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当代论文,在日本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学交流一直是一种重要的媒介。近年来中国政府特别强调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希望中国文化能够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能够吸引世界范围的读者，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国际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环节。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是唯一的走向国际的渡水之舟。
这些文化交流之中，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在中国的历史中，日本是与中国交流最早的国家，文化自然也是最早的交流项目，尤其是文学领域，两国的影响与融合已毋庸置疑。如，在中国很受欢迎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在中国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影响。而早期近代中国进入日本的作品也同样受到了日本读者的好评，如鲁迅的译作及相关研究非常之多，像这样对于两国的文学都起到了融合和提高的作用。但近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交流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据图书出版业的一位学者的统计说明中国图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以日本东方书店为例，日本东方书店是专门经销中国主题图书的书店。截止到2010年东方书店的销售额是没有增长的。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作品相关的书籍占总书籍的比例来看，从1982年的50%下降到了2006年的33%。这一数据说明日本对中国主题图书的需求逐年减少。而这种情况与日本图书在中国的市场反映截然相反。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的文学停滞不前所导致的；也有人认为，是两国读者的观念差异导致的。笔者认为都不尽然，而是中国文学的译介水平和能力跟不上脚步，不能将中国文学内涵和独特的魅力真实完美地呈现给外国的读者，也就是说，翻译者的水平和修养亟待提高，以适应当今时代的日本读者。事实证明，如果有了好的文学作品，照样可以受到良好的交流和公平的赞赏。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外界对他的获奖褒贬不一，但从其作品征服了诺贝尔奖评委的角度看，莫言的作品肯定有其独特的风格与作用，他的获奖对于中国文学是有重要启发和意义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这样评价：“莫言的作品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美大文豪马尔克斯，联想到他是在模仿马尔克斯的作品。但实际上，莫言不是模仿马尔克斯，莫言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在结合幻想和现实方面他甚至超越了马尔克斯。”显而易见，这次获奖莫言除了在欧美国家证明其文学实力以外，在东亚、特别是在日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日本知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曾提到：“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可见，莫言及其作品在日本的文学市场是有一定的实际影响力的。那么以莫言作品为首的其它的中国当代小说在走向东亚邻国日本时是何种情况？有哪些译介形式推动了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发展？在译介中遇到过何种障碍？其原因笔者将在下面给予阐述。
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主要是通过报纸、文学杂志、评论及研究会的刊物进行介绍的。这其中介绍中日优秀的当代文学，贡献最突出的是中日现代文学翻译会。他们早在1987年就出版创刊号《季刊中国现代小说》，重点介绍并翻译“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前后共介绍了一百四十多位作家，共三百二十多篇作品。其次还有中国文艺研究会、东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会，关于这些研究会的情况在谷川毅《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中有了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本文将主要参考《中国新时期文学日译一览》进行译介内容的考查。《中国新时期文学日译一览》收录了1976年至2007年之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有作品，其中汪曾祺、余华、格非、迟子建、池莉等都超过10篇以上。从这一结果看，翻译刊载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作家的作品：史铁生、铁凝、王安忆等知识青年作家，余华、苏童等先锋派作家，还有迟子建、池莉专注于乡土写作的女性作家。这一数据与中国当代小说翻译会译介的作品比例相似。在这里我将以其译介的作品对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内容作以简要的归纳。
在中国当代小说翻译会的刊物《季刊中国现代小说》中介绍最多的是史铁生的作品，他也是翻译会成员中非常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刊物中所介绍的主要是他因下身瘫痪回到北京之后生活的所感所想的作品，以及描述抽象世界的具有哲学思想的哲理小说。除了史铁生以外，本刊还介绍了其他“知识青年作家”，如梁晓声、朱小平、韩少功、王安忆、铁凝等人的作品。
紧随其后翻译比较多的是残雪的15篇作品，翻译会的译介者比较注重残雪那种描述噩梦般的幻想世界的独特的写作风格，尽管这种写作风格在国内褒贬不一，但在国外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属于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红”现象。她的作品很有风格，比如描写因他人侵害而造成的自身的恐惧的《苍老的浮云》，描写因充满恶意与不信任而导致小镇崩溃的长篇小说《黄泥街》等，已经由该刊在日本发行了单行本。还有20世纪90年代后的作品《匿名者》、《新生活》等，通过淡淡的叙述来表现潜藏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安的作品也非常有效果。
史铁生、残雪之后就是汪曾祺、苏童共9篇，和迟子建的8篇作品。汪曾祺是该刊作介绍的中国作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他在西南联合大学时代师从沈从文，“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时期文学”时代，其作品充分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比如《安乐亭》中，白描了一群聚集在公园旁边食堂的熟客的状态；描写水果店与画家之间心灵的交流的《鉴赏家》等，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那娴熟的笔致和独特的叙述能力。该刊也介绍了其他“先锋派”作家如苏童、余华、格非的作品，其中苏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是公认的短篇小说达人，其选择的题材比较多样同时构思非常巧妙。比如讲述幼年时代(文革时期)痛苦回忆的《伤心的舞蹈》；通过解开回忆不出如何烫伤之谜的《烧伤》；描写因不愿火葬而借孙子之手把自己活埋的、一个老人的故事《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描写高官夫人与邻居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故事《人民的鱼》等，都深深地吸引着翻译者。
黑龙江的迟子建，武汉的池莉、方方，上海的程乃珊、陈丹燕等女性作家都是扎根于乡土，描述当地风土人情的小说家。迟子建是黑龙江出生的女性作家，描写在北方的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儿时记忆的作品非常有魅力，以故乡的风景及家人为题材的《原风景》等，这些作品属于乡愁系列；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花瓣晚宴》；描写老人与爱马之死的《老夫妇与爱马》等近作都略带伤感。另外，还有强烈地讲述女性自我意识及同性爱的陈染、宣扬女权主义的林白也在本刊中有所介绍。这些女作家在文坛上的活跃，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形成了当时文坛的一大特点。
除了上述这三大类作家的作品以外，还介绍了包括陈染在内的一些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的作品。男作家中有韩东、朱文、李冯、毕飞宇等。这些作家都跟南京很有渊源，有些本身是南京人，有些曾在南京进修过文学，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偶然现象。
新生代之后介绍的1970年后出生的女性作家，即“美女作家”的作品。其代表人物是卫慧，代表作《上海宝贝》；描写家庭教师与女学生恋爱的《黑夜温柔》；描写深夜广播节目制作一位女性导演的日常生活的《向日葵》等。除了卫慧以外，还介绍了朱文颖、戴来、金仁顺等作家。日本刊物在译介内容上的另一个特色是坚持介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比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回族作家阿来等。
此外，日本的翻译家也注意到了中国当代80后90后的作品，通过翻译其中比较受欢迎的小说作品，向日本介绍当今中国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与生活状态，其中翻译家泉京鹿翻译的80后新人作家田原、郭敬明的作品在日本受到了一定的关注。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受容情况日本专家也进行过调查。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副教授青野繁治，通过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等刊物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是请被调查人写出从1976年到1996年之间在中国发表的文学作品中印象最深的5篇作品的题目。有31位日本汉学家对此进行了答复，结果如下：
一、受欢迎的作家
8(票)：刘心武、余华
7(票)：王蒙、谌容
5(票)：莫言、张洁、王朔、北岛
4(票)：史铁生、张贤亮、郑义
3(票)：残雪、冯骥才、格非、贾平凹、王安忆、张抗抗、张弦、陈凯歌
二、受欢迎的作品
4(票)：《红高粱》(莫言)、《人到中年》(谌容)
3(票)：《回答》(北岛)、《班主任》(刘心武)、《顽主》(王朔)、《夏》(张抗抗)
三、受欢迎的作品最多的作家
6篇：王蒙、余华
5篇：刘心武
4篇：谌容
3篇：北岛、冯骥才、格非、史铁生、王朔、王安忆、张洁、张贤亮、郑义
根据以上问卷结果，青野繁治分析了几个情况：
首先，最受欢迎的刘心武、王蒙、谌容这三位的作品中都有一些具有冲击力的内容，因此给日本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另外，受欢迎的作家之中，关于余华和王朔，没有集中于一两篇作品。可见作品质量普遍都维持在比较好的水准，但没有特别让人记忆犹新的，有突破性的作品。其中确有几篇作品得到过很高关注，但其原因是来自电影化的影响。比如《红高粱》、《人到中年》。还比如有汉学家在答复时，既写了史铁生的原作《命若琴弦》，也将陈凯歌导演的电影版《边走边唱》列举上去。甚至有学者写出了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电视剧版。由此可见，电影和电视剧对于日本读者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其次，从资料上看，总体印象是“扩散化”。除了受欢迎的十几名作家之外，还有60名作家的名字都有出现，只是次数很少。其原因大概是新时期作品太多，即使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能看到的作品还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按照自己的读书经验，有意选择一些过去印象比较好的作家的作品看。有的人索性不看别的，只看自己专门研究的作家的作品。另外，还有日本研究者之中的一般的倾向，就是对于已经有别的人深入研究过的作家，敬而远之，想开拓一些新的作家。再次，从文学的形式看，受欢迎的以小说为最多，其中长篇占的比率不高，中篇和短篇的比率高一些。投票诗人和戏剧家的基本上都是在日本专门研究诗和戏剧的。
最后，在这个调查中看出，女性的答复者，大部分都写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这次调查中，张洁、残雪、王安忆最受女读者的欢迎，其他女作家也是女读者提的名。可见，女读者(女研究者)对于女作家的关心之高和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之发展。
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推介，不能不提到一位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此的旅日学者毛丹青，多部作家的作品经由他推荐在日本出版发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时，曾提到“一般作家的作品在日本的发行量是2000册到3000册，说明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日本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几乎和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情况是类似的。杭州师范大学王侃教授在其论述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地区的译介情况时提到，之所以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深入美国社会，是因为“在那样一个文学的等级秩序里，他们没有向中国文学求教的愿望与必要”。
笔者深以为然。日本著名汉学家关根谦在论及中日当代文学时曾谈到“有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日本提到中国当代文学都会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地域的特殊文艺。普通日本读者在阅读中国文学时，就像透过一种滤光镜来了解中国的”。也就是说，尽管这20年来，不断地有中国当代文学被译介到日本，尽管一些作家，如莫言、余华、史铁生在日本文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几千册的销路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深入到日本普通读者中，那么其中的阻碍出现在哪里呢？
这种阻碍细究下来，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翻译的问题。只要是翻译就会出现流失现象。文学翻译中最困难的是在语言风格的保留及对翻译的节奏和音乐感的处理上。格式塔心理学中曾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即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在语言现象中，整体多出局部的部分就是语言风格，或者说是一种语言情绪、语言的节奏。有了这些才使语言更加生动，才使得读者有代入感，产生“共鸣”。所以是否翻译得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译者的译作能力、语言修养及美学意识。正如许钧教授在谈到作家与翻译者的关系时所说过的“一个好的作家遇上一个好的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如安徒生遇到了叶君健，罗曼·罗兰遇到了傅雷，莎士比亚遇到了朱生豪。村上春树遇到了林少华，莫言遇到了吉田富夫，余华遇到了泉京鹿。翻译家和作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文明与另外一种文明的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肯定会产生误解，即误译的产生。但这种误解是必然会存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说明了对误译研究的重要性。中国作家毕飞宇曾就译介问题谈到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文学面前，感性是重要的，在感性的能量的鼓动下想象就有了翅膀，起码知道往哪里飞”。翻译中所产生的“误会和冲突将诱发想象，最终能促成理解，我始终认为只有艺术、艺术想象可以抵达文明的神秘地带，彼和此都是这样”。从毕飞宇的话中可以看出翻译的重要性。尽管会产生误译，但如果能够保有语言的风格和节奏感，能够有强大的写作能力，那么会使与另外一种文明的对话变得容易很多。因此翻译的选择对进入日本的中国当代小说能否很好地被推介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是部好小说，但在日本市场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翻译者是一位在日本的老华侨，由于日语水平的原因没能与小说相匹配，因而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
其次是日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仍然是在题材上有选择的翻译。从阎连科的《丁庄梦》在日本产生的反响可以窥见一斑。因阎连科的《丁庄梦》涉及的话题敏感，所以2006年在中国出版后就被禁止再版了。此消息一出，日本在2007年初推出了日文版《丁庄梦》，初版1万册迅速告罄。第二版紧接推出。不仅如此，在网络上甚至还有日本博客为他推介。后来日本又把《丁庄梦》译成盲文出版。日本汉学家谷川毅用“震惊”来形容这一事情。之所以震惊，是因为除了鲁迅、老舍等经典作家作品以外，被译成盲文的中国作家少之又少。但此书并未被归类至外国文学类别中，而是放在了外国概况的纪实报道类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文学性上，而是看到了中国当代小说中投射出的社会现状，这才是他们感兴趣的。他们认为在这些被禁的小说中看到了真实，了解了真实。不管小说中的故事是否与现实真的一致，这些小说满足了他们的“偷窥”心理。而这种“偷窥”心理实际上众人皆有，但日本读者这种对“禁书”的痴迷，反映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是腐朽刻板的、是一直与丑行作斗争的社会。基于这种想法决定了对中国当代文学题材的有选择性的翻译。
最后不能不提到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日本民族在亚洲国家的“文化优越感”对于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推介产生的阻碍作用。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民族骨子中的“优越感”从萌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不断地得到强化，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时，都未能有所抑制。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极力鼓吹在亚洲自身民族是最优秀的。极力地推动自己“脱亚入欧”，虽然其结果导致了军国主义的极力鼓吹，最后将日本推入了战争的深渊，但其“优越感”始终存在。“在不少日本人的意识里，认为自己的作品比较优秀，提到中国确实有许多日本人持有居高临下的观望态度”。和日本学者谷川谦在《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谈到了一位日本有名作家评论中国作家作品的某些说辞。这位作家针对关根谦所翻译的格非作品所写的书评中提到“在中国小说中不期待欧美风格如此浓厚的作品”。从他的话中可以读出日本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和距离感。
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情况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正如一些学者说的“文学传播永远不会只是文学自身的命题，一切都要以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力量来支撑的”，在中国当代小说所体现的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跨越国境的过程中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取决于国力的强盛以及作家的心态。文学的交流是双向的，尊重读者的取向，认识自身的差距及平和的心态，是中国当代小说走出国门需要注意的。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在日本产生了两个连锁反应。一是关于中国文学的书卖得好了，另一个就是日本开始关注莫言作品的“文学性”了。莫言得奖当日，日本电视台不再反复从莫言小说中寻找中国当代社会的腐朽，而是从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角度，对其文学性进行了讨论。就如德国当代文坛大家马丁·瓦尔所说，莫言的“获奖毋庸置疑，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家，可与福克纳比肩……德国社会需要改变对中国的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中国有句俗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如果你的“酒”好，何怕“巷子深”呢？何况也许“巷子”并不深。可以说莫言的获奖打开了一扇窗，使日本及世界的读者更加注意中国文学及中国的文学动态，使中国与日本及世界的文学交流更加顺畅。
总之，中国的文学与日本的交流依赖于很多途径，但最重要的是译介家的水平和能力，解决语言风格的保留、翻译的节奏以及音乐感的处理等问题，开拓出一条坚实宽阔的“文学途径”，如果有好的作品，再加上准确完美的翻译，就会乘着这条不可选择的“渡水之舟”，载着中国“文学硕果”驶向东亚驶向世界，让中国的当代小说继莫言之后打开更多扇“窗”，促进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并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作家、翻译家的水平的提高，中国文学的跨境之路会越走越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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