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制度约束与中国省区出口潜力——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出口模型的估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省区论文,中国论文,要素论文,潜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F14，F17，C10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1)10-0003-009
一、引言
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进而波及实体经济领域。随着世界经济步入衰退，中国的出口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大幅下滑。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净出口从快速正增长迅速逆转为负增长，2008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经为负，2009年全年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过去几年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的衰减无疑将拖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出口作为一种跨国界的市场行为，会同时受到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的双重约束。首先，出口拉动型经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保持旺盛的外部需求。但是外部需求一般又在一国的调整范围之外，绝大部分针对国内经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往往对外部需求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当前这种外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出口稳定的一个重要作用点就在于提高国内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那么，什么内部因素决定了中国出口的变化，这些因素将对中国出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按照经典的HO理论，一国的出口模式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出口规模在很大程度上由要素的投入规模决定。在学术研究领域，有很多文献从要素投入和贸易结构的角度解读出口的决定因素(Stern and Maskus，1981；Sharma，2003)。
除此以外，一国的出口还会受到国内制度因素的制约，例如基础设施状况、国际直接投资、经济改革以及政府支出等，这些因素具有显著的经济政策特征。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总体上得益于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但是各省区之间，尤其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间在对外贸易上的差距非常大。同时，近三十年来各省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收敛趋势，却在东中西部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趋势(沈坤荣和马俊，2002)。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使得省区的差异体现出深刻的制度特征，并进一步制约了中国对外出口能力。
对于中国出口的外在约束的估计，主要是通过引力模型①来完成的。盛斌和廖明中(2004)应用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流量的决定，是目前国内最为全面的引力模型对中国出口的应用，但是该文仍然是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截面估计。鲁晓东(2010)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的“前沿”出口水平以及出口潜力，并进一步将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分为自然决定因素和人为决定因素，分别估计了这些因素对于出口的影响程度，为中国出口的需求拉动特征提供了经验支持。施炳展(2009)借助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分解为贸易潜力变化、贸易效率变化、贸易投入变化三个方面，对中国外贸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
与以上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主要关注中国的国内因素对出口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对于出口表现的作用程度。根据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出口主要决定于一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特征，同时还会受制于某些制度环境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考察两类因素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前者包括劳动、物质资本、土地和人力资本等，后者包括基础设施状况、国际直接投资、经济改革以及政府支出等。按照这一思路，本文首先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出口模型，然后将以上两种因素纳入到模型中，重点考察了制度因素对于中国出口约束和出口稳定性的影响，给出定量的解读，并进而估计中国的出口效率和潜力。
在此引言之后，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基于随机前沿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及相关指标的度量方法和数据来源；第三部分是模型的估计结果以及针对模型的分析；第四部分是对实证模型的拓展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随机前沿出口模型
1.异质性随机前沿出口模型
根据经典的HO理论，一国的出口能力和模式主要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特征。因此，省区i的最优出口规模为：
三、实证研究方法与变量构造
根据第二部分提出的实证研究方法，本文构造如下计量模型：对应于等式(3)的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劳动力(labor)、资本存量(capital)和人力资本(hc)。对应于等式(4)的制度变量
=(G/GDP，INF，FDI/GDP，RE)，其中，INF表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FDI为实际利用外资额，G是财政年度总支出，RE表示改革的制度变量。各变量的具体含义、统计特征和计算方法如下表所示。
1.投入产出变量
劳动力(labor)：年度各地区就业人口。
改革(RE)：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市场竞争体制的引入和非国有经济的飞速发展，因此本文以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作为改革的代理变量。
政府支出(G)：各地区财政年度总支出，通过与当年的GDP相比获得其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
按照以上核算方法，本文得到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各个变量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四、结果及分析
1.异质性随机前沿出口模型的估计结果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的客观性和稳定性，我们在多种设定下估计了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是在对参数无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模型2-模型5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通过对参数施加各种约束得到的结果，以方便我们通过似然比统计量比较各种模型的优劣。其中，模型2假设政府支出、基础设施等制度性因素对于各地区的出口约束的不稳定性没有影响；模型3则假定这些制度因素对于出口约束本身没有影响，即δ=0；模型4假设出口约束服从在零处截断的半正态分布；除此以外，我们还估计了传统HO模型，即出口总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其结果对应着表2中的模型5。
在估计模型前，我们发现劳动力变量与资本存量存在着高度的相关，相关系数达到了0.81。显然，这会给模型带来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从而引起估计结果的偏误。其实，劳动与资本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在短期技术稳定的条件下，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匹配比例。另外，从原始数据的质量来说，年末就业人口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存在着很多重复计算和遗漏的情况。另外，人力资本变量是使用受教育程度加权的人口量，因而也包含了劳动力规模的信息。再加上要素投入并非本文分析的重点，因此，我们在实际估计过程中直接剔除了就业人口变量，只用资本存量代表要素投入规模，和人力资本变量共同估计随机前沿出口方程。
根据表2，无论是约束方程还是非约束方程，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也非常稳健，弹性值分别稳定在1.40和3.50的水平上。说明二者对于中国的出口规模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人力资本具有更高的弹性值，从而对于刺激出口具有更显著的效果。另外，在实际估计过程中，我们还控制了省际个体效应和时点效应，他们也都非常显著，从而暗示了中国的出口潜力与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从五个模型的似然比检验来看，无论是将检验的原假设设定为“不存在出口约束”(对应于LR1)，还是设定为“存在出口约束”(对应于LR2)，最终的检验结果都表明异质性随机前沿出口模型优于其他四个模型。由此说明出口约束及其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的出口表现具有显著影响。
根据表2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显示的结果，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在出口约束方程和出口稳定性方程中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均为负值。前者说明政府支出规模对于缓解出口约束具有重要作用，后者表明政府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滑出口的不稳定性。在宏观经济中，政府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财政政策的方向，因此，从过去的十几年的平均效果来看，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于刺激出口，缓解出口约束和出口的不稳定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当前外需贫弱和不稳定的情况下，财政刺激对于保证中国的出口，进而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基础设施建设在出口约束方程中不具有显著性，但是在出口不稳定方程中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政府财政政策的重点即在于改善国内的基础设施状况，可见以人均公路里程表示的基础设施状况主要体现了政府在刺激内需方面的努力，对于缓解出口约束并无显著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出口没有效果，从出口不稳定方程来看，其对于平抑出口不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国际直接投资对于缓解中国的出口约束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这与大多数针对FDI和中国出口关系的研究文献的结论一致。例如，沈克华(2003)对1981-1997年和1981-2001年FDI与我国出口总量及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出口总量增长贡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杨丹辉(2004)认为，随着我国利用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投资对我国出口总量扩张、结构调整以及出口竞争优势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出口不稳定性方程中，FDI会增加中国未来出口的不稳定性。究其原因，流入国内的FDI一方面是受国内良好投资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国际经济状况决定的，自2000年以来世界FDI的总量就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在华FDI，因此，FDI的不稳定性必然影响到出口的稳定性。
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非国有经济规模增加，非国有经济地位的上升对于缓解中国的出口约束产生了积极影响。从制度的角度来说，非国有经济更能体现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在出口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高速增长，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外贸体制的改革使得中国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的过程不断演进，在国有企业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民营企业在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上替代国有企业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逐渐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发动机(杨海余，2007)。模型1的结果印证这一点。但是，市场机制的发挥一方面带来出口的效率，另一方面却为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从出口不稳定性方程可以看到改革变量的系数为正值，这一点也为平抑市场波动性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可以操作的空间。
2.随机前沿出口模型地区差异分析
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出口的地区差异，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的出口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在本文以出口约束为研究导向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中，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中西部地区面临着比东部地区更为严重的出口约束呢？这是本部分试图解决的问题。根据这一目的，我们把样本按照地区特征分为东中西三组，并分别对每一组进行了异质性随机前沿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于模型控制了截面和时点因素，因此需要估计大量的参数，这就需要充足的样本容量，但是囿于子样本容量的限制，表3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其中观察到地区出口约束之间的差异。
首先，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资本在三个地区的出口规模增长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作用的强度上，三个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以东部地区的作用最强，弹性值达到了1.65，西部其次，弹性值也有1.36，以中部最弱，这几乎也印证了中国资本投资的地区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历来是资本较为集中的地区，因为该地区的资本回报率最高，西部的投资拉动则主要体现了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7年，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投资经营的企业累计近20万家，投资总额15000多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西部投资规模的增长。另外中部投资弹性不足也从侧面说明了“中部塌陷”的说法；④其次，人力资本在中西部对于出口的作用不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出口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从出口约束方程来看，西部和东部所受的制度约束不明显，制度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说明中部地区仍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制度瓶颈。增加政府支出、改善地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都与缓解中部地区的制度约束，提高出口效率大有裨益。20世纪80年代的FDI有90%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吸引的FDI份额非常小，而且外资企业出口比例较低(江小涓，2002)。2004年，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举措，虽然给中部的经济增长带来重大的政策利好，但是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环境并没有得到实质改善，其经济开放程度仍然较低，从而使出口增长面临较大的制度约束。
从出口不稳定性方程来看，东部的制度因素对于出口稳定性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外资波动性对于出口稳定性的影响作为明显，外资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之一，因此如果出口过多依赖外资的话，那么其稳定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东部经济较易受到外部冲击的现实。
3.出口效率分析
在识别了各种制度因素对于中国各地区出口效率的影响之后，按照(6)式的设定，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31个省区出口效率的估计值。根据随机前沿方法计算的出口效率(EE)的值域为[0，1]：1表示100%效率，0表示0%效率，数值越大代表贸易效率越高。同时越低的贸易效率代表了越高的出口潜力。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共获得328个出口效率的估计值，均值为0.59，标准差为0.1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45和0.87。328个估计值的分布频数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省区的出口效率介于0.50和0.80之间，这说明各省区面临的出口制度约束使得我国省区的出口额比最优水平低了约50%到20%的水平，因而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可以挖掘，从而为各种政策提供可操作的空间。由于出口效率的分布比较分散，说明省区之间的出口效率具有较大的差异，我们分别计算了30个省区(西藏除外)1997年到2007年的平均出口效率，连同其人均GDP的信息一同绘制在图2中，以反应出口效率与发展水平的关系。
首先，出口效率最高的三个省区依次是广东、福建和天津，EE值分别达到了0.84、0.76和0.76。广东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出口拉动的特征，因而也容易受到外部需求的冲击，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其出口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已经非常低，因而从内部挖掘出口潜力的空间已经不大，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广东的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其维持经济增长的出路所在。出口效率最低的三个省区依次是河南、湖北和四川，其出口效率分别为0.47、0.49和0.50。其中河南和湖北都属于中部省份，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说明了中部陷落的特征。
从东中西的区域比较来看，东部各省维持了较高的出口效率；其次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上海的发展水平，近11年来的人均GDP达到了43 186.46元，但是，从图2中可以看出其仍有较大的出口潜力可挖，从而也说明了广东与上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存在根本差异的；第三，大量的省区处于低出口效率低发展水平的状态，因此通过改善国内的制度状况，提高出口效率仍然是我国绝大部分省区提高自身发展水平的重要政策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的说法值得商榷。
五、结论
本文针对当前中国出现的出口困境，在经典的HO理论的基础上，将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分为要素投入和内在约束两个部分。首先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出口模型，然后利用该模型分别估计了要素投入和制度约束两类因素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程度。以及各种制度因素对于出口约束和出口稳定性的作用。基本结论如下：
首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国出口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看见，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刺激出口完成的。人力资本的成长不但在总量层面上刺激了中国的出口规模，而且在深层次上改变了中国出口的结构。
其次，中国的出口面临着显著的制度约束。政府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直接投资和改革进程的推动都有利于缓解当前的出口内在约束。而后两者则倾向于增加出口的不稳定性，因为国际直接投资除了受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之外，对于国外的经济形势有较强的敏感性，容易对出口形成不稳定的冲击。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市场功能的完善，但是市场的波动性容易导致出口的不稳定性。
第三，省区之间的出口推动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东西部地区的投资推动作用显著，而中部地区的投资对于该地区的出口作用强度稍弱，或者说中部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资不足。从各地区所面临的出口内在约束来看，中部地区所面临的制度约束最为明显。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政府财政支出不足限制了出口潜力的发挥。这一点也反映了近10年来国家区域政策的重点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塌陷”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
第四，总体来说，中国省区出口效率不足，因此存在着较大的出口潜力挖潜空间。但是出口效率在地区层面上差异巨大。东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出口效率最低。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部地区的出口潜力较大，经济政策上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而东部地区的出口潜力，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接近于饱和状态，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未雨绸缪，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做出及时调整，改变现有的依靠高要素投入的出口推进模式，从而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注释：
①Rauch(1999)认为引力方程模型已经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标准的，也许是唯一有效的模型。引力方程发轫于物理学的万有引力思想，由Tinbergen(1962)引入到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简单而言，该模型认为贸易规模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成正比。尽管引力模型表述形式比较简单，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在国家贸易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被用于测算贸易潜力、鉴别贸易集团的效果、分析贸易模式以及估计贸易壁垒的边界成本等领域，并较好地解释了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
②自2001年起，大专及以上数据又细分为专科、本科、研究生，为了统一数据，我们仍将这三项合并为大专及以上数据，教育年限仍取16年。另外，2000年数据缺乏，我们简单的取1999年和2001年的人力资本的平均数作为估计值。
③模型1与模型5的样本个数不同，因此无法进行似然比检验。
④“中部崛起”和“中部塌陷”这样的提法现在主要是针对中部6省(晋、皖、赣、豫、鄂、湘)而言的，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部塌陷”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区(以下简称中部)在政策上长期被边缘化，西部大开发使之更加明显。另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中部除山西外全是农业大省，产业结构存在“先天不足”，工业化战略也未能及时确立(安虎森和殷广卫，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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