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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97年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重新执政以及1998年他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的发表，“第三条道路”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第三条道路”一词至今已经使用了一百多年。19世纪末，有人就企图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目标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与维护和改良资本主义的两种信念和追求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其主要代表是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而今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是新中间派在新形势、新内涵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已不涉及制度间的道路选择，而只关系到制度内的政策替代，其核心主张是超越旧左派和新右派，它的正式称谓是“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反映社会民主主义者为适应新形势而做出的努力，它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新内涵，而它的前途尚不明朗。回顾欧洲社会党人一百多年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贯右倾，这一点也着实令人深思。
一、欧洲新“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经济含义：转向新自由主义
布莱尔把欧洲新“第三条道路”定义为“超越左右”（托尼·布莱尔，1998）。在这里，“超越左右”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它既可以理解为不左也不右，摆脱左右的对立而构建一种独特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体系，又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包含左，也包含右的理想理论和政策实践体系。而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人们永远也不会找到一种不左不右、正好居中的东西。至于既包含左又包含右的东西，二者的分量绝对不可能恰恰相等。诚然，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仍摆脱不了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追求走中间道路的历史束缚，但他企图从左右两派的思想和政策中汲取积极的内容。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结合中，显然更多的是前者向后者靠拢。
（一）新自由主义何以胜过社会民主主义
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由改良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三者组成，它们三者是思想、工具和目标的关系，其中凯恩斯主义也许要比福利国家更为重要。因为中下层选民经济条件的改善主要是通过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实现的，其次才是借助于福利国家制度，所以凯恩斯主义是否行之有效，关系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凯恩斯主义政策主要关注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倡导充分就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并且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各政党都声称它们支持政府倡导的充分就业、“混合经济”和增加公共开支的政策。但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凯恩斯主义开始出现衰落的征兆。到了70年代中期，成功地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背景条件已经不再存在，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发生“滞胀”。战后凯恩斯主义对需求的控制是基于以下假设，即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作用”，而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滞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破坏了这种平衡。同时，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也破坏了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条件。过去各国政府、劳工组织和资本力量之间达成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妥协日益被经济全球化所销蚀或削弱。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与新的国际环境不相融（克尔斯托夫·皮尔森，1999）。
与此形成对照，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新自由主义非常重视市场的作用。资本主义已不再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种种问题的根源，而是一切好处的核心；竞争性市场不仅能产生高效率，而且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的保证。在这种背景下，安东尼·吉登斯在《超越左右》一书中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近些年来胜过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它能适应世界上发生的两方面的重要变化：全球化的加强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未能做到这一点（殷叙彝，2000）。苏联东欧的巨变和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暂时得势，更使资产阶级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使新自由主义更加广泛地流行。
（二）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是以长期以来的“左右趋同”为基础的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的讨论中，人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即认为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左派和右派的互相接近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政治竞争迫使所有大政党都要为争取中间派而斗争，从而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左右之分；其次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人们没能提出根本不同的改造和革新方案，这也使左右派的主张不得不模糊起来；最后是随着大众富裕程度的提高和福利国家保障的增加，从前的右派不得不接受一些传统“左派”的主张，而从前的“左派”也愈来愈没有理由坚持彻底的“左派”改革纲领。同时，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左右的重合之处也明显可见。此外，还有两个新的因素促使左右进一步互相接近：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新的政治问题。经济全球化使所有的经济社会都要为改变低工资和实现低税收而斗争，所有负责任的政党都将同样被迫为改善竞争条件而奋斗。“新的政治问题”包括接受还是拒绝核能，采用新的通讯技术，劳动关系的革新和灵活化，对自然界和环境的关心等，这些问题都不能纳入传统的左右对立的框架内。
但是，到目前为止，左右趋同依然是有限的。例如，在对经济实行政治调控问题方面仍旧会导致政治纲领上的重大差别，表现出对完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从整体来说，右派比左派更能容忍不平等，更倾向于支持有权者而不是无权者。
（三）“左右趋同”是相向而行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强调指出，新自由主义者，即使是其右翼，也在改变某些原来的重要主张，例如他们现今也赞成对市场进行适当的管理。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不平等的重要意义，在于把它看成是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一立场主要是以劳动市场必须灵活化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不是基于对不平等本身的辩护，不是从原则上为贫困提出正当理由。再如，传统的温和右派反对现代社会的社会活力和经济活力，在许多情况下也反对它的技术活力，而目前阶段的右派主流却与此相反，它主张加速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反对从社会、政治和生态角度抑制这一发展政策（托玛斯·迈尔，2000）。要求变革，本来更多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张。事实上，战后的这种左右互相靠拢的进程是明晰可见的，只是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战后初始阶段，甚至右翼政党也不得不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限定的框架内活动。而现在则反过来，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了”（克尔斯托弗·皮尔森，1999）。然而，“趋同”决不等于“相同”。
二、“市场”、“企业”、“供应”，已成为社会党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欧洲新“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经济含义是转向新自由主义。它表明，现今欧洲社会党人在理论上更加信服伦理社会主义，强调同科学社会主义决裂；在政策上，许多社会党上台后执行的是右翼政党要实行的政策。它表现在，执政社会党人的经济政策目前也首先考虑的是市场机制、企业作用和供应方面。
（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尽可能“市场”，必要时“国家”
尽可能“市场”，必要时“国家”，并不是一个新口号，但当今执政社会党人的指导思想显然是倾向于再多一些“市场”，再少一些“国家”。他们强调“国家不是划船人，而应成为掌舵者，即不应过多地进行控制”（布莱尔，1998）；“政府要为经济提供条件而不是指挥经济，并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布莱尔，1998）；“国家是不能代替经济的”（施罗德，1998）；“我们的态度是：在可能的地方实行竞争，在必须的地方实行调控”（布莱尔、施罗德，1998）；“有了正确的政策，市场机制就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关键，企业家的热情能够促进社会公正，而新技术代表的是一种机会而不是一种威胁”（布莱尔，1998）。意大利奥凯托说，“应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而把社会（民主）主义看做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肖枫，1999）。过去，自由主义者肯定个人自由在市场经济中的首要地位，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以国家政府为主来促进社会公正，而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是把政府权力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手段。这样，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已不存在必然的冲突（陈林、林德山，2000）。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把微观经济的灵活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布莱尔、施罗德，1998）。
本着上述指导思想，执政的社会党人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将经济周期与结构性调控结合起来，改变过去一段时间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提高生活质量、相对忽视经济数量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技术的现象，以开发高科技产业为龙头，调整经济结构；需求与供应并重，改变过去侧重需求而相对忽视供应的立场，给新老企业的创建、生存和发展提供尽可能大的活动余地；国内与国际调控相结合，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单独实行凯恩斯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已经行不能了（于尔根·哈贝马斯，2000）；强化与减少政府干预相结合，大力开发高科技产业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人才培养制度，放松不利于企业和个人发挥创新精神的管制，也就是说，改变政府干预的内容和重点等。在微观经济领域，现今执政的社会党人特别致力于企业的发展，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微观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经济长期繁荣的关键。因此，微观经济领域的每一个方面都位于社会党政府议事日程的中心，包括教育与培训、资本和劳动市场准入、生产与市场竞争以及在基础设施和科学方面的投资等。
（二）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
执政的社会党人日益重视企业，认为政府应是企业的伙伴，强调在当今全球化和科学技术都在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新老企业。社会党人如今这样重视企业和企业家，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在政治上，面临经济全球化等新形势，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双重的应对战略：对外寻找国际联盟，在欧洲首先是欧洲联盟；对内则强化政府与企业结盟。说到底，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核心是企业竞争，企业在竞争中的表现如何，将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第二，在经济上，发展新老企业是改变欧洲经济与工业结构相对滞后、失业问题长期严重存在、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等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三，在社会方面，欧洲社会缺乏生气和创新精神，改革进程步履维艰。因此，欧洲人特别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应成为一种核心技能。
随着执政社会党人对企业态度的变化，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是：改变国有化和私有化问题上的立场，不再强调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促进企业重组，只要有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促进技术进步，大企业合并、兼并就不再那么多地受到反垄断法之类的限制；大大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管制；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在雇用和解聘人员问题上给企业以更大的自由，同时使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以及知识经济发展与社会劳动日益个性化（人们不愿当雇员而想当老板，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也有可能使部分劳动“家庭化”、“个人化”）等条件下，中小企业的发展余地是很大的，社会党政府认识到大企业是一国经济的支柱，中小企业是它的基础，因而对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持特别积极的态度；在欧洲首先是欧洲联盟的范围内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为欧洲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商品、劳务、人力和资本市场。
（三）需求和供应政策并重
过去社会党人认为，只要成功地进行需求管理就能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现在社会党人认为，供应政策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其实，重视供应政策和重视企业作用基本上是一回事，只是前者的含义比后者要更为宽泛。目前执政的社会党人在重视供应方面所采取的主要行动是：改革福利制度，使之以“工作为取向”；降低企业成本；使供方对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积极的反应，调整利率或改变税收政策以增加投资和就业；为使企业有效地利用改善了的经济条件和抓住新的机遇，必须适当放松法规制度对它们的束缚；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应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例如商品、资本和劳务市场都应当具有弹性，而不应让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陷入僵化，而其余部分实行开放和具有活力。
三、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上更加强调效率方面
欧洲新“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经济含义是转向新自由主义，这具体表现在对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上，天平正明显地向强调效率方面倾斜。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同执政的社会党人日益把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市场”、“企业”和“供应”等方面相联系的。其结果是社会公正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首先是福利制度。
（一）福利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
重视经济效率，同时强调社会公正，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追求的一贯目标。这里的“社会公正”，不仅包含经济利益的分配，而且还涉及经济权力的参与，二者的结合，即构成社会福利国家。这种“社会福利国家虽然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但它毕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程度”（于尔根·哈贝马斯，2000）。事实上，在二战后的大约头25年内，“社会福利国家”运转得确实是有效的。但自那以后，它渐渐地陷入困境。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纳税人的“反叛”使福利的财政来源缩小，社会的日益老龄化和离婚率提高之类的社会问题增多，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低下，福利机构本身的官僚主义化和效率不高，各政党为了争取选票而一再向中间阶层做出让步，福利国家未能真正成功地减少贫困——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使生活较好者受益更多等。同时，社会福利国家是以传统的家庭和两性分工体系为基础的，其前提是保证负担家庭经济的男子充分就业，女子承担家务，一旦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妇女又日益进入职业劳动与男子竞争，这种制度就难以维持了。此外，福利国家只涉及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而撇开其他问题，包括感情、道德和文化等，而恰恰是这些“生活问题”正在变得日益重要。
（二）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
近些年来社会党人已从陷入困境的福利国家中汲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包括：不应把促进社会公正和过分强调结局平等相混淆，不能认为获得社会公正的办法就是增加公共支出而不管结果如何，也不管为此提高税收而对竞争力、就业和生活水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能全由国家来解决市场失灵及其危害，这往往造成政府干预不当和扩大官僚主义的滋生；不能把享受福利的权利与应履行的义务相分离，个人对家庭、社区和社会的责任不应推给国家；不应夸大政府靠微调经济来保障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能力，而低估个人和企业对创造财富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应过于强调市场缺陷而低估了它的巨大能力（布莱尔、施罗德，1998）。
（三）社会党政府新的指导思想
针对上述欧洲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和社会党人的教训，执政的社会党人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方针。它们的前提是，不取消福利制度，为了保护弱者，保证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政府干预依然是必要的，但将保持在“最低社会标准”，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使福利国家现代化。如何“现代化”？除了本文已经强调过的着力于“市场”、“企业”和“供应”之外，仅就狭义的福利制度而言，社会党政府正大力提倡公民的权利必须与其义务相结合；强调个人承担责任，鼓励“自助”；重视社区和自愿组织的作用；变消极的危险防范为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创业精神，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对人力和社会资源的投资；为促使机会均等，帮助有困难的人员学会必要的技能；推动劳动市场灵活化，认为非全日制工作或低收入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强；承认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又认为，在这种有限的作用范围内，政府需要与非官方部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如此等等。一句话，福利国家的措施要从以前大部分是针对后果的，逐渐转向针对根源。
结论：欧洲新“第三条道路”已不再是制度之间的道路选择，而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治理方式的选择。在欧洲长期“左右趋同”的背景下，考虑到欧洲绝大多数政府只是“中左”或“中右”之分，因此，作为一种中左路线的新“第三条道路”的活动余地是相当有限的。同时，为了使新“第三条道路”产生实际的影响，“相当程度的实用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布莱尔，1998）。虽然总体说来，它的基本经济含义是转向新自由主义，但新“第三条道路”政策目标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新“第三条道路”并不代表欧洲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它经济上倾向于新自由主义，必然加剧社会分化等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是民主制社会的基础”（于尔根·哈贝马斯，2000），因此，新“第三条道路”究竟能走多远，尚需拭目以待。
（截稿：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