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时代，马克思的思想虽然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种种责难和批判，但人们总是在陷入思想上的困境时又要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以寻求摆脱困境的理论信念和方法。在对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上也概莫能外。乍看起来，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简单而明了的问题，但细微观之，这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所提出、而人们至今尚未从整体上深入探讨的问题。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不少人所理解的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只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都要进入现代化社会，而达到这个目标，既可以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按这样的认识思路走下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都只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而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发展规律无关。虽然这种看法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随意性，但它却从反面向现时代的人们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在世界现代化这一大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否只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其二，世界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后一方面的问题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对它的不同回答在方法论上决定了对前一方面问题的不同回答。因此，笔者在这里拟侧重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被融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它既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又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最高阶段。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忽略了对马克思这方面思想的研究，故而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社会主义的种种不准确或模糊的认识。在我看来，就全面把握世界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马克思的现代化观具有三个递进展开的逻辑层次：第一层次，从世界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上看，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是一种“重合”的世界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还只蕴含在其中，而并未展开）；第二层次，从社会形态相继更替质点的角度上看，社会主义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第三层次，从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角度上看，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崭新的世界现代化形态。限于篇幅，本文只考察上述第三层次的内容。
一
在马克思的现代化观中，从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角度上考察世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三个逻辑层次中最为复杂的层次。而且，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法的内涵，就蕴寓于马克思这一层次的考察中。
马克思的这方面思想主要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内容：其一，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其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并存发展；其三，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一旦这种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在各个民族和国家范围内全面实现，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也就随之彻底衰竭了。马克思这方面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现代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使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社会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从而也使人和社会处在一种极端畸形发展的状态。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选择就必将会出现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
马克思从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角度考察世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界定是：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着眼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战略和策略）；着眼于抓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指民族和国家）；着眼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继承、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同时，限制、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从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全面取代。
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这个时期，马克思还只是初步完成科学的现代化观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因此他还不可能从社会形态相继更替过程的角度展开对世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考察。但马克思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和当时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初步认识，毕竟使他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指出：“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Plus ou moins （或多或少）影响着非工业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9页）， “由于同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已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因此，对某一落后国家革命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同上书， 第83页）。一旦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变革全部生产方式”，“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我以为，马克思以上论述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等问题，但却内在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延伸”：其一，在世界交往和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一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这里指某些西欧国家）所发动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有可能是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的历史起点）；其二，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要按社会主义的方式进一步地推进现代化，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尚未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490页）；其三，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存在着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并存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上，通过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考察，马克思深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使得他能以明确的理论分析和理论预见的形式初步表述“第一阶段”的“逻辑延伸”。马克思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英国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处于相对平衡态势的原因时说：“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在这里，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的角度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发动的可能性。虽然他所说的“四肢”仍指的是西欧“大陆”国家，但其“辐射面”即“海外市场”已囊括了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在考察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将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过程中，马克思作出了这样的预测：“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 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2—264页）可见， 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使马克思预见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在20世纪所发生的两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其一，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的出现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其二，世界历史将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且资本关系仍占据统治和优势地位的发展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这个阶段上，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和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马克思从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角度对世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他有生之年的最高境界。按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这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时期：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马克思依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围绕着限制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的高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和阶段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马克思依据俄国农村公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状况，围绕着限制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昭示了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和阶段性，并在理论形态上确认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有可能率先在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取得初步成功。
先说第一个时期。众所周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又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其弊病作了全面、深刻的经济学批判（鉴于学术界已发表大量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著述，在此不再赘述）。而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著作中，马克思则把这种批判转化为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客观、冷静的分析。首先，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向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说：“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因为，“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94页）。我以为，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 上述“过渡”时期可以视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大的阶段。其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精辟地阐释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304页）。 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我以为，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可以视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一阶段完成的主要标志是：“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同上书，第305页）显然， 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真正使人和社会得到全面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长期而复杂的世界历史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社会主义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在能“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社会。这也说明：即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未来社会”发展，也存在着一个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
再说第二个时期。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整个俄国虽然已开始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其主体即农村公社的大部分尚未完全解体，而且当时俄国不很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已开始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故激起人民的反抗，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许多革命者所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比起西方国家，当时的俄国又相当落后：缺乏现代工业生产力，落后的手工业生产力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在全国的范围内尚未形成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前资本主义的村社式的自然经济还占据主体地位；在全国存在着多种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因此，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的历史发展起点，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其一，“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1 页）这里所说的“革命”意味着人民夺取国家政权。这样可以把 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 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同上书，第431页）。 其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同上书，第444页）； “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同上书，第435—436页）。其三，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相互补偿。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俄国农村公社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我以为，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关于从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角度上把握世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想的考察，并结合对现时代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抑或说，在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社会革命，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开始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逐步建立，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是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代替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起点。但是，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难度方面，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大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大得多：其一，要逐步地吸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从而面临着在经济社会的综合指标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其二，需要花费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对原有落后的、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造；其三，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在整个“过渡时期”中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阶段内，存在着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并存发展状态（其中包括竞争、冲突、相互协调、相互渗透，等等）。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在整个“过渡时期”中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时代中仍占据统治地位，从而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现代化仍具有较大的发展余地。这就大大地增强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复杂性和难度。
第二，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但这一提法的内涵却体现在他从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角度对世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科学考察之中。换言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内涵产生于马克思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以及在世界现代化中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和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关系的科学认识中。在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在其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内，还不可能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面超越。因为，它在其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内面临着如何限制、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而要在实践中解决这一难题，只有实施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最终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结果，又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过程。这种“超越过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最终都要经历的世界历史进程。当然，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全面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代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曲折、复杂的：对于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有一个在逐步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各种弊病的过程中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的问题；而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来说，则有一个在逐步吸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从而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的问题。
第三，通过社会革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若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阶段之后，最终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一整个过程称之为“过渡时期”，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大的阶段。这一“过渡时期”是不可逾越的，虽然由于国情和自身原有的发展程度不同，每一国家在“过渡时期”中所经历的发展环节的多寡、长短不同。从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角度上看，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的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建设应是新形态的现代化建设，因为这一建设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开的。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于：总结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进行一种更有利于人和社会发展的新形态的现代化建设，以最终完成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第二个大的阶段的过渡。“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将在人和社会的更高的发展层次上逐步得到全面的克服和超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取代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完成，随之，人类社会将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才能全面地实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
二
为了使人们对马克思上述思想的方法论功能有正确、全面的认识，笔者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对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几种关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观点加以辨析。
观点之一：社会主义是当代落后国家内部现代化发展动力不足条件下的“发展现代化的手段”。
这一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应当承认，当代某些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的确是这些国家在其内部现代化动力不足、在其外部受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严重束缚的情况下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如果因此而得出社会主义是当代落后国家内部现代化因素不足条件下的“现代化发展手段”的结论，就有失片面了。综观世界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已发展成为工业国的原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大都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所谓的“现代化发展手段”，恰恰相反，而是以资本主义作为所谓现代化发展手段。这说明，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视为落后国家发展现代化的手段。例如，1860年“改革”至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其内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得相当迅猛，但仍然爆发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中国的情况似乎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例证，但细微观之，也不尽然。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由多种因素所使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中国“内部现代化动力不足”作为根本原因，必然会把复杂的历史演变简单化。从世界历史时代的角度上看，在20世纪初以前，无论哪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无论其内部现代化动力如何不足，都不会也不可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在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某些落后国家才有可能在各种复杂的内外（和主客）因素的作用下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言之，只有把某些经济落后国家“内部现代化发展动力不足”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来考察时，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它在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作用。（参见拙文：《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与当代两种不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观点之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学术界有的人认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必须服从于现代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同样极大地有助于现代化”。
这一观点与上述观点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该观点的持有者没有认识到或忽略了这样一点，即从社会形态相继更替过程的角度考察世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的最高发展形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就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标。从方法论上看，学术界不少人之所以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视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可能是由于这样三个具有相互连带关系的“错觉”引起的：其一，把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等同于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实际上，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包括、但不等于“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只是前者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既包括“夺取国家政权”，又包括“夺取国家政权”后从内容到形式进行的管理整个国家等方面的根本变革。这比“夺取国家政权”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决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因此，完成“夺取国家政权”的任务并不等于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更不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二，把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排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之外。如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可见，把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排除在现代化之外，这至少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其三，同时又把“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在上述这三种“错觉”的“诱导”下，人们就很容易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视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看来，社会主义既是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的途径，又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本身。我以为，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然会在方法论上给这样一种错误的或不科学的认识留下可乘之机：目的是稳定、单一的，而手段是变化、多样的，因此，实现现代化可以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式，既可以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又可以采取社会主义的方式。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其形态和本质上的区别就不见了。既然如此，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还有什么原则上的意义呢？（注：当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但这并非是在实践上肯定了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视为目的和手段关系的观点。首先，从作用上看，在一定范围内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有利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则，从结构上看，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并不决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最后，从目标上看，在一定范围内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最终是为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
观点之三：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往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上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处于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
从静态上看，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即看到了处于同一世界历史时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其物质技术基础、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和社会交往关系等方面的相似性。但是从动态上看，这一观点的偏颇之处便显露出来了。从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应完成的历史使命来看，社会主义执行的历史转化任务并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转化。物的依赖关系是“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而“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则是“个人对偶然性和个性的统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把“实现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执行的历史转化任务，是不科学的。当然，应当看到，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仍需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但这并不能作为得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执行共同历史转化任务结论的凭证。其一，二者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不同。我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有两个最为本质的特征，即不仅不以牺牲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和重要的眼前利益为代价，而且使广大劳动者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现代化发展的每一阶段带来的益处；通过全面、协调的社会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能够限制、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灾难，如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等。其二，二者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它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即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就其历史使命而言，这一最终目标才真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要完成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化任务”。因此，我以为，某一经济相对落后国家一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它所要实现的现代化形态就必然要高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形态，虽然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仍将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故在一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上仍将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新型的现代化形态，也是世界现代化必经的、最后的发展阶段。它所“实现的历史转化任务”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根本无法企及的。当然，如上所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是一个漫长、曲折的世界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世界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现代化观”的核心问题。我以为，深化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在整体上推进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地位的考察，而且也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现代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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