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不可逆决策的金融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中国加入论文,金融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推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成绩显著，有目共睹。对内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的政策，将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以竞争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Ash and Kueh，1996）。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外资（Ma，2001；Tsang and Ma，1997），促进国际贸易（Hu and Ma，1999），从而使中国经济体制由封闭式转型为开放式（Kueh，1992）。但是，中国在进入世贸组织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以“等待”的策略，迟迟没有进入世贸大门，原因何在呢？传统的金融与经济的决策理论一般认为，若一个政策带来的利大于弊，则应该立即取而用之。把这一传统理论用之于中国加入世贸的决策上，就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来看，中国似乎应毫不犹豫地尽早加入世贸。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决定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等待带来的好处。其原因是加入世贸的决策不同于一般的金融和经济决策。加入世贸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逆转性：一旦做出入世的决策，再想退出便有相当的困难和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面对这种带有不可逆性的决策，决策者则应采取相当谨慎的策略：等待最佳时机。这并不是一种没有回报的等待。它类似于现代金融市场上的一种衍生金融产品“期权”（options）的功能（Black and Scholes，1973）。
“期权”拥有者的等待价值为正值，它等于获取最佳回报的机会价值；“期权”一旦被行使，拥有者便失去了其将来的机会及价值。对中国来说，入世的等待价值等于其将来的最佳切入时机的价值；一旦加入世贸，便丧失了推迟入世的机会和好处。这也就是说，入世的成本中应考虑这个丧失的机会成本。等待的策略更体现在权衡入世利弊的不确定性。在利与弊不很明确的时候需要等待，在利大于弊不很显著时也需要等待，这都是由于该决策的不可逆转性造成的（注：关于期权理论在投资领域的应用，读者可参阅McDonald and Siegel（1985），Dixit and Pindyck（1994），王端（2000）。）。
本文首先建立不可逆性决策的随机微分方程数学模型及其在中国加入世贸决策上的应用，并求出该随机问题的最优解，从而得出中国加入世贸的最佳时机。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入世的时间会加快或减慢。
其次我们指出等待策略不是消极的等待，它不同于“期权”拥有者的被动的等待。我们论述中国入世的等待策略是积极与进取的等待，从而引出中国加入世贸的对策。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给出了消费者部门的跨期动态模型；第三节给出了分析企业行为的动态优化模型；第四节给出了两部门的内生增长均衡解；第五节建立了不可逆性决策的随机微分方程数学模型及其在中国加入世贸决策上的应用，并求出该随机问题的最优解，从而得出中国加入世贸的最佳时机；第六节论述中国入世的对策；第七节给出全文结论。
二、消费者部门模型
三、企业行为模型
由此可见，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值U（s）取决于资本的初始值k（s）及其他一些参数。资本的初始值k（s）越大，U（s）也越大。中国是否进入WTO及何时进入WTO，将影响其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在我们的模型中反映在资本的初始值k（s）的取值不同，并且将来的最优资本量也将随之而调整。同时，加入WTO也将会影响经济的结构参数，如生产力A（Mishkin，1995；Pagano，1993）。在这里，我们将所有的影响总结归纳为一个变量η（s）。下面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讨论中国加入WTO的决策。第一种情况是没有不确定因素，即加入WTO的利弊非常清晰，这反映在η（s）是确定的变量。第二种情况是加入WTO的利弊具有不确定因素的决策，这反映在η（s）是一个随机过程。为简单起见， 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假设入世的固定成本为G。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考虑中国加入WTO的决策时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一般的更复杂的现实问题，本文的思路和理论框架经适当修改后仍可应用。
五、中国加入WTO的不可逆决策的最优解
图1给出等待入世的价值和加入WTO的价值。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的决策相当于手中掌握一张“期权”证券（Black and Scholes，1973）。当入世因素不明朗时，“期权”拥有者的等待价值为正值，它等于获取最佳回报的机会价值；而“期权”一旦被行使，拥有者便失去了其将来的机会及价值。对中国来说，入世的等待价值等于其将来的最佳切入时机的价值；而一旦加入世贸，便丧失了推迟入世的机会和好处。这也就是说，入世的成本中应考虑这个丧失的机会成本。等待的策略更体现在权衡入世利弊的不确定性。在利与弊不很明确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待，在利大于弊但不很显著时我们也需要等待。
为比较不可逆转与可逆转的决策之差别，我们不妨暂时假定入世是可逆转的决策。若是如此，那么在利大于弊时（η＞G）应马上入世。而当利小于弊时（η＜G）可以马上退世。 所以入世的触发值是入世的成本G。很显然，该可逆转的假设在中国入世的决策上行不通的。 因为中国一旦作出入世的决策，与WTO的成员国签订了入世协议，就不可能反悔，出尔反尔。所以入世决策的不可逆性反映在入世的触发值要大于入世的成本G。
图1 等待和加入WTO的价值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其他一些参数变化对中国加入WTO 的决策的影响，主要是讨论入世的不确定因素σ[2]与入世的触发值η[*][,WTO]的关系。
对（37）式φ（θ）求全微分：
六、中国入世的对策
我们在这里尝试讨论一下在什么条件下中国入世的时间会加快或减慢。我们指出等待策略不是消极的等待，它不同于“期权”拥有者的被动的等待。中国入世的等待策略是积极与进取的等待，从而引出中国加入世贸的对策。
我们从五个方面阐述中国的对策。这些对策都是以增大入世的利益和减少负面的影响为目的。我们借助严谨的金融经济数学优化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五方面的对策对中国经济与入世的影响及其重要性。这五个方面包括：（1）中国经济法律体制的健全；（2）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3）有效处理国内市场开拓与竞争的矛盾；（4）国有企业的行为转变；（5）人力资本的开发与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
（1）中国经济法律体制的健全（Levine，1999）。 这将有利于国内企业了解规范的市场运作并熟悉入世后的“游戏规则”，同时减少交易成本与入世的固定成本G，从而减少等待入世的时间。
（2）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Beck，Levine and Loayza，2000）。金融市场作为投资者与企业的中介人，其效率及发展对经济运行起着“润滑油”的作用。成熟高效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已被近代各国金融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所验证。低效而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反过来对经济起阻碍甚至是破坏作用，也是无可置疑。中国的金融体制若能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效率及稳定性，就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有效抵制入世后的冲击，减小入世的不确定因素σ[2]，为中国加快入世作好准备。
（3）有效处理国内市场开拓与竞争的矛盾。 对新市场的开拓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但是新市场的开发伴随著巨大的不确定因素。若开发失败，全部投资毁于一旦；若开发成功，市场的激烈竞争又会使得利润瓜分无几，使开拓者劳而无功，难以收回巨额开发投资费用。其后果便无人愿意承担风险去开拓新市场。这就是200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之一，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3）指出的市场失败的一个很典型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的对策是暂时压抑竞争，保障市场开拓者的利益，等待其收回开发的投资费用之后再引进市场竞争。政府可考虑对潜在的开拓者进行招标，拍卖开发的营业执照，从而挑选开发费用最低、成功机会最大的开拓者进行开发。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潜在的巨大市场，若能将潜在的市场开发成实际的市场，中国入世的优势不但增大，入世的固定成本G减少， 而且入世协议的谈判能力也会上升，加速中国入世。
（4）国有企业的行为转变（Kueh，1999）。 这是一直困扰中国改革的大难题，也是中国面临入世冲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国企若没有市场竞争的能力，没有追求市场盈利的动机，入世后便很容易被击垮，造成昂贵的入世成本G，同时增加了入世的不确定因素σ[2]，这也是中国等待入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5）人力资源的开发与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密切相关，若能处理好两者关系，入世的固定成本G将能减少， 这也是入世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七、结论
本文首先建立不可逆决策的随机微分方程数学模型及其在中国加入世贸决策上的应用，并求出该随机问题的最优解，从而得出中国加入世贸的最佳时机。同时我们也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入世的时间会加快或减慢。其次我们指出等待策略不是消极的等待，它不同于“期权”拥有者的被动的等待。我们论述中国入世的等待策略是积极与进取的等待，从而引出中国加入世贸的对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策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本文从其不可逆性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思考框架，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政府今后决策的科学化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