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安保体制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美论文,安保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保体制虽然是具体规定战后日美关系的基本体制，但是作为美国世界战略的重要一环，对远东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从安保条约成立之初的形式分析，日本对国际性的安全保障几乎不必作出任何贡献，惟单纯地享受美国提供的和平恩惠，专心地从事经济重建，成为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而美国则出钱出力出兵，长期为日本提供着片面性的防卫义务。然而，战后50年来，日本社会的左翼力量对安保体制的批判和反对，也是有目共睹的。[1](P175-176)。最近森喜郎首相对安保体制的意义及其日本在这一体制中的地位所作的公开发言，说明这一体制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近年来围绕着防卫指针及其运用范围的国际争论，也证明着这一体制还将对东北亚地区继续产生不可轻视的影响。
一
从地域政治学的立场来看，日本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的地位，就是作为美国对前苏联战略进攻的基地作用巨大。日本拥有丰富的人口资源，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所潜藏的战争能力，也得到美国的充分评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的这种作用更为西方世界高度重视，在朝鲜战争中日本向侵朝美军提供军需补给，进一步证实了在战略基地的作用之外日本还具有前进基地的作用。
对于美国来说，将再次战争的危险最大限度地推向远离美国本土的地区，或者说尽量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实施其不断地加给地球上其他居民的种种原则，是其最基本的战略设想。这一战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已经明确成形。在军事上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在政治上策动“两个中国”[2]。为此，已经投降的日本已不再是自己的敌人。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思想对日本的渗透，根据麦克阿瑟的设想：(1)必须尽快地让日本完成媾和，从而在“中立”的名义下让日本作为独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再生；(2)为了杜绝日本再给美国造成麻烦，必须在阻断军国主义复活的名义下，让日本自动地放弃具有战略攻击作用的海军和空军，仅保留用于国家防卫的地面部队；(3)美国军队长期驻留日本，是保持这一地区战略均势的唯一渠道。为此，应当由日本自发地提出愿意美军进驻并提供军事基地的要求，从而使美军在避免任何摩擦的条件下堂而皇之地驻留日本[3](P136-137)。
国际政治中各主体国家间主权平等的原则告诉我们，美国在日本获得如此巨大的战略利益，是对日本人民的负债。问题在于安保条约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即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为邻的国家，如中国和朝鲜及今天的韩国，都是在日本发动不义战争期间的被侵略国，还有一个国家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与日本有领土之争并在二次大战后直接出兵给予日本以沉重打击的俄国（前苏联）。这些国家，在美国看来几乎全是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敌人（韩国除外）；在日本看来则是自己的债主。急欲以最小的代价从战败的可能惩罚中脱身的日本政府，希望在世界冷战中得到美国的保护，以一种投其所好的策略，作出对美国意志完全恭顺的姿态，促成了用基地换取美国战略保护的交换，并且在美国提携下正式成为西方世界的成员。这种愿打愿挨的关系，在中曾根前首相“不沉航母”的发言中得到了最为形象、最为彻底的诠释。
因此，安保体制的外在结构，是基地等于保护的交换；内在结构却是负债等于债权的交换。我们必须对后一种结构作出解释：美国对日本负有空手得基地的债务，但因向日本派驻先进军队和大量武装，俨然一副日本的债权者的姿态，在日本横行霸道；日本尽管无偿提供国土给美国用作战略基地，但因期望得到美国的战略保护，用心良苦地扮出一副对美国负债者的姿态，拱手将外交主动权让与美国驱使。而真正的债权者却被日美间这种互为倒置的债务债权关系冷落在一旁。
二
“搭便车者”是人们对安保体制中日本地位的讥评。由于这确实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日本可以说是乐此而不疲地接受着这种称谓。
自里根前总统在“重建强大美国”口号下将局部短期战略置换成多方正面对应战略以后，美国在大大增加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的投入的同时，明确向日本表明提供基地、允许美军驻留仅仅是对“国际秩序”的“间接贡献”，日本应当作出直接贡献，即在共同防卫体系中负担“相应的份额”[4](P270)。出现这一变化的背景是，战后以来，日本确实已经成长为经济大国。从美国获得技术援助并将美国作为最大的产品销售市场的日本，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发生着日益激烈的经济摩擦；当时美苏之争的焦点，已经由越南转移到了中东地区。同西方主要成员国一样，日本一直接受着中东各产油国稳定的石油供应，当然有义务参与西方世界的共同防卫体系；自1975年以来，日本每年都要参加所谓“七国首脑会议”。日本已不再是自由世界的普通成员国。对此，铃木前首相提出一千海里海上通路防卫设想[5](P399)，中曾根前首相则提出“不沉航母”和“三海峡封锁”设想，对美国的新防卫战略作出积极的回应。此后，每年的美日首脑会晤，都围绕着日本在安保体制中的义务、责任展开争论，以至于1996年4月7日桥本前首相与克林顿总统在东京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将所谓防御范围由日本沿海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美日两国在导弹防御体系构建中的合作及其所谓“太空开发”领域内的合作，更为引人注目。
美国以债权者的身份要求日本还债，而日本在承认“苏联威胁”的前提下则必须承担西方世界要求的共同防卫义务。“搭便车者”一直是美国长期钳制日本的心照不宣的理由。
回顾一下安保体制几十年来的变化，会有一些更为耐人寻味的感受。
1951年安保体制成立之初，规定由美军驻留承担日本防卫义务，美军对基地有自由使用权，这种交换是双向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军备和逐步减少驻日美军人数的压力下，开始朝着美国过多地享用权利却较少地承担义务的单向性交换关系变化。1960年安保条约修改后，日本的防卫主要由日本自己负责，而美军对基地仍然拥有自由使用权。然而，条约文本上却这样规定：美国对日本仍然负有防卫责任，而日本对太平洋地域不负有防卫责任。这使得美国仍然可以以保护者的身份自居。
1970年安保条约到期，日本政府援引条约第10项第2条，使条约自动延长。1972年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但依然保有基地，美国要求日本更深入地介入美国的战略防御体系，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负有共同责任。80年代铃木和中曾根首相的承诺（如前所述），开始明确日本在“共同防御”体制中的地位。90年代以来，日本已不再避讳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防卫责任”。从湾岸战争出资130亿美元，到PKO法案出台，原本仅仅是保护日本的安保体制，其适用范围已经被扩大到太平洋全域[6](P133-140)。原体制中日本的被动性地位，已不断地向着准主体性地位转变。
不消说，安保体制的这种变化，虽然受制于美国的强力牵引，但也是急欲改变战败形象和国际地位的日本所由衷欢迎的。应当这样认为，美国通过对自己的战略伙伴日本的扶植，一方面大大地减少了海外驻军的支出成本，一方面却不断地使日美安保体制变成了日美太平洋全域安保体制。而日本则充分运用对美国的恭顺姿态，不断地扩大自身的防卫责任，借助美国的拉扯，表现出对太平洋尤其是东北地区负有防卫责任的强烈愿望。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自前苏联解体之后，所谓对日本的“直接侵略”的危险已经彻底消除。然而，日美太平洋地域防卫指针的适用范围清楚地告诉我们：“安保体制”似乎在南北朝鲜和台湾问题上寻找到了继续存在和扩大的理由。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动向。
三
在安保体制的战略考虑面前，日美间的经济摩擦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的日本，已基本全部承担了驻日美军的全额军费负担，但美国仍然对冲绳等基地拥有自由使用权，美国大兵仍然对基地周边居民胡作非为。所以，如果说日本曾经是一个享受美国战略保护的“搭便车者”，那么，今天的驻日美军其实也是一个自由受用基地使用权的现实的“搭便车者”。
日美安保体制在冷战结束后不见缩小反而延扩，其原因何在？明眼人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对东北亚周邻诸国的历史负债没有得到根本清理。可以说，自1951年金山和约成立以来，长年受益于安保体制的日本，已经产生了一种负债者可以堂而皇之地抵债赖账的窃窃自喜心理，使得历史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日本就仍须依赖美国主导下的和平，那么，安保体制对日本来说就是绝对必要的。
自16世纪日本同西洋国家开始接触以后，日本人初崇拜舶来的器物，后慑服西力东渐的压力，终于以明治维新与之相适应、相对抗。近代日本人信仰的所谓“世界史的法则”，就是从俾斯麦那里学到的弱肉强食。从1868年以来日本周期性地向周边邻国实施的扩张侵略，充分说明日本的确是把侵略作为防卫自我利益的最好手段。对在国家发展的质量上并不劣于日本的，同样拥有高度文化发展水准的民族国家的侵略，注定了日本或早或迟必将败战的命运。
战后的日本政府，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大致停留在对“不幸的过去确实感到遗憾”这种认识水平上。日本政府的外交实践，也表明这种“历史认识”尚不足以指认为对侵略战争的历史反省。既然单独或片面媾和留下了种种历史遗案，就说明东北亚地区的正常国际秩序尚处于需要进一步构建状态之中。
自1982年历史教科书问题发生以来，又相继发生过光华寮事件、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和竹岛问题。不难发现，日本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纠葛正从无形的历史认识向有形的领土问题归属升级。此外，日本与俄国的北方领土争执已成为长期的历史悬案；日本与朝鲜之间更是存在有头绪繁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所有一切纠葛的产生，盖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只知道经营同美国的关系，只知道依托美国的“庇护”。而对于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因缺乏重建良好关系的精神态度，所以使宜及时解决的问题长期搁置。须知道，数十年间从事的大规模的海外侵略对被侵略国家欠下的是巨大的物质负债，对受欺凌的民族欠下的是沉重的精神负债，真正的债权人是为数众多的亚洲国家。搭美国提供战略保护的便车，或向美国提供基地提供军费让美国搭享受巨大战略利益的便车，这种做法偿还不了历史的宿债，只能延宕需要支付利息的还债过程而已。
早在70年代后半期，日本防卫厅在考虑新的防卫计划时，已经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1.日本应作为综合作战能力构想的一个环节适应美国的远东战略；2.为了进行日美共同作战，有必要签定正式协议进行共同训练、联合演习；3.在美国已不可能大规模扩大军备的前提下，日本为了适应日美共同作战的需要，培养高质量的防卫能力，即重质不重量；4.日本防卫能力的作用，应从本土防卫向周边海空领域扩大[7]（第二章）。8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正在实行这种计划。
日本最近有关“周边事态”的发言，表明日本政府还想继续沿安保体制的老路走下去。新世纪来临之际，本是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和利己主义形象的最佳时机，一旦错失，沉重的历史包袱就将由新世纪的新人类们来承受。朝鲜半岛新近出现的和解局势，是对安保体制存续的有力否定。台湾问题也将按着中国人民的意志来解决。用扩大安保体制适用范围的办法，来应付“周边事态”，终究会成为一场一厢情愿的惊梦。倒不如回过头，清算一下维持这种倒错性的债务关系已经支付了多少代价，又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当年福泽谕吉提倡脱亚入欧，日本便义无返顾地绝尘而去。而今世界的一体化趋向，却愈演愈烈。如果邻国之间能够相互谅解，重造以文化为基底的和睦亲情，那么，安保体制还有继续保留的理由吗？
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GNP绝对值虽然仍大大低于美国（日本28900亿美元，美国59000亿美元），但人均GNP却已经以2.35万美元领先，美国为2.09万美元。而就对外纯资产余额而言，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6600亿美元），日本则是最大的债权国（+2900亿美元）。因此，日本早已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充任中心国或枢轴国作用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政治外交方面，由于始终坚持“西方阵营的一员论”和“日美安保基轴论”，因而始终处于追随美国世界战略的地位，常常被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家共同称之为政治外交小国，也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日本一直在为成为安理会常任国而拼命努力着，但是日本在联合国的一贯表现，已经被人们冠以“美国人的投票机器”之别名，根本无法唤起国际人士对它的特别注意。这两个不争的事实，只是象征着经济大国日本的国际地位是不高的，国际作用只是依附性的。
试问，日本为什么会处于这种尴尬而难以自聊的境地呢？回答只有一个——作为发动不义战争的战败国，其战后50余年来的所作所为，表明它确实是只想利用安保体制栓紧美国对自己的保护，用以抵赖早就应当加以清算的欠债。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前，日本不仅已经是政治外交的小国，而且还早已是龟缩在安保体制内的军事依附国。只要日本的安保战略仍然得以延续，那么不管其GNP再怎样增长，其“小国”地位是不可能得以任何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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