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与新时期文学命运——《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1978年10月——编委联席会议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报论文,记要论文,诗刊论文,联席会议论文,编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1978年5月11 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大讨论，批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制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20年前的这一讨论，也对刚刚兴起的“新时期文学”起了重大促进作用。1978 年6月5日闭幕的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音协、中国影协和中国舞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同年10月20～25日在北京远东饭店召开了《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位编委是本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精神，对新时期文学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坦率地发表了意见。这次会议对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即“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但这次对中国文学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会议的内容，一直没有整理发表。（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时候）现根据笔者当时的记录，将各位编委的发言整理如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份史料，提供研究者参阅。
在这些发言中，现在看来，有些提法可能过时了，有些提法因受时代局限有明显的错误，但其主要部分和主要精神，如：呼吁为受迫害的作家和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平反，揭批“四人帮”捏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论，重新估价30年代文艺和17年文艺的历史功过，恢复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伤痕文学”开道，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砸掉精神枷锁，提倡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深入生活，文艺为新时期服务和文艺的新时期，特别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结合文艺实际，提出了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等等，无疑推进了真理标准讨论在文艺界深入人心，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纪要
张光年（主持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
现在在这里召开《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个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讨论编刊方针问题。讨论编刊方针，就不可能回避当前思想战线上大家关心的问题，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我们要把当前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与文艺问题结合起来，不拘形式地扯一扯，这些问题与几个刊物都有直接关系。只有在讨论中把这些问题都进一步明确了，刊物就好编了，制定选题也就更加符合实际、符合需要。
一年前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批判一直延续到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会三次扩大会议召开，对文艺界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一段时间，显得比较沉寂。报刊上不那么生动活泼了，文章发表得也少了。《人民日报》、《文学评论》、大学的报刊、作协的三个刊物，都曾作了许多工作，但比起上半年来，下半年劲头就显得不够了。眼看着别的战线生动活泼，尖锐泼辣，文艺战线相比之下则大为减色。是不是没有问题可谈，没有意见可说呢？（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的任务解决了，是不是心有余悸不敢说？不是。要创造机会，在文艺问题上展开讨论。
当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是毛主席阐明过的。还有报刊上目前在宣传讨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法制可能谈得少些，民主却是大有可谈的。没有民主的土壤，百花就开不起来。我们要靠自己的工作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种政治局面形成了，文艺创作才能繁荣。
刘白羽：
我支持并拥护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我觉得文艺战线要旗帜鲜明，要站在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的前列，但文艺家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青年站在前面了，我鼓掌欢迎。但文艺也不能落在后面呀。历史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做出回答。我们要高举旗帜，批“文艺黑线专政”论。首先要进行马列主义大批判运动。新时期的到来，不可能是平平静静的，必须在文艺战线上展开理论批判。哲学上的这场大论战，实际上不仅仅限于哲学问题。在文艺上，不能放弃从实际出发，放弃就不是马列主义者了，放弃就不能前进了。中央领导讲，实现四化是一场革命。刊物要做实现四化的闯将。否则，刊物就没有必要出了。我们的刊物拿到社会上去，就是要在艺术形态领域里进行斗争。粉碎林彪、“四人帮”两年了，对他们在文艺问题上的谬论和罪行进行批判，做了很多工作，但还远远不够。哲学问题的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我们要急起直追，在文艺上进行批判斗争。就是说要高举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旗帜，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最大的是非，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真理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没有这种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在文艺方面，毛主席的伟大贡献也是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首先谈的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延安文艺座谈会是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当时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延安去，没有解决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毛主席就是要引导我们从实际出发。“结论”也是必须为工农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林彪、“四人帮”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形而上学，他们制造谎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成只言片语。对“文艺黑线专政”论，年初我们批了一下，现在还要批，要提高到真理标准、从实际出发、从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原理来批。不能说林彪、“四人帮”没有理论体系，这样说就是要我们放下批判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在批判斗争中发展的，放弃批判就不能前进。毛主席要求我们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真正的好心，要到群众中去检验。文艺问题是无法靠下命令解决的。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不变的。现在的工农兵是不是还是延安时代的工农兵？（张光年：要与新时期的工农兵相结合。）以兵来讲，抗日时期的兵，大都是文盲，但觉悟高。今天的兵是什么？65%是高中或初中水平。是不是工农兵？是，是新时期的兵。如不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就是不看对象。如果还只看当时的一句话，就不够了。新的历史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行？
关于写英雄人物问题。我到王府井去，看到青年叼着过滤嘴的香烟，穿着窄腿裤，留着小胡子。这是“四人帮”搞的。是什么解决了我对青年的看法的呢？是天安门事件。天安门我去了两次，看到青年同志拿着手电筒，那样严肃地朗诵悼念周总理的诗。我觉得我不如年轻人。青年是可爱的、伟大的。其伟大在于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敢于站出来反“四人帮”。一下子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我读了一些揭批“四人帮”的作品，想一个问题：要写我们的英雄。在战争时期，英雄看得很清楚。社会主义时期有没有英雄？在“四人帮”横行时，这些人就是英雄。他们是新的斗争形势下的英雄。韩志雄就是我们新历史时期的英雄，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英雄，他是自觉地站出来反“四人帮”的。我们有些作品没有提到这个高度。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有没有矛盾斗争。有矛盾斗争就有英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意识到，能不能像战场上、刑场上那样写，如能，就没有框子了。
关于创作方法，什么主题先行呀，三突出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呀，完全是形而上学，不值一驳的。“四人帮”的思想残余影响，在文艺工作者中间是不可低估的。有的作品，写到后面，往往又陷入“四人帮”那一套。
曹禺：
刊物办得所以不够劲，主要是忘了将来。我们不光是摇旗呐喊，要从实际出发，干出东西来。没有生活，就产生不了《忆向阳》那样的好诗。作家要拿出作品来提倡。评论家要拿批评的激情来指路。评论家太重要了。《文艺报》作为评论的机构，《人民文学》、《诗刊》作为作品的战场，需要有人来干，需要有马列主义的人来干。出了个《班主任》，好，又出了一批同类的作品，但高于这个作品的不多。缺点要谈。《人民日报》爱看了，因为它谈缺点。《文艺报》应谈谈过去的不足，就怕认为自己了不起。整个空气是放，是民主。再不干，对不起党。要敢于说话，不哗众取宠。当然也不能光说缺点，不说成绩。
张光年：
文艺工作能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总任务？华主席在国庆节的致辞中说，四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凡是不适应生产关系的，要迫使其改革。如管理问题，非常尖锐。文艺好象离得远些，但如果不适应这场大变动、大革命，就会发生危机。势必要出现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是有阻力的，或来自外界，或来自自身。当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拨乱反正把核心问题抓住了。精神枷锁，阻力，就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他们利用人民对革命导师的热爱，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他们自己却不照办。毛主席在电影《创业》的批示中说，要调整文艺政策，他们不照办，不执行，不迷信。归根到底，他们要搞愚民政策。利用人民对党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把革命导师发扬民主的语录撕成碎片，当成吓人的帽子，打人的棍子，贴上马列主义的标签，打死人也不敢还嘴。一切革命的词句在他们手里都发生了质变。他们用反革命的魔术，败坏马列主义的名声和威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经过一系列斗争，经过反复比较，痛苦思索，越来越认识到，全面掌握和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哲学讨论为什么那么动人？因为它抓住了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东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谁是真马列，谁是假马列，已经搞清楚了。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包括三个方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双百，二革。本来这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检验的，这次又经过文革的检验，越来越放出光辉。他们把“五四”以来、延安以来、建国以来的文艺一概否定，造成了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长安不见使人愁。乌云终归是遮不住太阳的。在文艺上讲，拨乱反正就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生死斗争。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文艺成果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且往往是残酷的检验。“四人帮”制造的一切冤假错案，全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被推翻了，至少没有人公开为它辩护了。但还有一种说法：文艺黑线的帽子却不能摘掉。黑线是有的，那就是刘少奇的文艺黑线。这是改组以前的《光明日报》提出的，现在已经是光明的《光明日报》了。那时许多同志感到惶惑。当时我们在会议上反驳了这种说法。我不赞成这种说法。现在也不赞成。我着重说三条事实：
第一，林彪、“四人帮”讲的文艺黑线，刘少奇文艺路线，是一回事。都是指建国后周总理领导的文艺界革命路线，决不是指被文艺界打退了的胡风等，而恰恰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17年中，文艺领导干部曾犯过右的、左的错误，但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江青在《纪要》里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已是为客观事实证明了的。是不是可以说，“黑线专政”论是荒谬的，而构成“黑线专政”论的前提（文艺黑线）是可以成立的。我看这是文艺战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二，最近一年来，报刊上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文艺黑线”论。“文艺黑线”论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个是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理论黑，一是三结合，一是黑八论。说17年有一条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完全与事实不符。大量事实证明，他们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当成刘少奇文艺路线来批。他们明明知道17年是周总理领导的。越是总理领导的，越是当成毒草批。我认为，给文艺界加上的刘少奇文艺黑线是个阴谋，矛头首先是针对着总理的。把不是刘少奇的人，都推到刘少奇那里去。揭发出这个阴谋，本身就是捍卫毛主席文艺路线。
第三，彻底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不仅是拨乱反正的是非问题，而且是从政策上予以平反昭雪的问题。文艺界那么多有生力量含冤而死，许多人至今背着黑锅。这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不利于促进文艺的繁荣。有些业余作者受到株连，至今没有解决，据说黑线是有的，还要观望一下。
党中央、华主席热望文艺繁荣起来，彻底打掉精神枷锁。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与新时代的工农兵相结合。“四化”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文学现状怎么估计？希望要有新的创作产生，要有今天的杜甫、李白、巴尔扎克出现，作家艺术家要真正回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
魏巍：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话剧方面，形势很好。但整个文艺还有不少问题。后果亟待消除。文学艺术处于繁荣的前期，相信繁荣是要到来的，来的早晚取决于我们的努力。破坏他们的东西，首要的是“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是“四人帮”当年摧毁文艺界的突破口，也是他们的理论支柱。“文艺黑线专政”论有没有成绩呢？有。它把许许多多拥护、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人打成了黑线人物，文化生活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形成饥饿状态，还有精神流毒的影响。今天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四人帮”的这些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另外群众不管什么都看，甚至手抄本，也不报告。不破不立。破除这些非常必要。一是从理论上破，一是拿出作品来，用文艺实践来破。陈亚丁成为“四人帮”的发言人，并不是偶然的，他执笔写了《纪要》，1957年他写了《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思想极左，比如说什么集体创作是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式。在创作问题上，一定要粉碎他们的精神枷锁。他们搞的主题先行、三突出等，是什么创作方法？要从理论上加以批评，希望理论战线发挥作用。
天安门诗抄非常动人。天安门事件是伟大事件。五四运动时只有四五千人。天安门事件有多少人？一眼看不到边呀！反“四人帮”的英雄应该写。《中国青年》登的东西，我们支持。
“四人帮”的创作思想究竟是什么？主观主义，反现实主义，反动浪漫主义，歪曲现实，颠倒敌我。他们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实际上并没有源于生活。对生活了解得更深刻，飞得才更高。“双革”结合，就应当有很好的现实基础。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来，英雄人物不是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天才。只要写英雄人物一点点缺点，就被指责为暴露文学。看作品要看总的倾向。我们说创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并不是“四人帮”理论的翻版，17年时就响亮地提出来了。（张光年：第二次文代会前，中央政治局讨论报告草稿时，就谈了这个问题。）英雄人物不是孤立地存在，是和各种各样的人物相联系的。不能说在英雄人物之外，又写了中间状态的人物，反面人物，就是写了社会的阴暗面。歌颂、暴露的问题是个根本立场问题。“四人帮”暴露的是所谓“走资派”，而我们要揭露“四人帮”。我们既要写光荣的革命传统，又要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作品，应在当前文坛上占重要地位。原因是，十一次路线斗争时间长，恶果很大，每个人有不同认识，有深有浅，经过文学作品的集中，来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四人帮”是懂得文艺的作用的，抓写走资派的作品，抓得多紧呀。现在我们也要抓紧，几十年后，什么是“四人帮”，人们会忘掉的。当前，我们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怎么肃清？就是要写作品。抓纲治国，拨乱反正，是中央的战略决策，也要贯彻到文艺战线，而且更要抓紧，因为文艺战线被破坏得厉害。
冰心：
我开始写东西是1919年。我放个小小的花。小时候有蒲公英，叫婆婆丁。我是20年代的作家，那时有四个女的。我刚开完妇代会。妇代会上有好多事情没有注意到的。江青见外国记者，邓大姐在场。江说：邓是管妇女的，范围窄。意思说邓大姐管的窄。我要说起来就婆婆妈妈的。在“四人帮”时代，我们是伤了皮肤的，孩子们却是伤了灵魂。今后23年（指20世纪——整理者），他们要当家。老师出的题目是：“理想”。是抄书上的理想。日本人说，我们北京比过去脏多了，到处是乱面包纸。这是婆婆妈妈的事，谁也不管。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放松了。12年（指文革10年，粉碎“四人帮”后又是两年，共12年——整理者）中，有很多退步。我是说的儿童问题，他们是将来的工农兵。现在的孩子既无知，又无志。这是种危机呀。儿童文学不能光写自动机器人一类的东西，象看《西游记》一样。可以翻译些作品。
唐弢：
“四人帮”垮台时，有人讲到“四人帮”的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我想，他们有什么体系？说黑的就是黑的，唯我主义，有利于我的就是红的。我不是主张不批。冰心也是写“伤痕”的，比《文汇报》登的那篇《伤痕》并不差。他们是寄生的哲学，寄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因此，批判起来比较困难。最近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我们抓住了他们的要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常识。但现在居然有人提出意见，好象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感谢他们。不管他们是思想糊涂，还是什么，是把“四人帮”的哲学基础说出来了。用这一点可以概括他们的观点。什么主题先行，路线交底（写理论），都是为了图解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领域里，就是否定生活。既否定作家的生活基础，也否定了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只是主观唯心主义地创作。我觉得《伤痕》所以好，在于是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小说也确有不足，就是有些部分不是从生活出发的。目前有些反“四人帮”的作品，还多少存在着“四人帮”的影响。这是很可怕的事，很值得人们注意的事。三个刊物要注意，外地有几个作家，70年代的作家，很值得注意一下。象王蒙，是很有才气的作家。他在新疆多年，“四人帮”对他的影响少些。我们应该多写些直接揭批“四人帮”的作品，也要写些与“四人帮”没有关系的作品，用创作实践来反“四人帮”。一般的人，要想很快写当前发生的事情，不易，过一段时间，渣滓沉下去了，就好写。渣滓沉下去了，水清净了，看问题就比较容易了。还有比王蒙更年轻的作家。我接触过一个作家，对海很熟悉，但提高不易。为什么不能提高？古典小说，不管中外的，他都不感兴趣。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他看不到，都没有接触，与渔民生活在一起，对这些作品也没有兴趣。古典作家的作品不看，要提高就很困难。看了这些作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没有文化积累不行，要提高就很困难。“四人帮”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统统禁止，那是历史的耻辱。眼下有些作品，写人没有写好。高尔基说过，文学是人学。写人就是写心理。《伤痕》发表后，有一种说法，认为不能写心理。是不对的。我对诗歌的意见大。现在有些诗，没有诗的味道。《诗刊》的同志，把关要严格些。宁可少几页。报刊上，《诗刊》上，《人民文学》上，有些诗没有够诗格。此风不可长。现在写诗的人多，特别是旧诗，文字不通，不讲平仄，怎么叫七律呀？
草明：
刊物有战斗性，旗帜鲜明，就受读者欢迎。《广东文艺》登了几篇批浩然的文章（指于逢以李冰之的笔名在《广东文艺》1977年12期上发表的《评浩然的新道路》，这之后又连续在该刊发表了3篇文章。 ——整理者），马上就上去了。当前受欢迎的作品，都是尖锐泼辣的，如《丹心谱》、《班主任》、《天安门诗抄》等。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双百方针，“双革”，都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必然要走向毁灭。现在的主要倾向就是放，在六条标准下放。已经发表的作品，虽然不是篇篇都好，但都暴露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要求全吧。观众、读者是能辨别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自然淘汰，不用你说哪些好，哪些坏。领导要抓主要的，要心中有数。《文艺报》可到工农业单位中召开谈座会，但组稿不要有暗示性。评论文章不要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小平同志说，《李自成》第一卷很好，第二卷没有第一卷好，很公平。《班主任》好，别的作品就不一定好。哪篇好就好，哪篇不好就不好。理论家评论家最好到生活中去，要熟悉生活。文学作品反映工业、反映工人的太少了。和我们工人的业绩相比，很不相称。质量、数量都不相称。为什么一部工业作品出来，评论家那么不感兴趣呀？过去的已不可挽回了，今后事大。没有电力，怎么现代化？为什么对工人阶级那么视若无睹？最有意思的是《第一个回合》，只有一个叶圣陶写了一篇文章。比不上写战争的，写土改的，总还应鼓励这个方向嘛。我写了几十年，没有写出好作品。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写下去。文艺要为新长征服务，必须大家都来作，领导、编者、作者、评论家、读者都来配合。
韦君宜：
出书与拍电影差不多，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书，是一年前发的稿。明年可能有些较好的作品出版，大都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压在抽屉里的稿子。《三家巷》、《上海的早晨》是17年批判过的，现在可再版。“黑八论”是文艺领导主张过的。是不是黑的？
柯岩：
邓小平抓教育，突出一个“考”字。文艺要抓一个“放”字。我欣赏《班主任》，它不是客观描写。我赞美生活中的战士。我丝毫不反对《伤痕》的发表，但我更赞美英勇顽强的战士。既要读者看到严酷的现实，又要给读者以榜样的力量。青年们来信（指对小说《伤痕》的批评——整理者），我们应该怎么办？要鼓励《伤痕》的作者，允许放。
李季：
文联扩大会后，又冷下来了。现在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少了。余悸多了，考虑的多了。这次编委会是正常的，但还要我们去动员。谢冰心拍拍胸口，问是不是讲这里的话（即讲真话——整理者）？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搞理论批评的人，一听到只言片语，就心有余悸，考虑的更多了。昨天光年发言讲得很好，很深刻。哲学战线上形势很好。但真理标准这样一个马列主义的常识问题，竟然这样困难。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为什么现在却成了问题，还要如此煞费苦心？这与四个现代化一致吗？不一致。我有一种感觉，是不是面临着一种什么新东西？总感到寸步难行，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是什么状况？文联全委会后，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消息，几个协会恢复工作，到现在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秘书长跑断腿，借一间办公室都借不到。有十几个国家的作家要拜访作协，到哪里拜访？准备搭防震棚。最近组织了205个作家、翻译家、 编辑者出去访问，有长期的，有短期的，所到之处，受到欢迎，出乎想象。人民欢迎。我们的作家是世界上最好成绩的作家。我们经受了考验，是胜利者，不是失败者。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尽管房子问题不能妨碍我们干革命。但这总归是事实吧！一位30年代以来倍受尊敬的老作家，修改了10部作品，1部可以发表，9部都被枪毙。住的房子不如一个普通编辑。我们的文艺什么时候繁荣发展呀？华主席、党中央说现在百废待举。华主席为文联的房子已经作了3次批示。 作协、文联名义上是恢复工作了，但牌子还挂不出来。找不到上级领导单位。最近听有人说：你们不是我们领导的单位，只是我们联系的单位。17年不是文艺黑线嘛，所以人家不敢沾边。关键是有些同志的头脑中，17年还有“文艺黑线”这个观念。我们是联系单位，没有领导，可有可无。八路军归哪一路？我们必须争取领导，争取党中央的领导，但党中央下面是哪个具体部门领导？《文艺报》到现在连党的文件都没有。从6 月宣布复刊，到现在，还没有上级可以联系。我们恳切地要求领导对我们抓紧一点。
加强领导问题。既然文艺是一条战线，一个方面军，就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党领导什么工作，都是放手发动群众，在文艺战线，同样也应如此。现在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作为作家，一思考，一下笔，稍有一点创作冲动，就马上碰到禁区。我自己就是这样。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是我自己思想不解放？不是。我们在北京尚且如此，在边远的边疆，业余作者怎么办？因此不能盲目乐观。别的战线可能上去，文艺战线这个问题不解决，是无法出现繁荣的。报纸上在讲各条战线都在攀高峰，我们的高峰在哪里？我们是红旗在手，真理在胸，后面有8 亿人民，力量是强大的，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的步伐。我们有信心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来。但必须斗争。现在讲思想要再解放一点，我还要补充一句，胆子要再大一点。
我同意柯岩的意见，要同情作者。《伤痕》等作品可以发表，应培养他们，他们可以成为文学事业的接班人。编辑有责任。当然要多考虑一点消极作用，这样会更好。英勇斗争的还是主要的嘛。否则，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不是白写了吗？编辑部应搞得更昂扬一些嘛！是伤逝呀，还是搏斗呀？最近领导同志说了这个意思。其实，编辑部稍加帮助就更好嘛。
冯至：
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不可分。实事求是的对立面，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好象是可以随意想象的，其实主观主义导致的往往是僵化。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现在有许多禁区还没有排除。有的是旧的禁区没有排除，新的禁区又产生；有的是大禁区攻破了，小禁区还存在；有的是根本没有破。为什么说旧禁区没有排除，新禁区又产生了？报纸上有篇小文章说，《宋诗一百首》把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给删除了，因为张春桥抄引过。删掉这首诗的思想是很糟糕的，是“四人帮”的思想。（袁鹰：《唐诗一百首》把“天涯若比邻”也删掉了。）这样搞下去，是不堪设想的。
许多人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值一顾。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为了不被“四人帮”搞的那种虚伪的繁荣所欺骗，应该介绍一些当代资产阶级的东西进来。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什么不同，却有些模糊不清，那怎么行？这是小禁区。
“四人帮”把我们搞成了多疑病者。看到什么都是影射。陈翔鹤的《慧能》，被说成是影射庐山会议。作者没有反党情绪，批评者如果不是多疑病者，就是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的《杜甫》也被说成是影射。
民主生活很不健全。天天讲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禁区却总是冲破不了，思想也总是解放不了。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直接转到社会主义的，缺很多教育，知识，文明，民主。华主席说思想要解放，李季加上胆子要大一点。封建社会是胆子小，因为动不动株连九族，杀头。有人也想斗争，个人变成反革命没有什么，子女受株连受不了。这不是为懦弱者辩护，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消除一些我们社会里的封建因素，对发展我们的文学有好处。
邹荻帆：
建议作协召开一次文学编辑会议。
赵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是一次思想大战。作家艺术家要敢于拿自己的成果让群众去检验。百花齐放是反“四人帮”的武器。
荒煤：
要对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发言，不免碰着一些人。要联系实际，不能不碰着一些人和事。30年代问题，江青讲，从30年代起就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把30年代的人统统都打了。最近有两件事情值得研究。第一件事，编《两个口号论文集》时，找到了吴亮平同志在延安时做的结论，他是请示过毛主席并与洛甫交换过意见的。1.两个口号可以并存；2.国防文学更适合当时的情况；3.国防文学是个创作口号。为了证实这件事情，我找了吴亮平，又找到了当时用英语发表作品的人，这个人现在活着。第二件事，徐懋庸的爱人（王韦，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整理者）要求重新审查徐在遗书上所提的事。他到延安后要求向毛主席汇报，毛听了汇报后，讲了几点：1.两个口号的论争，在山沟里也有论争，我们山沟里的论争传不出去罢了；2.两个口号都成立；3.有争论不要害怕，真理愈辩愈明；4.既然您认识到鲁迅的处境是困难的，因此，你们对鲁迅不尊重。徐的遗书上讲，毛让他跟陈云、李富春去汇报。他们的意见基本一致。陈云同志已批，徐讲的大体如此。要组织部、宣传部找些老同志座谈，把问题澄清。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消息。在湖南，要我演讲，我把这件事情讲了。据说，有人把我告到省委去了。说陈某人来湖南放毒。主席明确讲到，文武两支部队是一致的。而且讲到二三十年代文艺运动起了伟大作用。粉碎“四人帮”后，30年代的人物一个个出现，到底有几个叛徒？而且30年代文艺运动的干部，建国以来从事党的工作的，如任白戈同志任西南局书记，很多同志任大学校长，他们并不是特务内奸。30年代很多优秀的作品陆续出版。但是对文艺黑线，虽然并没有发表文章说有，实际上却有形无形地存在着这样的论点。建议刊物、理论战线，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一下30年代文艺问题，还历史本来面目。现在是什么现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呀，一个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趁着人还在，不去收集史料，把问题搞清楚，怎么写历史？现在好多学校写文学史，大体都是40年代出生的同志在写，没有一个在30年代参加过斗争的。云南大学副校长跟我讲，上60岁的人一个看法，上40岁的人一个看法。鲁迅受胡风的挑拨，和冯雪峰的宗派主义影响，以及不能接触更多的人，尽管文艺界抗敌协会有110个人，因为有徐懋庸这些人在， 他要看看是可以的，但说要看看他们要搞什么勾当，这话就不对了。不去研究当时的历史，就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一指出缺点，就说是翻案！“四人帮”定的案，为什么不能翻？现在专政的帽子摘了，就已经是宽大了，不承认执行黑线就不行！（李季：我们的编委名单不能公布，就因为都是“黑线人物”！）昆明文学史讨论会，提出很多问题，很难设想这些人怎么能写文学史！他们提出，鲁迅与党的关系，是鲁迅领导党，还是党领导鲁迅？（冰心：许广平说，鲁迅活着，一定有问题！）真正要把“文艺黑线”推倒，应从30年代开始。我们编了两个口号的文集，收了40多篇。最后经我审定，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余悸，抽下来十几篇。鲁迅骂徐懋庸后，曹聚仁给徐写了一封信，很好。徐回到上海，我就批评过他，他在《女子月刊》上回了一封信，虽然有点火气，但有些观点是正确的，有些问题是有道理的。如果真正了解徐懋庸的心情，说他在攻击鲁迅，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鲁迅死后，他写了一副挽联，眼睛都哭红了。为什么抽了这封信？怕引起误会。还有茅公的文章。这就是照顾大局。现在很多历史问题还没有澄清的时候，不要混乱。周扬同志经常讲，30年代的人物不多了，要尽快了解和收集资料。靠我们一个所（文学研究所——整理者）不行。要靠整个文艺界来做，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经验总结起来。现在很多人写文学史，是根据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揪斗的坦白材料。冯雪峰竟然在回答鲁迅为什么不入党的问题时说，因为与周扬不合。当时周扬并不代表党，那时瞿秋白代表党。
第二个问题，也是禁区。周扬要我搞部近代文学史。哪怕简单点，就写30年。（指建国后的30年——整理者）。文学所很难写，我没有材料。广州黑会，新侨黑会，我都没有材料。总理在17年讲了很多话，据说材料在文化部。我们给（中宣部）文艺局打报告，要看看，他们说你们搞公开的，我们编内部的。为什么要保密？除了有鬼外，能说什么？文艺界每前进一步，都有讲话。建议重新发表一下。建议文联和作协选出总理的讲话，重新发表（后经中央批准，于1979年第2 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周恩来1961年6月19 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者）。这就是实践。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希望正式向中央打个报告，编个目录，有些文章，重新发表。文化部大门一关，毫无办法，进不去，是个禁区。
第三个问题，关于陈荒煤在提倡伤痕文学。这个问题，我反复思考过。我考虑了这样一些问题：1.我们今天，就我看到的，选了24篇小说，反映“四人帮”的罪恶、与“四人帮”斗争的，占2／3；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的，几篇；反映四个现代化、搞科研的，只有很少几篇。要体谅青年的心情，他们受了严重的内伤，刚刚放出一点点来，就引起很多人的大惊小怪，有人就同我讲，那是过去的历史了，要向前看。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写了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什么“四人帮”还篡党夺权，付出这么严重的血的代价？他们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进行反革命勾当。这个教训，能不能说全国人民都认识得很清楚了？不能说。更不能说后一代了。我们的教训，不一定不能重演。“文化大革命”，不能在文艺上有所反映，怎么行？将来一定要出现伟大的作品的。（张光年：反映伟大的时代。）作家不反映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作家的失职。尽管现在发表的这些作品，作者大都是青年作家，他们的经历究竟有限，不能一下子把本质揭露得很深，但他们闯出了一条路子。我们在《文艺报》的会上说过，青年是受伤的一代；刘心武在一次会上说，是思考的一代。很好。
不能把揭露“四人帮”的作品与写四个现代化的作品看成是两类作品。（华主席要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思想不解放，胆子无法大。你要前进，每一步都会有障碍。）我写了5篇文章，讲了几次话， 就有很多同志写信来，替我担忧。不否认青年中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我们这里就有李春光；但伤痕总是有的。有多少青年，老子革了一辈子命，到头来成了叛徒！我们被关在里面，连一张纸都没有。斗争不是那么简单。任何情况下，都有斗争的条件。韩志雄还有笔可写。不看实际条件，一律要求写斗争，写斗争英雄，这有点简单化。特别是一个短篇小说。要看总的倾向。有写工农业的，有写华侨的，从各个方面反映这场斗争。在某些条件下，沉默就是斗争。我很欣赏《人民的歌手》（陕西青年作者莫伸的小说。——整理者），这就是很好的斗争。《伤痕》这类作品，编辑应作工作。我也听到人家说，李季是反对伤痕文学的。编辑要把关，尽到责任。另一方面，即使有这么一篇，作者坚持不改，也应发。（张光年：编辑可以提意见，但不能强使人改。更不能替人家改。）不能搞光明的尾巴。不要大框框去掉，又来些小框框。《伤痕》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很好。
沙汀：
去年看到《天安门诗抄》，我就说，为什么不编散文、小说呢？为什么不搞征文呢？要大家把天安门事件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天安门事件是个大事件，表达了对周总理的热爱，只要我们一搜集，一定会有很多人写。这比小说创作容易。有些要顾大局。
臧克家：
我对童怀周心里抱愧。（《诗刊》编辑部）编辑不敢为天下先。到了立于不败之地时，才敢发表。这是很不好的。
荒煤：
编辑部不要求全责备。现在谈禁区，主要是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不等于什么都要反，什么都可以写。《参考》上说，有一个公社，有一个关几百人的集中营。就不好写。
李瑛：
“四人帮”的流毒，危害不可低估。文艺战线批得不够。他们是有理论的，要用革命的理论战而胜之。这是进行新长征，是完成社会主义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受欢迎的文艺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思考了生活，抓住了生活的脉搏，指出了生活的方向。是从生活出发，到生活中去，发现生活的本质，还是看到些现象就进入创作？这是两种思想的分野。文艺作品要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和生活的检验。如今部队的成员变了，高中毕业生占65%。现在可以流传坏书了。过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不到生活中去，不可能写出表达人民心声的作品来。作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许多作家长期以来脱离生活太久了。
袁鹰：
华主席说，我们这届政府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政府，全国人民给予很高的期望，我们担负着继往开来的任务。这话对我们新编委会也适用。我们涉及到15个报刊编辑部。在这个新时期，我们也担负着继往开来的任务，要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克服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即使不能当突击队，至少是个啦啦队吧。
真正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现在确有真高举、假高举的问题。要破除“四人帮”的那一套东西，因为还有余毒，否则真理标准的讨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响！揭批“四人帮”两年以来，到处都碰到这个问题。碰到很多禁区，流毒，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前进，四个现代化无法迈步。用什么来检验几十年的斗争成果呢，只能用实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讲过的，但却成了问题。“两个估计”（教育战线——整理者）、“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应当砍掉吗？形形色色的假左真右的东西，不应当批判吗？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出现，都要批，抓纲，坚持抓纲，揭批“四人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受“四人帮”的毒害，文艺战线不亚于其他战线。“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现，经不起17年、30年代文艺实践的检验。把做装饰用的马恩的话去掉后，《纪要》有多少是从实际出发的？彻头彻尾是个冤案，是诽谤！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用这个标准来检验17年、30年代的文艺工作。只能用这个标准。
林默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联系到文艺方面，要不要从实际出发，是个根本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否定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否定从生活出发，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艺。彻底否定“双百”，只许一花独放，只许江青一家做主。我反对“样板戏”这样一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文艺有什么样板？文艺所以能存在，就因为有独创性。列宁讲得很清楚，文学最不允许平均和标准化。这个提法危害很大。
领导文艺要符合文艺的规律。孔夫子编选《诗经》，那就是领导。艺术委员会也是领导。十几年中，文艺方面进行了两种斗争。一种是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有一种斗争，与领导文艺的简单化、粗暴现象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两条战线的斗争。建国十周年时，写过一篇社论，要求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是反资，一是反公式化、概念化。江青不同意。后来的结果是《文艺八条》。文革起来，把这个否定了。现在看来，《文艺八条》有许多还是可用的。《纪要》是主席看过的，改过的；《文艺八条》也是主席看过。不是也可以批嘛。问题是是否符合实际。周扬曾对主席说：《文艺八条》有些右的东西。主席说：我看过的呀，怎么没有看出来呀？最近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指示是根据间接得到的情况说话的嘛。现在揭发出来的二七厂的经验、清华的经验，都是假的，蒙蔽毛主席，要毛主席作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批示打人。“四人帮”恶性发展，变成极左的东西，根本否定文艺规律。领导文艺要合乎艺术规律。马、恩、毛都没有明确地讲出几条来。恐怕是根据“双百”来领导，才符合艺术规律。但艺术规律是什么？恐怕是艺术创作的规律。文艺工作与其他工作都是整体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齿轮与螺丝钉，这是共同的。但所有工作，又都有自己的规律。问题是什么是艺术规律。所有意识形态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科学是正确的反映，宗教是歪曲的反映，艺术是形象的反映。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既然是形象的反映，就必须是从生活出发。作家艺术家只能写他熟悉的生活。我们只能引导作家艺术家熟悉某种生活，而不能强迫作家艺术家写他不熟悉的东西。因此，文艺创作必须是个人独创性的，不能是标准化的，绝对必须保证个人的独创。
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弄清有没有“文艺黑线”。一是从文艺思潮来看。二是从创作来看。17年，文学、电影，大部分是好的。现在电影解放的慢一点，大家好大意见嘛。小说也是如此。三是从队伍来鉴别。17年活跃的作家艺术家，现在还很活跃，他们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
“四人帮”用来指责我们的“黑八论”，是他们“文艺黑线”的重要内容。所谓“黑八论”，是“四人帮”拼凑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们批判过的，而且是把内容加以歪曲了。“写真实”论。写真实，我们是没有意见的。我们所批评的，是认为只有写黑暗面才是写真实。这一点，请看周扬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第三部分。可是“四人帮”和我们不同，他们是一概不要真实。“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秦兆阳），我写了文章。我不同意说现实主义是各个阶段都一样的创作方法。旧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一样的。（冯牧：到70年代，法国又发展到无边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不变的。“四人帮”发展到不要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深化”论是冯雪峰提出的。与胡风的理论有共同性。现实主义要深化，就只有写黑暗面。二次作协理事扩大会的报告，就没有让雪峰作，而是茅盾作的。“中间人物”论，是中宣部文艺处批评的。认为只有写中间人物才有教育意义。我们认为这个论调是不对的，还是应提倡写英雄人物。我们并不是不要写中间人物，但说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写中间人物，是不对的。我觉得批评还是对的。但“四人帮”接过去，根本不能写中间人物。“反火药味”论。也是我们批评过的，只是内部讲的。当时讲的是出口的影片，不要净搞那些战争片。“真人真事”论，搞得荒唐不堪。这是起码的常识。我们认为，真人真事不是不能写，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也有很多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是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写得就很好。这要看作者掌握的材料。“四人帮”批“真人真事”论，把大量的群众创作给摧毁了。工农兵作者还不能脱出真人真事。不许写真人真事，就是不要群众创作。“无差别境界”论，是周谷城提出的哲学方面的问题。《文艺报》也批评过。这些论调都是我们批评过，“四人帮”却反过来，加在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提倡的。
至于刘少奇的文艺黑线问题，根本就没有刘少奇文艺路线那么回事。刘少奇谈文艺问题，总共只有两次。一次是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召集中央和北京市部分文艺领导和著名文艺家开会， 贯彻毛泽东1963年12月的批示。一次是提出写民主革命阶段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我是在出版的会议上驳斥了的。因此，说有一条刘少奇的文艺黑线，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
刊物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要教育青年，文艺能起很大作用。要提倡写正面的东西，也不要回避写受毒害的东西，但有一条，不能使人灰心丧气。现在青年中消极的东西很多，看破红尘。黎澍同志在《中国青年》杂志55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说，所有受欢迎的刊物，都是不回避时代最尖锐的问题的。邹韬奋所以受青年的欢迎，就是因为他喊出了青年所说的话。周总理说过，中国有两个青年领袖，一个是恽代英，一个是邹韬奋。刊物必须成为青年的喉舌。刊物没有评论是不行的。邹韬奋在每期刊物上都发表读者来信，让人民在刊物上说话。他还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每信必答。刊物要编好，就要让群众在刊物上讲话，要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荒煤：
科学院建立了学术委员会，是权力机构。它有权决定研究成果的出版。讨论时，有人反对，说凌驾于党委之上。邓小平同志支持。
李春光：
创作问题，主要应通过文艺批评来解决，不能靠急忙下禁令的办法去解决。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不解决，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要把林彪、“四人帮”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批，不能简单地只批“四人帮”作的几件事。17年，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并没有解决。封建余毒并没有解决。封建专制主义，一人说了算，家长制，把这些东西都当成了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早解决了，就不会出现“四人帮”了。鲁迅要是活着，反右时，可能成为右派。要把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谈透。
罗荪：
《文艺报》仓促上阵，没有编好。默涵同志说，要想刊物受群众欢迎，就要提出和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和要求。我们没有登读者来信。我们发表了一些好文章，如评论天安门诗抄的文章，外电有反应，香港报刊也有反应。廖静文的文章（指《文艺报》1978年第3 期发表的廖作《嘉陵江畔的一段往事——回忆郭老与悲鸿》——整理者），好多地方刊物，都没有提出尖锐的问题。
荒煤：
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这么一本薄薄的评论刊物（指《文艺报》），每期只有6万多字，很不相称。《文学评论》出版几期后， 就有人批评它是本中性的刊物，不敢接触尖端问题。《文艺报》复刊后，也有人反映不够尖锐泼辣。文学评论工作，要时刻关注读者关心的问题。什么是尖端的问题？
首先是还债。《文艺报》过去针对文艺界，发表过不少文章和意见，部分是有错误的，大部分是正确的。但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弄得混淆不清。如“黑八论”问题，《文学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解放军报》约我们文学所一位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我不同意发，我给《解放军报》打了电话，认为过去的批判是过了头的。过去的批判，现在来看，是不是“黑八论”？过去的批判是不是强加的？文艺上有些问题确实存在着片面性。目前要先清理被“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
30年代文艺问题。已出版的四期《文艺报》，没有一篇文章。30年代与17年是一回事，说17年是文艺黑线，30年代是个根子。所谓被文艺黑线专了政，主要是针对30年的左翼文艺领导人。鲁迅研究室有人说，现在有人想翻30年代的案，是翻不了的。
抗战文艺团体问题。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演剧队的问题。
《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文艺报》编辑部要共同商量，是否可采取联席会的方式，联合召开组稿会，共同组稿，做到步调一致。
韦君宜：
对过去“黑八论”的批判，有没有可以研究的地方？编辑部要拿来再看一看。“四人帮”把“黑八论”当成敌我矛盾来打。这几论是否够得上敌我矛盾？例如“中间人物”论，当事人现在还健在。过去挨批的作品太多了。现在，许多作家写信来，要求再版，要求落实政策。有的就自己写文章。到现在，挨批的作品还没有平反。有些该谈的，应在刊物上谈谈，如彭永辉的《红色的安源》。
冯牧：
叶帅最近说：功是功，过是过，是是是，非是非。
韦君宜：
现在因人废言、因言废人的现象都有。写评论的年轻人，这一套一学就会。无限上纲，谁也吃不消。《前夕》，《浙江日报》一批，人就被隔离审查了。文风也应注意。除了长文外，还可以发些散文式的小一点的文章，如茅看的《夜读偶记》一类的文章。要能讲讲艺术技巧则更好。
冯至：
“五四”的精神有什么可继承的？可以考虑考虑。“四人帮”在现在发生，不是偶然的。随便搞自己的同志，想出种种残酷的办法来虐待人，在世界史上只有德国的希特勒和我们中国。日本也可以归入。中国是封建主义，德国与日本是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混合。德国人有一种奴性，对上级卑躬屈膝。我们中国人，这种奴性也没有很好解决。是否需要有一个启蒙运动？需要一个启蒙运动，来把野蛮的、残酷的东西肃清。王震说，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再出现“喷气式”。让我们的人民更文明一些。英国、法国这类的事情是比较少，民主比我们强。我们是思索的一代。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是“愚昧的一代”。明年是“五四”60周年，纪念“五四”，联系文艺界的情况很有必要。人人自危，“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这种情况。有时，一句话就致人于死地。
赵寻：
《文艺报》虽然没有那么尖锐泼辣，但还是提出了些问题。文艺界还是重视这个刊物的。既然，名字是《文艺报》，就不能光谈文学。方针、路线、原则性的问题，有不少问题亟待清理。30年代的估计问题，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可以点名批了。戏剧问题特别多，我们不敢谈，《文艺报》登高一呼，我们就跟上来。《海瑞罢官》怎么办？我们应该提倡海瑞精神、魏征精神。我们本来要写篇文章，但没有敢提《海瑞罢官》。江青打电话给周扬，说这个戏不好，关键在分田到户。江还告诉主席，主席说，关键在罢官。戏剧方面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问题如不解决，就统统都不能演了。给广州会议平反，是一件大事。如《文艺报》来一篇文章，就影响大了。现在没有声势。戏剧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如样板戏的经验问题，至今在社会上还有特殊地位，因样板戏而造成的冤案（上海因此枪毙了一个人，一个女的陪斩），也还没有平反。“样板戏”这个提法应予取消。
罗荪：
新华社记者提出，如果我们开个文艺界落实政策座谈会，他们可以报道。
冯牧：
大批作家和作品亟待平反。如小说《刘志丹》被扣上四条罪状：为高岗翻案；突出陕甘宁边区；剽窃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习仲勋树碑立传。作者李建彤受到残酷迫害，至今没有得到平反。应当像邓小平所说的，不管新帐老帐，只要是错的，都要平反。
跋
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今天，来整理发表《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的发言纪要，固然是因为我当时作为《文艺报》编辑部的一员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记录，而且这份记录在我手里完好地保存着，更重要的因为我感到那次会议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氛围里对“文学的新时期”的到来发生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我只是希望它的发表能给文学史家提供一份翔实的史料。那时，几十位编委虽然认识上有差异甚至分歧，但在文艺思想上还没有出现后来出现的那样深刻的对立。其中有些观点今天看来也许值得进一步商榷，但他们坚持实践第一的立场观点，推动解放思想运动，为“新时期文学”廓清道路的意向是不容置疑的。会后不到两个月，便迎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接着又开了对思想理论界影响巨大的理论务虚会。文艺界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制定。但文艺界的许多悬案还远没有解决，斗争还有待深入。
已故《文艺报》主编、对促进新时期文学发展功绩卓著的文艺评论家冯牧，在编委会上除了插话外，没有过多发言。10月30日，他召集了《文艺报》编辑部会议，在会上联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刊物选题计划作了一次系统的讲话。编辑部一位老编辑说，冯牧的讲话，是《文艺报》的“施政大纲”。冯牧说，17年批“中间人物”实际上是批了赵树理、周立波、马烽这些人。对他们的创作是有影响的，他们后来的创作就不能不考虑考虑了。现在，是研究一下17年、包括30年的作家作品的时候了。研究17年的关键是《文艺八条》。《文艺八条》至今还没有平反。 《文艺八条》是当时文艺上思想斗争的产物。 由于1958年的“共产风”造成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饿死了人，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周总理直接领导，两年就改变了面貌。“共产风”对文艺的影响很大。文化部提出了很多违反创作规律的口号。中宣部觉得有必要搞个文件来指导和规范文艺界领导的思想，按照文艺固有的规律领导文艺。有些本来存在的“左”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不要沿袭下来。于是就拟定了《文艺八条》。《文艺八条》也有缺点，例如没有谈深入生活，强调作家写自己所熟悉的是对的，但没有强调知难而进。再一个关键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现在安徽有人提出应给57年一批戴帽右派的作品翻案。丁玲除外，艾青、公刘、刘宾雁、王蒙……美国人出了一本叫《苦果》的书，其中就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在桥梁工地上》。用实践检验一下，当时根据作家的作品和言论划定他们右派，行不行？秦兆阳的《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不是敌我性质？（孔萝荪：还有瞿白音的《创作的独白》，现在拿出来看看，也没有问题嘛。）包括孔厥，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就没有选他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这篇小说是毛主席肯定过的。他生活上犯了错误，人死了，就没有人提了。他的《新儿女英雄传》是谢老写的序。对17年文艺来自“左”、右的干扰，要重新看一看。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作家和作品，要根据“实践”来检验和澄清。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大形势下，《文艺报》与《文学评论》两个编辑部于1978年12月5 日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和定为反党性质的作品和作家平反。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召开的一次规模盛大的会议。会议的简略情况，笔者已在《文艺报》1998年11月8 日发表的《凤凰再生》一文中有所披露，这里不赘。
接着，冯牧在1979年2月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知名作家参加的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可以看作是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思考的一个补充。（作为重要史料，笔者愿意记下这些作家的名字，他们是：高缨、黎汝清、王蒙、刘心武、陈立德、苏辛群、冯宗璞、杨佩瑾、黄家佐、王以平、秦兆阳、秦牧、谌容、陆文夫等。）这篇发言，在冯牧生前未能发表。他说：现在正在召开理论务虚会议，我看这是去年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在思想领域的继续和发展。这里没有禁区，包括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评价，对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包括前一段的路线是否正确，“继续革命”的命题是否正确，都在探讨之列。实际上就是在真理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问题。在真理面前怎么能不平等呢？否则，就只能承认另一个命题：权力越大，越有真理；谁官大，谁就是权威——权力和威风。《五·一六通知》关于在真理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观点，流毒甚深甚广。费孝通曾提出过：“我们应该有言论自由，我可以批判你的意见，但要尊重你的发言权利。”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否则，有什么民主？有什么“双百”方针？冯牧说：有的同志说，两年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有相当的发展，对三大革命运动起了好的和比较好的促进作用。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文艺发展缓慢的原因何在？除各种具体原因外，最主要的是思想方面的原因：思想还不能从长期以来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能说只从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中解放出来就行了，只这样是不行的。所谓思想解放是指什么？我们从哪里解放出来？解放到哪里去？要从三方面解放出来；就是从多年的僵化、形形色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解放到实事求是那里去，从必然王国解放到自由王国那里去。文艺界有很多老大难问题。比如林彪、“四人帮”的《纪要》很大程度上是从“两个批示”中来的。“三旧”（指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整理者）基本上解决了，《五·一六通知》，我看不可等闲视之，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反动，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纲领。在那里面蛮不讲理地提出“在真理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我认为，“两个批示”不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毛主席是有一个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的。“两个批示”中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东西。邓小平同志说过：“17年当中，在文艺方面，过去我们有批错了的地方。有些是毛主席根据间接的材料批的嘛！不管谁批的，错了就应该改过来。”我认为这就是针对“两个批示”的。“两个批示”并不是毛主席在中央文件上批的。第一个批示是批在江青给耸的、柯庆施整的有关曲艺工作、故事会的简报上的，是批给彭真的。大概是为促进北京市的文艺发展的。柯庆施为了表现自己是提倡和支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散布了很多象康生那样的谬论。他曾提出“大写十三年”。北京有两个“凡是”，上海、山西有三个“凡是”。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理论根据。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时期的题材，才能反映社会主义思想；民主阶段的文艺只能反映民主主义的思想……”这就是张春桥之流提出的“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序曲。主席批示后，我们曾从积极方面理解，承认自己工作中有错误，主要表现在戏曲方面，大演坏戏、鬼戏。当时，我们都揽过来了。但现在看来，这责任不在戏剧家协会，也不在“四条汉子”，而在杀人不眨眼的康生。这个人是“左得可怕，右得出奇”。不管他是“左”还是右，都有他的政治目的。当年被称为所谓“裴多菲俱乐部”的“迎春晚会”，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就和今年人大会堂的联欢会差不多。毛主席就根据江青、康生和××的小报告批示的。它像泰山压顶似的压了下来！我认为第一个批示尽管有些过头，但基本是对的，还比较客观，批评还是比较适当。但第二个批示，基本上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这些协会和他们所领导的刊物（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那就是说只有少数几个好人，大多数都是坏的。这符合实际情况吗？当时，听了这第二个批示，一是懵了，一是不服。 现在， 经审查600部影片，大部分是好的，只有少数几部是意思不大的， 够上毒草的不到10部。怎么能说领导电影生产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呢？过去，我们总是说，毛主席的批示还是一分为二的，这是说我们“如不改正”、“有可能嘛！”还不敢提出异议。现在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不对，让历史来检验吧！
关于“六条标准”。这是毛主席在文字稿中提出的，而不是口头（原报告）上提出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时，并没有这六条标准，主要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且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我看“结束”和“熄灭”也差不多。后来说刘少奇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实在冤枉！毛主席口头报告（我听的录音），我理解是提倡“双百”方针，十分强调“放”的方针，我认为主席的报告是反“左”的，但文字稿出来却是反右的（不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弯，也是九十度的转弯）。不管这些，但就主席整个报告的命题是正确的。大概是报告以后，看到章、罗联盟的进攻了，才感到需要刹车，才提出了“六条标准”。而这也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是正确的。即使如此，能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再说原提“香花和毒草”也不是科学的，也不是说这是划分敌我矛盾的标准。后来被相当多的人把它歪曲了，当成划分敌我矛盾的标准，当成扼杀文艺作品的六条大棒！现在，是把六条标准还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践——作为检验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呢？我认为应是后者。实际上，六条标准中的一条——“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由于现在形势的变化，已需要修改。而且，这六条标准，也不能衡量所有的文艺作品，你说“有利”，我说“不利”，如小说《伤痕》，你说有利，我说不利，怎么办？齐白石的虾米，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说“坚持在六条标准的前提下的双百方针”，这可能是××起草的。我不同意说这出自华主席的报告，就是对的。照这样说，“双百”方针是有条件的？这只能阻止“双百”方针的发展。有一个小青年给我贴了一封公开信，吓了我一跳。原来，他建议我转给中宣部。他建议：（1）废除“六条标准”作为尺度、 框框来衡量文艺作品的好坏；（2）废除“因人废言”，废除对作者的政审制度。 我很欣赏这两条。有些人就是利用毛主席的一些片言只语或错误的指示，打击文艺工作者，成了束缚作家的思想枷锁。对毛主席的指示都不敢提不同意见，怕人家说“恶攻”。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有一个小青年叫遇罗克，在小报上写了一篇《出身论》，观点还是比较正确的，对姚文元的论点，（在日记上）对反毛主席“神化”提出了一些疑问，就被公审、枪毙了！我看了这些日记，很有才华。我们平反的冤案，只是平反了大山的一个小角落。由此而来感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的还强点。
冯牧发言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面对着一场思想战线上的激烈的、尖锐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坚持本本主义，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从现在揭发的材料看，是坚持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还是坚持修正的马列主义？两个“凡是”是×××授意，××起草，几个秀才修改的，问题就是邓小平同志出来不出来工作的问题，是否按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路线办事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无坚不摧的问题，就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红旗》某同志对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就是按兵不动。××的儿子曾对人说：“不要怕现在的社会压力，到12月份见分晓。”12月12日，陈云同志提出给彭德怀同志平反。全体一致拥护赞成。包括熊复同志都举手同意了。12月25日，华主席宣布平反。但在24日，《红旗》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准备揪出彭德怀那样的反党集团。一些人还坚持“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他们在等待时机，妄图再来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两个“凡是”，不只他们这几个人，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两个凡是”的思想，在很多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毛选五卷里有错别字，如杨帆的“杨”字，写成了“扬”，他们就是不改，说成是毛主席的用字习惯。他们口头上讲“凡是”，而实际上，是凡是有利于他们的，就编进去，凡是不利于他们的，就大砍大杀，根本不编进五卷里。针对他们，我们也应该坚持两个“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改正。“凡是”派坚持他们那一套，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不能把领袖和领袖的言论神化。领袖的言论有些是错误的，有些开始并不错，把它夸大了，就成错误的了。一些同志却攻击我们的同志在搞“非毛化”。我说，我们不是在搞“非毛化”，而是在搞“非神化”，或者叫“正毛化”！小平同志讲：今后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不要说“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更准确。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思想体系。这几天，在理论务虚会上，他们都检查说，“我犯错误，是思想僵化。”有人批评他们，他们在坚持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灵活得很！一点也不僵化！
冯牧在谈第三个问题时说：解放思想，就是要从一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思想作风中解放出来，就是要好好总结30年来或者60年来的经验教训。回顾是为了前瞻。小平同志让我们团结前进，但必须把思想是非搞清楚，把遗留的问题加以清理。例如，粉碎“四人帮”以后，好多同志包括我自己都写了文章，想总结一下17年的经验教训。现在看来，我一年前那些话等于白说，不符合17年的情况。如说“17年来，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当然，我们也犯过许多错误，受到刘少奇文艺黑线的干扰破坏。”那么，究竟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谁能确切地回答出来？反正我回答不出来。实际上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有正确的，也有不一定正确的。特别是“反右”以后，有些指示对不对，很值得分析。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对的还是不对？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五·一六通知》，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他的话嘛！赞成形象思维是毛主席说的，反以形象思维也是他老人家说的。有的同志说，反对《武训传》、胡适派的斗争，还是正确的，但有些小题大作。应该说17年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在文艺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无论是是作品、还是理论，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有了一支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但也有缺点错误，有“左”的，也有右的。这就需要一个个地做出结论。如“反右”斗争到底怎么看？作协那些“右派”，绝大部分都要改正。反胡风，香港的《争鸣》杂志对此提出了疑问，说至少你在手段上是根据人家的信件定罪的，是不合法的。问题不是胡风个人，反胡风牵连到许多作家评论家。我肯定有些人完全是思想问题，是否就可以定为反革命？值得考虑。
“黑八论”，是“四人帮”由于不学无术，蛮不讲理瞎凑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加了二论：“全民文艺论”、“形象思维论”，实际上是“黑十论”。这都需要加以总结检查。有人说：“‘黑八论’都是我们批过的，是‘四人帮’强加给我们的。”好象批过了的都是批得对的，这个说法我看不对。如“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都批得不见得对。这是邵荃麟提出的，反对粉饰生活的。“写真实”论，是批胡风的，基本上是对的（其中也有错误），但这是反对胡风的特定意义下的“写真实”论，不能因为批了胡风，就不要写真实生活，不是反对一般的“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是秦兆阳提出来的。对此，到现在还有争论。我认为不能说全批对了。但据此把他划成右派是错误的。“题材决定”论是因为《文艺报》写了一篇题目叫《题材要多样化》的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全民文艺”论是“四人帮”反周总理的，那更是批错了。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系统的文艺理论，他只发表一些片言只语，主要抓文艺的是毛主席、周总理。形而上学思想17年就有了，“四人帮”把它无限夸大，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有（有人说是康生说的，我表示怀疑）。他没看过《刘志丹》这本小说，而是根据康生的汇报说的。这段“语录”成了文艺界头上的“紧箍咒”。话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是错误的。说过就不能改变了，无疑是僵化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我们只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做斗争，并与之彻底决裂，才能前进。
中国作家协会三个刊物编委会联席会议开过之后，许多省市的文艺界也相继召开了以真理标准问题为主题或为指针的座谈会。值得注意的是，文艺界思想活跃的广东省于1978年12月底在广泛召开的广东省文艺创作座谈会。在北京工作的周扬、林默涵、张光年、夏衍等文艺界领导人，应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的邀请出席会议，周扬在会上发表了一篇稍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著名文章《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老作家陈残云1978年12月21日给笔者的信里说：“我们这次座谈会开得不错，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周扬、默涵、光年三同志都作了整天的报告，对大家帮助很大，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做了具体的回答。我们提出了17年是红线，不是黑线，认为黑线是文艺界最大的冤案。我们提出的意见，正和光年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基本相同，大家想在一起了。是月6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我一篇文章，也谈了黑线问题，谈得委婉一些。后来在会上发言就更鲜明了。会上从工农作者到省委书记，一致否认17年存在黑线。”广东文联的易准，把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写成报道寄给我们，发表在《文艺报》于1979年初创办的内刊《文艺情况》上。
上海文艺界也是思想活跃的地区之一。上海作家协会于10月27日召开座谈会。会议由吴强和萧岱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师陀、王纪人、刘树晨、蒋孔阳、冯岗、郑粕、王西彦、许杰、黄宗英、丁景唐等。座谈会上集中谈了三个问题。一，关于历史题材问题。师陀说，作家是根据现代生活的知识来理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作家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去生活，所以写历史不能脱离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历史作品随心所欲地加以引伸，扣上“借古讽今”的帽子，至今还心有余悸。郑拾风说，历史题材确是一个禁区。文革前，《解放日报》发表过《魏征和李世民》的文章，闯了祸，被说成是矛头针对毛主席的。事实上，作者与读者谁都没有想到这文章是反对毛主席的。文革中，情况就更严重了。“四人帮”发明了一套“新索引法”，什么历史题材都可以扣上“影射”的罪名。这个问题不解决，历史题材的创作就不可能繁荣。二，关于反映生活的问题。王纪人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任务，不单纯是消极地反映现实，而是要改变和改造现实。50年代曾经提出过“干预生活”这个口号。当时确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过它。但正确的因素应该坚持。《班主任》、《伤痕》和《于无声处》等作品，所以轰动，主要是触及了现实。文艺作品必须要回答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问题。反右斗争时被打成毒草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用实践检验，充其量是存在一定缺点的作品。把正确的、敢于揭示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也否定了，使人们至今还不敢接触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课题。在新的形势下，文艺评论也出现了新的课题，需要有新的概括，解决新的课题。如社会主义的悲剧、精神创伤、文艺的真实性、歌颂和暴露等问题。三，关于写真实问题。刘树晨说，茅盾曾经说过：“写真实本质上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口号。”其实这不是修正主义的。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写真实是要揭示生活的本质。有人讲过，“艺术的生命是真实。”古往今来，经过考验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符合这一条的。“四人帮”把写真实列为文艺黑线的第一条罪状。现在需要彻底澄清。要把写真实本身包含的客观内容，同以后对它的各种解释，严格区别开业。四，文艺界讨论“实践”问题的重大意义。蒋孔阳说，第一，是恢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性。他老人家在一开头就提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四人帮”大搞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抛出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用实践检验， 17 年来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事实就驳倒了他们那套廖论。第二，“实践”问题是帮助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的武器。“四人帮”从唯我主义出发，顺者昌，逆者亡，根本没有什么标准。从实际出发，就有了客观标准。广大人民就是文艺创作的最有权威的鉴定者。第三，有助于克服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因为没有创造性，就成其为文艺文艺不从实践、不从生活中来，就不会有创造性。这是一条客观规律。《班主任》、《歌德巴赫猜想》等作品，所以受欢迎，是由于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作家不深入生活，向壁虚构，他的作品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第四，文艺的真实性同实践有关。政治与真实性的统一，“四人帮”只谈他们所需要的“政治”，而不准谈真实。为了拨乱反正，今有必要强调真实性，对真实性要大声疾呼，求得两者的统一。
在笔者整理这篇《纪要》时，我所尊敬的《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的编委中，有几位前辈作家评论家，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是荒煤、冯牧、罗荪、冯至、沙汀、邹荻帆、曹禺、李季、唐弢。当年他们站在新时期文学的潮头上，呼唤思想解放，砸掉禁锢着自己的精神枷锁，坚持发扬实践精神，推动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功绩，将是永存的。要声明的是，文中所引述的编委们的发言，均未经发言者审阅，如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新时期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回顾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文艺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迟迟开展不起来，有些地区甚至阻力重重，而且即使开展起来也是很不深入的。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文艺界“左”的思潮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到1979年初便再次抬起头来，严重地干扰着新时期文学的健康发展，使新时期文学在其发展中常常出现本来可以避免的曲折。
1998年10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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