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译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美国仅有200余年的历史，全然算不得悠久； 作为描写美国社会种种现象与风貌、再现美国人多样纷呈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特质的美国文学自然也没有多长的历史。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美国文学史上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他们凭着自己的生花妙笔，写下了内容丰富多彩、风格独特多样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对世界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许多名作在近现代中国就出了中译本，有些还不止一种译本。可以说，美国文学在中国这个时期的译介虽然还不很具备系统性，各出版机构之间尚缺乏合作协调，但已有相当的规模，成绩卓著。据研究者统计，仅1911年至1949年，中国翻译出版的美国文学作品（不含文学史、文学批评和作家、作品专论）就有548种，在数量上仅次于俄苏（1051种）、英国（739种）和法国（569种），名列第四。（注：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87页。）
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始于晚清。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是“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1865年以前，《人生颂》由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译成“有章无韵”的汉语，“相当于外交部当家副部长”的董恂对译稿作了一番润饰，将译文改为七绝，共9首。 后来似乎又由这位清政府官员抄写在一面中国扇子上，托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转给朗费罗本人。诗人在1865年11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邀蒲安臣夫妇饭；得中国扇，志喜也。为中华一达官所赠，上以华文书《人生颂》。”由此可以推算，董恂（即扇子背面上的Tung Tagen，董大人）润饰《人生颂》译文约在1864年（同治三年）。“董恂不过译了一首英语诗，译笔又不好，但我们只得承认——尽管已经忘记——他是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第一人。”（注：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国外文学》1982年第1期。有必要说明的是， 除了《人生颂》，朗费罗的《爱情光阴诗》、《晨风篇》、《矢与歌》及《村中锻工》（今译《乡下铁匠》）也于清末民初译入中国。）朗费罗的《人生颂》碰巧成了第一首译入中文的英语诗。10余年后的1882年，有位中国人在其《舟行纪略》中开始了中国首次评介朗费罗诗歌的历史，评述中还有意将其与中国古诗比较。（注：书中有段文字为：“龙飞露为美国诗人，……余谓龙诗中如《开窗》一诗与中国唐诗‘人面不知何处去’相似。《炮局》两首则有‘一将功成万骨枯’遗音；……集中杰作甚多，未能枚举。长体由数百韵至数十韵，气如喷泉而明白晓畅，想元、白亦视为畏友。”出处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国外文学》1982年第1期。有必要说明的是， 除了《人生颂》，朗费罗的《爱情光阴诗》、《晨风篇》、《矢与歌》及《村中锻工》（今译《乡下铁匠》）也于清末民初译入中国。）这样，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了美国文学的译介，甚至还开始了最初的（比较）研究。
19世纪，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还有颇值一提的是，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以《一睡七十年》的标题译出，刊于1872 年4月22日的《申报》。《一睡七十年》曾“以译作冒充创作发表”，（注：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1997年7月第2次印刷，第36页。 ）但这个长仅千余字因而并不完整的片断却是最早译成中文的美国短篇小说；当然，时人大都仅视之为海外轶闻趣事而已。后来， 林纾在魏易的协助下， 译出并于1907年出版了包括《瑞普·凡·温克尔》在内的《拊掌录》（今译《见闻杂记》），让人们有机会领略了欧文这位“美洲的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郑振铎语）的风采。
到了20世纪初，美国文学中译史上一件大事发生了。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不懂外文的林纾与魏易合译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是一部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译作。此前，林纾已经因译出《巴黎茶花女遗事》而成名，严复曾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来描述这第一部“林译小说”受欢迎的程度，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及其成功，多属偶然，而林纾开译《黑奴吁天录》时，其胸怀的政治目的已十分明确。他希望自己成为“叫旦之鸡”。林纾花了66天时间，流着热泪完成该书的翻译。他非常在乎这本书的翻译，为译本写译序，写“例言”，还嫌不够，又作跋。他在序文中说：“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林纾又在跋中写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不难看出，林纾是要国人正视现实，奋发自强。这个译本出版后，反响非同一般。一位署名“醒狮”的读者写道：“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1904年，灵石在长文《读“黑奴吁天录”》中写道：“黄人之祸，不必待诸将来，而美国之禁止华工，各国之虐待华人，已见诸事实者，无异黑人，且较诸黑人而尤剧。”他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泪哭我黄人之现在。”（注：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4页。）鲁迅读完《黑奴吁天录》，在致蒋抑卮信中说：“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注：《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1页。）
《黑奴吁天录》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心声，其译本则具有并发挥了唤醒民众的作用。在林纾译本的基础上，很快就有了据此改编的戏剧、诗歌及绘画作品。1903年，上海《启蒙画报》将林纾的文言译本改为白话文，易名为《黑奴传》。1907年6月， 由中国留日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在东京公演3天。为了这次演出， 留日学生曾孝谷将小说改编为五幕话剧，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话剧剧目。同年，王钟声主持的通鉴学校以“春阳社”的名义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也公演了《黑奴吁天录》。很可能是因为《黑奴吁天录》的影响，我国戏剧界将1907年定为中国话剧诞生年。到了1932年，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也上演过这出戏。1937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该书的白话本，名为《黑奴魂》。
从以上简介中可以发现，虽然首先译人汉语的美国文学作品是诗，但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却是小说，小说的影响大于诗，如《黑奴吁天录》影响之大于《人生颂》。这些作品的翻译，恐怕首先并非因为它们是文学作品，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改良群治”，服务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现实需要。
20世纪初，其他美国作家的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1905年，周作人以“碧罗”为笔名翻译了爱伦·坡的《玉虫缘》。次年，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山家奇遇》由吴梼根据日本抱一庵主人的译本翻成中文；吴梼作为译家，“在文学方面的修养相当的高”（阿英语）。经过他的努力，马克·吐温这位后来深为中国读者所熟识和喜爱的美国作家开始进入中国，尽管是由日本绕道而入。1909年，晚清翻译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这一年，周氏兄弟推出《域外小说集》，内收爱伦·坡的《默》，由周作人翻译，译者认为，坡“善写悔恨恐惧等人情之变”。
时间移到1915年。是年10月，陈独秀以骚体译出美国史密斯的《亚美利加》（美国国歌），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青年杂志》创刊后，倡导新文化运动。《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 该杂志于1917年1月1日在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名文，被郑振铎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与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有关的是，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文学革新必须入手的“八事”明显地受到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注：“八事”即（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词，（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他自己翻译了美国新诗人萨拉·蒂斯代尔的《关不住了》以后，自认为正是这首译诗，构成了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注：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0年9月。）
1917年，周瘦鹃翻译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部小说集分上中下3卷，集欧美14个国家47家短篇小说于一书， 其中包括“美利坚之部”7篇。全书收短篇小说译文50篇，其中文言32篇，白话18 篇，每篇小说前面均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作家小传。周氏兄弟对这部小说集有很高评价：“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并称其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注：周树人、周作人：《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评语》，载《教育公报》第4卷第15期，1917年11月30日，转引自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
20年代，美国文学在中国有了更多的介绍，其中以《学衡》杂志大力介绍美国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欧文·白璧德的思想学说为甚。当时，“五四”新文学先驱们认为，应当借鉴包括白璧德等在内的人所提出的批评理论，来建立自己的理论。1922年元旦创刊于南京的综合性刊物《学衡》作为“学衡派”的机关刊物，不遗余力地介绍和宣传以白璧德为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译介、宣传者中有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白氏门徒，也有郭斌和、梁实秋等白门弟子。仅译文就包括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等重要文章。20年代末，吴宓还特地将《学衡》所载白氏译文汇集成册，交梁实秋由新月书店以《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为书名出版。梁实秋还于1934年发表《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一文，这是后话。
20年代，在介绍美国文学方面，颇值一提的是郑振铎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12号上的《美国文学》。这篇长文收入了郑振铎名著《文学大纲》（插图本），是该书第43章。该文分5个部分， 详尽地介绍了美国文学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包括欧文、霍桑、爱伦·坡、马克·吐温、惠特曼、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及其创作特点，如关于欧文，郑振铎誉为“美洲的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又说“欧文出来后，美国文学才不复为人所轻视”；谈到爱伦·坡，他说：“欧文使欧洲文坛认识了美国的文学，爱伦·坡却使欧洲文坛受到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了。”郑振铎认为，坡是美国文坛最怪的人物，“本质上是个诗人，小说、评论诗意盎然。”这些见解今天已为评论界所接受。
20年代，上海ABC丛书社于1929年3月出版了曾虚白撰写的《美国文学ABC》，书前冠以徐蔚南的《ABC丛书发刊旨趣》。曾著着重介绍了欧文、库柏、爱默生、霍桑、朗费罗、爱伦·坡、马克·吐温等15位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的生活、性格、作品、批评等。同年8月10日， 赵景深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一文。他将美国小说家分为罗曼小说家、神秘小说家、心理小说家和社会小说家四类，分析了十几名作家的创作，列入“社会小说家”的有德莱塞、辛克莱、安德森、刘易斯、凯瑟等5人。赵文大致属于介绍层次， 却无疑扩大了美国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影响。
1929年，“迷惘的一代”代表人物海明威的作品开始与中国读者见面。是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海明威的短篇名作《两个杀人者》。虽是个短篇，却为中国30、40年代接受海明威开了个好头。20年代开始被译入中文的美国作家还有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杰克·伦敦以及“揭黑幕”运动的主将厄普顿·辛克莱。杰克·伦敦和厄普顿·辛克莱在中国现代译界和文坛是受到特别关注的两位美国作家，拟以专文详述。此处可以先提一笔的是，鲁迅曾指出，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输入“革命的战斗作品”，需要的是像杰克·伦敦这样的作品。而据海伦·福斯特在30年代的调查，辛克莱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美国作家。（注：见邓啸林《鲁迅与美国作家及其作品》，载《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
30年代是中国介绍美国文学的历史上的重要年代。不仅有翻译，还有介绍，更有评论文字发表。1930年3月1日，余慕陶在《美国新兴文学作家介绍》中，介绍了“震动了全世界的4 位文坛将士”：贾克·伦敦、辛克莱、高尔德和温德。作者认为，他们是“目今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人类的和平正义、自由的拥护者”。同年5月10日， 朱复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重要长文《现代美国诗歌概论》。作者把美国诗艺复兴时期前后60年间所经历的诗艺思潮作了一个概括，尤其是注意到美国新诗艺的复兴。除余慕陶和朱复的文章，郑振铎又在《文学大纲》第46章《新世纪的文学》中，介绍包括杰克·伦敦、刘易斯、德莱塞、辛克莱等十几位“已公认为重要的（美国）作家”。
1933年12月，张越瑞的《美利坚文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集出版。全书分五章，即“叙论”、“殖民时期的美洲（1607—1765）”、“新国家成立时期（1765—1800）”、“十九世纪的文学”、“二十世纪的文学”，概述美国文学的发展史。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小书有作家论，有作品论，还有文学发展演变方面的论述。同月，杨昌溪著《黑人文学》，收入赵家璧编的《一角丛书》，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本书从黑人的诗歌、小说和戏剧来介绍美国黑人文学，如此分门别类地介绍黑人文学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次，殊为可贵。
30年代译介、 评论美国文学最有影响的举措恐怕要算《现代》第5卷第6期上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了。在“导言”中， 施蛰存谈及他们策划这个专题时所受到的“怀疑，甚至于责难”。当时，仍有不少人认定，美国文学不够水准，在世界文坛上是“瞠乎其后”的，所以，对美国文学抱轻视的态度。但施蛰存认为，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开苏联，便只有美国文学“可以实足地被称为‘现代’”，因为第一，她是创造的，第二，她是自由的。在施蛰存看来，美国文学已经摆脱别国的影响，并开始影响别国的文学了。（注：“导言”，《现代》第5 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他说，美国文学是一种成长中而非衰落中的文学，值得也是创造之中的我们自己的新文学作“借镜”。这个专号有4篇总论，它们是赵家璧的《美国小说之成长》、 顾仲彝的《现代美国的戏剧》、邵洵美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和李长之的《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接下来是3篇有关理论介绍。随后是11篇作家论， 涉及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德莱塞、奥尼尔、庞德、海明威、福克纳等一批重要的现代美国作家，而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都对美国文学较为熟悉，不少属于行家里手，如赵家璧、伍蠡甫、顾仲彝、徐迟等人。作家论之后，是译文，短篇小说（16篇）、剧本（1部）、诗（30首）、 散文（5篇），另有“大战后美国文学杂志编目”、 “现代美国作家小传”、“现代美国文艺杂语”等附录。从以上的罗列中可以看出，如此集中地介绍美国文学的方方面面，在中国确实是破天荒第一次，有些作家（如福克纳，当时译名为福尔克奈）还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要谈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自然不能不给《现代》杂志这一专号大书一笔，作为主编的施蛰存及作为作者、译者的一批中国学人、译家功不可没，功德无量。
在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撰稿的作者中，有介绍美国小说“成长”的赵家璧。对美国文学情有独钟的赵家璧说过：“我年青时就爱读美国现代文学作品，读完一个作家的主要原作后，我就试写一篇评价文章。”1936年，他出版了专门评价美国文学的著作——《新传统》。全书分10章，除收入刊于《现代》的《美国小说之成长》作为总论外，其余9章评述9位现代美国作家，他们是特莱塞、休伍·安特生、维拉·凯瑟、裘屈罗·斯坦因、桑顿·维尔特、海明威、福克纳、多斯·帕索斯和赛珍珠。在总论中，他认为，美国文学素来为人轻视，而实际上“我们至少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认识许多事实，学习很多东西的”。《新传统》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被誉为“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研究美国现代小说的专著”。
30年代，除《现代》等刊物上发表的美国短篇小说译文以外，还有由蹇先艾和陈家麟翻译的《美国短篇小说集》（1933年），有傅东华、于熙俭选译的《美国短篇小说集》（上、下册，1937年），该集至40年代出3版， 书前的译者导言介绍了美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及所收作家的情况。在诗歌方面，有杨任译的《黑人诗选》（1937年）；同年，另有赵萝蕤翻译、叶公超作序的《荒原》，这部现代主义诗歌的划时代作品就此与中国读者（包括诗人、小说家等）见面。
40年代初，海明威不少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1940年，《战地春梦》（今译《永别了，武器》）由林疑今翻译；《战地钟声》（今译《丧钟为谁而鸣》）中译本也于40年代出版。后者为海明威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小说”（茅盾语）。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作品受到特别欢迎。冯亦代译的海明威的剧本《第五纵队》1942年在重庆出版。1941年，海明威有过中国之行，《战地钟声》的电影在上海放映过，这些都提高了海明威在中国的知名度，也使得他在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
1941年6月1日，创作、翻译、评论并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月报》第3卷第1号推出“美国文学特辑”，内容包括春江译的惠特曼的《黎明的棋子》、袁水拍译的朗斯登·休士诗二章、秋蟑译的斯丹贝克《苍茫——愤怒的果实》之一章和铁弦的《关于约翰·斯丹贝克》一文。这些诗文的翻译及附上的介绍进一步扩大了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这里摘译的《愤怒的果实》一书到1943年便由重庆东方书社以《人鼠之间》的译名出了全译本，译者为楼风。同年11月15日，偏重于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重庆刊物《时与潮文艺》推出“美国当代小说专号”，收入孙晋三的《美国当代小说专号引言》、吴景荣译的《泛论美国小说》和林疑今的《美国当代问题小说》等导论性文字，随后是“翻译短篇八种”，作者为德莱塞、海明威等名家。1944年，该刊也发表了一些美国文学作品中译。
同年3月， 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了高寒（楚图南）译的惠特曼的《大路之歌》。值得一提的是，加尔·凡·多兰的《现代美国的小说》一书中译本也于同月出版，译者胡曦。该译本实为《现代美英文学史》第2章节译，介绍了22位美国作家以及美国现代小说， 这对于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现代美国小说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5年，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了冯亦代译作《守望莱茵河》，作者为丽琳·海尔曼。翌年，国内出版了第一本桑德堡诗选集《卡尔·桑德堡诗选》，译者为诗人邹荻帆。
40年代后期是美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重要时期。1949年，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美国文学丛书》一次出齐。（注：详见赵家璧《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编辑忆旧》，三联书店1984年8月第1版。）这套丛书共18种，20卷（其中2种分上下卷）。据赵家璧回忆：1945年秋， 费正清提议由中美双方合作编译一套系统介绍现代美国文学作品的丛书。为编译好这套书，当时还成立了一个由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最重要的一批学者组成的编委会，其中包括郑振铎、夏衍、钱钟书、冯亦代、黄佐临、李健吾、王辛笛、徐迟、马彦祥、焦菊隐等人士。丛书包括的美国作家由中方决定。原定出20种，后出18种。出版者赵家璧在回忆中说这18种书都“编列书号，安排先后，具见匠心”。从先后顺序看，第一种是现代美国文学史论，接下来是小说部分，3部长篇，1部中篇，5部短篇小说集，随后是散文集1部，诗集3部，剧本4部， “文学各个部门都有了代表作”。丛书所介绍的有老一代作家，如爱伦·坡、惠特曼、马克·吐温等，也有新一代作家，如海明威、奥尼尔等。赵家璧指出，当时美国文学一直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他回忆时自豪地说：“这样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介绍一个国家的文学代表作的成套丛书，洋洋大观，可以说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举。”不过，丛书问世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中美关系处于最低潮，因此，这套好书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然而，在我们今天研究美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译介传播史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她遗忘，而应给她以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无疑是近现代中国译介美国文学规模最大的一次，意义不容忽视。
以上对美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译介作了一个粗线条的勾勒。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所作的一次初步尝试。由于资料的匮乏与难觅，暂时尚无法更全面、更细致地对诸如美国文学对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的具体影响等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只能容日后继续发掘史料，另为文作出分析探讨。关于美国文学在中国近现代的译介，现在大致可说的有如下几点：
一、翻译文学的兴起与中国政治、社会的需要有关。首先译入汉语的美国文学作品是诗，但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却是小说，如《黑奴吁天录》，诗的影响不如小说大。这些作品的翻译，首先并非因为它们是文学作品，而是因为它们能服务于中国社会、政治的需要；换言之，政治往往是选择文本时的首要（有时实是唯一）标准，这就使我国的翻译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大的功利性。
二、翻译也有与新文学运动有关的内容。美国文学对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诗，尤其是意象派诗。胡适为新诗提出的八项主张与意象派诗学主张之间有着直接联系，他本人的译诗成为“新诗”创立的纪元。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对原作自身艺术价值的重视。
三、译介者多具有译者、学者和作家的多重身份。他们的译介对其创作往往是一种触媒，他们的介绍文字（包括译文序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文章，具有不可轻觑的学术价值。
四、美国文学的翻译不少是中美学者、译家的合璧之作。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许多译介者与原作者熟识，或有师承关系，或有书信往来，由郑振铎、费正清策划、赵家璧出版的《美国文学丛书》就是佳例。文学翻译与别的翻译一样，总的目标在于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各国人民加深了解与沟通，而两国学者、原作者与译者携手合作，其本身就标志着交流与沟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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