控制、玩弄的象征性寓意揭示出来，其深刻性更大大违背了它那反理性的寻求。
近代审美心理结构建立在主体性和对立性的基础上，它把构成审美心理的各种因素日益分裂、对立起来，组合成一个冲突的激荡的崇高型心理结构。古代的审美心理是偏于和谐的，而近代审美心理恰恰是以人的主体自觉、个性解放所引起的主体与客体的深刻对立、冲突突破了古典的和谐圈，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行程。古代审美心理是单纯的，而近代审美心理却是复杂的；古代是宁静的，而近代却是激荡的；古代是单纯、愉悦的，而近代却是与痛苦、烦恼、孤独、尴尬与无奈等复杂性情感结为一个矛盾体的；古代是脆弱的，它欣赏不了丑，它回避丑，它不能容纳痛苦等复杂情感，而近代却相对是坚强的，它不但不惧怕丑，而且追求丑，体验荒诞；古代是大一统的，一元的，而近代却日益否定统一性，日趋多元化。这种对立的激荡的多元的近代审美心理结构，对于冲破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封闭的和谐心理，对于重建现代包涵着对立和冲突的辩证和谐的审美心理结构，具有重要的价值和迫切的现实意义。近代崇高的审美心理结构同样也具有两重性，对冲破古典和谐心理来说，它是积极的，它充满活力和创造，它把古代人从原始、幼稚、单纯、宁静、封闭、狭窄、肤浅的审美心理中解放出来，推动人们的心理向宽广、复杂、深刻、动荡、丰富和多元化发展，从而又为更高的辩证和谐审美心理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意义是重大的，不可或缺的。假若我们离开了近代的崇高、丑、荒诞及其艺术，只借助古代和谐的美和艺术，那么我们所创造的美和艺术，很可能不是现代的辩证和谐的，而是向古典主义的复归，是一种复古而不是真正的创造。八个样板戏在美学上的倒退，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美和艺术不但不能建构人们现代辩证和谐的审美心理，相反还可能在延续维护传统的封闭的和谐心理，延缓人们迈向现代的步伐。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创构人们辩证和谐的审美心理结构，而不是把人们都培养成具有西方那样的丑和荒诞的审美意识，因此在这里各种审美心理元素的分裂、发展是有限度的，不能一味的“极端”下去，不能拒绝统一性，不能拒绝本质、主流和中心。后现代否定了这一条，就否定了辩证和谐的基础，新的和谐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在统一的前提下谈对立，谈和谐，既有复杂的对立，又有辩证的和谐，也就是说在心理建构上要有一个“度”，成功的塑造，就在于巧妙而艺术地掌握这个“度”。只求和谐，那就退回到古代；只求对立，那就跟在20世纪西方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只有既追求对立又追求和谐才是真正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建构。这种审美心理的建构，并不只是审美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审美的范围。从国际上看，矛盾对立激荡的20世纪，曾导致多少人的心理失衡，精神疾病成为一种世纪病，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状看，心理障碍，甚至抑郁症、躁狂症等心理疾患，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日益上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关切。而审丑、审荒诞的教育，辩证和谐心理的建构，却将大大提高人们承受压力、承受痛苦的能力，大大提高人们包容复杂、化解矛盾、寻求共赢，在动态的冲突中掌握自己心理平衡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心理疾患，更好地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增强人们的心理健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应该进行审丑教育、审荒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