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经济波动研究_企业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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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工业经济波动问题研究视角的选择

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一直呈波动状态。从1951-1995年的工业社会总产值增长率看,我国工业经济波动可分为十二个周期,见右表:

年度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周期

1951 37.81一

1952 30.28

1953 30.21

1954 16.26

1955 5.58

1956 28.23 二

1957 11.41

1958 54.83

1959 36.15

1960 11.19 三

1961-38.22

1962-16.39

1963 8.45

1964 19.65

1965 26.35 四

1966 20.96

1967-13.8

1968 -5.04

1969 34.28 五

1970 32.60

1971 14.68

1972 6.88

1973 9.48 六

1974 0.61

1975 15.49 七

1976 2.44

1977 14.6 八

1978 13.55

1979 8.81

1980 9.27 九

1981 4.29

1982 7.82

1983 11.19

1984 16.28

1985 21.39 十

1986 11.67

1987 17.69

1988 20.79 十一

1989 8.54

1990 7.76

1991 14.52

1992 25.26 十二

1993 21.1

1994 18.0

1995 1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

针对中国工业经济波动问题,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对波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例如,有人从投资角度分析,认为不论投资的绝对额,还是相对额都处于波动之中,由于投资的波动从而引致了工业经济的波动。有人则从工业经济政策角度探讨,认为工业经济波动与国家对工业的经济改策有密切的关系,什么时候采取了“紧缩政策”,工业经济增长就减慢;反之亦然。还有人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研究,认为现存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造成我国工业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如此等等。

我认为,我国工业经济波动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是若干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某一角度分析问题,就不可避免其片面性。因此,我们必须从多角度、全方位、不同侧面和诸多因素出发,进行系统地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工业经济波动问题。

鉴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工业经济波动问题显得更加合理。这是因为,其一,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不但包括实物补偿,而且包括价值补偿,因此,我们可以运用它对工业经济波动进行定量分析,使分析更具体、细致。其二,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不但包括生产消费,而且包括个人消费,因此,我们从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两方面对工业经济波动进行分析,使分析更全面、系统。

二、中国工业经济波动形成机理

我们设定,工业经济增长是指工业总产值的环比增长,根据马克思的价值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为:

Wt=Ct+Vt+Mt

令,第t年的生产投资为It,则It=Ct+Vt

第t年的利润率为P,则P=Mt/It,即Mt=PIt

这样,Wt=It+PIt=It(1+P)

同样,在t+1年

W[,t+1]=I[,t+1](1+P)

再令,第t年的国民收入为Yt,则Yt=Vt+Mt

第t年的积累率为r,积累额为Ft,则r=Ft/Yt,即Ft=rYt

这样,I[,t+1]=It+Ft=It+rYt

于是,W[,t+1]=(It+rYt)(1+P)

设工业总产值的经济增长速度为G

则:G=(W[,t+1]/Wt)-1

=(It+rYt)(1+P)/It(1+P)-1

=rYt/It

其中,Yt/It为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国民收入,我们称之谓投资效率,用q表示,

则G=qr

从上式可见,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G)之所以会发生波动,关键是由于投资效率(q)和积累率(r)两大要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致的,例如,(1)如果q和r同时上升,那么,G就加快。(2)如果q和r同时下降,那么,G就减慢。(3)如果q和r反向变动,那么,G的变化就取决于二者中变动大的那一个因素。总之,正是由于投资效率与积累率的这种涨落相间、升降交错的运动,才构成了工业经济增长的波动。下面我们解析投资效率和积累率是如何引致工业经济波动的。

(一)投资效率的变动机理及其对工业经济波动的影响

投资效率是指每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用完整的公式表达就是

q=(V+M)/(C+V)

设剩余价值率为m',则m'=M/V,即M=m'V

那么,q=V(1+m')/(C+V)

假如科学技术不进步,劳动力价值(工资)不变,则m′基本不变,这时,生产资料价值(C)与投资效率(q)成反比例关系。例如,C大,相应的V/(C+V)就大,则q小;C小,相应的而V/(C+V)就大,则q大。

实际上,当今工业科技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便意味着m′与V/(C+V)的增大,因而,q也随之增大。所以,生产要素是否廉价,生产技术是否先进是影响投资效率的关键因素。

据此,我们对投资效率引致工业经济波动做如下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投资者通常是依据投资效率的高低来决定其投资方向,具体说来,在投资者做出投资意向选择时,他们总是将某行业或某企业的投资效率与其他行业或企业的投资效率做比较。当某行业或企业的投资效率高于其他行业或企业时,他们就会选择某行业或企业作为自己的投资对象。反之,则会选择其他行业或企业作为自己的投资对象。在计划经济中,企业无权选择投资方向,所有的投资项目都由国家来统一安排。国家作为最大的投资者,尽管有时候存在着决策的失误,但就其主观来讲,也是力争做到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中,国家在许多项目上也要根据投资效率的高低来安排。

对此,我们结合我国工业经济波动的事实做以下结论:

⒈改革前的工业经济波动是因为国家对投资效率的政策性失误而造成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从而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但是,实际情况是,建国伊始,我国就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上,并且发展重工业是以粗放型为特征。这种经济建设方针在建国初期是符合国情的,然而,长期坚持这种方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两种后果:一是造成产业结构,特别是工农产业结构的失衡;二是形成速度型而不是效益型发展经济的途径。于是,我国经济一直是在产业结构失衡和靠大量资源推动的速度型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发展的。当工业经济发展遇到生产资源的约束或产业结构极大失衡时,经济滑坡就不可避免了。这样,国家就必须在产业结构上做某些调整,经济增长才有可能重新步入正轨。因此,我国过去的工业经济增长就是在发展—调整—发展中循环反复。而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波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前我国工业经济波动原因就在国家对投资效益的政策性失误上。

⒉改革后的工业经济波动是因企业对具有不同投资效率的行业的选择权扩大而造成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的自主权越来越大,特别是企业投资选择权的扩大,使企业可以依据市场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投资方向。例如,近年来,加工工业和一些服务性行业由于其成本低廉,加上国家给予的一些优惠政策,因而这些行业的投资效率较高,于是,许多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把资金投向了加工工业和服务性行业,这样做固然能够改变我国加工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落后状况。但由于投资的聚增,使这些行业投资比重迅速扩大。因而造成了另一种产业结构失衡。与此同时,近年来,发展加工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并不是通过科技进步来实现的,而仍然是采取过去那种高投资推动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这种经济增长仍属速度型而非效益型。比如说,改革以来,尽管企业扩大的投资选择权,可以按投资效率的高低来决定其资金投向,但经济增长仍没有摆脱过去那种粗放型增长特点,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工业经济波动的发生。

(二)积累率引致中国工业经济波动机理

积累率是指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金)占整个国民收入的百分比。积累率的变化反映在资本有机构成中就是积累率的升降与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成正方向变动,即当全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普遍提高,便意味着社会总产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在不断扩大,而消费资料的比重在相对缩小。这在产业结构上全表现出畸重型倾斜,反之,会出现畸轻型倾斜。

积累率的波动引致了我国工业经济的波动。如果积累资本(金)全部转化为投资,如果把投资近似看作固定资产投资,那么,我们将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和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固定资产年增长率成正相关变动关系。也就是说,每当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处于高峰时,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必然也处于高峰;而每当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处于低谷时,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也处于低谷。例如,1958年、1969年、1975年、1980年、1985年、1988年都是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在各自的周期内是最快的年份(其数值分别为:54.83、34.38、9.27、21.39、20.79),同一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本期内同样是最快的(其数值分别为:84.53、62.90、6.65、41.79、20.23)。同样,在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较慢时,固定资产年增长率也是较慢的。这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从资本积累率的波动引致了中国工业经济波动。

那么,积累率为什么波动呢?

⒈积累率上升的原因。(1)企业作为投资者预算约束较软。在拨改贷之前,资金是国家无偿拨来的,对企业而言,投资成本几乎等于零。在拨改贷之后,由于税前还贷,贷款利率较低,企业投资成本仍然很低,因此,企业有旺盛的投资冲动。(2)政府投资欲望强烈。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投资决策者的失误往往不予追究,而由整个政府来承担责任。所以,为了显露政绩,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欲望是很强烈的。(3)银行信贷是支撑高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对信贷资金实行统收统支,指标管理,使信贷资金的供给处于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这种信贷管理办法具有政府投资的许多弊端。改革以来,银行实行“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和“实借实存”的管理体制。这种新的体制将信贷资金的运用权下放到基层经营银行。这样,基层经营银行为了增加利差收入,不断扩大信贷的发放。从而提高了积累率。(4)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不完善,促使了积累率的提高。目前产业结构的调整难以通过产权或经营权的转移来实现,大都是通过增加投资量来进行,这就无疑要迫使积累率上升。

⒉积累率下降的原因。(1)投资额减少。经济高速增长,要求积累率以更高的速度上升。财政、金融、外贸等单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高速投资后,这时还坚持高速投资已感到十分吃力。同时,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的高速投资,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对此,中央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例如,压缩基建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减少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控制进口、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贷款的发放、对经济进行整顿等等。紧缩政策很快使积累率下降。(2)投资品的减少。经济高速增长不仅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撑,而且需要投资品的源源不断地供应。实际情况是,在经济增长上升的初期,由于前期积压了部分投资品,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很快,所以,投资品的供应还能跟得上经济增长的需求。但是,当经济增长扩张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要求投资品以更大量供应,投资品的供应逐渐感到困难了,同时,由于产业结构的失衡,使某些资源或产品的短缺形成经济增长的“瓶颈”,这更加限制了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扩张,积累率因为受投资品供给的限制而下降。

综上所述,由于投资效率和积累率的波动,从而引致了中国工业经济的被动,可以说中国工业经济波动是投资效率与积累率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波动问题的意义

本文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波动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⒈能够圆满地说明我国工业经济被动的成因。

本文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分析,认为工业经济增长受工业投资效率和积累率两大因素制约。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使我国工业投资效率和积累率不能经常保持稳定和上升的态势,因而造成了工业经济增长的起伏不定。本文做出这样的分析,尽量做到系统、细致,为人们跳出“一孔之见”提供一点启示,从而帮助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⒉有助于人们把握工业经济波动规律,正确预测工业经济波动趋势。

以上分析可知,工业经济增长具有波动规律,这一点已被我国近几十年来工业经济波动情况所证实。根据前表中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我国可以做出下图。

根据我们对工业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我们不仅要把握这种波动规律,而且还要对今后几年的工业经济发展状况做出符合规律的预测。我们预测,我国工业经济经过1993年、1994年和1995年的持续下降阶段后,必将进入一个回转上升阶段,其理由如下:

其一、利率下调。近年来,我国一直实行从紧的金融政策,对工业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1996年,我国先后两次降低利率,金融政策有所放松,这有利于降低企业借贷成本,增加企业的周转资金,从而推动企业经济增长速度。这种作用将在今后几年中显现出来。

其二、我国改革力度加强。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后,我国对企业改革越来越重视,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并要求在改革中结合“两个转变”的要求,努力使工业经济增长走效益型发展之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各地逐步摸索出了适合自己情况的改革路子,经济效益明显改观,改革成果初步显露出来。

其三、香港回归。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祖国,那时,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经贸往来将进一步加强,对大陆的工业企业的资金、货物、技术和人员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因素对工业经济增长也将是巨大的。

⒊为国家抑缓我国工业波动提供决策依据。

工业经济增长具有波动规律,尽管我们不能改变规律,但由于这一规律受一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仍有理由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来缩小工业经济波动的波幅或延长经济波动的周期,据此,国家在抑缓工业经济波动方面应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控制积累率,以利于产业均衡发展,过去产业结构失衡从而造成经济波动,大都是因为积累率的不合理造成的。所以,当前要特别注意,约束投资主体,控制积累率。具体说来,中央政府的投资范围主要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上,除此之外的投资都会导致积累率的上升。同时中央政府还可以利用价格、利率、利润率等经济杠杆来规范社会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地方政府的投资范围应在本地区的公共设施 和基础设施上;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投资权将扩大,但必须受国家宏观投资计划的指导。

其次,提高投资效率,以利于效益型经济增长。(1)制定鼓励企业运用科技的政策。过去,政府对一些落后企业采取减免税,税前还贷,低息贷款等扶持性政策,这对科技进步极不利。政府应当通过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干预,促进企业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2)建立和完善企业破产机制。一些落后企业往往是生产技术水平低,劳动者素质差,如果这样的企业还保留的话,它不但侵占了先进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而且造成了一种不重视科技的风气,因此,如果完善优胜劣汰的破产机制,就会加速这些企业的淘汰,促进技术的进步。

再次,依据工业经济波动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例如,在经济进入繁荣时期,采取紧缩的财政、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给经济降温,防止由于增长速度过快造成的经济生活状态紧张;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采取稍松的财政、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以推动经济加快增长。但所采取的对策要保持适度。反之,在繁荣时期,政策过紧容易引起经济的提前萎缩;在低谷时期,造成经济无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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