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科技史在中华科技史中的地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中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地位论文,华科技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1971（2009）06－0001－04
科学技术史是研究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是研究和认识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基础。从历史学的角度，科学技术史有内史、外史之分，更有综合史、国别史、断代史、分科或学科史之分。作为国别史的中国科技史或中华科技史为什么还有个少数民族科技史，它与中华科技史的关系是什么，本文就此略作探讨。
一、关于少数民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各民族是既相互争斗又相互依存而发展的。然而，汉族无论是数量还是分布范围都是最大的，还由于汉族生活的地区是中国最适宜农耕的大河流域中下游平原地区，历代王朝也主要是由汉族人所创建的，入主中原的其他民族基本上以被汉化而告终，因此中华文化的主流是由汉族人所掌握的，中国科技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汉族人的科技史。汉族在北方兴起，至汉朝后大量向更为富庶的南方的移民，至唐宋元明清特别是元朝、清朝疆域的扩大，使得中国的版图增加了不少西南、西北、东北地区的其他民族。虽然19世纪俄国割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其中包括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的主要居留地，但其分支仍留在中国境内成为少数民族，而俄罗斯人向黑龙江南岸的移居，又构成了俄罗斯这一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样，中国少数民族除了完全成长在中国境内的以外，还有一些在邻国是主流民族而在中国却是少数民族的，除俄罗斯之外，还有朝鲜族、傣族等。傣族原本是中国云南的一个民族，在云南建有“南诏”王国，元朝时为了逃避战乱，其大部分移居东南亚与此前移居的傣族先民汇合，成为泰国的主要民族[1]。
在历史上也有不少民族因汉化而消亡。从东北入主中原的鲜卑族就已不复存在，汉朝的东匈奴以及唐朝遗留在现内蒙古、辽宁、河北北部地区的突厥人也都因汉化而不复存在，突厥的另一支则留驻新疆成为今天的维吾尔族。满族入主中原300余年，基本上被汉化，现在纯粹的满语仅在早年戍边新疆的锡伯族那里保留着。这种汉化不仅是语言，连民族习俗、文字当然也包括其原有的科学技术在内。
少数民族是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汉族而言的，显然，中国少数民族既包括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也包括今天的少数民族。在商朝，甚至在周朝还没有明确的民族概念，只有部落或氏族之分。汉族是以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为核心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华夏族是一个综合性的民族，它融合了中原各部族而后又融合了长江以南各部族。汉族形成后不断有新的民族融入，甚至还融入了非本土的民族如犹太人、阿拉伯人。或者说，从民族学的角度看，中国历史是一个在相对封闭的东亚地域内，各民族不断交融的历史；是一个以汉族为主流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
然而，少数民族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不但要研究现代各少数民族的科技史，还要研究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的科技史。就现代而言，似乎除汉族之外都是少数民族，但是像壮、回、蒙、满这些民族其人口远比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全国人口还要多，在历史上与汉族交往密切，汉化的程度更大，其科学技术史中独特的部分并不明显，经常与中华科技史混杂在一起。从历史上看，古代早期的科技史如彩陶文化、黑陶文化乃至龙山文化的科技成果是属于哪个民族的先民所创造的？在先秦之前各民族尚未清晰划分的时期，夏、商时期的科技史能归结为哪个民族吗？这里显然有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上限问题。中国的历史朝代大部分是汉族人创立的，但元朝、清朝是蒙古、满族（女真）人创立的，而金朝也曾与南宋平分天下，对金、元、清朝的科技史的研究是否属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范围？为了学术的发展，在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中以“研究无禁区，研究范围相对模糊化”似乎更好。
本文之所以提出个“中华科技史”概念，是基于在中国境内任何民族均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单元，是这些民族共同创立了中华文明这一思想，各民族对科学技术的历史贡献，构筑了“中华科技史”的总体框架和内容。
二、少数民族科学技术的源流问题
在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经常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内的地域）。我们的古代先民们，不但在民族之间而且在氏族之间也经常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争斗不止。随着历史的推移，那些人口众多，且掌握先进技术从而有可能具备先进兵器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的民族，会占据更多的适合人类生存的平原地区，并由此而开始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循环，使其进一步发展壮大而成为主流民族，并创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
中国少数民族中大多因历史的原因而居住在边远地区（相对于东部、中部而言），远离中原发达地区。那里的生存条件较为苛刻，作为主要农业资源的土地相对短缺或贫瘠，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的。受外界干扰较少，劳动力低下，直至解放前许多地方还是金石并用，或者说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几千年未变。这如同一个封闭系统，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会持续保持不变，即使有些变化也十分缓慢，而且不会发生质的变革。
这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从发达地区学得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如原始的金属冶炼、锻造技术，纺织技术，农作技术乃至饲养技术，或原封不动或经过一定的民族化改进而一直保留至今。同时，在漫长的历史中，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以适应和利用当地资源也创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也有一些是针对本民族文化的需要而发明的独特的工艺，如壮族的铜鼓铸造工艺，苗族的银饰加工艺以及蜡染、织锦乃至一些特殊的乐器如葫芦丝、马头琴、冬不拉、苗笙的制作工艺与演奏技术等，在建筑民宅方面更是就地取材、花样繁多，其中有许多是在中原地区早已失传的工艺。
在科学方面，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早期的对自然的认识经常被蒙上神秘的面纱，而以神灵的方式出现。从祖先崇拜、神灵祭祀到巫医看病，都有可能包涵一些对自然的认识。如神灵祭祀经常反映人们对季节、节气的认识，巫医也一定掌握了一些病理知识和草药知识。用现代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科学与迷信、开化与愚昧的理念是无法深入理解和研究少数民族的科学史的，这也要求从事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人去认真“挖掘”而不是简单地肯定与否定。例如，藏医在早期就带有很强的巫医色彩，经过多年的挖掘研究与整理，一类可以与中医、阿拉伯医学和西医相提并论的“藏医学”得以问世。蒙医、壮医、彝医也都有类似情况。
在技术方面，少数民族的技术是相当丰富的，既保留有传统的古代先民的技术，又有独具特色的独创性技术，更保留了无形的非物质的技术遗产如古代工艺、技巧、技艺等，也保留了有形技术遗产如古代农具、纺织机具、冶炼锻造机具、水利设施乃至各种制成品等。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对外科技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乃至近现代，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中原地区对外交流的窗口。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直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受益者，他们有可能更多地吸收中亚各民族的科技文化。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缘的原因，拥有吸收印度、阿拉伯以及南亚各民族科技文化的最好条件。近代以来，到达少数民族地区的西方传教士有可能将近代欧洲的科技文化传入这些地区。
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个涉及内容丰富、分布地域广泛的科技史博物馆，是一个现代文明正在进入、传统文明正在消失的边缘地区，也正因为如此，通过对少数民族科技文化遗产的抢救、研究和整理以丰富中华科技史，是十分必要的。
三、作为文化建设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
在很长时期内，我国的历史学研究被赋予很强的政治要求和实用主义色彩，过分强调“古为今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提出先批判后吸收“批判地吸收”这一口号，但事实上是批判有余，吸收不足。甚至将科技史研究的目的简单地定为“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自豪感”，为此在科技史研究与写作中，往往牵强附会地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只言片语，说成是当代科学某某规律早于西方多少年就被中国古代人所掌握，以此证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优于西方。或者为避免宣扬“封资修”之嫌，出版著作时要写一篇批判性文字作前言。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虽有所改变，但在最近出版的几本书中，这种情况还是依稀可见。
我们在进行科技史研究时，并没有因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塞维利、纽可门、瓦特发明蒸汽机就认为英国民族比其他民族高明多少，也没有认为美国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原子弹就比别人高明多少，而是从人类认识自然和技术发展的总体趋势上去认识的，或者说科技史的研究经常具有“全人类”性，把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成果看成是人类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构造今天科学体系和技术大厦的是历史上不同民族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共同贡献，任何一个民族都承担不起如此巨大的工程，而这一巨大工程也是缺少不了任何一个民族的贡献的。像苏联当年那种把什么发现发明都说成是苏联（俄国）第一的做法，无疑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反映，是科学技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它不会为世界各民族所认可，只能对世界科技史研究造成混乱，更是耗费了苏联一批研究者的研究生命。
中国少数民族的科技史研究应视为中华乃至世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由于前述的原因，其对中华科技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证性意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共同创造的，它包括了各民族各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形态，正如法国哲学家让·拉特利尔（Jean Ladriere）所说的，“文化规定了属于它的个体的特殊存在方式，文化不折不扣就是社会本身。”[2]少数民族的科技成就既具有其作为民族的特殊性或称之为民族性的一面，也有在漫长的历史中与中华其他民族共融共存形成的中华文化共性的一面。
对少数民族的科技史研究要从更大的更远的目标着眼，应看成是中华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不应当过多地从狭隘的实用主义出发，过分强调“发展旅游”、“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后者是当地行政人员的工作而不是科技史研究人员的工作。更不能为了“发展旅游”而破坏或人为地改变那些有价值的科技文化遗产，使之丧失历史性与研究价值。武汉龟山上用现代钢筋水泥建筑的黄鹤楼，已失去任何文物和文化价值。黄鹤楼在历代都有扩建和重建，都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式样和建筑水平，用现代建筑技术和材料建一个中国传统的大屋檐式建筑，既无历史感也无时代感，因为作为历史文物的黄鹤楼已被拆毁，这只是一个采取了仿古建筑式样的现代建筑而已。
在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其无形的科技遗产的发掘、研究、记录与考证。古代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技艺的世代相传，是经过代际间言传身教而延续至今的。刃具锻打后的淬火、纺织品的染色、自然染料的提取、水车的制造与架设等均具有特殊的技巧，而这有可能是中原古代技术诀窍的遗存，也可能是当地民族的创造。传统的技术工艺、技巧、技法均具有非物质性，而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少数民族科技史也同其他历史性学科一样，是研究者超越时空间隔对科学技术历史的反求建构，需要研究者对科学技术史料加以发掘、整理、考证和描述，并对史实做出评价和解释，以重建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过程。其历史的客观性既受材料占有情况的制约，也受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逻辑能力、善于采用的研究方法及个人偏好所左右。传统的科技史研究方法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发掘考证和记录历史史实；第二类是根据已考证或核实的史实进行比较性研究，归纳出一些相对独立的历史片断性资料；第三类是根据史实及其逻辑关系以及一定的历史背景，通过“虚构”或“推理”而编纂出“类故事”性情节，进行历史的、艺术的再创造以完成历史的撰写[3]。
此外，科技史的研究也不能仅停留在对史实的发掘、整理、考证和描述上，还要进行理论的探索和反思，但是就当前少数民族的科技史研究而言，对史实的发掘、整理、考证仍是重中之重的工作。其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4]。“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一些现代的技术手段如物理考古、技术考古，发动各有关专业人士共同来进行这一工作，使我们的研究建立于丰富而扎实的基础之上，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可供其进一步研究的资料。
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所居住的边远地区的交通、通讯在不断进步之中，闭塞的或封闭的状况正在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进展所必需的，也是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落后的必要过程，但同时，其传统的文化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遗留下来的科技遗产也在消失，因此，挖掘抢救整理少数民族的科技成果，进行深入全面的科技史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
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自1988年成立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会以来，在李迪、陈久金、万辅彬等诸位先生的努力下，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他们采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从人类史、民族学的角度的研究方向，取得重要进展。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一个涉及学科门类众多的研究领域，需要有熟悉本民族风俗、历史和语言的各民族研究者的广泛参与，更需要有地方行政领导的支持。在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必定会有一个新的进展。
收稿日期：2009－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