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思考——（注：本文是作者1998年7月28日在北京纪念邓小平同志为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题名1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材论文,北京论文,对中论文,研讨会上论文,邓小平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以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和“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研究与实验”这一重点课题的长期合作者的身份，向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15周年表示祝贺。
课程是教育改革的核心。15年来，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课程教材研究所为全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家都知道，课程教材的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仅需要有先进的、科学的教育理论，还需要有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一所学校，甚至一个地区都是很难在整体上作重大改革的。就是一个国家，也不敢轻易进行尝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中小学教育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按照时代的要求，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探索，并且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分析这些成绩取得的原因时，我想大家不应该忘记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功劳。正是因为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他们提供了教改的重要条件——新教材，使他们可以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不必太多操心。
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和改革发展，一向得到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我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第一套中小学新教材就是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于1977年着手组织力量进行编写的。小平同志还对如何编写中小学教材发表了一系列指示，使这套新教材一开始，就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接着，1983年7 月当教育部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的时候，小平同志又亲笔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了所名。小平同志在1983年国庆前对景山学校的题词即三个面向的思想，在这套新教材中实际已有所体现。
当然，由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现代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今天的现代化已经不止是列宁当年讲的电气化，而是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高科技化、全球化了。
记得在1983年，我从信息论的观点，发表了一篇关于课程改革的文章，题目叫做《创建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曾引起过一场争论。但从此以后，第二渠道、第二课堂的名词却被广泛应用。我当时讲的第二渠道，主要不是指传统的课外活动，而是指传递信息的大众传媒如广播、电视等等。当时还不知道有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等等。现在有了这些，确确实实出现了第二渠道，而且这个渠道还在日益发展，不仅将与第一渠道并起并坐，甚至可能超过第一渠道。在网络世界里，信息的传递、知识的互动将是空前的简易、快速、频繁。学生将从整个世界获得知识，像是把整个地球、宇宙放到了家里，放到了课桌上。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的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该怎么办？有人说，电脑、多媒体加网络将改变世界，那么课程的改革难道能例外吗？所以说课程改革永无止境，而目前更加紧迫。
我早已离休，耄耋之年了，这些问题应该与己无关了。但是可能是在这条轨道上运行得太久了的缘故，一种惯性动作，使自己难以一下子刹车。就在课程改革的问题上，常常想着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大小小有六、七个之多，例如：
（一）过去对课程的设计，其指导思想好像有三大类：儿童中心、学科中心、社会中心。指导思想不同，课程的设计方案就不同。对儿童中心，建国后一直是反对的，基本上采用学科中心，有时也强调社会中心。现在提出学生发展为本，这似乎是当前国内外最流行的思想。我在想，偏重哪一个方面都不见得好，能否找到一个三者的最佳结合点呢？
（二）基础教育，顾名思义是培养公民的基本的、必备的素质，应该有基本统一的内容与要求。但是我们又承认人有个性差别，每个人发展的领域与高度不可能也不必强求统一。基本统一的内容一多，要求一高，必然顾不上个性，因材施教便成为一种美好的难以做到的愿望，结果是扼杀了很多人才。日本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划一主义而加以反对，但似乎也没有反对掉。学生负担过重，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怎么办？我提出了“基础分流，弹性管理，多元发展”的设想，认为同是基础，但不同的人可以打不同的基础，好比是房子，三层楼与三十层楼的基础是大不相同的。造房子与造桥的基础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培养人就要打一样的基础呢？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有无实行的可能？
用另一种提法，就是如何处理要求与内容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现在开设选修学科的做法已被接受，但事实上改变不大。
（三）近年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国际上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流行学会生存、学会求知、学会生活、学会合作、学会关心、学会创造等等的提法。这些主张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有什么具体的指导作用呢？或者说是否仅仅涉及教学方法、评估方法等等即方法上的问题，而与教学内容无关呢？我认为不应该是与课程、教材无关，但如何体现？
（四）还有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要求超级大国裁军还困难的老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就提出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就是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问题。我曾经挖苦我们自己（我也曾担任一段时间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说我们这些人只有小学一年级的算术水平，只学会了做加法，而不会做减法，更不会做乘法除法。多少年过去了，但情况依旧，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最近看到一份材料，说新加坡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参加创造性活动，而把中小学课程减少了30%。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很想进一步再了解得具体一点。
（五）关于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最后能否实行多纲多本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地区之间的差别又这么大，一纲一本实在不符合国情。现在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鼓励竞争，二是允许选择。然而我们的教育工作中有些做法，似乎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要计划经济，有些想不通。等等。
就举这几个问题吧。课程改革发展到今天，而上面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很好回答或处理。当然，一切问题的解决，改革的深化，都必须在“三个面向”的指导下进行。“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改革唯一的旗帜，不能有别的旗帜；“三个面向”是行动的指南，贵在行动，而不能只是挂在墙上的装饰。
十五大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这是小平理论具体体现。朱镕基同志说这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表示一定要贯彻到底。对于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没有比听到这条新闻更受鼓舞的消息了。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并不是不管什么教育都能兴国的。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私塾是教育，但解决不了工业社会的需求；同样，产生于工业社会的近现代教育，也适应不了信息时代的要求。只有通过改革，实现了能体现“三个面向”的教育，才能起科教兴国的作用。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成绩很大，但问题仍不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