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国家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战后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政策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问题在许多关于战后国际关 系的著述中都有涉及，但有关战后苏联对外政策对苏联发展道路的影响还有待于深入研 究，而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战后苏联历史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战争的胜利为苏联重新选 择国家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苏联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上陷入 了传统的误区，把保持和扩大苏联境外的权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并采取了与美 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的立场。为此，苏联全力以赴，使整个国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以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冷战。(注：导致冷战的原因是苏联与西方在社会制度、意 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以及双方都未能理解和接受战后世界的现实并相 应地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然而，对于苏联来说，选择对抗无疑付出了比美国为首的西 方阵营更加沉重的代价。本文旨在探讨苏联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关系，因此对冷战的 起源本身将不作详细的分析。)这一选择决定了苏联此后几十年的命运，使苏联社会承 受了难以承受之重。二战结束四十多年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俄罗斯 的国际地位明显削弱，这一结局不能不说与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误及其对国家发展道 路的巨大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如俄国学者叶甫盖尼·特罗伊茨基所说：“历史的实 际过程表明，把人民的力量过分地消耗在俄罗斯国家以外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这最终把 国家的伟大和安宁、乃至其自身的正常存在置于危险境地。”[1](P13)
一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由于为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以及在军事方面拥有的优势，苏联 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的国际声望和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空前提高 ，其势力范围已经深入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带，这是在俄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伟大成 功。
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由于雅尔塔体制使苏联在有关战后世界安排问题上的目标得到 了实现，以及战后苏联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经济，所以维持建立在雅尔塔体制 基础上的和平也就成为苏联最大利益之所在，苏联继续奉行与美英合作的政策。苏联领 导人多次表达了保持三大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1945年6月，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 斯大林表示坚信“苏美两国之间在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巩固的友好联系，今后也将顺利地 发展。”[2](P430)直至1946年6月，当时已是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后，斯大林 在回答记者问时仍然认为，“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2]( P478)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也是克制的，愿意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此 外，苏联在希腊起义、中国革命等问题上也竭力避免刺激西方。
但与此同时，苏联希望把自己在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物质化。在波茨坦会议上，苏 联就表达了自己在战利品的分配、赔款的获得、领土边界的分割和划定等问题上的想法 ，坚持主张由三大国瓜分德国的舰队和商船队，要求得到德国赔款的一半，以及“想要 战败国的一些领土”等。在谈到殖民地问题时，斯大林曾表示，苏联渴望获得某些领土 的委任统治权，他希望会议能考虑这个问题。[3](PP261-261、PP309-310、P338、P437 )由于苏联的强烈要求，会议最后同意在签订和约之前就将哥尼斯堡及其邻近地区割让 给苏联。在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上，斯大林与美英激烈争论，会议最后原则上按照苏联 的意见确定了波兰的西部边界。苏联控制的东欧其他国家的政府组成最后也都按照苏联 的意愿予以解决。
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苏联并不完全满足于雅尔塔体制带给自己的权益，认为以雅 尔塔体系为基础的苏联西部安全带还有缺陷。因此，苏联希望加强自己在海峡、地中海 、波斯湾地区的地位，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苏联试图在雅尔塔体系之 外获取新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苏联与美英在这一地 区发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而正是这两次危机促使苏联与美英双方加快了结束合作、走 向对抗的步伐。
苏联对战后国际局势及其发展趋势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 表公开演说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 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谈到资本主义和战争的关系时，斯大林认为，“ 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并不是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 “资本主义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且在他们之间发生战争”，“如果各国能够采用 协商的和平解决的办法，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那也许 可以避免战祸。但这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斯大林强调 ：“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一次危机，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第二次 危机，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PP441—442、P445)按此推理，只要资本主义还 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番话意味着苏联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回到了20—30年代。无 疑，斯大林的这些言论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的，也反映出苏联对维持大国合作关系缺乏 信心。而西方则认为斯大林的言论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好战的声明。半个月后，美国驻苏 联大使馆代办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了论述苏联行为和政策的电文。3月初，英国前首相丘 吉尔在访美时发表演说，呼吁美英合作与苏联对抗。美国与英国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越 来越趋向于以强硬手段加以遏制，这又进一步刺激苏联，使得苏联对外政策中与西方国 家保持同盟、继续合作以维护和平的因素逐渐减弱，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从以合作为主转 变为冲突与对抗。
1947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期间，苏美军事力量直接对 峙，东西方关系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为紧张的程度。随后，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 局成立，日丹诺夫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世界已经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 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1947—1948年间，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国成立了纯粹的共产党 政府，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被移植到这些国家。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成立经济互助 委员会，而美国则通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强了对西欧的控制，构成了对苏联的弧 型包围。此后，苏联与其东欧盟国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局面正式 形成。
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核心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和对抗，谋求在欧洲的利益 。苏联领导人对于战后世界形势和战后资本主义的认识基本上仍然保持在战前的水平上 ，继续以总危机理论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依据，以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和对抗为出 发点，奉行军事强国外交，希望以苏联的军事存在为基础，在尽量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 同时获得尽可能大的优势和利益。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战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 是争夺的范围不断扩展，到七十年代更是发展到极点，以至于勃列日涅夫公开宣称，地 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不在苏联对外政策的考虑之中。[4](P14)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未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和羁绊。苏联以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自居，把 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视为对俄国历史上失败记录的复仇；它对于自己利益的理解与俄罗 斯帝国的外交思维如出一辙，即争夺地缘政治优势，建立势力范围，谋求欧洲乃至世界 军事—政治强国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为这种政策行为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外衣。苏联谋 取地缘政治利益、扩大势力范围的公开理由是为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安全。在苏联领 导人看来，国家安全的主要保障是在苏联边界以外建立安全区。例如，苏联与美英在波 兰政府组成问题上曾有过激烈争论，杜鲁门甚至以改变美英与苏联关系的性质相威胁， 要求按照美英的解释来执行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对此，斯大林答复说：“您要求我抛弃 苏联安全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5](P759)可以与此相 对照的是：1939—1940年间苏联以兼并周边国家或谋取其领土的方式建立东方战线，其 理由也是为了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但是，对于安全的这种理解本身也就是传统的帝国 思维的表现。
二
以在苏联境外谋取地缘政治利益、扩大势力范围为目标的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从根本上 影响了苏联国家的发展道路。苏联国策的重心在于苏联境外，而支撑其对外政策的是军 事力量，所以国家的全部力量应该被优先用于这一目的。
为此，保持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必要的条件。对于苏联来说，走这一条道路是驾轻 就熟的。三十年代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就是一种以苏联面临战争为前提的备战体制 ，其核心是以强制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高速度地建成军事强 国。但这一体制虽然有利于动员现有资源，却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对国家的长 远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国家存亡的问题使国内政 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严重缺陷黯然失色，而严峻的战争形势也迫使政权在政治和意 识形态方面作了一些调整，如为了战争的胜利，在一定范围内开始重新提倡群众的主动 精神；以民族主义精神来鼓舞人民，爱国主义被赋予了更多的俄罗斯的、历史的内涵； 宗教和教会被允许在动员人民方面发挥作用，等等。
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战前形成的严密封闭状态出现了缺口，几百万出境作 战的军人回到苏联，几百万苏联军人仍驻扎欧洲，有许多军官经常与外国人接触，还有 几百万苏联劳工从欧洲回国，这一切都使苏联人多年来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概念受到 巨大冲击。到过欧洲的苏联人不会看不到，即使在战时，欧洲的生活水平也要比苏联高 得多，欧洲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战争的胜利激发了人民对于更好生 活的向往，首先是在从前线回来的苏军官兵和复员军人中，产生了变革现状的渴望。苏 联国内形成了要求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享有更多个人自由的模糊而又强烈的社会情绪。
然而，30年代形成的、已被神圣化和模式化的体制本身具有巨大的惯性，是不容怀疑 和否定的。尽管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多次赞扬人民为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 和经历了无数苦难，承认苏联政府曾经犯过不少错误，并感谢俄罗斯人民在最困难的时 候对政府的信任，但时隔不久，他对战争之所以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有了新的解释，开始 把战争的胜利首先看作是制度的胜利。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说中，他强调指出，战争的 结果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比它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 是比任何一个非苏维埃制度都要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2](P445)
在放弃大国合作、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抗的背景下，苏联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可 能削弱现存制度的因素的监督和控制。战争结束不久，一些著名的元帅和将军就遭到贬 黜或逮捕，这既与军队及其领导人在战争中取得了崇高地位有关，也与担心军官中可能 产生反体制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团体有关。回到祖国的苏军战俘甚至不能回家就被直接 送往集中营，被德国人掳去当劳工的苏联人回国后也被视为通敌和可疑分子，很多人受 到惩罚。对这些人采取的措施包含着防止他们传播官方认为有害思想的用意。对于任何 流露出不满现状的人，都以“和平时期反苏鼓动”、“组织反苏团体”、“恐怖活动” 等罪名处以徒刑直至极刑。例如，据1992年7月16日《消息报》报道，两位苏军将军因 批评时局的谈话被窃听而于1950年被处决。
斯大林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党内，而他身边的一些人则利用了这一点来达到自己的目 的。1949年初，在斯大林支持下，贝利亚、马林科夫等制造了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 。为了此案甚至恢复了战后已经废除的死刑。包括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中央书记、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列宁格勒领导人在内的约200名领导干部被以叛 国罪判处死刑。列宁格勒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逮捕。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 ，斯大林大幅度扩大了最高领导层的人数，并大量引进新人，为一场新的清洗进行准备 。他在十九大前就曾说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是外国间谍。有一次他甚 至当面问伏罗希洛夫，同英国人的事怎么样了。[6](P141)1953年1月13日，公布了所谓 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国家安全部长被要求必须搞到医生们的口供，以便揪出“后台” 。一切迹象表明，30年代故事即将重演，只是因为斯大林不久去世，才停止了这一幕。
在斯大林晚年，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加强。他不仅是党的领导人，也是人民委 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战争结束之后，还为他专设了大元帅之职。1949年斯大林 70寿辰时，对他的颂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党内生活处在极不正常的状态，按党章 规定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从1938年以来就没有开过，党的集体领导名存实亡。直到19 52年10月才召开了联共(布)十九大，而此时距党的十八大已相隔13年。
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是构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要素之一。战后，由于苏联与战时 盟国的关系恶化，也由于国内出现了要求变革的思潮，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加强意识形态 领域斗争的措施。1946年8月，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大规模的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 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运动，其信号是对《星》和《列宁格勒》两家文学刊物的处理 。在斯大林、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亲自出席的情况下，中央组织局讨论了关于这两家 文学刊物的问题，作出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的决议。决议指责两家刊物发表思 想性差、在意识形态上有害的、对外国的东西卑躬屈膝的作品，决定停止出版《列宁格 勒》，改组《星》编辑部和编委会，由中央书记处审查批准杂志各部门和编委会组成人 员。[7](PP221-225)根据中央的决定，日丹诺夫亲自到列宁格勒宣布中央的决议，并做 了开展思想领域斗争的报告。
批判运动迅速由文学发展到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1946年8月—9月，联共( 布)中央先后通过了关于剧院戏剧和电影问题的决议。继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 苏联作家协会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一大批有名望的作 家、艺术家和学者都受到猛烈攻击。
1947年，批判运动扩大到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 研究所所长瓦尔加在其《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中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有 可能为了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限制某些垄断资本的利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有 可能实行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等超越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界限的观点，因而受到 批判并被解除职务。在哲学界，联共(布)中央专门开会，批判《西欧哲学史》。此书作 者是一直担负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监督任务的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但这 次他因“吹捧”、“恭维”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而受到日丹诺夫点名批判和撤职处分。
社会科学研究只剩下了一个目的，这就是对斯大林的理论观点进行注解，阐明斯大林 在各个学术领域的决定性贡献。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苏斯洛夫在大 会发言时说，党的全部活动的主要方向“仍是毫不留情地对付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反对那些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奴颜婢膝的人，反对民族主义 和世界主义的流毒……反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中的非政治倾向。”他还宣布，“作为创造 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取之不尽的宝库，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业已出版。很难指出有哪一 个科学文化艺术部门和哪一个意识形态领域没有感到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的鼓励和指导 、没有受到天才思想的影响。”[8](PP55-56)
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也未能躲过这场运动。斯大林本人经常直接对某些学术问题发表 意见，从而决定某一个学科或某一个学派的命运。为了反对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 日丹诺夫亲自策划炮制了所谓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注：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 院士克柳耶娃和莫斯科大学教授罗斯金多年从事肿瘤生物疗法的研究，1946年3月宣布 发现了用于治疗某些癌症的物质。美国大使和美国学者在征得苏联官方同意后与苏联医 学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以及两位学者讨论了开展合作的问题。7月6日苏联卫生部正式通知 两位学者，决定向美国学者公开研究方法的实质，接受美国大使的合作建议。8月7日， 日丹诺夫在得到有关这些情况的报告后批示，他认为不应该让美国大使去研究所。随后 就开始了对所谓案件的炮制。)，他亲自详细设计了整个案件的操作方案，亲自起草了 与此有关的主要材料，亲自参与了对某些文件的定稿。[9](PP54-69)中央政治局还决定 在政府各部和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以处理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反爱国主义、反国 家、反社会”行为。受斯大林的委托，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库兹涅 佐夫负责有关荣誉法庭文件的起草和措施的落实。1947年4月—10月，在82个政府部和 中央主管机关选举成立了荣誉法庭。[10](P68)到处都开始揭露“卑躬屈膝者”、“蜕 化分子”和“世界主义者”，“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成为一种罪行。1948—1950年 间，许多文化名人和学者遭到逮捕或被免职或降职，数十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院士受 到迫害，数百名“危险”和“可疑”的科学家被关进集中营。苏联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窗 口都被堵死，任何苏联人向外国人谈及苏联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是叛国，任何外国人对苏 联内部生活表现出兴趣就可能被认为是间谍，等等。苏联成为一个高度自我封闭的社会 。
由于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同美英发生矛盾，也由于苏联与美英在伊朗、土耳其等问题 上的冲突，苏联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也恢复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做法。
斯大林认为，由于苏联面临着威胁，所以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经济，以便能够同 美国抗衡。基于准备打一场新的战争的考虑，他要求首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在1946年 2月9日的演说中，斯大林提出，为了使国家具有应付意外事件的能力，要用三个五年计 划或更多一些时间使苏联工业达到年产5000万吨生铁、6000万吨钢、5亿吨煤、6000万 吨石油的水平。[2](PP452-453)1946年3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即第四个五年计划)，确定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到195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应超过1940 年48%，国民经济总投资额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多4.2倍，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多1.3倍。[11 ](P9)斯大林希望通过这个计划使苏联的工业超过美国，至少钢、煤、石油产量指标要 完成。但对于苏联这样一个遭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国家来说，实现这个五年计划无异于 一场新的战争。对于蒙受了巨大牺牲、生活非常困难的苏联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 勒紧裤带，咬紧牙关，继续苦斗。当时，苏联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还有待于重建：有 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住房和30%的农村房屋毁于战火，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肉类 只有战前的45%。[12](P21)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得到了坚决贯彻。根据官方资料，1948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已经 达到战前水平，1950年则超过这一水平的73%，其中重工业生产增加了一倍，轻工业只 增加了23%。军事工业仍然受到最多的关注，最优秀的人才和大量的资金被用于新式武 器的研制。继1949年成功爆炸原子弹后，苏联于1953年在世界上首先研制成功氢弹。
但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对农村、对农业 的超经济强制为条件的。为了保证国家获得农产品，农业政策的核心就是以强制手段控 制集体农庄和实行义务交售制。法令规定，集体农庄的首要义务是完成产量定额指标并 将其上缴国家，只有在完成了义务交售任务之后，集体农庄和农民才能得到种子和其他 产品的供应。结果是农民往往要交出他们的几乎全部产品。而农产品的征购价格经常低 于生产成本。有时候，从集体农庄到国家征购站的运费就要超出交售这些农产品的所得 。例如，当时规定的土豆征购价就完全是象征性的，一公斤只有3戈比。这种情况使集 体农庄庄员收入微薄，生活困苦，很多地方集体农庄庄员的一个劳动日只能得到1戈比 左右的报酬，而有些地方甚至可能毫无所得。[13](P110)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自然地下 降到了最低点。农民在集体农庄中的繁重劳动与其说是为了养家活口，不如说是为了获 得拥有一块宅旁园地的权利，因为只有在这块宅旁园地上的劳动和收获才使他们能够维 持生计。
在这一背景下，农业的整个情况十分低迷，直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末，谷物的播种面积 、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土豆、蔬菜、葵花子、亚麻等作物的 产量也低于战前水平。而按照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农业是应该超出战前水平27%的 。[12](P22)1946年的自然灾害使本已衰败凋敝的苏联农村雪上加霜，惨不忍睹。旱灾 从摩尔达维亚开始，迅速席卷了乌克兰、俄罗斯中部和南部各省以及伏尔加河下游西岸 的广大地区，结果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在历来被认为是苏联“粮仓”的乌克兰农村， 人们得不到最起码的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品，不少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事。而中 央规定，乌克兰当年必须交售4亿普特粮食。在竭尽全力完成了2亿普特粮食的征购任务 后，乌克兰请求中央允许把一定数量的粮食用来救济灾民，但遭到苏联领导人的严厉斥 责和断然拒绝。[14](PP327-335)
由于推行基本上依靠内部资源高速度恢复国民经济和把资源特别集中地用于重工业的 方针，必然地严重影响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战后很长时间内，苏联存在商品匮 乏的现象，居民对工业品的需求远未得到满足。[11](PP218-219)
斯大林引导苏联继续走这条道路的方式也仍然和以前一样，即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 相应的制度、法规、专门法庭等，以党和政府的决议、命令、法律等形式在战后继续施 行。一切都象是回到了战前，回到了20—30年代的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中。例如， 对农民继续象30年代那样，在经济以及人身方面施加了很多压力和限制，甚至进行公开 的剥夺。根据当时苏联的规定，农民事实上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被固定在土地上， 未经许可不能随便离开农村；如果不完成规定的劳动日定额，他们将承担法律责任。[1 2](P22)而这种极为严酷的制度，在旧俄国也早已于19世纪中期就被废除了。
三
二战结束时，苏联的国际地位已经达到了俄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顶峰，但苏联未能把 握住这个机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国内问题上来，而是继续把谋取苏联境外的利 益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战后，苏联对外政策陷于传统的迷途之中。苏联领导人热中于 利用军事胜利获取势力范围和优势地位，但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力量和弱点，没有 注意到自己与美国和西方阵营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由于在建立军事—政治强国的目标 与综合国力的不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对世界头等军事—政治强国的地位的过度追 求便成为影响苏联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沉重包袱和巨大障碍。在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 界的对抗中，在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中，苏联显然缺乏足够强大的经济基础，因此只能 依靠超经济强制的方式，倾国家全部力量来维持表面的辉煌，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内部 体制的僵化、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活力的减弱。苏联与西方在经济技术方面的距离又 拉开了，综合国力不支最终还是使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遭受挫折。从战后苏联成为世 界舞台主角之一、其势力达到鼎盛之时，到联盟国家的解体，总共只有40多年的时间。
这种情况与19世纪俄国曾经走过的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814年，随着亚历山大 一世率俄军进入巴黎，俄国凭借其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拥有了对欧洲事务前所未有 的影响，其国际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在胜利的表象下面，俄国的力量却在一步 步走向衰落。尽管1814年后俄国国力也有增长，但在发展速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与 西方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俄国统治者只是沉湎于既得的大国地位，而对 于陈旧腐朽的内部结构问题并不关注。俄国坐失机会，没有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抓紧 时间、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使整个国家摆脱农奴制度的束缚，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结果，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从达到欧洲霸权的顶峰到蒙受失败的 耻辱，这一过程也只有40年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俄国在这两次相隔100多年的胜利的战争之后所走的发展道路的总 结，都是在战争结束40多年以后以极端的方式进行的：第一次是俄国在又一场国际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中蒙受失败的耻辱；第二次是苏联在“冷战”中被拖垮。40—50年的时 间足以暴露一种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存在的问题，足以对一条国家发展道路作出评价， 也足以使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内部所积聚的矛盾达到其结构本身难以承受的地步。
19世纪以来，俄国所进行的对外战争，不论其结果是胜利或是失败，都把俄国置于历 史的转折点上，形成了重新选择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或者说，战争的结束使政权获得了 对外交和内政作重大调整的机会。政权的选择对国家发展道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 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可能是刻意追求的，也可能是被迫而为的。 构成这种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对战争的总结，对胜利或失败原因的认识；对战后国际形 势的分析，外交目标的确定；对国内问题的分析，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确定等等。在此基 础上形成系统的国际战略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政策，从而引导国家沿着 一定方向发展。
如果说失败的战争(如克里米亚战争、俄日战争)迫使俄国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和解决国 内的紧迫问题，那么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如1812—1814年的反拿破仑战争、1941—194 5年的卫国战争)，俄国政权一般更重视拓展在俄国以外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长远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其原因是，战争的胜利总是伴随着俄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这又往往以 一时的辉煌粉饰了制度的缺陷，掩盖了国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俄国政权的优先目标是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加强俄国的国际地位、谋求更多的地缘政治优势和扩大势力 范围。而为了支撑这样的对外政策，政权不可能有效地利用战争胜利造成的有利局面， 加快内部改革的进程，相反必然以牺牲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为代价，维持现存制度 ，使内政服从于外交，把国家的全部力量和全部资源首先用于实现境外的目标。
历史已经证明，苏联领导人对战后国际局势及其发展趋势的看法是落后于时代的，是 用传统的眼光来观察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战争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旧的外交 思维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国家的实力和利益已经不一定必 须以广阔的疆土和传统的势力范围以及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基础了。而苏联实际上 又走上了俄罗斯帝国曾经走过的老路，借战争的胜利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进行扩张。但也 正是由于其基础主要是军事力量或军事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发达和整体国力的强大 ，所以外部的扩张往往成为其内部发展的包袱和障碍。
战后苏联历史的教训引起了俄罗斯思想界的关注，一些著名的学者、作家和政治家都 明确指出，把主要精力放在俄国境外对于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对于我们的 人民来说，内部发展的要求无可比拟地重要于在外部扩展力量。全部世界历史表明，建 立了帝国的人民总是要遭受精神上的损失。大帝国的目标与人民的道德健康是不相容的 。只要我们的人民还处在这种道德缺陷状况之中，只要我们还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我们就不能承担国际任务并为它付出代价。”[15](P92)“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 ，但这种伟大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要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质量。”[16](P 14)
俄罗斯社会对于历史的反思将有助于俄罗斯选择明智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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