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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仅是一种技术和方法，而且深藏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在不同哲学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力图从我国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实例来分析我国和西方两种企业管理哲学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并进一步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哲学的设想。
一 中、西两种管理哲学的比较分析
管理既包括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组织方面的内容，也包括与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相联系的反映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内容。前者注重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即要根据生产力水平来科学地调整人与其它生产要素的关系，属管理的技术属性，它可以为同一种生产力水平的各种生产组织所用。后者则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地位、分配原则等，是管理的社会属性，它所维护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中性的。因而对不同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我们不仅有作定量分析的必要，而且有作定性分析的必要。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国有企业和西方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哲学思想进行对比分析。
（一）对员工身份的认定，集中体现了两种管理哲学的起点、基础的不同
首先，西方企业从雇佣契约的签订的事实入手将管理对象直接分解为个人，而且是有差别的个人，并注重员工的个人权力、个人自我实现和个人能力的发挥。他们鼓励人才竞争，并根据竞争的实际结果对员工作出评价或提拔与晋升。他们把物质鼓励作为主要手段来激励员工的个性和创造性。因此，这种企业中充满了能力主义精神，到处是契约关系。其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也体现了这些特点。外资企业用工全部采用聘用制，职位的高低与雇主对员工的能力判断相联系，并以明显的收入差来表述这种地位的高下，高层雇员与最低层的工人之间的薪酬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现象已司空见惯。他们认为巨大的经济反差是刺激员工个人奋斗的最佳方法。激烈的内部竞争促使员工时刻生活在获取优胜的紧迫感和生存危机的压力感之中，而这种高压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冒险精神呼唤出来，能使企业获得快步跃进的动力。不能否认，在这种内部环境中，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扩张力。但这种单纯靠经济利益维系、靠经济动因驱动的企业具有其明显的弊端，如往往缺乏向心力、凝聚力和稳定性。
我国的国有企业则更注重人的社会性、群体性的一面，强调个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才能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实现。同时力求使员工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相一致，强调企业中职位不同的成员社会地位的平等，而模糊其差异性。我国国有企业由于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全体职工既是生产活动的主人又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总经理和员工都属于工人阶级的范围，他们都是企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他们之间只存在管理者和生产者工作分工的差别，而不存在阶级的差别。所以在这一大前提下，我们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总经理与工人之间经济收入的差异往往不大。企业是一个凝聚力极强的命运共同体，职工对企业有较深的依赖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企业内部上下之间、左右之间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协作的力量大于竞争的力量。不同分工的企业成员能够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要求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辞辛劳，为完成企业的目标而共同奋斗。经济利益不是职工努力工作的唯一动因，他们为国家、为企业效力的使命感、荣誉感和自豪感成为其工作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管理方法、管理制度是管理哲学的具体化
西方管理学一直没有摆脱人性恶的思维传统，所以特别强调防范个性与社会秩序的冲突，于是试图通过强硬周密的规章制度体系来制约杜绝个体可能对团体造成的各种危害，力求将个性的发展限定在一定的区域程度之中。他们在管理活动中特别注重企业内外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法律化和理性化，随时准备以法律武器来加强其管理行为的实际力度。他们的管理技术朝着严密化、定量化、硬科学化发展。他们的人事制度推崇严格的科学体系，建构成一个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位于金字塔顶部的董事长或董事会统帅一切，其下整个管理层，都贯彻执行着所有者的意志。人数众多的白领和蓝领工人处于金字塔的底部，他们各自领受文件规定的职责权限，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组织由拥有权限和承担责任的个人构成。这种管理体制线条明晰、分工清楚、责任明确，再加上严格的检查监督机制，基本上可以杜绝贯彻所有者意志时可能出现的推诿和扯皮现象，更不会允许出现管理空白。但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实际上是以调动少数人积极性、压抑多数人的创造性来加以维系的。
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思想更强调人性善的一面，因为职工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他们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确立了职工在企业经营行为中的主导性，培养着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企业中健全的党、团、工、妇组织以及制度对全面维护与发挥企业主人翁的作用是积极有效的。在这种企业氛围中，精神鼓励得以充分发挥，并与物质鼓励相辅相成，促进着每一位企业成员的全面发展。在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除了单纯的业务联系、经济联系，还具有十分浓郁的情感色彩。领导与下级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同志关系。关心群众疾苦、体恤下情是管理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必备品质的一部分。这种融恰的人际关系，克服了人际间冷冰冰的交换关系，使理性和事缘关系得到补充，从而可以更全面、更持久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当然过量的感情重负也有干扰企业行为公正与效率的可能。
（三）对员工的价值判断的不同，是不同管理哲学最生动的表现
西方企业对员工技能发挥状况的衡量标准是很高的、量化的，并且成为企业评价的最终内容，因而除了经济指标外，企业对职工的唯一要求就是不犯法。企业不介入社会价值观之间的争论，以及职工个人价值观的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业务好、工作能力强的员工就是好员工，优秀的员工应委以重任、给予优厚的报酬。
而我国则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社会组织，要求其成员应符合各项社会规范。我们认为一名优秀员工应当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品德、超群的工作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热爱集体、热爱企业、勇于为企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可以说我们对员工的要求比西方更高、更全面，有时对其社会责任承担状况的评价具有更为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企业管理者眼里，西方的成功者或是经营角逐中的成功者，或是巨额财富的拥有者，或是个人奋斗的实现者。而我们则认为，成功者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角色，是指各行各业中的劳动模范，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未必腰缠万贯，未必轰轰烈烈，但却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奉献，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全面履行自己的各种社会责任、道德义务。他们不仅是某一专业行为的标兵，而且是社会生活的楷模。
二 两种管理哲学差异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种管理哲学的差异与对人性本质的把握的不同密切相关，是两种不同哲学人性论的缩影。形成这种对人本质认识上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刻的，主要由所有制关系的差异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两大原因造成的。
（一）我国与西方在步入现代化过程中所背负的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份，是中国国民潜意识中的精神支柱。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大圣孔子就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道家鼻祖老子也曾说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老子》）。这种思想不仅为诸子百家所认可，而且为后来者一直继承，主导着历代中国文人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毛泽东同志更强调：世间万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有了人，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企业中确立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注重人际关系的平等互助，强调民主管理等等，人的社会地位的这一切改变直接影响其社会作用的发挥。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劳动者立即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也不能没有这样一种内动力。
历史证明，中国文化传统重视人的地位、作用，但从不将人归结为孤立的个人，而总是强调以群为本，个人则永远是群中的一员。所以这种传统不仅正确反映了人们存在的实际情况，即人总是社会的人，而且正确体现了人发展的历史事实即人只有作为社会人才能生存、发展。劳动集体对生产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起决定作用。人的因素在当时最引人注意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人数，只有人多才能力量大；二是人的统一意志，只有人心齐，才能泰山移。现代生产实际上仍然如此。若仅从表象上看，似乎个人之间的联系被离间了，对个性发挥的依赖正在加强，同时空、近距离的社会劳动愈来愈少，劳动者个体间的空间、时间差拉大了。但从生产行为的本质看，人们生产活动的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强度确是空前的强化，对群体化的要求、个人能量发挥的要求，以及协调性的要求有着全新的内容。
西方的管理思想是欧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尽管欧洲文化传统之源一直可以上逆到古希腊、罗马，但对今天西方社会来说，其文化主流基本特征形成于近代，即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的众多思想都是在那个时期萌芽的。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相对的是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其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十分深刻。近代人本主义以对神本主义反动之面貌而出现，所以在许多方面具有十分鲜明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其中天赋人权的思想、个性自由的理论、个人解放的实验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是当时反封建、反宗教斗争中的重要理论武器。但这种理论亦有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群体完全对立的思想实际上歪曲了人的存在及其本质。在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之下，西方的管理理论也有相似的弊端，并且随着社会进步，这种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正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二）对管理本质认识的区别根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区别
西方管理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它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目的是追逐利润以满足所有者的需要，而企业管理就服务于这样一个目标。因此，可以认为，西方管理理论是为管理者、所有者获取更多的利润出谋划策的。西方管理方法是所有者为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而设计的最佳行为方式。生产的目的确定着管理的本质，西方管理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劳动者真正自我实现的途径。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活动目的与生产劳动主体利益的分离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就决定了西方管理理论始终不能把人看成真正的人、完整的人，而永远只是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或暂时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所有者实现自己经济目标的工具。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曾指出：“在李嘉图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1〕这种情形在西方社会中迄今没有改变， 这种理论本质同样也未发生改观。尽管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家在论著中提倡相信人、尊重人，但这仍是很有限的，而企业家和管理者阶层在深层意识中对工人的不信任甚至蔑视有时就表视得相当“坦率”，这使得他们与广大职工之间的最基本关系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特征。
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仍然普遍存在，并且表现得十分充分。马克思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产生的异化劳动归结为四种基本现象。一是劳动者同他们的产品相异化。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独立力量同他相对立，成为一种统治劳动者的社会力量。二是劳动者同他们的生产活动本身相异化。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趋于衰竭，精神遭受摧残。这种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的劳动。“劳动的异化性质的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统治和其它统治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2〕。劳动仅是谋身的手段，而决不是人生的第一需要。 三是劳动者同自己的类生活，即类的本质相异化。因为“生产活动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生产劳动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基本活动或物质基础， 而劳动则是人的类生活或类本质的结晶。然而“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4〕。四是人同人的异化。 马克思把它概括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5〕总之， 我们对西方流行的各种管理学派的分析，不能忘记这些理论建立的哲学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将这一切漠视是十分有害的。
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企业所有权归社会所有，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我们现在尚无法实现使劳动成为每个人生活的第一需要，无法实现对异化劳动现象的彻底扬弃，但我们已实现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即抽去了异化劳动存在和发展的私有制基础，并在不断地削弱另一个基础，即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具有一种全新的内容，一种全新的发展目标。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使得先进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在宏观、微观上都达到了新的一致。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直接关联，企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企业管理行为的一切目的都不能与社会发展目标相背。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其直接的社会任务无疑要向社会提供质优价廉、品种多样的商品，为此，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就必然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的优胜劣汰，是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而最终将导致社会活力的增加，发展速度的加快和社会的进步。
三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哲学
一个时期以来，当我们把西方管理方法、管理理论作为工具引入时，的确很少有人从哲学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无论人们从什么角度分析都必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管理的现代化既不能美国化、也不能日本化，而只能是中国化，即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为目标。前几年就有外国朋友提醒过中国同行，对于美国的管理经验，“必须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和调整”〔6〕。 托马斯·彼德斯在《致中国朋友》的信中指出：“你们创造出来的成功的解决办法，必将具有中国特色，反映出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及实际情况；我们发现的新的解决办法则要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7 〕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也希望中国同行在阅读他的管理书藉时应当注意到，他书中的“一些部份不能直接用于社会体制不同，且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他希望中国朋友“有选择地吸收一些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经营知识”〔8〕。世上绝没有包开一切锁的钥匙，也没有包治百病的良药， 中国企业管理体制的建立只能依靠中国的学者、企业家自己的努力。尽管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操作方法，但有三个基本点越来越明确了。
（一）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一切科学的、先进的管理经验
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不能“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9〕。 对于国外经济管理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东西我们不能盲目引进，而对反映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共同规律的东西，则必须认真研究和借鉴。如果把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也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排斥，那是错误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一次会上指出：“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庞大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0〕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1〕邓小平同志更强调：“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2〕我国的企业工业化历史还不长，工业化水平也不高，企业从行政体制中摆脱出来，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历史还不长，企业的科学管理基础还很薄弱，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乃是提高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必需。我们不能因强调职工在企业经营行为中的主导性，就否认规章制度的必要；不能因体现职工的主人翁权利和利益而否认契约关系的必要性。在管理中应注重社会的契约化、法律化和理性化，特别是管理的严密化、定量化和硬科学化是西方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我们必须在国有企业中充分培养职工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牢固树立尊重知识、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管理的科学观念，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贯彻严格的理性化原则。我国的三资企业在带来国外的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先进的管理经验，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也正是三资企业从一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当然在借鉴别国管理经验时不能盲目照搬，必须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曾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和学习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13〕。
（二）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
从纵向看，任何成功的管理方式都不可能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管理方面的借鉴必须立足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只有汇入民族文化流的思想才能生根、开花、结果。历史不是重负，而是财富，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任何一种妄自菲薄都是知识浅薄的表现。
我国的传统思想倡导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礼记·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即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若将其运用于管理学，则意味着最佳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为了使自己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之前提，若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侈言正人。故孔子在《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只有正心、诚意、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所以一切管理行为的目的都以己、物双方为目标，仅以“成物”为目标无疑是片面的。“成己”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社会行为，是自身能量最大限度的发挥，是合乎规律的行为。“成己”只能在社会进步之中，只能通过社会实践，即包括各种模式的“成物”来实现。所以管理不能是单一物质的，而必须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否则，便不能称之为完美。
（三）管理制度、管理哲学的选择必然以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
管理理论不是一种中性学说。管理学无论作为经济学的分支还是社会的分支都不可避免地与其所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具有内在联系。任何管理学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怀抱中产生，同时每一种生产关系对管理方式的选择也总有一定限定。社会主义的管理哲学应当大胆地吸收前人、外人一切适合现代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管理方法，同时又必须克服西方管理哲学的片面性。我们的管理理论必须与社会主导的价值、理想目标相一致，必须使科学理性原则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我国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的管理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特征。我们不仅要确保职工在政治上、经济上、经营上的主人翁地位，而且要使企业成为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的组织。物质财富的生产应成为人们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表现，成为社会成员主体性确立的根本依据。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我们尊重规律、尊重科学，按理性的原则办事。另一方面，社会生产的本质要求我们关心每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中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可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4〕。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本质上符合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它是解放社会生产力，促使社会生产力稳定、协调、高速发展的最基本社会保障。我们的一切管理思想只能与这一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相一致，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任何一种与之相背的试图都将或在实践中碰壁，或导致生产关系的动摇。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盲目到自觉、由自在到自由的进步过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哲学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若将我们的目光投向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我们不能不看到，人类的管理思想与社会化大生产是一起发展的。它曾萌芽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下，它必将发展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这种探索和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成功将翻开人类管理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它的成功是人类走向自由的重要一步。
注释：
〔1〕〔2〕〔3〕〔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27页、94页、96页、97页、98页。
〔6〕西蒙《管理行为前言》，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7〕托马斯·彼德斯《乱中求胜》，科普出版社，第5页。
〔8〕盛田昭夫《日本造》，三联书店1988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8—369页。
〔10〕《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7页。
〔12〕〔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6页、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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