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道德状况及其引导对策——以上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道德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我国目前有1.2亿农村人口在城市务工，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400万～500万人的速度增加。全面了解和把握城市流动人口的道德状况，加强城市流动人口道德建设，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我们从2006年起组织一批中青年学者和部分研究生，就上海市流动人口的道德状况展开调查。课题组草拟了调查提纲，设计了调查问卷和主题座谈会，利用暑期和节假日，通过填答问卷、个案访谈、座谈等形式，对上海市流动人口道德状况的调查全面铺开。在调查中，我们采用聚类抽样的方案，首先把上海市流动人口分为5类人群：城市专业技术与管理流动人口、城市第二产业（建筑、制造业）流动人口、城市商贸与服务行业流动人口、城市无业（盲流、零工、乞丐等）流动人口和城市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成立5个调查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样本设计总量为1600份，收回样本1476份，经复核，最终确定有效样本1412份。在问卷设计和调查中我们坚持全面性、代表性、客观性、定量化原则，力保调查数据的科学性。
本次调查研究的重点在于：了解和把握上海市流动人口的道德状况，探讨提高城市流动人口道德素质的对策。
一、上海市流动人口日常生活伦理调查
1.上海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伦理调查
（1）夫妻关系
我们首先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在回答“您若已婚，您对丈夫／妻子感觉如何”时，分别有23.9％、39.8％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满意”和“基本满意”，仅有8％的选择“不满意”，满意度超过了60％。考虑到这一群体文化程度、生活经历、价值观念的差异，在判断满意与否时的尺度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从“能将就过”到“合得来”再到“和谐美满的性生活与感情”，各种婚姻质量标准均有可能存在，因此这里的满意、比较满意有很大的模糊性。但毕竟是一种和谐的婚姻状态，因此，上海市流动人口夫妻关系比较稳定的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
然后我们调查了影响夫妻关系和谐的因素。在回答“您认为影响夫妻感情的主要因素是（1项～2项）”这一设问时，5个选项“爱情”、“收入”、“孩子”、“性生活”、“理解信任”中分列前三位的是“理解信任”（52.6％）、“收入”（30.9％）和“爱情”（22.2％）。“理解信任”高居第一的可能解释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每个人的交往面都在拓宽，每个人与异性交往成为必需，异性间接触的机会与日俱增，受到的诱惑也日益增多，加上这一群体夫妻分居现象较为普遍，如果夫妻间缺乏理解和信任，将会严重影响夫妻间的感情，正如豪厄尔所提醒人们的：“一旦疑心从前门走进，爱情就会从后门溜走。”[1](P273)希望自己的配偶理解信任自己，是保持夫妻贞爱的重要前提，它的重要性在上海市流动人口看来是第一位的。“收入”越过“爱情”位居第二，折射出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上海市流动人口的重大影响，他们的物质需求日益增长，对收入的多少日益关注和在意，成为影响他们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
（2）性爱观调查
性爱观是人们对于性和爱情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生观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表现。
我们首先对爱情这一话题展开了调查。调查显示，只有一半的上海市流动人口相信有真正的爱情（50.9％），15.6％的不相信爱情，认为“一切都只是逢场作戏”，33.5％的认为爱情敌不过金钱。一般认为，爱情虽然有生理基础，包含着人的自然属性，但爱情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在于两性在性格、情趣等方面的相互爱慕之情，以及精神和感情的融合。接近一半的上海市流动人口认为爱情是“逢场作戏”、“敌不过金钱”，揭示了西方性观念、拜金主义对他们爱情观的巨大冲击。
然后我们对对待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的态度进行了调查。通过设问“您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否可以接受”，有63％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了“可以”，37％的选择“不可以”，两个答案相差比较悬殊。从中可知，上海市流动人口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是较高的，传统性爱观中的贞操观已逐渐被人们淡化。通过设问“某人在家有老婆／老公，但您发现他／她在外面还有情人，您怎么看”，我们了解到，有53.5％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了“这样不太好，不能做对不起老婆／老公、孩子的事”，25.7％的选择了“这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应该坚决阻止”，只有20.8％的选择了“很正常，这样的现象见多了”。这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对婚外恋的宽容度是较低的。关于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很高，可能的解释是，上海市流动人口由于身处大城市，受现代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熏陶，对于一些有违传统婚恋道德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理解。并且我们发现，随着年龄的降低，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在升高，选择“可以”的比率18岁以下的高达83.3％，18岁～29岁的是65.3％，30岁～39岁以及40岁及以上的分别是62.5％、55.6％。这些数据说明，年龄越大受传统婚恋观影响越大。对婚外恋的宽容度很低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婚姻责任感强，对配偶、孩子的责任感超出了性和爱，显然受中国传统婚恋道德影响较深。
2.交往伦理调查
（1）择友标准
每个人在选择朋友时，都有自己的标准，有的看重文化因素，有的看重伦理因素、气质因素，还有的看重社会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细分为9个选项，让被调查者作出选择。结果表明，上海市流动人口的择友标准中，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坦诚（19.5％）、文化修养（18.1％）和讲义气（15.5％）。坦诚和讲义气是伦理因素，文化修养是文化因素。将9个选项加以集中考虑，则排序如下：伦理因素45.9％（坦诚＋讲义气＋正直）占据优势地位，文化因素28.1％（文化修养＋才能）其次，气质因素17.2％（幽默感＋豪爽）和社会因素8.8％（钱财＋权位）所占权重较小。显然伦理因素是上海市流动人口择友时放在首要位置加以考虑的，对于具有悠久伦理传统的中国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传统伦理文化早已沉淀在民族心理深处。
（2）友情与其他伦理准则的冲突
友情看重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追求情“真”，朋友间因友情而产生强烈的感情联系，这种感情联系具有鲜明的感性特征，当其与其他伦理准则（如不伤害他人）冲突时，很可能基于感情冲动而破坏其他伦理准则。我们设问“假如帮助一位朋友做某事必定伤害一个无辜者，您会怎么做”，接近90％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不帮助朋友，仅有10.9％的选择“帮助朋友”，把不伤害他人这一伦理准则放在友情之上。可能的解释是，这一设问仅是态度调查，不涉及行为，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完全有可能存在言行不一的情况。
3.职业伦理调查
（1）守时观念
对“单位开会是否迟到”的调查显示，63.9％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从不迟到”，有29.3％的选择了“偶尔迟到”，只有6.8％的会“经常迟到几分钟”，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在遵守单位纪律方面比较自觉，守时观念较强。通过交叉分析我们发现，不同性别的上海市流动人口在是否迟到方面存在差异，“经常迟到几分钟”的男性高于女性，分别是8.4％、2.5％，“偶尔迟到”的女性要高于男性，分别是32.5％、22.9％，这些数据不能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守纪，但是可以说明女性比男性更注重自己在单位里的形象，因为经常迟到终究会损害自己在同事心目中的形象，而对于偶尔迟到，社会的宽容度较高，一般不会损害迟到人的形象。
（2）顾客是谁的上帝
我们设问“在‘服务好顾客’、‘和老板处好关系’两者中，您认为哪个更重要”，回答“服务好顾客重要”的只有6.8％，而回答“和老板处理好关系重要”、“服务好顾客就是为了让老板高兴”的占据33.2％。虽然选择“两者都很重要”的比率达到60％，但考虑到这一折衷选择的复杂心态，在上海市流动人口中真正信奉“顾客就是上帝”的人很少，在他们看来，顾客是老板的上帝，自己为老板打工，因此老板的上帝才成为自己的上帝，当要得罪老板和顾客中的一位时，得罪顾客是不二的选择。这一现象说明，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重人情等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在经济生活中还在发挥作用，距离现代经济伦理理念的普遍确立还有一定差距。
二、上海市流动人口公共生活伦理调查
1.上海市流动人口公德意识调查
人们践行道德行为，首先要有道德认识，道德认识的高低，对于道德行为的实践具有直接的影响。遵循社会公德，首先就要有公德意识，公德意识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公德水平的高低。
我们列举了社会公共生活中13种常见的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包括：“坐公共汽车不买票”、“偷税漏税”、“在广播电视上讲假话”、“践踏公共草坪”、“随地吐痰”、“在公共建筑物上刻画”、“在公共场所吸烟”、“吸毒”、“在公共场所乱丢垃圾”、“用高音喇叭招徕顾客”、“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好处”、“私拿公共财物”、“闯红灯”，然后要求上海市流动人口从中选出可以理解的行为，结果位列前四的是“在广播电视上讲假话”（27.8％）、“用高音喇叭招徕顾客”（19.6％）、“闯红灯”（19.6％）、“在公共场所吸烟”（14.9％），位列后四位的是“在公共建筑物上刻画”（1.5％）、“吸毒”（3.6％）、“私拿公共财物”（4.6％）、“在公共场所乱丢垃圾”（5.2％），另有36.7％的上海市流动人口认为均不可理解。这些数据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有一定的公德意识。尤其是对于上述公共生活中已经被视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36.7％的能够把它们列为不可理解，实属难得。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毕竟还有不少的人认为“在广播电视上讲假话”、“用高音嗽叭招徕顾客”、“闯红灯”、“在公共场所吸烟”这些日常公共生活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分析可以理解的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排序，可以发现，上海市流动人口对于那些能够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直接损害的行为倾向于不可理解，如“在公共建筑物上刻划”、“吸毒”，而对那些给自己或他人可能带来间接损害的行为倾向于可以理解，如“在广播电视上讲假话”、“闯红灯”，这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在进行公德教育时，要尽可能地增强其直观性、具体性、现实性，切忌抽象和空洞说教。
2.上海市流动人口一般公共生活伦理现状调查
（1）遵纪守法
对于“过马路的时候，很多人闯红灯，您会”的设问，57.6％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听从协管员指挥”，33.7％的选择“随大流”，仅有8.7％的选择“劝阻闯红灯的人”。联系到前述对违反社会公德行为是否可以理解的调查，19.6％的对“闯红灯”选择了可以理解，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在是否闯红灯上从众意识强（“随大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意识（“闯红灯”可以理解）和自我约束能力差（“听从协管员指挥”）。
在回答“您在路边设摊卖水果，收入令您满意，但是管理人员不允许，您怎么办”时，近70％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想办法继续设摊，其中30.9％选择“换个地方”，15.4％选择“偷偷做”，还有14.3％的选择“贿赂管理人员”。这说明有些流动人口守法意识淡漠，并且有违法倾向。
（2）对待陌生人的态度
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人的道德状况。
在回答“您在与陌生人交往时的心态是”时，8.2％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去关心他，帮助他”，15.3％的选择“防被欺”，23.5％的选择“无冤无仇的，别坑人家”，42.6％的选择“先弄清其为人，再确定自己的态度”，9.3％的选择“井水不犯河水”，1.1％的选择“坑他一下没关系”。上述数据说明，处于伦理中间地带的人占据绝大多数，具有博爱精神和极端自私自利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都不多，因此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方面，更多地要依赖于具体情境，42.6％的选择“先弄清其为人，再确定自己的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结论。需要注意的是，有15.3％的选择“防被欺”，这是一种防范心理，不利于博爱精神的培养，应引起伦理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还有23.5％的选择“无冤无仇的，别坑人家”，反映出较强的同情心理，这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密切相关，是其在民族心理中的沉淀，应予以充分挖掘并发扬光大。
（3）助人精神
如前所述，对陌生人是否关心和帮助取决于伦理状况和具体情境，当具体情境告诉人们陌生人需要帮助时，这时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就可以区分出一个处于伦理中间地带的人是否具有助人精神。
在回答“您是否经常主动帮助别人”时，分别有21.9％的选择了“经常”，65.8％的选择了“偶尔”，只有12.3％的选择“从不”。这里我们加了“主动”，并且没有设定具体情境，也没有区分“别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朋友，意在调查上海市流动人口日常的主动助人行为的多寡，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上海市流动人口日常的主动助人行为是不多的。
然后我们加了具体情境，从情境中可以看出陌生人需要帮助：“如果您刚刚在公共汽车上找到座位，发现一位孕妇站在您身边，会怎么做”，在回答这一问题时，79.6％的选择了“主动让座”。显然这种助人精神附加了具体情境：第一，陌生人是孕妇；第二，让座与自己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冲突；第三，社会一直大力提倡为孕妇让座；第四，孕妇确实需要帮助；第五，提供帮助的困难不大且代价很小。与前述调查联系在一起分析，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还是具有一定的助人精神的。
（4）见义勇为
作为帮助对象的陌生人比较复杂，但从其权益是否受到不法侵害而分为两类，不具有法定义务的人给予那些其权益正受到不法侵害的陌生人提供帮助，日常生活中把这种行为称为见义勇为。见义勇为相对于助人精神是一种更高的伦理境界，因为它在助人的同时还“制止恶”，其行为基础在于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同情心，与公共生活伦理状况密切相关，公共生活伦理水平越高，见义勇为行为就越多。
在回答“走在路上，如果您看见有小偷扒窃，您会”这一设问时，10.1％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挺身而出，出面制止”，23.4％的选择“视而不见，明哲保身”，42.5％的选择“善意提醒被行窃人”，11.2％的选择“立即报警”，还有12.8％的选择“看其他人怎么做再决定”。“出面制止”和“善意提醒”是直接的帮助，均是见义勇为行为，前者比后者行为更坚决、果敢，顾虑更少。“明哲保身”是一种避祸心态，可能的考虑是自己的救助能力不够、怕惹火上身等。“立即报警”是一种间接的救助行为，其心态可能是一种合理主义的考虑，即保护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看其他人怎么做再决定”是一种观望心态，可能转化为见义勇为，也可能明哲保身，情形更为复杂。
3.上海市流动人口经济道德调查
经济道德主要是调整经济生活中人们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它对于经济行为主体、经济政策均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一般说来，它涉及三个层面，宏观的制度层面、中观的组织层面和微观的个人层面。这里仅涉及微观层面。
（1）竞争与稳定
我们设问“在有不同竞争性与稳定性的工作中，您愿意选择哪一种”，有63.1％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了“竞争激烈、收入较高而有失业危险的”，只有36.9％的选择了“收入较低，稳定而没有竞争的”。调查结果说明，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人们已经从追求稳定的工作成功转型为追求收入高但不太稳定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上海市流动人口不喜欢稳定的工作，而是说收入的高低成为他们首要追求的目标，而收入的高低往往是与竞争的激烈程度成正比的，他们已经习惯了激烈的竞争。
（2）赚钱手段的正当性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谈钱色变，赚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当社会转型后，人们的金钱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赚钱已经成为一个道德上正当的行为。但行为正当并不代表手段正当，“怎样赚钱”仍然涉及到道德问题。调查显示，34.4％的上海市流动人口“不同意”“只要能赚钱，用什么手段都行”的做法，选择“不太同意”的有45.3％，但也分别有15.1％和5.2％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了“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上述数据说明，绝大多数上海市流动人口（79.7％）认为赚钱还是要讲方式的，不能不择手段，但也有20.3％的倾向或完全同意赚钱不择手段，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我们发现，不同年龄段对“怎样赚钱”的看法存在差异，对“只要能赚钱，用什么手段都行”的做法表示不同意或不太同意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相反，对“只要能赚钱，用什么手段都行”的做法表示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可能的解释是：a.不同年龄段的人所受的教育不同；b.对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接受的程度不同；c.对钱的需求大小不同。但具体是什么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性别的上海市流动人口对“怎样赚钱”的看法也有不同。女性对“只要能赚钱，用什么手段都行”的做法表示不同意或不太同意的明显多于男性，前者是90.2％，后者是69％，两者相差20个百分点。可能的解释是，男性赚钱的现实压力大于女性，所以更加倾向于采用不道德甚至违法的手段来赚钱，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社会未能给流动人口创造一个十分良性的赚钱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不道德、违法的手段不仅不能赚钱，而且会付出巨大代价，这一机制的建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3）对利益关系的态度
自“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社会利益分层日益加剧。从中央来说，希望先富带后富，大家共同富裕。然而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的，这两大利益集团在社会资源分配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矛盾，从而一度使两者间的关系紧张化。我们通过调查上海市流动人口这一未富集团眼中的先富者是如何富起来的这一问题，意在揭示上海市流动人口对先富者的态度。
我们列举了导致先富的10种可能的主要因素：“劳动”、“冒险”、“知识”、“经验”、“权力”、“关系”、“机会”、“人品”、“欺骗”、“钻营”，让上海市流动人口作出选择，以回答“您认为先富起来的人主要是靠什么手段致富的”这一设问。我们把“劳动”、“人品”作为道德的致富手段，把“欺骗”、“钻营”作为不道德的致富手段，把“知识”、“经验”、“冒险”作为中性的智力因素，把“权力”、“关系”、“机会”作为中性的社会偶然因素。调查结果排序如下：社会偶然因素（45.2％）→智力因素（36.6）→道德手段（15.6％）→不道德手段（2.6％）。
“权力”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具有深厚权力本位意识的中国，它往往就是资源掌握者和分配者的代名词，因此“权力”常常有一种倾向，即“权力寻租”。“权力”成为致富手段正是基于此。“关系”常常与“权力”、“亲情”、“友情”、“人情”相联系，在中国来说，这些关系往往最终转化为与“权力”的关系。“机会”也是如此，它与“权力”、“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现代伦理观念来讲，“权力”、“关系”和“机会不平等”成为致富手段在根本上是违背社会公正这一基本道德原则的。这样一来，在上海市流动人口眼中，有47.8％的先富者是靠不道德的手段致富的，这一点应充分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4.上海市流动人口环境道德调查
（1）环保意识
保护环境的意识可以从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的态度中加以揭示。我们设问“您在路上看到有人随地吐痰，你的感觉是什么”，有64.5％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了“只是心里觉得这种行为不好，但那是个人的事，我无权干预”，有20.8％的选择“习以为常”，另有14.7％的选择“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对，并上前去提醒他”。我们把“习以为常”作为没有环保意识或环保意识淡漠，把“觉得不好”作为具有环保意识，把“上前提醒”作为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那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上海市流动人口普遍具有环保意识，但环保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加强。
（2）环保行为
在实施道德行为时，有的需要行为人克服一定困难或付出一定代价，而有的只是徒手之劳。对具有一般道德修养的人来讲，困难越小、代价越小，道德行为就越容易被实施。在回答“您在街上边走边吃瓜子，怎么处理瓜子壳”时，有62.7％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放在一起，扔在垃圾箱里”，32.3％的选择“有垃圾箱就扔进去，没有就随便丢”，仅有4.8％的选择“扔在地上”。在回答“您去一家商店买东西，穿过一片公共草坪可以省几分钟时间，您会怎么做”时，有37.1％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不穿草坪”，30.1％的选择“如果时间不紧，就不穿”，26.8％的选择“如果有很多人穿过草坪，就穿”，也有6％的选择了“穿草坪”。数据显示，虽然具有环保意识的上海市流动人口已达到79.2％，但选择“扔在垃圾箱里”、“不穿草坪”的比例却又较低，分别是62.9％、37.1％，说明具有环保意识并不等于会实施环保行为，即“知易行难”。
（3）社会在环保中所肩负的责任
在回答“我们经常使用的诸如电池之类的东西对自然有一定的破坏作用，用完之后您会如何”时，有35.5％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知道它对自然的副作用，但认为社会没有提供合理处理这些东西的途径”，有26.3％的选择“知道它对自然的副作用，但不知道如何处理”，这说明社会在环保教育、设置环保设施方面还做得不够。好在近几年来，上海市政府广为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并广泛设置分类垃圾箱，这将有利于上海市民及流动人口环保行为的实施。
三、上海市流动人口价值观调查
1.上海市流动人口对价值标志的选择调查
不同的价值观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往往通过不同的价值标志体现出来，这些价值标志有：地位、权力、金钱、知识、才能、成就、名誉、德性、贡献等。对这些价值标志进行不同排序，就可以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来。
上海市流动人口在对上述价值标志进行排序时，作为第一选择比例最高的是金钱（21.4％），其次是才能（18.2％），再次是知识（15％）；作为第二选择比例最高的是才能（19.4％），其次是权力（16.7％），再次是金钱（14.5％）；作为第三选择比例最高的是金钱（21.5％），其次是成就（15.1％），再次是地位（13.9％）；综合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金钱（19.1％）、才能（14.3％）、知识（12.2％）。
在第一选择的诸多价值标志中，“金钱”位居榜首，并且在第二选择中位居第三，在第三选择和综合排序中均位居第一，说明金钱在上海市流动人口价值观念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上海市流动人口而言，赚钱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他们背井离乡到大都市上海不是为了别的，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理由就是“淘金”，这是毋庸讳言的，他们追求金钱是无可厚非的。
“才能”紧随金钱之后排在第二，并且在第二选择中排名第一，在综合排序中位居第二，可见，上海市流动人口对才能的重视程度。人的才能高低，是实现个体自我生活价值的重要条件，没有才能，拥有知识也会变得无用，其他的价值标志如金钱、成就、地位、权力、贡献等均可能成为空谈，因此，把才能作为另一个重要的价值标志，体现了上海市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理性认知，也体现了他们对自己才能的提高的强烈渴望。
“知识”又紧随才能之后，并且在综合排序中也位居第三，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对知识也是高度关注的。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科技浪潮的此起彼伏，日益显现出知识对于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要性。拥有知识就等于拥有了其他许多价值标志实现的可能性，才能也往往建立在拥有知识的基础之上，而金钱在现代社会也是需要知识来赚取的。对知识和才能的重视将使上海市流动人口在上海市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成就”在综合排序中位列第四，它充分揭示了上海市流动人口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成就不是轻易取得的，它需要个体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没有进取心、不断地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和超越自我，取得成就，尤其是较大的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上海市流动人口的价值排序中，仅把“地位”、“权力”分列第五、第六位，说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上海市流动人口已经开始远离“等级观念”、“权力本位”，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意识。
“德性”、“名誉”、“贡献”在综合排序中位列倒数三位，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对这些价值标志不够重视。
2.理想与信仰调查
（1）理想
对于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理想问题，我们选择了社会理想进行调查。在回答“您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时，分别有36.4％、37.9％的选择了“很有必要”和“有必要”，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有理想。虽有23.7％的选择“没有必要”、“这是国家的事，与我无关”、“不太了解”，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理想。曾经有段时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理想与信仰缺失的问题，从调查结果看来，至少上海市流动人口的主流并没有出现理想缺失问题。
（2）信仰
在回答“您信仰以下宗教吗”时，74.1％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不信仰宗教”，仅有25.9％的选择信仰某种宗教，这印证了在中国宗教迷信正在较大范围内被打破的事实。在回答“您认为电脑算命是科学还是迷信”时，47％的选择“迷信”，49.7％的选择“两者均有”，还有3.3％的选择了“科学”。选择“迷信”的可能认为，虽然是电脑算命，但终究是算命，人的命是算不出来的，这是封建迷信在现代的新的表现形式。选择“两者均有”的可能认为，算命虽然是迷信，但用代表现代高科技的电脑去算，应该有一定的科学成分。更有3.3％的认为只要用电脑算，那就是科学不是迷信。从上述数据中很容易判断，迷信在上海市流动人口中已鲜有市场，有九成以上的人认为算命是迷信。
3.公私观调查
（1）公益活动
在回答“您参加过哪些形式的公益活动”中，93.3％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都参加过公益活动，所参加过的活动排序是：义务劳动（40.2％）、募捐（38.7％）、义务献血（30.4％）、志愿者（26.3％）、义卖（9.8％），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参加公益活动的积极性还是有的。至于积极性如何、主动性如何，仅从这一调查还看不出来，“参加过”不等于“经常参加”，也不等于“主动参加”。
通过设问“单位组织义务劳动，您会主动报名吗”，我们意在调查上海市流动人口参加公益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结果显示，29.8％的选择了“会”，14.9％的选择了“不会”，大部分（55.3％）选择了“看情况”。“看情况”的心态比较复杂，联系到生活实践，这里更倾向于被动地参加义务劳动，这样，就有70.2％的属于被动参加公益活动，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虽有一定的公益观念，但是自觉性和主动性均不高。
（2）贡献与索取
在回答“您如何看待加班”时，有4.2％的上海市流动人口选择了“单位不要求，自己也经常加班”，这属于公而忘私的人，15.7％的选择了“为了工作可以接受，有没有加班费无所谓”，这属于先公后私的人，62.8％的选择了“我愿意加班，但要有合理回报”，这属于公私兼顾的人，17.3％的选择了“一般不愿意加班，不愿意占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这属于有私无公的人。可以看出，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上，上海市流动人口公私兼顾的占据多数，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占19.9％，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的占17.3％，两者差距不大。考虑到选项中的集体是“单位”，其所有制的属性有全民、集体和私人企业之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是虚假集体，它不能代表集体利益，因此，我们还不能得出流动人口集体观念薄弱的结论。
为了进一步揭示上海市流动人口的集体观念，我们选择了国家这一真实的集体来展开调查。在回答“当听到奥运会上奏响中国国歌时，您会有一种自豪感吗”时，73.5％的选择“有”，22.9％的选择“无所谓”，还有3.6％的选择“没有”，说明上海市流动人口还是有较强的集体观念的。但在回答“如果看到有人践踏国旗，您会制止吗”时，只有49.5％的选择“会”。虽然选择“不知道”的这部分人可能在表达“我没有碰到过，所以不知道会怎么做”，但这对于一个集体观念强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成为问题，因此，可以说上海市流动人口的集体观念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4.幸福观调查
不同的人（群体）有不同的幸福观。影响幸福观的因素很多，我们选取了9个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所看重的方面，要求上海市流动人口对其进行排序。统计显示：作为第一选择比例最高的是家庭幸福（29.7％），其次是事业成功（20.9％），再次是健康长寿和物质富裕（均为16.5％）；作为第二选择比例最高的也是家庭幸福（30.8％），其次是事业成功（24.7％），再次是健康长寿（15.9％）；作为第三选择比例最高的还是家庭幸福（24.3％），其次是事业成功（22.7％），再次是健康长寿（17.7％）；综合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家庭幸福（28.3％）、事业成功（22.8％）、健康长寿（16.7％）。
在影响幸福的诸多因素中，上海市流动人口最为看重的是“家庭幸福”，这与伦理学理论特别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理论是契合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人作为个体，首先是家庭中的个体，然后才是社会中的个体，家庭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家庭幸福与个人幸福紧密相连，没有家庭幸福，往往也没有个人幸福，只有家庭幸福实现了，个人幸福才能实现，或者说个人幸福才是全面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和万事兴”。上海市流动人口把“家庭幸福”列在首位，一方面说明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高度理性，认识到个人的生存、发展、生活价值的实现、个人幸福的取得，都是与家庭幸福密不可分的。
位居其次的是“事业成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契合的。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俗语“成家、立业”，均强调了事业的重要性。同时，事业成功又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指向个人的，从中也体现出上海市流动人口积极进取的价值观。
“健康长寿”和“物质富裕”分列三、四位。如果说家庭幸福、事业成功是追求精神生活的幸福，那么健康长寿、物质富裕则偏向于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幸福不可能是乌托邦式的，仅仅体现在精神方面，缺少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幸福也是不可靠的，物质幸福是幸福的现实基础。上海市流动人口看重家庭幸福、事业成功的同时，也看重健康长寿、物质富裕对幸福的影响，说明他们对于幸福的评判既有理想色彩，又注重现实因素，应当说是合理的、科学的和健康的。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道德建设的基本思路
（1）坚持“群众道德”建设与提升道德境界相结合
人数众多的我国城市流动人口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主体，加强流动人口的道德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基本的、起码的、底线的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契合的“群众道德”建设。所谓“群众道德”，从道德境界来看，社会道德的基础层面，建立在社会大多数成员一般道德觉悟水平基础之上。它不是只有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自觉做到的“英雄道德”，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是经过一定的教育、引导之后可以为不同道德觉悟层次的人们共同接受和认同的道德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民众的行为不能仅靠少数人的“英雄道德”来感召或激励，因为能自觉履行一种超义务或超道德的人总是很少的。“责任外的美德”大多数人敬佩却不可能普遍履行。但是，“群众道德”体现的是人的一种基本道德义务，是“责任内的美德”，凡是努力追求的人都能做到。应该在重点打好“群众道德”教育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我国流动人口和全体市民和公民的道德素质。
（2）弘扬传统美德与培养现代道德相结合
对于加强当代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思想道德建设来说，弘扬传统美德与培养现代道德的结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是以家庭伦理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偏重于个人私德；而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道德，则是以契约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强调社会公德。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注意到了弘扬传统美德与培养现代道德的结合，比如对于敬老爱幼、家族亲人互帮济困等传统美德的表彰，同时我们对城市精神的倡导，则主要是凸显适宜现代公共生活的公民道德。从我们上述的调查来看，所存在的相当多的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把弘扬传统美德与培养现代道德的结合作为思路。
（3）培育群众道德自治组织与加强党政引导相结合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有多种的、多层次的需要，有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我们要鼓励他们为实现自身的需求和价值理想而形成多样的自治组织，通过这些自治组织，把思想道德建设深入进去，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观对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引领和整合，使他们真正成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主体之一；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加强党政的引导。因为没有后者的引导，群众自治组织就有可能由自发而变为失控，因而在思想道德建设上，一方面，群众是实践主体，另一方面，党政是领导的关键。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最主要的是要从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上进行考虑。
（4）重视宣传教育与提供法制保障相结合
城市流动人口思想道德建设要取得成效，必须把宣传教育与提供法制保障相结合。宣传教育是启发自觉，法律制度是强制执行，而遵守道德规范，仅靠自觉是不够的，当不能自觉或不太自觉的时候，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使道德规范由外在的他律转化为自律。道德规范一旦转化为自律，就成为自然习惯，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宣传教育与提供法制保障相结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对一些道德规范进行宣传教育时，要讲清楚其中的法律依据；而在出台一些法律制度的时候，要讲清楚其中的道德根据。这是以往思想道德建设中注意较少，而在今后需要改进的。另外，我们不仅要宣传道德高尚者，而且要通过法律手段来鼓励和保护道德高尚者。
2.具体对策
（1）关于城市流动人口公共道德方面的改善
第一，政府应转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理念和模式。长期以来，政府在思想观念上一直把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社会治安的负面因素，在工作重心上，关心爱护少，限制多于保护，管理多于服务，把管理人员和政府推向了管理对象的对立面，引起了一些流动人口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在中央倡导以人为本的背景下，政府的管理理念应当由“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把流动人口看作一个特殊的群体，特别是看作上海未来发展的新市民，主动为他们提供热情的服务，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其人畅其流、安居乐业。政府要积极建立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他们对上海城市管理的参与程度，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使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到上海城市的大家庭中来，成为上海城市大家庭中的一员。在管理模式上，政府要依托流动人口自治组织，通过他们的互帮互济、自我管理，使广大流动人口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第二，加强社区道德建设，开展流动人口“融入社区、融入城市”的主题活动。一方面，社区的管理者要加强社区道德建设，充分挖掘社区的人文和环境资源，发挥党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弘扬优秀的社区文化和优良传统，培育社区的良好道德风尚，创造良好的社区道德环境。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者要把广大流动人口吸纳到社区道德建设的各项活动中来，通过对社区流动人口的摸排调查和了解，可以将他们按楼组划分为几个小组，选用一些责任心强、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在上海工作时间较长的人担任组长，组织大家参与社区开展的各项活动。同时，可以开展主题为流动人口“融入社区、融入城市”的系列活动，如举办学习班和培训班、开设市民学校和专家讲座、举行联谊会等，为他们解决一些最关心的实际问题，表扬、宣传他们的好人好事，融洽上海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关系，强化他们对本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道德意识，与上海居民一起共同树立社区文明新风，创建美好的精神家园。
第三，大力弘扬传统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意识和宽容精神。流动人口在上海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怕脏、不怕累，用每天长时间的艰苦劳动，不计低廉的报酬，为上海的繁荣和发展贡献着青春和力量。同时，他们来自内地贫苦的农村，身上具有一些朴素的优秀道德品质，如勤劳、朴实、真诚、乐观、坚强等等。因此，我们要在不断提升流动人口文明素质的同时，大力宣传他们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引导上海居民对他们进行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评价，可以通过社区、媒体加强他们之间的互动，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继续弘扬海派文化特有的包容精神，使上海居民以宽容关爱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在各方面给流动人口以伦理关怀，帮助他们尽快融入上海城市社会。
第四，继续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完善公共设施，为社会公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社会公德水平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能否为公共生活提供完备的便利措施。大城市物质条件相对比较富足，因此，要让居民的公德意识提升上去，经济建设不能松懈，大力发展生产力，争取早日建设成国际大都市，这是城市的目标，也是居住在城市中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心愿。全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口流到上海市来，尤其是要把事业和家庭安在上海市，他们肯定认同上海市公共设施建设的相对齐全给个人生活带来的便利，肯定也希望能更加便利。
（2）关于城市流动人口职业道德方面的提高
第一，加强行业自律，为流动人口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
第二，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岗前职业道德培训和“责任管理”。在行业自律机制得到完善和加强、各行业道德水平得到提升的前提下，要重视对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道德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前，在流动人口与用人单位建立比较固定的劳动关系以后，用人单位也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是大多侧重于单位纪律和职业技术的培训，很少有用人单位花时间对他们进行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的教育，且这种教育效果不是很好，往往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服务行业流动人口的道德教育。这方面大致可以有以下途径：一是人才交流中心和中介机构担负起流动人口岗前培训的职责。二是政府可以强化对流动人口道德表现的“责任管理”，探索建立相应的机制。
（3）关于城市流动人口婚恋家庭道德方面的调节
第一，继续充分重视婚恋道德的教育，教育人们在婚恋中增强责任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要教育他们认知：在陌生人社会，在流动人口中，自由应该是个人充分发展的条件，而不是使个人陷入低级趣味的理由。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除了要建设自己美好的两人家庭，找寻个人的婚恋幸福，更要使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有利因子。流动人口应在婚恋中遵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婚恋关系建立的道德规范主要是以下几点：婚姻自主、爱情专一、相亲相爱、彼此平等、爱情永在、家务共担。另外，生活上要相互帮助，事业上相互支持。
第二，必须尽快健全竞争机制，实行公平竞争，克服竞争中的不公、无序、混乱的现象，缓解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压力。相对而言，流动人口生活在一个紧张而心理受压抑的社会环境中，往往会寻找各种途径发泄压力，舒缓精神，最终成为影响婚恋的隐形杀手。当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质量发生改变时，社会道德和道德心理都必然随之发生良性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在既有模式下，采取有效策略，使婚恋双方提高对竞争的心理承受能力，特别是要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在社会竞争的压力面前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以适应社会转型期竞争压力加大的特点。
第三，加强法制建设，对流动人口婚恋行为辅以刚性控制。婚姻道德规范对夫妻起调整双方行为的作用，这些规范昭示社会对婚姻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这种调整、监督功能对文明人而言可以起到较大作用，但对缺乏文明修养和理性控制能力较弱、社会化程度较低的人，其控制功能是十分微弱的。因为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信仰、习惯、传统和教育来实现控制功能的，它是一种软控制，是一种非强制的控制，通过说教和舆论实现功能，有时显得软弱无力。正是道德教育在现实中的缺陷，因此就需要一种硬性约束、强制性控制。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婚姻法的建设和完善，不断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变得十分重要。
（4）关于城市流动人口价值观念的提升
要从市场经济的社会大背景和当今城市流动人口的实际社会处境和特点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价值观念引导，把坚持以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三者和谐统一的“利益兼顾原则”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理论导向。在当今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道德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每个城市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去整体规划，有序推进。在城市流动人口道德建设中要调动各级政府机构、社区、单位、公司等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充分运用电视、网络、广播、报刊等现代大众传媒手段，重视城市流动人口道德价值观念的正确引导，分辨是非，扬善掸恶，彰显美德。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道德建设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道德建设。随着流动人口大量地不断地涌进上海，其道德建设在构建和谐城市的过程中就显得愈益重要，需要引起广泛的重视。
收稿日期：2009-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