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刚[1]2002年在《中国居民适度消费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紧紧围绕我国居民适度消费率中的“适度”两字展开分析研究，在合理阐释适度消费率的内涵基础上，通过与钱纳里“标准结构”中有关消费率的数据比较，得出中国居民消费率非适度的客观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非适度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若干使消费率趋于适度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研究消费率问题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 通过对我国居民适度消费问题的系统研究，使适度消费率问题由简单的分散研究上升到系统分析，为我国消费率非适度问题的合理解决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工作方法。因而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喆[2]2011年在《中国适度消费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费率是表征最终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份额的结构性指标,消费率高低是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直观反映,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性作用。与消费率相对应的总需求支出结构指标是投资率,在大型内向型经济体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共同构成的国内需求是总需求的主要成分,国外需求份额则相对较小,因此,消费率与投资率具有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率呈波动下降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投资率则波动上升,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和有效性逐步下降。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需将居民消费率进一步分解为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分别加以分析。中国的消费率下降主要体现为居民消费率下降,且尤以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最为显着,反映了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导致中国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包括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内在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消费倾向下降、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及政府对民生消费支出不足等;外在原因是工业化进程加快、利率水平偏低、资本利用效率下降等推动的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对消费率和消费需求的挤出效应。以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经济稳定等基本目标为理论前提推演的适度消费率测算模型为中国适度消费率测算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给定的各个外生变量,测算2010年中国的适度消费率区间应为[54.21%,65.15%]。2010年中国实际消费率仅为47.40%,显着低于适度消费率区间下限。针对中国实际消费率偏低问题,主要解决途径为: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和扩大就业,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调整政府消费结构,发挥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拉动作用;改革利率体制,抑制私人投资过度增长;协调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康远志[3]2014年在《消费不足还是低估?——兼论扩大内需话语下适度消费理念的构建》文中研究表明官方的统计数据低估了中国居民消费率,表现在对服务业的不全面统计、对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定价过低、企业付费对个人社会化消费的替代及住户调查数据技术性低估了居民收入和消费等方面。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话语背景下,奢侈消费、攀比消费、炫耀性消费等消费主义趋势正在国内兴起,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过度的消费是不可持续的并会削弱经济长期的增长。应更全面地理解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可持续、均衡化的适度消费理念。
刘志雄[4]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适度消费率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低于适度消费率下限,我国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依靠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仍不明显。为此,我国需要积极制定中长期政策,鼓励和促进居民消费;适度控制投资规模,改变大量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深化相关配套改革。
王波[5]2014年在《中国扩大个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是经济机制的一种，指在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措施和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确保消费持续扩大和稳定增长的内部运转和外部作用的原理，以保证消费需求长期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长效性、扩展性和规范性等基本特征。近年来，我国一系列扩大消费需求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政策刺激消费的整体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扩大个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至今仍未建立。2010年底“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同时“十二五”时期也正值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因此，对扩大个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研究，既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以消费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要求。本文在国内外消费需求的研究背景和消费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叁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消费需求的总体特征及主要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消费规模不断扩大，但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一直存在，居民个人消费率偏低且持续下降的趋势明显，城乡居民间、居民和政府间以及国内外的消费结构不平衡，区域间、城乡间以及不同年龄居民之间的消费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不足。实际上，我国个人消费需求不足主要受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经济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缺乏长效性等原因的影响。因此，扩大个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构建就需要相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保障，其中，规范、配套、稳定的消费制度是构建长效机制的基本条件，释放潜在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是构建长效机制的关键，而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消费制度、优化消费环境是构建长效机制的重要保证。文中分别基于“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构建、人口老龄化背景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低碳消费路径的选择叁个视角提出保障扩大个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构建的对策：其一，合理化收入分配改革机制。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城乡居民就业保障机制，是建立居民个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基础。通过完善税收、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发展慈善事业等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个人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即从增强个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入手，构建扩大个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其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机制。通过中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调整并优化养老保险基金筹资和给付水平，有助于实现养老资源最优配置，释放老年人消费群体潜在的消费能力。其叁，倡导低碳消费观念。低碳消费本身反映了消费结构升级与节能减排，它是构建扩大个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重点，通过对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与人均碳排放量的实证研究，探索了资源消耗与个人消费适度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倡导居民树立低碳消费观念，促进可持续消费，以期优化个人消费结构、提升消费素质和提高消费质量，实现个人消费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换。
朱构峨[6]2012年在《适度消费的哲学研究》文中指出适度消费是指通过客体对主体多方面需要的适度满足，使人类主体达到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种消费状态，它反映了主体实践活动的自觉自为性，体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生存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人类的过度消费。适度消费既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又有利于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因此，无论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适度消费都是一种化解当前人类生存困境的有效途径。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消费领域内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消费方式，阻碍了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危及到了人自身生存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什么是适度消费、为什么要适度消费，以及如何实现适度消费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以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步入小康社会。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指导下，借鉴和吸收中西方文化中关于适度消费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成果，从哲学的角度对消费客体和消费主体进行分析，阐明适度消费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我国消费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我国消费领域存在问题的原因，探讨实现我国适度消费的思路和对策。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五章，共六个部分。导论部分对全文进行研究铺垫，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对国内外已有的适度消费研究进行综述，并就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说明。论文的第一章，对适度消费的概念进行解析。概念的梳理和界定是理论分析的前提，对研究对象的内涵、主要特征等内容的清晰认识和准确理解，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基础。本章作为论文的开篇，首先对消费特别是适度消费的概念及其功能与作用等基本问题加以界定和解析，以便为后面的分析和论证奠定学理基础。论文的第二章，对消费进行历史考察。以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为主线，回顾和分析原始消费、农业消费和工业消费的主要特点，探寻适度消费的理论渊源。在认识消费形成和演进的基本脉络基础上，准确把握消费的发展趋势，为适度消费观念的确立寻找历史的依据。论文的第叁章，从客体的角度，说明适度消费的客观必然性。客体的存在是主体消费的前提，客体的稀缺程度制约着主体的消费规模和水平。本章以自然客体的制约性为基础，概括出消费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叁大对立与冲突，说明主体的消费活动必然受到客体及其规律的制约，也正是主体与客体的冲突与对立，才使自然及其规律逐步显现出来，客观上给了主体吸取教训的机会，为主体调整自己的消费活动指明了方向，促进主体适度消费，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论文的第四章，从主体的角度，对适度消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进行分析。消费根源于人的需要，满足主体需是适度消费的内在要求。但是，如果主体不顾后果、极度膨胀地追求物质需要，则会走向反面，产生消费异化。消费异化使人陷入对物的依赖性，失去原始的丰富性而成为片面的畸形的人。从理论上对消费异化进行批判，揭示出消费异化的种种弊端是必要的，然而，理论的批判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目标是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适度消费，通过合理满足人的需要来消除消费异化，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论文的第五章，从我国消费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我国消费领域出现问题的原因，探讨实现我国适度消费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适度消费的理论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实行适度消费，这既是文章的出发点，也是文章的落脚点。适度消费是一种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消费方式，必将随着人类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不断深化与发展。适度消费更需要全体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广大群众只有树立适度消费的观念，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成为公众的共同价值观念和自觉行动，使消费结果越来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
丁刚[7]2010年在《科学发展观的消费观意蕴——科学消费观的构建与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文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理论内涵和根本原则对现实状况下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既具有纲领性的意义,也能对当代中国的一些具体的发展问题提供具体的帮助。在科学发展观所直接呈现和内在蕴含的丰富内容之中,本文选择了科学发展观所内蕴的消费观意义加以探讨,并讨论了这种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科学消费观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境遇的指导意义。本文之所以要发掘科学发展观的消费观意蕴,原因在于消费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一般说来,传统的发展理论比较重视从生产的角度探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方式,而忽略了从消费视角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通过消费思路切入发展问题,可以使我们对发展的本质、目的与方法产生全新的认识。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驱动力主要来自生产层面,理论界所进行的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所做的探究也主要是沿着生产的思路进行的。本文把消费观问题与中国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基本目的是为探寻一条同时兼顾生产与消费,既遵循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具有别开生面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田金卉[8]2014年在《辽宁省适度消费率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实证分析方法为主，以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经济稳定等基本目标为理论前提推演的适度消费率测算模型为辽宁省适度消费率测算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辽宁省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给定的各个外生变量，测算2011年辽宁省的适度消费率区间应为[45.65%，65.15%]。2011年辽宁省实际消费率仅为39.89%，显着低于适度消费率区间下限。针对辽宁省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探讨实现我省适度消费的思路和对策，全文包括绪论和正文五章，共六个部分：论文的绪论部分，阐述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简要概括研究的内容及方法、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论文的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界定消费率和适度消费率的基本概念，阐明确定适度消费率的标准。论文的第二部分，构建了测算适度消费率及其增长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确定适度消费率区间。论文的第叁部分，在对辽宁省消费率现状及其变动趋势的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辽宁省消费率变动的影响因素。论文的第四部分，在适度消费率测算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历年相关统计数据，对辽宁省当前适度消费率进行估算，将实际消费率与适度消费率区间进行比较。论文的第五部分，提出实现适度消费率的可行性政策：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改革进程、调整政府消费结构、改革利率体制、转变生产模式、协调政府投资结构等。
林楠[9]2010年在《中国消费文化演进的逻辑轨迹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研究》文中指出消费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文化形态,它同时涉及到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子系统的运行。而这两个子系统的运行过程既包括纵向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又包括横向的互相联系和影响。因而每一个历史时期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状况的影响,同时又会与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产生互动,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当这种特点的消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发展情况的深入和不断变化,消费文化又会显现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直到消费文化发生新的转变,这是消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而中国的消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具有不同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特色,即“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前是一个全能主义国家,转型之后,国家对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依然十分强大。因此,“国家”是对中国消费问题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与实行民主政治并由市场和资本力量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消费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事情,还与“国家”这个特殊主体密切相关。国家是一个特殊的观念主体和行为主体,但国家主体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有权力的人构成和代理的,国家的行动其实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人群的行动。国家领导层尤其是关键的国家领导人对于消费问题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对国家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构成了国家层面的消费观念文化,国家通过权力将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转化为国家的消费制度安排,构成了国家层面的消费制度文化。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制度安排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形成的。为了与这些条件相适应,为了使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制度安排得以贯彻和执行,国家在不同阶段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将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成员的个人观念和意识中,引导社会成员做出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符合的行为选择,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进行约束和影响,以保证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这种约束和影响是结构性的,是个人无法摆脱和超越的,但是对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个人来说,制度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却有很大差异,它强化了阶层的分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消费分层,形成了中国社会糅合多种消费观念形态和消费模式的复杂的消费图谱,这都是中国消费文化的特色。而个人层面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未必总是与国家所期望和引导的相一致,这就反映出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制度安排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消费文化经历了叁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时期“抑制消费”的文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适度消费”的文化、市场经济时期“鼓励消费”的文化。每个阶段的消费文化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条件十分恶劣,物质匮乏,人民生活困苦,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如何迅速增强国力,巩固国防,因而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战略目标,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抑制消费”的意识形态,并将之转化为国家制度加以确定和强化。国家在个人消费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以节省消费资金全力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作为补偿,国家在以社会福利和保障为核心的公共消费领域实行了“大包干”的制度安排。这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人民在观念和行为上都配合国家的战略目标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国家通过深入基层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阶级斗争对个人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引导和塑造,使个人奉行节俭的消费观念和省吃俭用、量入为出的消费模式。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抑制消费”发展到极端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物质生活及精神信仰带来极大的危害,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和“抵制消费”文化的变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新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深有感触。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正是在对文革及计划经济时期“抑制消费”文化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成为中国最关键的“宏观行动者”,体现了处于结构性位置上的个人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主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道路。邓小平深刻意识到经济发展的程度和人民生活的好坏是革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成为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基调,成为党和国家的共识。同时,邓小平关于市场的观点也对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从“抑制消费”转变为“适度消费”,并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大大改善了城乡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都得到了适度的提高,也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拟合度是比较好的。同时,为了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国家发起了“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自主意识和自利观念。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也从“节俭”为主逐渐变为“适度消费”。1992年,市场经济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我国的国民经济从1992年开始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但这次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的增加,供需脱节导致我国出现高通货膨胀。国家实行紧缩性的调控政策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但以前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劳动力过剩,中国开始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另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的出口需求形势变得严峻。经济发展的逻辑使国家更进一步认识到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增长乏力,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开始转变为大力“鼓励消费”,以扩大内需为重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制度安排,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开拓农村消费市场。而在公共消费领域,国家以提高供给和消费效率为宗旨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给人们的消费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国家对个人消费观念的塑造完全改变了以往“堵”、“防”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疏”、“导”的方式,并借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来对人们的观念进行引导,再加上异质文化的影响,消费者个人层面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分化为不同的形态,与我国的阶层分化相对应。由于中低收入层占人口大多数,占主导地位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仍具有传统特点,与国家推行的“鼓励消费”的文化不太一致,启动内需效果有限,反映出国家层面的消费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国家的消费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国家的消费制度安排也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一直有着“现代化的冲动”,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把人看作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国家从“抑制消费”到提倡“适度消费”,再到因严重的内需不足而大力“鼓励消费”,这样的转变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发展受阻。经济发展的逻辑使国家不断深化了对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的认识,但国家将消费单纯地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把人作为消费力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忽视了人的权利。以“效率优先”为原则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权利不平等导致利益博弈不均衡,以及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结构不合理,这自然不利于消费增长,也不利于社会稳定。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应该改变经济至上的发展取向,改变对劳动者的定位和对“消费者”的看法,并切实转变政府的职能。在我国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社会问题往往具有交织性、多面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而中国消费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其实涉及到很多方面。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多个制度的配套,而不同问题的解决又常常以彼此的解决为前提,因而要进行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这种种问题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必须迎接的挑战。
肖泽群[10]2005年在《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胜与负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何谋划经济发展战略是中国在加快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主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详细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新阶段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矛盾和挑战作出了判断,进而系统地分析了形成这些问题、矛盾的原因;然后再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六个重大理论认识问题,并结合中国实际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对策;最后,提出了制定、调整或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遵循的五条基本要求。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国内外主要理论观点和历史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综合,从整体的高度进行了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1)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矛盾和挑战的判断。本文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表面的问题概括为五大方面,即需求结构不协调,生产结构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以及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和经济整体效率不高;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两难选择及矛盾概括为提高增长质量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矛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高投入的矛盾,保持经济稳定安全与深化改革开放的矛盾;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在挑战概括为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和对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的挑战。(2)关于形成主要问题和矛盾的原因分析。原因主要是理论认识、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及其贯彻实施的经济政策还存在一些片面性。首先,在理论认识上,建国初期把苏联模式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样板,没能清醒地看待实施计划经济所需要的条件,把适合特定条件的计划经济的成功做法当作长期建设的方针;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等同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把发展简单地看作是经济增长,片面追求总产值和 GDP 的数量扩张及其增长的高速度。其次,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主要包括国有经济和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合理、投融资体制还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完善等。再次,实施的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经济政策还存在片面性,主要包括以高积累高投资片面追求高产值高速度的发展战略,以投资代替消费、压低居民消费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战略,以牺牲“叁农”利益片面追求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战略,过分依赖国有经济、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战略,过分保护落后、忽视科技创新的粗放型发展战略。(3) 关于消费需求问题。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制约的,投资需求最终是由消费需求决定,投资率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投资率必然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的、主要的和持久性的拉动力。其中,根据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推导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值 a =[(n1p′+ n1n2p′2-(1+n2p′)(⊿v1/ v1) )/[(1+⊿v1/ v1)(1+ n1 p′)]。中国第Ⅰ部类扩大再生产程度过高是形成投资率过高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改变投资替代消费的战略,确立以消费需求为基础的发展战略。(4)关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过分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地区差距和个人差距不断拉大是政府均等化职责不明显的重要表现;长期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实质是劳动者报酬过低。改革开放后,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是对过去这一比重十分低下的相对调整,但调整后的比重仍然较为低下,并不存在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过分倾斜的现象。实际上,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既要遵循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又要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这是实现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因此,应当改变投资替代消费的战略,确立以消费需求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改变以物为本的发展战略,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改变牺牲“叁农”利益的战略,确立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战略。(5)关于社会力问题。生产力(PF)本质上是自然力(NF)和社会力(SF)的相互耦合,生产力的大小为:PF=NFcosα+ SFcosβ= cosαf(ST)+ SFcosβf(ST,M,I) = g(ST,M,I)。其中,科学技术(ST)既是社会力的主要体现,又是利用自然力水平的反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社会力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由分工协作形成的社会力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充分发挥社会力,比如加大科教投入,大力促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培育国家竞争优势。充分发挥社会力才是加快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改变片面强调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战略,确立充分发挥社会力的发展战略;改变只讲产出不计代价和后果的发展战略,确立惠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6)关于产业结构问题。叁次产业的演进取决于产业发展的自然联系。其中,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动因,科技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工业化并不?
参考文献：
[1]. 中国居民适度消费率研究[D]. 赵永刚. 黑龙江大学. 2002
[2]. 中国适度消费率研究[D]. 马喆. 辽宁大学. 2011
[3]. 消费不足还是低估?——兼论扩大内需话语下适度消费理念的构建[J]. 康远志. 消费经济. 2014
[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适度消费率的实证研究[J]. 刘志雄. 广西社会科学. 2014
[5]. 中国扩大个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研究[D]. 王波. 辽宁大学. 2014
[6]. 适度消费的哲学研究[D]. 朱构峨.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7]. 科学发展观的消费观意蕴——科学消费观的构建与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D]. 丁刚. 吉林大学. 2010
[8]. 辽宁省适度消费率的研究[D]. 田金卉. 辽宁大学. 2014
[9]. 中国消费文化演进的逻辑轨迹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研究[D]. 林楠. 武汉大学. 2010
[10]. 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研究[D]. 肖泽群.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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