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通与殊异 中国散文发展脉络漫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殊异论文,脉络论文,中国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传统文学一向注重散文(广义的)和诗歌。我国可以说是散文的大国,诗歌的大国。因此,中国的散文可以说是历史久远、传统深厚、成就显赫的。
古典散文的起源大约很早。《尚书》之前,那些出土的“甲骨”上面有关争战、祭祀的简约记载就已透露了它最初的消息。我们说,散文的源头与汉字的创造、使用大体“同步”,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古典散文的第一个高峰发生在纪元前五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之际,即史称“百家争鸣”的那个历史时期,“礼崩乐坏”之后的思想解放催生了《论语》、《道德经》、《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一大批见解独异、锋芒四射的“哲学散文”,使汉语说理、议论的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和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在“散文学”方面以哲学、论理起步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东、西方两大文化在“散文学”方面皆以重“理”的哲学散文揭开光辉的第一页,这个史实颇耐人寻味。两汉的散文有较大发展、变化,司马迁的《史记》在继承了《左传》记“事”、《国策》记“言”的宝贵传统上又极大地拓展了叙事、写人的表现功能,创造了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文学丰碑,奠定了“史传散文”的不朽基业。魏晋南北朝时期又遭逢“乱世”,征战连年,白骨蔽野,“朝露”、“转蓬”的人生感悟,给当时的创作涂染了一层浓厚的“慷慨任气”的悲凉色彩;加之“佛教”盛行、“玄学”风起、“礼教”衰微—这样,思想和心灵的解放遂造成了“人”的觉醒。鲁迅先生把魏晋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是很正确的。这和东方两大异质文化(佛教系印度文化)的碰撞、融汇颇有关系。这个时期,诗歌方面“五言诗”成熟了,“七言诗”已见端倪;小说方面《搜神记》等的“志怪”、《世说新语》的“志人”已雏形显现;散文方面陶渊明、郦道元等或归隐田园、或浪迹山水的“写心自娱乐”的抒情、写景之作更一时间成为风气;当然,文学理论方面如《文心雕龙》、《文赋》、《诗品》等“体大思精”巨制的辉煌就不必多说了。魏晋六朝“文学散文”抒情、写景功能的拓展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深重久远的影响。不幸的是,这种“文学自觉”的负面效应是“形式主义”的泛滥、膨胀——这就引出了唐代韩、柳“复古”的古文运动,使散文又回到了“载道”或“明道”的旧路上去。虽然如此,“唐、宋散文”毕竟熔先前的“哲学”(说理议论)、“历史”(叙事写人)、“文学”(写景抒情)于一炉,以境界的廓大(所谓“盛唐气象”)、表现的丰富(议论、叙述、抒情等手段齐全)开创了古典散文一个璀璨的新天地!我个人比较偏爱苏东坡的散文,认为从宋以后(即苏东坡后)才确立了“抒情性”在散文中的坚定地位。明、清确有很好的“小品”,如袁中郎(宏道)、王渔洋(士祯)等,袁氏三兄弟的作品周作人、林语堂都很赞赏;我个人的早期散文,颇受古典传统散文的影响,渔洋山人是清初的大诗人,散文颇富韵味,我很爱赏它。只是因为他的诗名太大,把文名给掩盖了,直到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还很少提到它。对古典散文的大略看法就说到这里吧——取“大端”而略“细节”。
近现代散文是这个激变、动荡时代的产物。从内容到形式,从语体到语言,都发生了堪称“革命性”的变化。“五四”以后的散文与古典散文相较,“白话”替代了“文言”,是文字媒体的改变;纵意、随心的“即兴”笔墨替代了启、承、转、合的严谨“规矩”,是内在精神外现为结构、布局的改变;鲜明的主体“个人”(个性、人格)替代了宗法的“君亲师”,则是最深层、最根本的改变。这种种改变植根于古老中国的“图强自救”;也和各种“新思潮”的传播、刺激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西两大异质文化的撞击、交融造成了自“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散文繁荣,揭开了“现代散文”辉煌、崭新的篇章!
但过分地强调散文的外来影响也不很妥当。“外援”和“内应”,后者当是更为重要的根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文化昌盛、传统深厚的大国,不能想象、也不可能离开民族文化的沃土,离开现实生活的滋养。如果说最初的随笔尚有“横移”倾向的话,那么,一旦付诸实践即同时开始了“本土化”的改造、熔冶过程。事实上,像俞平伯、冰心等人,就是中国化的;鲁迅、周作人等人,外国的既懂得,中国的功底又很深;只有一小部分人是高度外国化的,如徐志摩、梁遇春等。但即使是这些人,也并不那么纯粹,如徐志摩的散文,其结构虽是外国的,可遣词造语主要还是中国的,梁遇春“纯粹”一些,他是学英语的,其散文受英国“随笔”影响较深,号称“中国的伊利亚”,但他恐怕也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洋化”——他是用“汉语”写作的,而“汉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想完全“逃离”是不大可能的。
现代散文范围还是较宽泛的。议论性散文(政论文、学术文、杂文、随笔等),叙事性散文(通讯、速写、报告及记事、记人文等),抒情性散文(抒情小品、游记、散文诗等),三“体”并包。斗争的时代和现实的人生呼唤和决定了这种“大散文”的格局。我在《试谈小品文》(1927年《文学周报》第7 卷)一文中说:散文有两个主要“元素”,即“情绪”与“智慧”;还说:散文不论“姿态”怎样的殊异,都须符合一个“共通”之点,即“精悍、隽永”。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葆有“摇动读者心灵之力”。现在看来,那两点大体上还是讲得过去的。文学的力量就是摇撼人心、醇化灵魂,这就不能离开深醇的“情”、“智”。
当代散文我看得较少,说不出太多的话,只是感到“十七年”间散文创作不够活跃。特别是原来在“国统区”生活、斗争的作家,不太受重视,创作稀少了。另外,散文中的“个性”不那么鲜明了,讲“真话”较难,“假、大、空”有些泛滥。但即使是这样,巴金、冰心、吴伯箫、曹靖华等老作家还是有些好文章问世的。我的老乡秦牧写得很认真,黄秋耘则颇有才气。粉碎“四人帮”后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散文苑囿像久旱逢春雨的大地那样,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报告文学”自立门户了;“史传文学”也行将独立;“杂文”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文体“净化”的趋势已比较明显。当然,“散文”自身的发展有它内在的规律,有时还要考虑到它的外在影响。至于“未来”会如何,还是不去“算命”的好。
我这里还想谈谈近几年来出现的“散文热”现象。散文现在“热”起来,我看首先是件好事,应该拍手欢迎它。“热”的原因也有多方面:经济体制“转型”期人们的心理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驱动;读者的“逆反”心理等。这中间,散文本身的“艺术魅力”(裸露感情、逼近心灵、情趣高雅、精悍隽永等)重新得到确认,怕也是一个内在的原因。但对于这“热”也要有些警惕:不要只是“热闹”;不要净念“生意经”!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报刊,都要考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读者。
1995年9月28日,时年九十有二,于师大红楼
(本文系《中国散文精典》总序,该书三卷已于近日由工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