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复辟登极诏》是不是康有为拟定或修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登极，宣布复辟，并颁布了《复辟登极诏》。关于这份诏书的拟稿人是不是康有为，或者是不是经过康有为修改，史料记载很不一致。综合起来，共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康有为拟稿说。1917年7月1日，复辟派“拥溥仪出，宣告复辟……同日颁布上谕甚多……所发布《复辟登极诏》，则出于康有为手笔”[①]。
第二种：非康有为所拟但经康修改说。此说又有两种不同记载：
1.“闻此谕稿出自万绳栻、胡嗣瑗两秘书之手，经康圣人笔削，始发表”[②]，即先由万绳栻、胡嗣瑗两人拟稿，然后交给康有为修改。
2.“此项伪谕先出自万绳栻草拟，继由康有为润色”[③]，即由万绳栻拟稿、康有为修改。
第三种：与康有为无关说，即此诏书既非康有为拟稿，也未经康修改：6月17日康有为入京后，张勋“相待礼貌极优，而正事概不与商”[④]。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自己也说：“吾一切未得与闻”[⑤]。
丁巳《复辟登极诏》是1917年12天复辟丑剧中最重要的诏书，弄清康有为是否拟定或修改了这份诏书，不仅有助于了解康有为在这场复辟中的活动及所起到的作用，而且直接关系到对康有为的评价。
下面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辨。
一 康有为的《拟复辟登极诏》与颁布的《复辟登极诏》
在7月1日宣布复辟前，康有为确实拟定了一份《复辟登极诏》。
1917年6月底，康有为在离开上海去北京前，“事先拟就一大套诏书，有‘复辟登极诏’、‘保护各教诏’、‘免拜跪诏’、‘免避讳诏’、‘合新旧诏’、‘亲贵不许干政诏’，等等”，[⑥]其中第一个就是《复辟登极诏》。这份诏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诏书首先简单叙述了古代中国的概况、历史：“中国之地，北属羲、炎，南属三苗。我祖黄帝之先宅中亚洲之地，剑戟遗物、古文刻字，播及欧洲”；而清朝“祖出肃顺，亦为黄帝之别枝”，也“为黄帝同姓之后”。
第二，提出由于中国政治黑暗，“毒痡四海，危害宗邦，涂炭生民，大削国土，五年三乱，不绝于线”，加上“府院之争，政不及民”，故不得已由溥仪“复正大统，今即复位”。
第三，主张在中国实行“英国君民同治之政”，定“中华帝国”之名，虽立皇帝，但不掌政权，一切“惟听舆人之公论”，主张“大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实行“共和”[⑦]政体。
而7月1日正式颁布的“复辟登极诏”，其主要内容则包括：
第一，自实行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故“共和政体，补救已穷”。
第二，经过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瞿鸿
、黎元洪等人一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故“不忍以一姓祸福之
言，遂置亿兆生灵于不顾”，溥仪“不得已准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
第三，主张恢复封建君主制，国号恢复“大清”，取消国会，“大权统于朝廷”，废除“民国刑律”，恢复宣统初年颁布之“刑律”，承认“与东西各国正式签订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⑧]。
以上这两份诏书，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康有为所拟的《复辟登极诏》，主张实行虚君共和制，宗旨是共和，而七月一日颁布的《复辟登极诏》，主张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宗旨是专制，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很显然，颁布的《复辟登极诏》不是康有为所拟。
二 陈曾寿所拟诏稿与正式颁布的《复辟登极诏》
要弄清七月一日正式颁布的《复辟登极诏》是否经康有为修改，就得首先弄清诏稿到底是谁所拟。
1917年7月1日宣布复辟前，曾由复辟派中多人“共拟复辟诏旨七八篇”，最后在其中“拣定一篇”[⑨]进行修改，作为正式的《复辟登极诏》颁布。这些诏稿，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由万绳栻、胡嗣瑗、康有为所拟诏稿外，陈曾寿、陈毅、沈曾植三人，也都各自拟定了一份诏稿。最后被选中的，是陈曾寿拟的诏稿。
第一，先来看看关于陈曾寿所拟诏稿的记载。
据冷汰在《丁巳复辟记》的记载：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及诸人均入宫，吁请皇上登殿”，并由“某某颂登极诏，布告天下。此诏乃伯兄所拟也”[⑩]。伯兄即陈曾寿。冷汰确认：颁布的《复辟登极诏》是陈曾寿所拟。这条记载是否可靠？下面来分析一下《丁巳复辟记》一文的史料价值。
笔者以为，在众多有关丁巳复辟的记载中，《丁巳复辟记》的史料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记载，原因在于：
1.此文作者冷汰，即陈曾植笔名。陈曾植系陈曾寿之弟，兄弟二人都是当时复辟派的重要成员，作为复辟活动的局内人士，作者熟悉内幕[(11)]。而其他有关此次活动记载的作者，均为局外人，对复辟派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其材料或来自于报刊，或得之传闻。
2.从辛亥武昌起义时起，到丁巳复辟失败以后，冷汰即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未刊行的随笔，“《丁巳复辟记》一文，即根据这本随笔的部分内容改写而成”[(12)]。
3.《丁己复辟记》的很多内容，是冷汰“据伯兄身历者述其大概”[(13)]之作。他的伯兄陈曾寿，不仅直接参预了复辟活动，而且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多次参与张勋集团的高级机密。尤其是六月中旬陈曾寿从上海到天津后，不仅代表天津和上海诸遗老分别致函张勋，催促尽快实行复辟[(14)]，而且在他到了北京之后，又与张勋一同密商复辟的具体方案，并于7月1日凌晨与张勋等人一同入清宫，拥溥仪复位[(15)]，并被封为“学部右侍郎”[(16)]。
张勋在北京宣布复辟时，冷汰当时在杭州，“阅报，知复辟之宣布”，异常兴奋，但“三日后，消息渐恶，忧甚，思入都视伯兄”，随后，即“同仲兄北上”。他二人到达北京时，讨逆军与辫子军战斗正紧，几经周折，终于与其伯兄陈曾寿“相见，惊喜悲愤，不知从何说起。次日，往视乙师（即沈曾植）”，沈曾植见到他们时，“大恸，乌咽述经过事”[(17)]。陈曾寿、沈曾植两位复辟要人的叙述，且时间仅隔几日，当然是第一手资料。
4.冷汰在作《丁巳复辟记》时，还“检旧稿”，即翻阅了当事人的书稿，然后动笔，“得此记”[(18)]。
从以上分析来看，《丁巳复辟记》史料的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据此可推断，冷汰所记《复辟登极诏》为陈曾寿所拟应是可信的。
第二，陈曾寿所拟诏稿与颁布的《复辟登极诏》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说明7月1日颁布的《复辟登极诏》为陈曾寿所拟，有必要把陈曾寿的诏稿与颁布的诏书直接进行比较。
陈曾寿所拟的《复辟登极诏》诏稿，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自实行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出十余万万，而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以致“共和解体，补救已穷”。
第二，“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率各省文武军民人等会同民国总统黎元洪沥情陈恳，以为深维祸源，无主乃乱，恭请复位以拯万民各等语”，故“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
第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严禁亲贵“干预朝政”，遵守“祖宗永不加赋之成法”，停止征收“辛亥以后所加苛捐杂税”，“禁除党派恶习”[(19)]。
7月1日颁布的《复辟登极诏》，即根据陈曾寿所拟诏稿，主要在两处进行了修改：
第一处：把“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率各省文武军民人等会同民国总统黎元洪沥情陈恳，以为深维祸源，无主乃乱，恭请复位以拯万民各等语”几句，改为“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等，为国势阽危，人心涣散，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人。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攻，以惠中国而拯生民各等语”。
第二处：从“今与天下臣民约法数事”到“凡此数端”一段改为：“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条举如下：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一，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一，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一，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俗等事，并著所司条议具奏。一，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订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一，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著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一，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一，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一，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凡此九条。”
除以上两处进行修改外，还有六处在文字上稍作变动。
第一处：“朕不幸以冲龄继承大业”一句，把“冲”字改为“四”字。
第二处：“而朕徂居深禁，日夜祷天”一句，把“徂”字改为“深”字，把“深”字改为“宫”字。
第三处：“共和解体，补救已穷”一句，把“解”字改为“政”字。
第四处：“上下以至诚相感召，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政事以道德为本原，不得以国脉为尝试之具”几句，在“上下”之后加“一”字，把“感召”的“召”字去掉，把“政事以道德为本原”改为“政令以惩毖为心”，把“国脉”的“脉”字改为“本”字。
第五处：“况当此创深痛巨，存亡绝续之交，朕临深履薄，固不有乐乎为君，稍自纵逸，尔大小臣工尤当精白乃心，息息以民瘼为念”几句，把“创深痛臣”改为“万象虚耗，元气垂竭”，在“不有”二字中间加“敢”字，把“乎”字去掉，在“精白乃心”之后加上“涤除旧染”四个字。
第六处：在全文最后加上“钦此”二字[(20)]。
除了以上两处修改、六处文字稍作变动外，陈曾寿诏稿的其他部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文字上均无任何变动，即成为正式的《复辟登极诏》，于1917年7月1日颁布。
陈曾寿诏稿的修改者是谁？《丁巳复辟记》中没有说明。而在张戆盦的《复辟详志》中，不仅记载说7月1日所下“复辟伪诏……出自陈曾寿手笔”，这与冷汰记载相同，而且还说“经张勋点窜”[(21)]。可见修改者是张勋，不是康有为。
至于沈曾植、陈毅所拟的诏稿，与万绳栻、胡嗣瑗、康有为诸人所拟的诏稿一样，均没被采用。
三 对有关康有为修改诏书记载的辨析
前文谈到，有两种材料记载说：7月1日颁布的《复辟登极诏》，先由他人草拟，再经康有为修改，然后颁布。这些记载是否可靠，下面逐条辨析：
第一条：“闻此谕稿出自万绳栻、胡嗣瑗两秘书之手，经康圣人笔削，始发表”。这是许指严在《复辟半月记》中的记载。
这条材料是不可靠的。1.该文作者在《复辟半月记》中“记载张勋复辟始末，从1917年7月1日清废帝溥仪宣布复辟，到7月12日张勋复辟失败”，虽然“逐日记述当时复辟派的活动”，但由于作者并非复辟派人士，即局外人，不了解内情，所记事件材料“或来源于当时报刊，或为作者本人耳闻目睹”[(22)]，根本没有接触到复辟派的内部机密，故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2.该文关于《复辟登极诏》的记载，自相矛盾：文章一开头，即说“五月十二日”，（即阳历6月30日），北京城内一切正常，但“岂知不转瞬而夜中之爆裂弹猝发，康圣人手拟谕旨，辫子军高揭龙旗，六年民国，一旦扫除”[(23)]。很明显，这条材料无疑是说《复辟登极诏》是康有为拟定的。但紧接着在“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即阴历五月十三日”的条目下，作者又说：“旋接内阁印铸局所刊复辟上谕”，即《复辟登极诏》，“闻此谕稿出自万绳栻、胡嗣瑗两秘书之手，经康圣人笔削，始发表”[(24)]。前面说康有为“手拟谕旨”，后面又说“谕稿出自万绳栻、胡嗣瑗两秘书之手”，同一文中竟有两种记载，自相矛盾，可见其所记不可靠。
第二条：“此项伪谕先出自万绳栻草拟，继由康有为润色”。这是孤竹里奴所编《张勋秽史》中的记载。这里有两个问题：1.该书编者孤竹里奴不是复辟派人物，不知内情，书中有关张勋复辟活动的记载，依据是什么，不得而知。2.该书有关《复辟登极诏》的记载前后不一致。书中先说“此项伪谕先出自万绳栻草拟，继由康有为润色”。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万绳栻拟好诏书后交给康有为修改，另一层是说康有为在当时参与了复辟的高级机密，否则就不可能去修改作为高级机密的复辟诏书了。但在下文中，作者又说：“康之最初入京也，满抱一腔野心，思如戊戌故事，凡一切军国大政，必先经其指示，然后发布”。这里所说的“一切军国大政”，当然包括《复辟登极诏》。而康有为入京后，“见勋一人专断，绝无与人以参预余地，意大懊丧，然亦无如勋何”[(25)]。这条材料的意思是说，由于张勋专断，康有为在北京始终不能参预复辟派的活动，也就更谈不上去修改作为高级机密的《复辟登极诏》了。记载前后不一致，也不可信。
还有两点说明：
1.既然以上两种记载均不可靠，那么，万绳栻、胡嗣瑗是否拟过《复辟登极诏》的诏稿，实属可疑；既如此，有关康有为修改了他们所拟诏稿的记载，也是不可信的。退一步说，即使万绳栻、胡嗣瑗拟了诏稿，也经过了康有为的修改，然后这些诏稿均未被张勋采用，没有作为正式的诏书进行颁布。因此，也不能据此说明1917年7月1日颁布的《复辟登极诏》经过了康有为的修改。
2.有的材料记载说：诏稿拟好之后交给康有为修改，并说康有为把稿子改好之后，“最得意者，即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两语”。《张勋秽史》说：这两语“初为万拟所无，由康有为润饰时加入”，并被陈宝琛称赞为“昔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今长素两语可抵得半部论语矣”[(26)]。《复辟半月记》中也说康有为修改了稿子后，“康圣人自鸣得意，对人谓纲常名教两语，实可抵半部论语，天下从此可望太平”[(27)]。
如何看待这两语？
7月1日颁布的《复辟登极诏》中确实有此两语，论者往往以此两语作为确认康有为修改诏书的依据，几成定论。但是，翻开陈曾寿所拟的《复辟登极诏》原稿，就可以清楚地发现，陈的原稿中本来就有“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两语，根本不是修改时才加入的。所以，以此两语作为康有为修改了诏稿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结论：丁巳年康有为虽然拟定了一份《复辟登极诏》，但没被张勋采用。7月1日正式颁布的《复辟登极诏》，既不是康有为所拟，也没经康有为修改。
注释：
①《中国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一至十二日（初稿），第489页。
②(22)(23)(24)(27)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第99、91、96、97、99页。
③(25)(26)孤竹里奴编《张勋秽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十三辑，第85、128、127页。
④⑩(15)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114、114页。
⑤《致冯国璋书》，《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483页。
⑥(12)(14)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17页、第71页脚注、第108—111页。
⑦《拟复辟登极诏》，《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57—258页。
⑧《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
⑨(21)张赣盦《复辟详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辑，第33、33页。
(11)(13)(17)(18)冷汰《丁巳复辟记》，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2、243、243页。
(16)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湾学生书局，第226页。
(19)陈曾寿所拟《复辟登极诏》诏稿全文，见《清末民初云烟录》，第123—125页，兹不录。
(20)正式颁布的《复辟登极诏》全文，见《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兹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