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LES模型的最低工资标准适度性实证研究
——以北京数据分析为例
巩天雷 郭昊昊 柏庆国
（曲阜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摘 要： 结合北京市近十年统计年鉴数据,采用ELES模型及Eviews6.0软件对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适度性进行实证分析,测算了北京市三种工资标准线：生存型、温饱型和发展型。通过与国际公认标杆进行比较后发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在2007～2011年略低于温饱型,2012～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略低于发展型,2015～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才略超过发展线,表明北京市采用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是最适度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应以发展型为参考,并根据综合发展水平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向国际上公认的衡量标准看齐。
关键词： 最低工资标准；适度性；ELES模型；北京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逐渐拉大,针对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性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性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通过分析调查目前相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达到三方（经济、劳动者、企业）均衡发展的最低工资标准即可称之为最低工资标准适宜度。任何一个企业在支付工资时都不能低于这个标准。公认的观点是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占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北京市自199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虽然每隔几年上调一次,但其变动速度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远远不够。结合ELES模型,以北京市统计数据为基础,对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性进行探究。一方面希望对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合理性提供一些建议,另一方面希望对全国的最低工资适度性的制定方法提供借鉴。
一、最低工资标准研究简述
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最低工资制度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必须依法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1]。最低工资保障问题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难点问题[2]。政府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机制,加强了劳动力市场管制,最低工资制度的完善实现了工资的增长[3]。张军等 （2017） 认为最低工资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对中国经济存在 “大推进”作用,即有利于更高工资、更高消费和正规化均衡的实现[4]。对比现行最低工资标准和理论测算值之间的差距,对这些城市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有着现实意义和紧迫性[5]。
（一）研究简述
国外学者对最低工资效应的研究已历时多年,主要集中于对最低工资社会经济效应的研究。该社会经济效应包括就业效应及企业利润效应。
1、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
该方面的研究理论成果主要包括,Cubitt&Hargeraves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Christopher J&Flinn 的搜寻——匹配模型和Agenor P&Aizenman的效率工资模型[6][7][8]。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效应消极影响的研究理论主要有George&Josep的失业模型、Mincer的两部口模型[9][10]。
1.2 自然地理特征 公园深居亚洲腹地，远离海洋，在地势高、气压低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典型荒漠草原和森林草原气候特征，四季不明显，只有冷暖两季之分。区内水文资源丰富，黄河蜿蜒曲折，河谷深切，水流湍急。区内林地面积4 200 hm2，森林覆盖率达25.9%，林间草丛中栖息有珍禽异兽。1992年被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2、最低工资标准“减贫”效应响
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初衷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报酬权益,减少贫困人口,缩小劳动家庭的贫富差距。有的学者认为最低工资能够产生减贫效应,即存在减贫的正效应。Gindling&Terrell（2006）通过研究贫困国家来验证最低工资立法能否作为“减贫”工具[11]。Aianiz&Gindling&Terrell（2010）通过研究最低工资和家庭收入二者的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不仅不能减少贫困,甚至还可能带来减贫的负效应[12]。Muller&Steiner（2008）以微观模拟模型为前提分析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分配效应。STSM模型充分考虑了个人工资、家庭净收入和税收福利制度之间相互复杂的作用关系,最终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减少贫困无效[13]。Sen&Rybczynski&Waal（2016）认为最低工资的增加会带来贫困与失业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处于低收入水平线附近的家庭数量就会增加4%-6%[14]。
（二）国内研究状况
（1）处于生存线水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简称生存型最低工资标准）=（食品类支出+衣着类支出+居住类支出+交通通信支出）/（1-a）*人均赡养系数/12*工资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3852.8+535.5+681.5）/0.598*1.90*（14400/20204）/12=957元/月。
二、ELES模型分析
扩展的线性支出模型（Extensive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又称ELES模型,是以假设人们对某一种消费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基本需求两类为前提,人们首先应满足基本需求消费,收入的改变不会影响基本需求。超基本需求受人们收入和商品价格的影响。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后,余下的可支配收入才会用于超基本需求等各类消费项的消费。
ELES模型的公式可以表示为:
（3）处于发展线水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简称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温饱线+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其他用品和服务支出）/（1-a）*人均赡养系数/12*工资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令
我的眼泪就在这一刻无声地滑落。过去的一切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一幕幕闪现，以前对父亲的不理解，终于在此刻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所有的忙碌和辛劳，只为送我一件跨越时光的礼物……
（3）式两边求和，得
则
北京市城镇居民各类消费额和可支配收入查找对应年份的统计年鉴，ai和b的值可以利用线性回归模型用最小二乘法估
计得出，从而就可以计算出即居民满足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商品i的支出额。在此，对历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进行测算。
三、北京市最低工资适度性的实证研究
通过分析北京市年鉴中居民生活数据,采用扩展的线性系数法并结合Eviews6.0 软件来测算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数值,并用检测其适度性。
（一）通过ELES模型测算适度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1、生存型、温饱型和发展型计算公式
（1）处于生存线水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简称生存型最低工资标准）=（食品类支出+衣着类支出+居住类支出+交通通信支出）/（1-a）*人均赡养系数/12*工资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2）处于温饱线水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简称温饱型最低工资标准）=（生存线+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1-a）*人均赡养系数/12*工资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个精神坐标不止于“廉”与“洁”。剧中陈仲子的每向前一步，都离不开他远远超乎常人的自省能力和践行勇气，凡事反求诸己并付诸实施：大旱天不仅滴水不留更自我惩戒绝食三天；拒绝楚国拜相不算，更搬出原先隐居处甘愿为人灌园，如此种种。环顾上下左右，汲汲营营、熙熙攘攘，赞歌遍野而独缺自省更缺乏言行一致的果敢担当。
（3）处于发展线水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简称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温饱线+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其他用品和服务支出）/（1-a）*人均赡养系数/12*工资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其中由八大类支出项目构成了北京市居民消费总指数: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交通通信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医疗保健类,教育文化娱乐类,其他用品和服务类。结合北京市统计数据,并运用ELES模型对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进行适度性测算,可以测算出三条线的数据。
2、以2016年为例计算的结果
2016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人口数为2.7。若一个家庭只有一名劳工,且该劳工的工资收入为最低工资,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则该最低工资必须达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3倍及以上。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该占平均工资的40%～60%,占人均GDP的比例为38%左右以及是最低生活保障的3倍及以上。表1为2016年北京市不同收入组城镇常住居民家庭基本情况。
表1：2016年北京市城镇常住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按收入水平分组）
北京市近十年的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数值如（表3）:
小国寡民。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则对应的食品类收入-支出函数可以表示为（4）:
令
他克莫司个体内浓度变异度与肝肾移植预后关系的研究进展………………………… 孟中如，朱怀军，葛卫红（4·278）
则
其中X=20204/元年，Y1=4619/元年，通过运用Eviews软件，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得a1 = 0 .07,b 1=3852.8，；方程检验统计量F=57.5；可决系数R=0.950大于0.8，说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密切；T检验值为6.54和7.58，大于临界值2，说明模型中所有变量的t检验也是显著的；P=0.00475，小于0.05，通过P检验。
这里b=38528算出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再乘以人均赡养系数，平均到每个月，求得一个家庭的月食品基本消费支出数值。同理得到各项回归结果（表2）：
表2：各项回归指标
● 水处理解决方案：应用于水处理流程的进水、沈淀、过滤和排水等主要工艺，可提供稳定、可靠的自动化水处理系统，该系统方案整合性高，完整涵盖了监控、系统控制通讯、现场控制和设备驱动。台达工业平板计算机IPC系列和DIAView SCADA工业组态软件实现全厂系统设备监控；高功能中型模块化控制器AH500系列搭配工业以太网交换机DVS系列进行各个水处理站的控制和信息交换；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CFP2000系列可依需求变频控制风机、水泵的转速，实现设备节能；整合人机界面DOP-100系列可实时监控现场设备运作。
加十三香炒制1～2 min即可，锅内温度控制在100～110 ℃。炒制过程中要不断进行翻炒，防止焦锅。
我国对于最低工资标准及其适度性的研究开始较晚,但是发展迅速。目前,国内对最低工资合理性的研究观点,主要体现在最低工资标准适当提高的方法和效应。韩兆洲（2008）发现,最低工资水平与平均工资比例的失调问题在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中较为突出[15]；盛龙飞（2013）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最低工资标准通过影响平均工资,进一步影响价格水平的传递机制效果并不明显[16]。韩兆洲等（2008）依次运用国际收入比例法,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及改进的马丁法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目前最低工资标准偏低,难以维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他认为政府应该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17]。贾朋和张世伟（2013）引入溢出效应分析法,发现通过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工资有了明显的溢出效应[18]。王梅（2010）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数据分析,发现适度增长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城镇就业[19]。国内学者也对研究上海市工资标准的合理性问题进行了研究[20]。
（2）处于温饱线水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简称温饱型最低工资标准）=（生存线+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1-a）*人均赡养系数/12*工资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3852.8+535.5+681.5+286.1+435）/0.518*1.90*（14400/20204）/12=1262元/月。
其中，I代表收入，Pi代表商品的价格，Qi代表对商品的基本需求，Yi代表消费的商品数量，ai是加权参数，代表消费者在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后，余下的可支配收入用来购买商品的意愿程度。若ai≺1则消费者有存款；若ai=1，则消费者没有存款。将（1）式变形为：
=（3852.8+535.5+681.5+286.1+435+496）/0.438*1.90*（14400/20204）/12=1620元/月。
3、北京市2007～2016年的计算结果
预制性词块教学法的重点是培养学生构建和应用预制性词块的能力，由于这两种能力与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直接相关，所以该教学法的主要作用也体现在这方面，能有效提升实际的语言交际能力。另外，学生想要构建预制性词块，必须有较强的语感和足够的词汇量，所以该教学法也能反向加强学生的语感，同时增强学生学习单词的积极性。[2]又因为预制性词块的应用与语境有很大的关系，语境是选择预制性词块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学生对语境的了解和感受能力也可以通过该教学法加以提高。综上可知，预制性词块教学法对外语教学的优化作用是多方面的。
理解数学、理解学生、理解教学的水平是教师专业水平和育人能力的集中体现，是提高数学教学质量和效益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有效地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关键.当前的问题，首先是有些教师在“理解数学”上不到位导致教学偏差，机械解题训练成为课堂主旋律，而大量题目又不能反映数学内容和思维的本质，使数学学习越来越枯燥、无趣、艰涩，大量学生的感受是“数学不好玩”.
在这里，X为人均可支配收入；Y1，Y2为每项支出总额（Y1为食品类支出，Y2为衣着类支出，以此类推）；划分商品的需求为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Qi代表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Pi代表商品价格；ai表示消费者意愿，即在消费了商品基本需求量后消费者愿意再次购买该类商品的份额。
表3：北京市2007—2016年三条最低工资线 （单位:元/月）
根据表3绘出北京市三条最低工资线发展趋势。
由图1可得北京市2007～2016年三条最低工资线总体呈上升趋势。
则
目前的治疗疫苗虽然种类繁多，但由于癌变后病情较为复杂、多变，目前的HPV治疗性疫苗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免疫治疗效果。
图1：2007～2016年北京市三条最低工资线发展趋势
因为一个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光包含工薪收入,还包含财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等,因此求出的最低工资水平应再乘以可支配收入和工薪收入之比。
（1）生存线从2007年712元/月上升到2016年957元/月,温饱线从2007年952元/月上升到2016年1262元/月,发展线从2007年1343元/月上升到1620元/月,结果与实际较符合.
（2）在2011—2012年和2012—2013年出现了少许波折。温饱线从2011年1288元/月下降到2012年1201元/月,发展线从2012年1564元/月下降到2013年的1555元/月。因为食物的自发消费在2011年之前很大,且恩格尔系数也高。2011年以后,食物自发消费的下降量比其他项目的增长量要大,所以恩格尔系数降低,所以导致最低工资生存线水平最大程度降低。这也说明,居民其他消费项目与居民收入之比在提高,食品支出与居民收入之比在下降,社会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
（3）2008—2009年,生存线、温饱线有下降趋势,发展线变化不大,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变缓,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而北京市实际最低工资标准在2009年与2008年保持一致,这和计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大多采用招标的形式进行，竞标成功的单位就会成为项目法人，需要对该项目全权负责，而针对该项目，企业法人进行合作的其他单位如监理、施工、设计单位等等参与各方则按照合同所述，对各自的版块负责。质量监督机构代表政府对工程参与各方进行监督和指导，时刻获悉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情况。该单位的人在常常在该项目中与法人单位的负责人共同工作。
（二）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性检验
1、三条最低工资标准线与社会平均工资的适度性检验
由表4可得,北京市2007—2016年近十年生存型最低工资标准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在10%～20%之间,温饱型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在15%～25%之间,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在20%～40%之间。国际上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占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为适度最低工资标准,所以目前北京市的三条工资线都还没有达到标准,最接近国际标准的是发展线。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取发展线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衡量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工资水平,向国际公认标准靠拢。
表4 ：2007—2016年三条最低工资标准线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
2、三条最低工资标准线与人均GDP的适度性检验
由表5可知,北京市2007—2016年近十年生存型最低工资标准占人均GDP的比例在10%～15%之间,温饱型最低工资标准占人均GDP的比例在10%～20%之间,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占人均GDP的比重在15%～30%之间。而国际上公认的适度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在占人均GDP的38%左右,所以目前北京市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三条工资线都还没有达到标准,最接近国际标准的是发展线。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取发展线工资并加以提高,从而向国际公认的38%目标靠拢。
目前国内外均没有非洲猪瘟疫苗，也无治疗药物，不能进行疫苗免疫和药物治疗。一旦发病，只能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主要原因是非洲猪瘟病毒基因型多样，病毒结构蛋白复杂，能在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内复制，具有宿主免疫逃避等特点。
表5：2007—2016年三条最低工资标准线占人均GDP的比例
3、三条最低工资标准线与最低生活保障的适度性检验
由表6可知,历年北京市生存型最低工资标准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左右,温饱型最低工资标准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2倍左右,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倍左右。我们知道国际公认适度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维持在占人均GDP的38%左右。因此,如果一个家庭只能靠一个家庭成员的工资维持生活,那么生存型工资最低工资只能维持包括劳动者在内的1.5个家庭成员的生活,温饱型最低工资只能维持包括劳动者在内的2.2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发展型最低工资能维持包括劳动者在内的3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因此,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更适合作为最低工资标准适度性的衡量标准。
表6：2007—2016年三条最低工资标准线占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比例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是最合适的。因此,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以发展型最低工资为基准,在此基础上依据社会发展水平适度提高,这样制定出的最低工资才是最适度的。
四、北京市现行最低工资标准适度性存在的问题
（一）最低工资标准与标杆相比水平偏低
1、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占社会平均工资比例偏低
图2：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比例
北京市最低工资近十年来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然后趋于平稳的趋势。2007～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下降明显,2009年后才开始上升,直到2011年上升到25%,之后几年一直保持25%左右。然而国际上认为适度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保持在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之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离国际水准还有一定距离,所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占社会平均工资比例偏低。
2、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占人均GDP比例偏低
专名屈折变化之非本真性的意义在于殊相相对于语言的独立性：虽然我们对语言的不同使用方式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对象，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殊相可以被视为语言不得不原封不动地接纳的前语言“自在客体”，而作为其语言上的对应物，本真专名在充当句子之专名时在很多语言中都不经历变化。
由图3可得,北京市近十年最低工资占人均GDP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最高为2016年的21%,而国际上认为适度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维持在占人均GDP的38%左右,离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占人均GDP的比例偏低。
图3：最低工资占人均GDP比例
3、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比偏低
图4：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比
由图4可得,北京市2007～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比的趋势和最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的趋势大体相同,受金融危机影响,2007～2009年呈下降趋势，下降到1.95,之后两年开始回升到2.42,2011年过后开始趋于平稳。2009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2倍左右,这意味着:一个人领的最低工资只能养活不到两个人,即使最高的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为1980元/月,低保标准为800元/月,一个人领的最低工资也只能养活不到三个人。话句话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三口人,那么这个家庭领取低保金也比依靠一名劳工赚取最低工资多。所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比偏低。
（二）最低工资标准与测算出的工资线相比偏低
图5：2007～2016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与测算的工资线比较
由图5可以看出，2007～2011年最低工资标准略低于温饱型最低工资，2012～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略低于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2015～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超过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研究论证了最低工资标准应以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为制定依据，通过分析近十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与三条工资线的对比可得，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越来越向发展型最低工资标准靠拢，说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政策在慢慢完善,但最低工资标准与测算出的工资线相比还是偏低。政府应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最低工资调整幅度，以期使最低工资的调整在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20]。
五、结论
研究发现,将北京市近十年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低保线、人均GDP以及测算出的三条最低工资线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得出：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占人均GDP以及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偏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比偏低。但近十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在不断提高，前几年不断向温饱线靠近,到后来向发展线靠近，直到近两年超过发展线，并在逐步提高，说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越来越合理。但与社会公认标准还有一段距离，还需继续向国际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张西业,程名望.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合理性——基于最低工资收入者角度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4(10)：12-17.
[2]李艳,韩兆洲.最低工资标准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广州、佛山、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比较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11)：58-64.
[3] 周申,何冰.贸易开放、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非正规就业——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8,(3)：118-126.
[4] 张军,赵达,周龙飞.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就业正规化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7(1)：81-97.
[5]李 艳,韩兆洲.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我国四大一线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测算与比较[J].西北人口,2012(3)：114-119
[6]Cubitt RP,Hargereaves HSP.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J].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46(46)：135-157.
[7]Christopher J,Flinn. Minimum Wage Effect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under Search, Matching, and Endogenous Contact Rates [J].Econometrica, 2006, 74(74)：1013-1062
[8]Agenor P R,Aizenman J.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with Segmented Labor Market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nomics,1994,58(2)：277-296.
[9]Stigler G J.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6, 36：358.
[10]MincerJ.Un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s [J].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 1976, 84(4)：87-104.
[11]Gindling T H,Terrell K. Minimum Wages,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Honduras[J].World Development,2006,38(6)：908-918.
[12]Alaniz E,Gindling T H,Terrell K.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on wages, work and poverty in Nicaragua[J].Labour Economics,2010,18(6)：S45-S59.
[13]Miiller K U,Steiner V. Would a Legal Minimum Wage Reduce Poverty? A Micro simulation Study for Germany [J].Electronic Journal,2008, 18(3).
[14]SenA,Rybczynski K,Wall C V D. Teen employment, poverty, and the minimum wage： Evidence from Canada[J].Labor Economics,2016,18(1)：36-47.
[15]韩兆洲,安宁宁.最低工资与经济增长：一个新理论模型[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8,(7)：48-51.
[16]盛龙飞.最低工资的价格传递效应——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城市问题,2016(4)：47-53.
[17]蔡火娣,韩兆洲.基于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最低工资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6)：38-40[18]贾朋,张世伟.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溢出效应[J].统计研究,2013(4)：31-36.
[19]王梅.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J].开放导报,2008(2)：41-45.
[20]王于鹤.最低工资标准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关系的实证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4)：73-75.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71138）
中图分类号： 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7X（2019）01.0096-06
标签：最低工资标准论文; 适度性论文; ELES模型论文; 北京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