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存异”与“趋同”（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理解20世纪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趋势应注意的问题
（一）应该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与历史条件有正确的理解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和演变的主线与核心问题，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地位变化以及相应的理论发展与争论。在过去的20世纪里，沿着这条主线发生过两次换位转变，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小，甚至产生了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不断“综合”、达成一些共识的“趋同”现象。
一般而言，经济思想与学说的变化首先取决于它们所处时代的经济条件，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说，不同的经济思想与学说是其所处历史时代条件的直接产物。当我们试图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时，决不能脱离其相应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现实背景。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经济思潮。不管这两大经济学主流趋向如何转变，归根结底，都是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而出现的，也都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和社会阶级与集团的利益而出现的。两大派别的对立和争论只是形式上的和表面上的，其本质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本质是“趋同”的。
事实表明，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并不是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适当结合，是以市场调节机制为主的二者的适当结合。这种情况表明，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根本倾向在经历两次重大逆转之后，在“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进一步趋于成熟和一定程度上的“认同”。目前，美国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基本前提假设、分析方法等方面的“趋同”，在政策主张方面的适当“兼容”，就是证明。
（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中“趋同”、“渗透”、“综合”与“分化”、“存异”的理解
综观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整个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显示出一种不断“分化”与“综合”、“趋同”、“渗透”的情况。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综合”是指对各种理论观点进行整合与系统化，使之成为一个理论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趋同”是指两种鲜明对立的理论观点，在某些方面互相承认和接纳的过程。“趋同”往往是以“综合”的形式出现的。“渗透”是指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个别观点或方法逐渐进入其他理论体系，并为其所接纳的现象。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趋同”、“渗透”和“综合”这几种情况通常是与“分化”和“存异”交替出现的。如早期重商主义就是一种“综合”和“趋同”，是对它以前的各种分散观点甚至对立观点的一种“综合”，这种“综合”起到了统一认识的“趋同”的作用。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理论观点的“分化”与“存异”。亚当·斯密则对早期各种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另一种综合，这种综合同样也引导了对经济学认识的“趋同”。西方经济学界对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和基本观点的长期认同，就是这种“趋同”的最好证明。当然，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综合”，比如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等的分化与约翰·穆勒的综合，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分化与马歇尔的综合等。“凯恩斯革命”则既是对以前所有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一种综合，也是相对于马歇尔体系的一种分化，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一种分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进行了综合。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分化。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的推动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出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各凯恩斯主义反对派的又一次综合，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加以综合的情况。
“分化”与“存异”并不是与以前割断联系的简单分离，而是对旧传统下某方面的强调、扬弃或创新，总会具有某种综合性。“综合”则多是对各种不同理论观点中某些方面的强调，其中虽有出新和求同之意，但又必然受到原有观点的影响。正像约翰·希克斯曾经说过的：“我们可以自封为摆脱了往昔，但往昔依然笼罩着我们。”[6]
凯恩斯在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分化出来的时候，的确是断然反对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教条的，但这种分歧有明确的针对性。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同它从中脱胎出来的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本来就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留下了适当的余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才能够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进行“合理”的“综合”，在国家干预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殿堂中，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留下一席之地，从而为后来的“趋同”与“渗透”奠定某种基础。
（三）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时效性的理解
一般说来，经济理论主要涉及经济活动的规律，对应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经济政策则是针对特定的具体经济条件，出于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和措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适当的经济理论是制定具体经济政策的基础，会对经济政策产生支配作用和影响作用。不过，实施经济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也会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二者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涉及它们与经济条件变动的关系时，更是如此。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生，实际上是早于其经济理论的，而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通论》是1936年才出版的，而相关的针对大萧条的经济政策主张则在此前就已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论》并非可以永远适用的“一般理论”。从本质上说，《通论》是短期的、具体的、针对性很强的理论。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契机，凯恩斯所强调的《通论》的短期性和针对性才被人们忽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忽略，“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微观理论综合到一起，变成了长期的或者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抑或说是忽略了时间性的）理论。这种情况既为后来的理论综合、观点的渗透和某些见解的“趋同”创造了条件，也为产生不当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将针对特定具体条件的短期经济理论和政策直接地、经常地运用于长期中，产生问题和矛盾将不可避免，从本质上说，这是理论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矛盾的必然表现。正是这一矛盾，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大论战，并导致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受到了广泛攻击，从而使宏观经济学的主导倾向发生了逆转。
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逐渐认识到了上述矛盾，开始注意经济理论与政策的长期与短期、普遍性与具体特殊性的问题。他们吸收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假定和前提，并通过“趋同”与“综合”来使自己的理论观点得到较普遍的认可。同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理论也吸收了某些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和观点，力求能够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具有现实的政策意义，从而更适用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四）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中研究方法变化的理解
1.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微观化倾向
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微观的分析方法。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总量无非是微观变量的简单相加，只要分析清楚微观的经济变量和行为，就不难知道宏观经济总量和总体经济行为。为此，新古典经济学便将精力完全集中于微观分析方面，即便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也只是停止于达到均衡的状态，而没有越出微观分析方法的范围。说到底，微观分析毕竟不能完全代替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学界众所周知的“储蓄悖论”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也正因为如此，凯恩斯才会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毅然抛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微观分析方法，创立了宏观总量的分析方法。
但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实质上是微观经济学）时，却把微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体系。这种做法客观上为20世纪末宏观经济学中分析方法的微观化倾向，提供了条件。
到20世纪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遭受“经济滞胀”的挑战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同时也从分析方法方面对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挑战。他们批评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所以才无法解释和应对“经济滞胀”。在这方面，理性预期学派更是从“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和价格与工资的弹性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最终提出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的假说。理性预期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缺乏适当的微观基础的批评，的确有其合理性。此后，西方宏观经济学家们便开始致力于微观基础的重建，注重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结合。
到20世纪末，现代西方经济学所包含的两大主要流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在研究方法方面呈现“趋同”，都注意对宏观经济学问题进行微观分析。这样，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微观化趋势便形成了。
2.实证化倾向和专门化倾向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实证化和专门化的趋势。所谓实证化倾向，是指在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同时，这种研究倾向更注重对具体经济而不是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实证化趋势是与西方国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要求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倾向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经济政策研究先于经济理论研究是这种趋势和倾向的特点。与这种研究方法的趋势和倾向相关，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了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又由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所谓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的倾向。专业化倾向是伴随着实证化倾向而产生出来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的一种倾向，它既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业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了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当前，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很少能够找到没有数学表达或数学模型的宏观经济学专业论文了。
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3.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
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谈到“凯恩斯革命”的意义时曾经说过：“从理论方面来说，革命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则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7] 在凯恩斯之后，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大部分研究仍然是在均衡观和均衡分析方法中进行的，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应当说，“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均衡的自动实现和自动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正因为如此，“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了均衡分析方法。至于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更是始终坚持了均衡分析的方法，只是少部分学者，如罗伯特·巴罗和赫格·罗斯曼等人，才沿着非均衡分析的道路向前发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了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应该说，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笔者认为，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是统一、互相补充的关系，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
4.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倾向
凯恩斯曾经在其《通论》中强调过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预期形成的机制和过程，也没有说明信息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的具体影响。由于人们对凯恩斯政府干预思想的相对重视，他关于预期的思想被冲淡和遗忘了。
20世纪以后，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了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了较大冲击，也引起了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不过，一方面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模型复杂难懂，而且其“充分理性”及“完全知识和信息”的假定脱离实际，因而其说服力不强。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以“粘性工资”说明了理性预期效果的微弱。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了西方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综上所述，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现代西方经济学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一些以前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将由此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在以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它们也许还会以新的形式再现，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伴随着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某些分析工具的突破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在不断地深化，既表现出同原有传统的某些分化与“存异”，也显示出同原来对立面之间的某种“趋同”。从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趋势中不难看出，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是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理论与政策方面的争论而发展深化的。经济不断发展，现实不断对原有经济理论和政策提出问题和挑战，各经济学流派之间围绕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不断展开争论，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也不断发展与丰富，这些都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论与政策的分歧在不同的问题上不断产生，“趋同”也在不同层次上不断出现。这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争论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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