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青年畸形消费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畸形论文,当今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青年的消费状况，从总体情况看，是适应改革开放和建设的时代潮流的，消费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在不断地得到改善。然而，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畸型消费。如何防止步入消费误区，形成健康、科学、文明的消费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新课题，更是当今青年成长中不能不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当今青年中的畸型消费主要凸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赤字消费
社会的消费水平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个人的消费支出必须同个人实际收入相适应，这是科学消费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在一部分青年中出现了一种追求高消费的势头，即不顾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的实际收入、一味追求消费品的高档次、新产品、价钱贵、是名牌。有的青年认为，穿用越贵的东西越能体现个人的价值，越能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消费欲望的膨胀速度越来越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和收入增长速度。当自己的经济实力支撑不了急速膨胀的消费时，就走向赤字消费。在一些城市和农村，已出现了一批入不敷出、靠向单位、亲友借债度日的青年超支户。据广东省的抽样调查，500 个中等以上收入的青年家庭中，超支的有84户，其中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购买高档消费品和吃喝挥霍的有41户。湖北省对40名花费4 万元建房的农村青年进行调查，发现有34名资金来源靠借债，占85%；其中借债超过3 万元的有11人之多，有些借债无门者，甚至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我国城乡涌动的这股消费潮，使一些海外来客也为之惊讶。有人纳闷，收入并不很高的中国青年为何有此强烈的高消费欲望。有人评论，年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的中国大陆， 消费水平已超过年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人忧虑，这样热的高消费会把青年引入享乐主义的境地，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尽管在青年中并非多数，但他们的消费行为是有“传染”性的，其消极影响不能低估。
（二）炫耀消费
有一些青年的消费，已不止是为了自我需要的满足，还想以与众不同的消费档次炫耀于人。他们穿着入时，名牌裹身，进出酒店歌厅，居室装饰豪华，喝洋酒，抽洋烟，手持“大哥大”，无不怀有显示自己富有的心理。借此以博取他人尤其是同龄人的倾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青年的炫耀性消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人收入较高，或家庭殷实富有，他们一掷千金，比阔斗富，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气派；另有一种是有炫耀之心而缺炫耀之力，“打肿脸充胖子”，用压低基本生活费用支撑着时髦的穿戴，人前抽着“红塔山”人后只能抽烟末，饭馆哥们一顿喝回家素食须多日。
这一类炫耀性消费，完全失去了消费原本的价值和意义；而虚荣心的膨胀，实在是一种扭曲的社会行为，如不加改变，必将冲击社会的正常发展。
（三）愚昧消费
愚昧是科学的对立面，消费中不讲求科学，后果必将是繁衍愚昧。愚昧消费行为，在城市也有，而大量的是农村。主要表现是一些农村青年口袋里钱多起来以后，不是用于农业投资和教育投入，却投向了封建迷信活动。刚刚开始富裕的农村青年连同他们的父辈，每年用于烧香拜佛、建庙供神、请巫婆跳大神、请风水先生、修坟造墓等迷信活动的费用，数量惊人。
年前，中央电视台一则报导震动了亿万听众：每年上衡山求神拜佛者用掉的香火费，达一亿多元，相当于我国每年的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岳阳县的一个农村青年贩运茶叶发了财以后，竟听信“风水先生”的指点，为他的父母、本人和他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儿子修筑了三代坟墓，耗资12000元。类似这样的坟墓，岳阳地区近年来就修有11000多座。有些农村青年尽管生活还不算富裕，但为了显示对过世长辈的“孝心”而不惜出大钱厚殓厚葬。一场丧事，少者五、六千元，多者可达数万。有的青年家庭为此而耗尽积蓄，有的青年家庭为此而负债累累。
（四）崇洋消费
同海外洋货进入中国市场一同兴起的，是在城市青年中出现了一个“崇尚洋货的消费群”。在这个消费群里，买洋货、用洋货，成了一种时尚：彩电等家用电器要日本原装，皮货要意大利原件，服装讲究“皮尔·卡丹”、“鳄鱼”，运动鞋讲究“耐克”、“阿迪达斯”，抽烟要“555”“万宝路”、喝酒要“人头马”， 手表要戴“欧米茄”“劳力士”等等。
在上海，婴儿用品进口货正以迅猛之势向家庭推进，许多年轻的父母竟以孩子能用上多少洋货为荣。百余元一套的小时装，200 元一套的婴儿洗发水、洗澡用品、护肤品……一位年轻的爸爸得意地告诉记者：“我儿子从来不用国产货，除了水、空气和水果，吃的用的穿的都是进口货。”
“人头马”在中国青年中的流行程度，使驰骋世界的法国酒商们都大出意外。出自法国科涅克的人头马白兰地，在欧洲的销量占23.3%，在美国的销量占11%，而在亚洲占64.4%，其中大部分在中国一年的销量达1600万瓶（含香港销量）。他们惊喜地说：“人均消费水平在世界上还排不上号的中国，已成为法国科涅克的高档白兰地的头号市场”。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世界各国商品交流，购用一些质高价实的洋货本无可非议。然而，认为只要带“洋”字就好，值得认真思考。对此，英籍女作家韩素英心情沉重地说：“中国人要自强，首先要自己人看得起自己。现在外国车塞满了中国街道，日本电器已装备了众多家庭，中国消费发展太快了；令人费解的是，现在连肥皂、化妆品都是‘洋’的了……这不能叫开放，这是走破产的路。”
（五）婚姻消费
结婚办喜事，本是人生一项必不可少的正常消费，然而自80年代以来，逐渐出现了婚事奢办的势头；进入90年代，奢办之风更为迅猛，红色消费的水银柱直线上升。其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费用上升。《解放日报》1995年一项“结婚费用知多少”的调查表明，这个增加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之前，青年人的结婚费用普遍在几千元甚至几百元之内； 第二阶段为1986 年至1993年，青年人的结婚费用突破万元大关且“底部”与“高位”逐年提高，先后突破2万、3万、4 万， 个别的开始突破5 万元； 第三阶段即1994年以后，结婚费用猛冲8万、9万、10万，个别的甚至已高达15万元。1995年，结婚费用在2—3万元的仅占结婚总对数的2.3%，3—5 万元的占14%，5—8万元的35.7%，8—10万元的占28.5%，10 万元以上的占19%。其他城市青年结婚费用的具体数量同上海比虽然略有高低，但上升之势绝无两样。
二是彩礼升级。在农村青年的婚事中，女方索要的彩礼不断攀升。80年初、中期，还只是“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如今已经是电视机要带色的，自行车要冒烟的，缝纫机要锁边的。彩礼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在甘肃省张掖、武威一带，彩礼多达11种。据调查，目前农村人均收入比6年前提高1—2倍，而农村的彩礼数额上涨了10倍。
三是婚礼排场。迎亲车要找非营业性的大、小轿车以组成车队，环城游行，数量少则三、五辆，多则十几辆、几十辆，并且以有多少辆豪华车论档次。
面对互相攀比、节节上升的红色消费，城乡青年多有不堪重负之苦。上海市的调查表明73%的结婚男女的月收入之和在1000—2000元之间，除去必要的生活费用并无多少积蓄。结婚男女的婚事费用中自己筹集的资金所占的比重，1994年为48%，1995年为31.7%。因此都不得不依靠外援甚至借债。调查还显示，有20%的结婚男女是借了债的，债额在1万多元至2万多元之间。山东省莒县的调查，农村青年“喜婚愁礼”者约占37%，“忧婚愁礼”者约占50%，还有5 %的男青年往往因备不够彩礼而使婚事告吹。
（六）父母补贴消费
高消费的倾向，造成一部分青年人不顾自己的经济力量，盲目追求生活的高标准。又要高消费，自己的收入又难以支撑，于是向父辈伸手。这就是近年来在一些已经有经济收入的青年中出现的啃老刮老消费。
一些已经有收入的青年，仍以各种方式继续要求父母“抚育”。据《新华日报》报导，用搭伙、托带小孩、甚至房租、水电气补助等名目捞父母的“油”的职业青年，已占82%之多。
不少地方出现了家庭消费的畸型现象：新婚子女的住房装饰华丽、设施现代，父母的住房却显得简陋寒酸。长春市妇联对100 户居民两代人的消费情况作对比调查，高档消费品的拥有情况是：彩电长辈为26台晚辈为79台，录音机长辈为21台晚辈为88台，洗衣机长辈为73台晚辈为93台，高档组合家具长辈为3套晚辈为90套。
这样的畸形消费，其实是既苦了长辈，也使青年人推迟了社会化的进程，陷入了精神上要求独立与物质上继续依赖父母两极并存的困惑。对此，社会舆论呼吁：年轻人需要第二次“断奶”。
畸形消费寻源
一部分青年中出现畸形消费现象，究其原因，有青年人自身的思想偏误和行为偏差，也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具体分析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消费主义思潮的蔓延
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害怕消费，抑制消费。然而，在消费水平步步上升的过程中，一股消费主义思潮在社会也在青年中蔓延起来。这种思潮的主要特征，是只看重了消费而忽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有很强的购物欲但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实际收入的现实水平，而且是无休止地相互攀比，甚至追求奢靡。
这种消费主义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盛行，由此带来许多社会问题，造成西方社会走向堕落。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对此进行反思。英国的斯图亚特·兰斯利在1995年出版的《富裕带来的麻烦：消费资本主义和前进的道路》一书中说，一种“能买就买”的文化正在整个发达世界兴起，这种现象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关系更加紧张和对政府信任程度的削弱。他说，消费者通过购物——例如昂贵的运动鞋——来谋求地位和身份，以帮助他们达到与众不同的目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相互攀比”的文化，使消费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即：“尽管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境况有所改善”。为此他指出，除非西方能够重新考虑对消费主义的态度，否则西方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遭到破坏的环境面积越来越大（1995年5月19日英国《独立报》）。
西方社会已经开始批判的消费主义，却正在我国流行。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牢牢记取。
（二）享乐主义思想的膨胀
同消费主义相随而行的，是享乐主义思想在青年中不断膨胀。消费的前提是创造，消费的欲望要适当，消费的行为要讲文明，然而有一些青年却把消费等同于享乐。于是，“与其追求明天的极乐世界，不如今天过得快活”，被一些青年视为人生真谛。
消费离开了创造，消费流入只求感官的快感，挥霍浪费、纸醉金迷就在所难免。积累与消费的失衡，收入与支出的失衡，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失衡，两代人之间消费的失衡，即由此生。
（三）社会不良风气的传染
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反映在消费上最为突出的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款娱乐。“吃喝玩乐都报销”的公款消费，在许多地方屡禁不止。据统计，1980年以前，我国每年的公款消费总额不超过200亿元， 1987年增到533亿元；到1993年已高达800亿元，接近我国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全国大中型饭店酒家、宾馆有60.8%的营业额来自公款请客和招待。如此巨额的公款消费，不但滋生腐败，败坏党风政风，而且在社会上形成又一种奢侈消费的示范效应并在青年中传染。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认为：消费者消费支出不仅受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消费行为及其收入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其中主要高收入者消费模式对低收入者的行为起着“示范效应”。利用特权的公款消费强化了奢侈消费示范效应对青年的诱惑性，成为滋生种种畸形消费的重要社会因素。
走出畸形消费
从青年种种畸形消费及其滋生原因中，可以看到，引导青年走出畸形消费，形成健康、科学、文明的消费方式已是何等迫切。
（一）倡导适度消费
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人主张在我国引入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这一点，在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在目前条件下，我国应该倡导的是适度消费。
适度消费，或称合理消费，是指适应国情国力生产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的一种消费状态。消费是否适度或合理的客观标准，是消费主体的经济力量与消费支出的对比关系。一个通俗的原则，就叫“量力而行”。对每个家庭和消费来说，要以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衡量其是否适度合理。适度合理的消费从静态上考察，为收入大于消费，并有一定剩余，形成储蓄；从动态上考察，为消费、收入、储蓄三者大体同步增长，三者之间的比例保持着一种常数的关系。显然，倡导适度消费就须使青年人懂得在消费生活中“量入为出”，防止入不敷出，寅吃卯粮，在盲目的攀比和追求高消费中搞超前消费和“赤字”消费。
（二）发扬勤劳节俭的美德
崇尚勤劳节俭，反对铺张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可是如今有人认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讲勤劳节俭已经过时，因而对消费生活中的挥霍、奢侈和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实，勤劳节俭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生活规范，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无论处在哪种水平，浪费总是对劳动成果的糟踏，奢侈只能堕入低级趣味。身负跨世纪历史重任的当代青年，在新的消费水平上仍应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生活越有改善越须懂得“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提倡勤劳，反对懒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提倡俭朴，反对奢侈；在适度消费中精打细算，合理安排。
（三）改善社会大环境
社会环境对青年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消费方式的形成上也是如此。一定时期青年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总是同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时尚呈正相关。当今青年中的种种畸形消费有青年自身的缺陷，但只责备于青年而无视社会环境的缺陷，既有失于公正，又无助于矫正。因而不能不看到滋生畸形消费的社会因素，更不能忽视改善社会环境在矫正畸形消费中的作用。当今改善社会环境；至为重要的是刹住利用特权搞公款吃喝、旅游和娱乐的不正之风，运用税收等手段控制豪华奢侈的高额消费，在全社会形成勤劳节俭、适度消费的良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