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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背景及其内涵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面临着食物的匮乏，资源的短缺，环境的胁迫，生态的危机，发展战略选择的艰难等一系列世界性难题带来的空前挑战。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冷静地去思考：地球的文明究竟如何去维系？它也要求人们去反躬自问：能否寻求一条理性的途径，清醒地、明智地去获得整体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当时的挪威首相布仑特莱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制定一个“全球革新议程”，以寻求人类未来的基本对策。到1987年，该委员会向世界公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提出了“从一个地球走向一个世界”的总体看法，第一次清晰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真谛，即现在人们通常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theirs needs)，它标志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正式形成。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有183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有102位国家首脑出席的“地球高峰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相关的国际公约。至此，可持续发展被全世界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成为指导全球和国家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和基本战略。
可持续发展作为划时代的崭新的发展观和文明观，其精髓融于以下四大基本原则之中：其一，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强调“发展”原则，即必须不断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对于物质、能量、信息、文化的需求；其二，可持续发展强调“公平”原则，即代际之间应体现公平的原则，去使用和管理属于全人类的资源和环境。每代人都要以公正的原则担负起各自的责任。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其三，可持续发展强调“合作”原则，即国际和区际之间应体现均富、合作、互补、平等的原则，去缩短空间范围内同代人之间的差距，不应造成物质上、能量上、信息上乃至心理上的鸿沟；其四，可持续发展强调“协调”原则，即“创造”自然—社会—经济支持系统适宜的外部条件，使得人类生活在一种更严格、更有序、更健康、更愉悦的环境之中，因此应当使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不断地被优化。事实上，“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同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人类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本地区发展的努力，能够同为其他地区共建共享的努力相平衡时”，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形成过程
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广泛酝酿和形成，堪称为人类现代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经过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已被全世界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基本认同，并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原则，融入到发展的行动之中，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重大指导方针和基本战略。它一方面已成为全球和国家的战略目标选择，另一方面也已成为诊断区域开发合理程度及其是否健康发展的标准。可持续发展从它被提出的那一刻起，就已迅速地被作为21世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的发展规则和发展目标，被编写到各类经济计划和发展规划之中。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环境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的压力、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及现代化的急速推进、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加剧等，都将成为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我们处在一个既不能走世界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又不能不把“发展”置于优先位置的“两难”境地之中。例如，美国是当其人均GNP达到11000美元（1980年不变价格）、日本是当其人均GNP达到4000美元（1980年不变价格）时，才开始大规模的环境治理（World Bank,1986年），要求中国在目前人均GNP仅为860美元（1997年）的发展阶段上，动用大量资金投入环境治理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在环境问题上亦不能无所作为。同时，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同时往往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如何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是中国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在此国内外背景之下，中国高层决策者们远见卓识，率先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列为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基本国家战略，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92年6月，在联合国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当时的中国政府高层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大会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即提出了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当年7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组织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并且由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负责实施和管理。1994年3月25日，李鹏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附标题是“中国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在这份文件中，首次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成为制定中国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他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6年7月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6年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中国跨世纪发展的两大国家战略。
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跨越三大“零增长”台阶
经过对于人类发展历史与现实深刻分析和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整体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无一例外地都必须有序地通过三个基本台阶，实现三大基本目标，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上称之为三大非对称性“零增长”，即人口数量和规模（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资源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生态和环境恶化速率的“零增长”。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实施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时，我们预计要用50年的时间，并分别于2030年、2040年、2050年依次跨越三大“零增长”台阶，唯有如此，才能标志中国真正地跨入到可持续发展的门槛。
1、跨越第一个“零增长”台阶：到2030年，中国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迈入可持续发展的第一级门槛。
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须经过三个最基本的“零增长”台阶，而人口数量的“零增长”居于这三个“零增长”之首。事实上，人类一直想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主宰，尤其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步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之后，这种心态日益膨胀。虽然不少先知和智者曾经不断地予以警告，但当事者往往会幼稚地把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境地，把本属于诗人的浪漫或艺术的夸张，纳入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之中，于是非理智地向自然宣战，贪婪地掠夺自然的财富，满足人类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地球上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它既要满足人类无休止需求欲望的不断增长，更必须满足人类种群自身不断扩大的需求。人类必须理智地自控自律，首先控制自身“种群规模”，其次是实施有节制的“可持续消费”，人类文明的延续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战略更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必须优先实施的基本战略，实现人口“零增长”是中国成功迈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第一个必须跨越的台阶。经过对中国国情的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专家们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总规模将达到历史最高峰16亿，此时将实现人口规模“零增长”，即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研究表明，到2030年，实现人口数量的“零增长”，中国具备坚实的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中国人口增长规律的理论曲线正处于由“指数形式”增长向“罗吉斯谛方程形式”增长的过渡阶段；中国人口总体发展水平已步入“低出生、低死亡”的高级发展阶段；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跨入世界先进水平之列。“必要条件”是只有人口压力的解消，才能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最终也才能解消由于生态环境退化所构成的基本威胁。到203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从1999年的20.83%下降到2030年的18.82%，平均每年下降0.07个百分点，它体现在未来30年内，中国对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将作出巨大的贡献。到2030年中国人口“零增长”战略目标的实现，将拉动每年的GDP增长1.2～1.5个百分点；资源和能源利用弹性系数的下降速率将会进一步加快；保证2050年全国人均教育年限达到12年；在原有基础上加速提高人均预期寿命0.15倍；加速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的提升速度0.13倍。从过去20年之中，中国每年新增人口消耗新增GDP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5%下降到1999年的18%，平均每年新增GDP的五分之一被新增人口所消耗，同时，我们平均每年以接近于1个百分点的速率迅速下降，它体现了中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巨大成功。
2、跨越第二个“零增长”台阶：到2040年，中国实现资源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
人类历史到公元1900年为止，全世界的经济财富总规模折算约为6000亿美元，在经过整整10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每年仅新增产值就可达到当时世界总财富的一半。依照中国的经济规模，1997年全年的GDP，即相当或略高于1900年时全球经济的总规模。财富大量积聚的代价是资源和能源的无节制消耗和向地球的无情掠夺，人类现在1年所消耗的矿物燃料，相当于在自然历史中要花费100万年所积累的数量。在此种经济模式、经济规模（并且仍在急剧扩大）和巨量消耗物质形式资源和能量形式资源的现实中，如不能够有效地遏止这种汹涌增长的势头，人类无疑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目前，世界各国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无节制地消耗能源和资源的危险性，尽快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零增长”的目标，已被世界各国和地区所广泛认同。各国都在探讨如何使用更少的资源和能源去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如何改变实物型经济成为知识型经济，实现“经济的非物质中心化”(Dematerialization)，去更加“智慧地”运用资源和能源。1997年，以前挪威首相布仑特莱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为首的国际10名人俱乐部在其“对政府和产业界的卡诺勒斯(Garnoules)宣言”中提出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内，在不增加能源和资源消费的基础上，将国民财富提高5～10倍，以实现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的10倍跃进奋斗目标。
中国是一个资源和能源富国，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和能源穷国，如中国人均“成熟土地”面积仅为0.21公顷，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巴西和俄罗斯分别约为中国的15.2倍、11.9倍、7.8倍、7.0倍和6.6倍；中国人均水资源是仅为2292米3／人（1995年），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巴西和俄罗斯分别约为中国的8.3倍、43倍、4.1倍、18.8倍和13.6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资源和能源利用率很低的国家。根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单位能源使用产生的GDP仅为0.7美元，日本是中国15倍，德国是中国10倍，法国是中国8.7倍，英国是中国6.9倍，美国是中国4.9倍，全世界平均是中国4.5倍。所以，尽快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零增长”的目标对中国来说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政策的成功，人口压力正在逐步削解，到2030年实现“零增长”，为寻求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零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由科技革命推动的知识经济的兴起为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零增长”创造了智力条件。预计在当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零增长”之后，再用10年的时间到2040年，在中国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即动态地达到土地资源的平衡、森林资源的采育平衡、水资源的消耗常量、能源的消耗常量和矿产资源的消耗常量。该常量（在资源和能源产出率达到2040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大约人均GDP为6000美元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数量。能源结构应逐步将煤炭所占四分之三的比重，下降到50%以下。此后，在基本不增加实物形式的基础上，应当实现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迈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二道门槛。
3、跨越第三个“零增长”台阶：到2050年，实现生态和环境恶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生态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
从理论上来说，生态质量（防止长期性的生态退化）和环境质量（防止短期性的环境污染）的变化与人口数量巨大的压力和资源、能源消耗巨大的压力息息相关，在人口数量和资源、能源消耗速率未达到“零增长”之前，单一地去提高生态质量和环境质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世界各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依照“压力—状态—响应”的概念，生态环境质量是作为整体系统中对于人口压力和资源、能源压力的响应而表现出来的，因此，人口和资源能源的压力不解消，所存在的胁迫和瓶颈状态不改变，生态环境的响应程度和规模，也是不可能独立予以改变的，这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观目标中，因为其内部严格的逻辑关系所规定的生态环境退化速率达到“零增长”，必然是三大战略台阶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
中国的自然条件、开发历史、发展阶段等决定了其生态环境状况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人口众多与相对贫乏的人均资源；人类开发历史的久远和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大；国土本身的自然结构特征与地理位置特点；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与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长期负面效应的积累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更易遭到损害、更加难以恢复、区域开发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中国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零增长”，其任务远远要比实现人口规模和资源能源消耗速率“零增长”更加艰难。我们预计在中国实现人口规模和资源能、源消耗速率两个“零增长”之后，再用10年的时间，到2050年，达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跨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三道门槛，真正实现中华大地的山川秀美。
综上分析，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时，我们预计要用50年的时间，分别于2030年、2040年、2050年依序通过上述的三大基本的“零增长”台阶，此后，中国将在一个规范有序的合理门槛内，更加有效地增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与成功实现，将不仅仅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唯一正确选择模式，而且将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光辉典范，毫无疑问这也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美国环境经济学家哈瑞斯(W.M.Harris)曾说过：“如果在中国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那么世界上就不应当有任何一个国家说它不能。”我们相信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既然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过辉煌的篇章，也一定能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明进程中，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