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府论文,北宋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文化璀灿辉煌，校勘学亦空前繁兴，成就令人瞩目。笔者曾就北宋前三朝（即太祖、太宗、真宗）中央政府组织的校勘活动，撰文予以论述（注：见《宋初官方校勘述论》，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本文即其续篇，所述为仁宗至北宋亡期间的官府校勘活动，所论则涵盖北宋九朝。
本文所述校勘活动的范围与前文相同，仍是朝廷中以校勘为主要目的的文献整理活动，且为皇帝明确下诏或下令进行的。因此诸如景祐修《集韵》、嘉祐编《谥法》等，其间虽确有校勘活动，然因其目的在修纂而非校勘，因此亦不予评述。
以往主要论及北宋官府校勘的论文有四篇（注：四篇为：陈红艳《北宋官府校勘古籍述论》，《津图学刊》1993年第2期；王晟《北宋时期的古籍整理》，《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肖鲁阳《北宋官书整理事业的特点》，《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张富祥《宋代校勘学的发展》，载《宋代文献学散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然全面勾勒出30次校勘概貌、并从学术风气与校勘的关系、军政大事与校勘的联系之角度考察者，本文尚属首次。
一
北宋中后期中央政府组织进行的校勘，共计为30次（注：文中校经书与第四次校史书实为一次，第五次校史书与第三次校子书实为一次，本文为撰写之便而分计之，故总次数为30次而非32次。）。为便于观察分析，仍依经、史、子、集之序述之。
仁宗朝以后对经书的校勘，见于史载者仅一次，且为与校史书同时进行的：“景祐二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国子监颁行。”（注：《麟台故事》（以下简称《麟台》。又本文中凡未特指为《四库》本《麟台》者，皆为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续编》本）卷二。其中“景祐二年”原文为“景祐一年”，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下同）卷四三；《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版《四库全书》，前言为1987年8月。以下凡引自《四库全书》者，皆为此版本）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改。）
《孟子》在真宗朝曾校勘过，本次校勘的过程则不得其详。校后即颁行。
此期史书之校，则有八次之多。
第一次为校《后汉书》中的志书：“乾兴元年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言：‘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乞令校勘，雕印颁行。’从之。命本监直讲马龟符、王式、贾昌朝、黄鉴、张维翰、公孙觉、崇文院检讨王宗道为校勘，奭洎龙图阁直学士冯元详校。天圣二年，送本监镂版。”（注：《宋会要辑稿》崇儒（以下略作《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版，下同）四之五、四之六。其中刘昭《补注后汉志》原作《注补后汉志》，据《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同）卷二○三《艺文志》改。）
《后汉志》仅三十卷，校勘却费时一年有余，参加者至少九人，且分校勘、详校两个步骤，可见其认真程度。
第二次为校《天和殿御览》：“仁宗尝谓辅臣曰：‘《天和殿御览》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注：《玉海》卷五四。）《天和殿御览》是《册府元龟》之精华：“乾兴初……于《册府元龟》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名曰《天和殿御览》。”（注：《玉海》卷五四。）至“天圣二年五月甲寅，内出《天和殿御览》四十卷……下秘阁镂板。”（注：《玉海》卷五四。）
《册府元龟》本为类书，但“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同。），其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显然偏重于史；此次摘录为《天和殿御览》，仁宗也将它视为史书：“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鉴戒。”（注：《玉海》卷五四。）故本文亦将其归入史书。且《册府元龟》“引书近二千多种”（注：见刘乃和先生《〈册府元龟〉新探·序》，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因而此次“校定”当以他校为主，而非止简单的校对。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校新纂之书。
第三次是校《南、北史》、《隋书》：“仁宗天圣二年六月，诏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知制诰宋绶、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又奏国子监直讲黄鉴预其事。”（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仅此处所载，参与者就已有十人之众。至“（天圣）三年十月，（《隋书》）版成。四年十二月，《南、北史》校毕以献。各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
北宋前三朝已校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晋书》、《唐书》等，本次校勘，显为接续前代之作。其中《南、北史》后又复校之：“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注：《玉海》卷四三。）
第四次为校前四史与《晋书》：“（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注：《玉海》卷四三。）其中较为突出者是校《汉书》：“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宋史·艺文志》中亦明载：“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参加者还有：“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前汉书》在太宗淳化年间就曾认真校勘过，至真宗景德元年，又命刁衍等人“复校前、后《汉书》”，结果甚丰：“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本次校勘“尽取秘阁古本”，历时一年多，且产生三十卷的《汉书刊误》。对一部史书，在约四十年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雠校，且校勘文字达三十余卷，这在我国两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见（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下与《麟台》卷二几乎一字不差地有如下一段记载：“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前四史如本文所述，在宋初曾反复认真地校勘过，绝非“初不是正”，故本文不取。此处之“初不是正”，恐为泛指宋代以前所有正史校勘的状况而言的。）。而至“神宗熙宁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赵抃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注：《崇儒》四之十。）即又校出不少错谬，由此亦可见校勘工作是何等艰辛。
此处还应提及的是：在清代钱东垣等辑释的《崇文总目》卷二中，著录有“《三史刊误》四十五卷”，下有：“初，秘书丞余靖上言：‘国子监所收《史记》、《汉书》误，请行校正。’诏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与靖，洎直讲王洙于崇文院雠对。靖等悉取三馆诸本，及……数百家之书，以相参校。凡所是正、增损数千言，尤为精备。逾年而上之。靖又自录其雠校之说，别为《刊误》四十五卷。”将这段文字与《玉海》、《长编》、《麟台故事》等书的相关记载比照，有四点相同、一点相仿：1.校书皆因余靖进言而起；2.参加者五人中，有四人相同（而不同者，一为兄宋郊，一为弟宋祁，恐为形似之误）；3.校勘时间皆为“逾年”；4.均产生数十卷的《刊误》。一点相仿为：余靖进言之内容相近。且从情理上讲，余靖亦不大可能既撰《汉书刊误》三十卷，又为《三史刊误》四十五卷。故此，《崇文总目》所言当即为本次校勘。盖当时进呈者为《三史刊误》四十五卷，而流传于世者仅有《汉书刊误》三十卷。
第五次校《国语》则是与校子书同时进行的：“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本次校勘是为考试出题之需。其结果则不详。
第六次为“嘉祐校七史”：“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注：《玉海》卷四三。）至“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注：《玉海》卷四三。又见《崇儒》四之十九。）。（其中《陈书》校定时间为八年七月，详下文）。
本次校勘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为校勘而搜求书籍，如校《后周书》：“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注：《郡斋读书志》（引自《四库全书》，下同）卷二上；又见《周书目录序》，引自《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即募得两种不同版本，才进行校勘工作。其他书亦如是：“臣等言‘《梁》、《陈》等书缺……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嘉祐）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注：《元丰类稿》（引自《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卷一一《陈书目录序》。《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载：嘉祐所校七史，“政和中始皆毕”。此说与《元丰类稿》卷一一，《玉海》卷四三、卷五二所载皆异，恐误，本文不取。）从中可看出：当时为校勘而求书，时间上长达一年多，范围远及州县。
第七次为校《后汉书》：“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使侍中传诏中书，使刊正之。（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为一书云。”（注：《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有：“《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右……刘攽所撰也。”《宋史》中亦载：“（刘攽）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注：《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此《刊误》进呈时间为：“治平三年四月……刘攽上。”（注：宋版《东汉刊误》卷一，转引自曾贻芬先生《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由上述可见，此书为刘攽独立完成的，但“刊正”者似不止刘攽一人。（注：刘攽的著述，《宋史》卷二○三《艺文志》中著录有：“刘攽《汉书刊误》四卷”，又有：“《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刘敞、刘攽、刘奉世〉。”而《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载：“《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又本题《公非先生刊误》，其实一书。”（公非即刘攽之自号。）上列三种书与本文所论之《东汉刊误》之间倒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研究北宋校勘应回答的问题，然迄未见有论文明白述之。而对此问题清《四库》馆臣曾作过考证，其结论颇合情理，特录于此：“盖于前、后《汉书》初各为《刊误》一卷，赵希弁所说（即《郡斋读书志》卷五上）是也；后以所校《汉书》与敞父子所校合为一编”，即为《三刘汉书标注》；“而《东汉（刊误）》一卷无所附丽，仍为别行”，即我们今天见到的《东汉刊误》（实为四卷）；“至别本乃以书为主，而敞、奉世说附入之，故仍题《刊误》之名”，即《公非先生刊误》（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
第八次为校《资治通鉴》：“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马光言：‘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令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并从之。”（注：《崇儒》四之十。）《资治通鉴进书表》标明进呈时间为“元丰七年十一月”，距校书时间仅一年多，自然也是校当代之书。《资治通鉴》引书数百种，此处之“校定”，当是以他校为主。
子书之校更多达十三次。
第一次为校《内经·素问》等医书：“（天圣）四年十月十二日，翰林医官副官赵拱等上准诏校定《黄帝内经·素问》、《巢氏病源》、《难经》，诏差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石居简、李淑、李昭遘依校勘在馆书籍例，均分看详校勘。”（注：《崇儒》四之六。）至“（天圣）五年四月乙未，令国子监摹印颁行。诏学士宋绶撰《病源序》”。（注：《玉海》卷六三。“宋绶”原为“宋缓”，据《长编》卷一○五改。）其中《素问》后又校之：“景祐二年七月庚子，命丁度等校正《素问》。”（注：《玉海》卷六三。）嘉祐再校之（详后）。
第二次为校“律文及疏”，亦始自天圣四年：“十一月，翰林侍读学士、判国子监孙奭言：‘诸科举人，惟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命本监直讲杨安国、赵希言、王圭、公孙觉、宋祁、杨中和校勘，判监孙奭、冯元详校。至七年十二月毕。”（注：《崇儒》四之六。）
北宋百余年间，曾多次删定编敕，如咸平、景德、庆历、治平、熙宁年间等等，然这些整理基本上都是因过去“格敕条目繁多”，而以“删定”、“去其繁密之文”（注：详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一至一之二六；参见《玉海》卷六六。）为主，故本文不论。而这次则明确指出是“校定律文及疏”。《宋会要辑稿》载本次过程颇详：“七年四月，孙奭言：‘准诏校定律文及疏……其《刑统》内衍文者减省，阙文者添益，要以遵用旧书，与《刑统》兼行。又旧本多用俗字，浸为讹谬，亦已详改。至于前代国讳，并复旧字；圣朝庙讳，则空缺如式。又虑字从正体，读者未详，乃作《律文音义》一卷，其文义不同，即加训解。乞下崇文院雕印，与律文并行。’”（注：《崇儒》四之七。）
由此可见，这次整理过程可分为五个步骤：1.减省衍文；2.增补阙文；3.详改俗字、错字；4.恢复前代国讳的旧字；5.作《律文音义》一卷，将俗字与正体加以对照，并对文义不同者加以训解。这五项工作，除“训解”外，皆属校勘范畴，又历时三年多，确为一次较认真的校勘。
第三次是校《荀子》、《文中子》：“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有《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这里也提到要撰定《音义》，惜乎结果不详。
第四次为校医书：“（嘉祐二年八月）庚戌，……（韩）琦又言：‘医书……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注：《长编》卷一八六。）仁宗接受了韩琦的建议，下诏：“所有《神农本草》、《灵枢》、《太素》、《甲乙经》、《素问》之类，及《广济千金》、《外台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丞、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丞、馆阁校勘苏某（即苏颂）同共校正闻奏。”（注：《苏魏公文集》（引自《四库全书》）卷六五《本草后序》，但下诏时间为“八月三日”，恐误。因据《长编》卷一八六，韩琦上言为“八月庚戌”、即六日，下诏时间自当在此之后。又据《玉海》卷六三的两处记载，下诏之日为八月辛酉、即十七日，似得其实。）此后“臣禹锡等寻奏置局刊校，并乞差医官三两人共同详定”（注：《苏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后序》。）。于是“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命掌禹锡等五人”（注：《玉海》卷六三。）。至“其年十月，差医官秦宗古、朱有章赴局祗应”（注：《苏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后序》。）。至“五年八月，补注《本草》成书，先上之”（注：《苏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后序》。）。本次校勘的最大特点是专门设立“校正医书局”，足见其重视程度。且为任用医官校医书。参加者至少七人。
第五次为校秘阁兵书：“（嘉祐）六年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所藏兵书。先是，四馆置官编校书籍，而兵书与天文为秘书，独不预。大臣或言：固晓知兵法。乃命就秘阁编校，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治平四年六月，以编书毕，迁内藏库副使、路分都监。”（注：《崇儒》四之八。其中“大臣或言”。原为“大有有言”，据《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四月丙子条改。）此文虽未言编校之书及卷数，然历时六年，最后又“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可见其数量相当多。
第六次为校阴阳之书：“（神宗）元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提举司天监所言：‘先被旨应馆阁所藏及私家所有阴阳之书，并录本校定，置库收掌。今编成七百一十九卷，乞上殿进呈。’从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以下略作《职官》）一八之八四。）此为北宋首次校阴阳之书，计七百余卷。
第七次即为校著名的“武经七书”：“元丰三年四月一日，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注：《崇儒》四之十。）“我国古代兵书著述繁富，种类繁多，然而其精华部分就是‘武经七书’”，“‘武经七书’的颁定，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注：参见王显臣等《中国古代兵书杂谈》，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这次校定，意义甚为深远。
第八次为校《道藏》：“宋徽宗初，兴道教，诏天下搜访道家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定。”（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一，引自（道藏）第148册，1926年上海涵芬楼据明正统本影印，下同。）“我朝崇宁中，再校定《道藏》经典。”（注：《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引自《道藏》第403册。）本次为以道士校《道藏》。
第九次为校医书：“《和剂局方》十卷大观中，诏通医刊正药局方书，阅岁，书成，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余方。”（注：《郡斋读书志》卷一五，《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下），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库部郎中陈师文等校正，凡二十一门、二百九十七方。”（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三，然著录为六卷。而此书《四库全书》本为十卷，今从之。）本次校医书，任用“通医”、“郎中”校正，“阅岁”而成，正七百余字。
第十次为政和年间再校《道藏》：“（三年）十二月癸丑，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注：《宋史》卷二○《徽宗本纪》。）至六年校毕上进时，其书序云：“臣于前岁七月，被旨差入经局，详定访遗，及琼文藏经，开板符篆。因得窃览经箓，殆至周遍。”“近又……裒访仙经，补完遗阙，周于海寓，无不毕集。继用校雠密藏，将以刊镂，传诸无穷。”（注：《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首，引自《道德》第986册。“臣”即洞幽法师元妙宗。）这次校勘，也是访求于前，并任用道士校《道藏》。且其规模宏大，在《道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十一次为校《证类本草》：“（政和年间）命臣（即提举医学曹孝忠）校正而润色之……诸有援引误谬，则断以经传；字画鄙俚，则正以《字说》；余或讹戾淆互、缮录不当者，又复随笔刊正，无虑数千，遂完然为成书，凡六千余万言。”（注：《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书前序，见《四库全书·子部》。）此书上于政和六年九月。其校勘包括：1.改引语之误；2.正俗字；3.改错字。其纠错“无虑数千”，可谓成果斐然。
第十二次为校《亢桑子》、《文子》：“政和七年八月一日，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言：‘……《亢桑子》、《文子》未闻颁行。乞取其书于秘书省，精加雠定，列于国子学之籍，与《庄》、《列》并行。’从之。”（注：《崇儒》四之十。）《亢桑子》又名《亢仓子》，“唐天宝元年，诏号《亢桑子》为《洞灵真经》”（注：《郡斋读书志》卷三上。）；《文子》又名《通玄真经》，二书于《四库总目》中皆入“子部·道家类”（见卷一四六），故此次校勘亦为校道家之书。
最后一次为校《内经》：“（政和八年）五月十三日……诏太医学司业刘植、李庶通、元冲妙先生、张虚白充参校官，大素处士赵壬、明堂颁朔皇甫自收、黄次公、迪功郎龚璧、从事郎王尚充检讨官，上舍及第宋乔年、助教宋炳充检阅官。后又诏刑部尚书薛嗣昌充同详定官。”（注：《崇儒》四之十一。）本次校勘参加人数颇多，且注意任用有学术专长者。
北宋中后期校集部书仅一次：“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荣超上言：‘李善《文选》……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注：《崇儒》四之四。）至“天圣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注：《崇儒》四之四。）。真宗时曾校过《文选》，后因“宫城火，二书（《文选》及《文苑英华》）皆烬”（注：《崇儒》四之四。），故有本次之校。
此期综校四部之书有九次。第一次始于景祐元年：“闰六月，以三馆秘阁所藏，有缪滥不全之书，辛酉，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将馆阁正副本书看详，定其存废，伪谬重复并从删去；内有差漏者，令补写校对。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仍令翰林学士盛度等看详。”（注：《玉海》卷五二。又见《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闰六月辛酉条。）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大型综合性整理活动，包括：1.确定各书之存废，删伪去重；2.补写校对；3.编制新目录；4.全面审定。其结果为：“（景祐）二年，上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注：《玉海》卷五二。）“（景祐三年十月）乙丑，御崇政殿，观三馆秘阁新校两库子集书凡万二千余卷，赐校勘官并管勾使臣、书写吏器币有差。”（注：《长编》卷一一九。）此后校雠工作仍在继续：“（景祐）三年十月甲寅，以知制诰王举正看详、编排三馆秘阁书籍。自是常于内外制中选官充是职。”（注：《玉海》卷五二。又见《麟台》卷二。）且“诏求逸书，复以书有谬滥不全，使命定其存废”（注：《玉海》卷五二。）。而目录进呈时间为：“（庆历元年上十二月）己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注：《长编》卷一三四。）自景祐元年至《总目》上进，整理活动持续十年有余（注：前述校《孟子》和校前四史、《晋书》两次，时间上一为景祐二年九月至三年，一为元年九月至三年，皆在本次校理四库书的时间范围之内。然本次为一般性的编校四馆之书，其中校经史之书八千余卷仅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而校《孟子》和前车史等则为别下诏书、专门校勘的，故本文于计次数时分别计之。）。
第二次为嘉祐编定书籍：“嘉祐四年二月〈丁丑〉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而编定之。”（注：《玉海》卷五二。其中尖括号内原文为小字，下同。）“六月己巳，又益编校官，每馆二员。”（注：《玉海》卷五二。）参加者还有：“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评事赵彦若编校昭文馆书籍，国子博士付卞编校集贤院书籍，杭州于潜县令孙洙编校秘阁书籍。其后又以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编校史馆书籍。”（注：《四库全书》本《麟台》卷二。）至“六年十二月辛丑，三馆秘阁上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一云一千〉九百五十四卷。二十二日壬寅，遣中使诏中书枢密院合三馆秘阁官属四十一人赐宴，以嘉其勤”（注：《玉海》卷五二。）。可知参与者至少有41人。此后编校工作仍在继续：“七年三月辛酉，诏参知政事欧阳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仍诏两制看详天下所献遗书。六月丁亥，秘阁上补写御览书籍。”（注：《玉海》卷五二。）“十二月，诏以所写黄本一万六百五十九卷、黄本印书四千七百三十四卷，悉送昭文馆。”（注：《玉海》卷五二。）
这次编定群书值得注意之处为：“六年六月，开献书之路，诏诸道搜访。《中兴书目》有《嘉祐搜访阙书目》一卷，首载六年六月求遗书诏书。”（注：《玉海》卷五二。）即为整理政府藏书，特别编制搜访书目，到各道访求。
这次整理的结束时间，《长编》卷二六○载：“（熙宁八年二月四日）丙寅……赐馆阁校勘林希、集贤校理梁焘银绢各三十匹两，以编校四馆书籍毕也。”而且似唯恐人不知，下面特以小字指明：“嘉祐四年二月丁丑，初编校四馆书。”（注：《玉海》卷五二所载编校开始时间与此处完全一致。而《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六月己巳条下云：“馆阁编校书籍自此始。”与卷二六○矛盾，疑有误。又《玉海》卷五二载：“以校勘功毕，明年（指嘉祐八年）遂罢局”，但又以小字标明：“或云：……熙宁中罢局。”《崇儒》四之九亦为两个时间并存。而此处上文有六年六月才发求遗书诏书，若八年即罢局，于情理亦不合，故本文从《长编》卷二六○。）即此次编校群书，历时达十七年之久（注：本次校理群书在时间上涵盖了上文所述的校兵书与校七史，而本文仍分别计次。请参见注①。下同。）。
第三次在神宗熙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监三馆、秘阁言：‘……诏书内求访到书籍，只各一部，并未校正，乞行校正……’从之。”（注：《职官》一八之四。）本次为校勘求访所得之书。
元丰元年十二月七日秘阁校理的上言中，提及第四次校勘：“每岁崇文楷书补写四库书……遂命崇文院勘会四馆书籍……”（注：《职官》一八之五。）本次所校则为“四馆书籍”。
第五次始于哲宗元祐二年：“六月八日，秘书省言：‘……乞在省官与供职校理分校秘阁所藏黄本书……。’”（注：《职官》一八之七。）这次校勘延续多年，如元祐五年六月四日的诏书中提及“秘书省见校对黄本书籍未了，可添一员”（注：《职官》一八之一○。），七年三月七日秘书省亦言：“本省节次添差到校对黄本书籍官共五员”。（注：《职官》一八之一二。）至“徽宗崇宁二年五月四日，礼、户部言：‘校〔秘〕书省见誊写三馆书籍充秘阁书，至今一十七年，装褫成书共二千八十二部……犹有一千二百一十三部、及阙卷二百八十九卷未写……’”（注：《职官》一八之一四。）从元祐二年至此，恰为十七年，且此后仍在进行，足见本次校勘历时之久长。校书二千余部，规模亦颇可观。
第六次亦于哲宗朝：“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秘省言高丽献书多异本，馆阁所无。”（注：《玉海》卷五二。）“诏降付秘书省，仍令本省誊写、校正二本，送中书省、尚书省；及别誊写、校正二本，送太清楼、天章阁收藏。”（注：《职官》一八之一三。）校域外所献之书，这是北宋百余年间仅见的一次。
第七次在徽宗大观年间：“二年，诏大司成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校本监书籍。候毕，令礼部复校。”（注：《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本次校书之具体人数、时间则不详。
第八次始于大观四年：“五月七日，秘书监何志同奏：‘……《（崇文）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就加校定，上之策府……’从之。”（注：《职官》一八之一五。又见《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至“政和四年四月十四日……蔡攸……又奏：‘本省官校勘书籍……以经史子集次序成部分校……’”（注：《职官》一八之一五。）可见此次校勘，亦延续了四年以上。
最后一次为：“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完御前书籍所于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余官为校勘官。”（注：《麟台》卷二。其中“提举秘书省”之“秘”字原缺，据《崇儒》四之一二补。）后又建局：“宣和四年四月十八日诏……乃命建局，以‘补完校正文籍’名，设官综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仍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其事……庶成一代之典。”（注：《崇儒》四之一二。）本次校勘之过程虽未见史载，然特为此建局，可见必具有一定规模。宣和六年的一段史料透露出这种规模的概况：“九月十九日，诏减罢校正御前文集〔籍〕官吏，校勘官、校正官、对读官各减一年磨勘……中书省请并补完校正御前文籍并归秘书省，只用馆职校勘，少监充校勘官，校书郎正字充初校正官，丞、郎、著作佐郎充复校正官。详定官十员、管勾一员并依旧。对读官于校正对读官内通留十员。其余合留人数：取押绫纸等使臣四人，点检文字一人，手分五人，楷书六人，专副二人，对算二人，通引官二人，库子库司八人，兵士五十人，和雇人据合用数逐旋和雇。从之。”（注：《崇儒》四之一二。）可见，即使不计兼职的校勘官、初校正官、复校正官与“逐旋和雇”的人员，其他人员总数已达101人！而此前人数还要超出若干。且徽宗时曾多次下诏、极为认真地搜求逸书，并予奖励，如“（宣和）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一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注：《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足见直至北宋灭亡以前，徽宗对校理群书一直是重视有加。《宋史》也注意到这一状况，特别指出：“徽宗时……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遗逸，命建局……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注：《宋史》卷二○二《艺文志序》。）亡国在即，校理文籍却仍盛况如是，确属鲜见。
二
纵观北宋九朝之中央政府校勘，有如下一些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为将校勘记独立汇编成书。自宋初始，就已出现这种汇编：太宗朝史馆修撰张泌集有《汉书刊误》一卷（注：《宋史》卷二○三《艺文志》。）；真宗朝“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勘误文字五卷”（注：《玉海》卷四三。）；至景德年间校前、后《汉书》时，又将所校正的“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注：《崇儒》四之一。）；至仁宗景祐年间校《汉书》后，更产生了多达三十卷的《汉书刊误》，在卷帙上远过前朝，且与张泌书同样具有独立书名。它们标志着到北宋时，校勘记又发展到一新阶段，即已完全独立成书。
自向、歆父子整理群书后，历代中央政府多有校理群籍的活动（注：见《宋初官方校勘述论》。），然皆未将校勘成果单独汇集成书。私家校雠中，亦有不少涉及校勘的名篇名著，如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陆德明《经典释文》等，但也未见有独立的校记汇编。北宋的校记专书，不但标志着政府校勘的一大进步，也是校勘学发展史上一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校勘学已从以往与目录、版本诸学并行的状态，向着独立方向的重大迈进。
北宋这些校记汇编，是以往校勘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如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毛居正《六经正误》，方崧卿《韩集举正》等，都继承光大了这种作法，将校勘成果集为专书。
其二，北宋官府校勘与“小学”的互动，亦颇引人注目。中国古代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称为“小学”，这三学在北宋之前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们为高质量的校勘奠定了坚实基础。北宋政府校勘一方面充分运用前代的“小学”成果，一方面又很重视校理“小学”之书。如建国之初就校《经典释文》（其中含大量“小学”资料）；太平兴国年间更“详定《玉篇》、《切韵》”，后又雠校《说文》；真宗景德年间则“详定《正辞录》”和“新定《韵略》”，且两次校《尔雅》（注：见《宋初官方校勘述论》。）。这些宋初的校勘工作，伴之以刻板颁行，大大推动“小学”成果广泛传播，为其后的校勘创造了良好条件。可见，政府校勘与“小学”成果两者互相促进，在北宋形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无论是对校勘学、还是对“小学”的进展，皆十分有益。
其三是建立专门机构进行校勘。北宋中央已形成校书中心——三馆秘阁，此外还建立一些机构，如仁宗朝的“校正医书局”，徽宗朝置“补完校正文籍局”等。设置这些机构可保证身处其中的人员专心致志进行校勘，且有大量辅助人员协助。这一举措对保证校勘质量无疑具有重大作用。它不但显示出最高统治者对校勘事业高度重视，更是官府校勘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其四为校勘与刻印紧密结合。北宋校勘繁兴，其最直接原因即是刊刻书籍之需；而校勘事业的发达，反过来又推动刻书业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形成空前繁荣的景象。
其五为政府校勘与目录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勘后编制书目。我国自向、歆父子校理群籍、编制《别录》、《七略》后，代不乏人，如西晋荀勖“复校错误十余万卷书”，编成标志着四分法产生的《中经新簿》（注：《晋书》卷三九《荀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东晋李充校理群书后，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注：《晋书》卷九二《李充传》。），等等。这一优良传统在北宋得到空前弘扬，如真宗朝的《咸平馆阁图籍目录》、《景德太清楼四部书目》、《（祥符）龙图阁书目》、《祥符宝文统录》（注：《玉海》卷五二。）等，而规模最为宏大的自然是仁宗庆历之《崇文总目》。如此频繁地校书编目，对古代目录学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的表现是为校勘之广搜异本而专门建立目录，如太宗太平兴国九年正月和真宗景德四年十月就曾两次下诏，为校勘目的而张布阙书目（注：《麟台》卷二。）。至仁宗朝，则更有《嘉祐搜访阙书目》等。为搜求阙书专门编目的作法，北魏就已出现，即“《阙书目录》一卷”（注：《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唐代也曾有《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注：《宋史》卷二○四《艺文志》。）。北宋使这一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
其六为对校勘人员赏罚严明。以往各代在校理群书后对参与者进行赏赐的作法，在北宋也得到很好继承。从史书中可见：每次校勘之后皆立即赏赐，或升官晋级，或物质奖励。而对敷衍塞责者亦严惩不贷，最突出一例即在仁宗朝：“（天圣三年六月）丙辰，降直昭文馆陈从易为直史馆，集贤校理聂冠卿、李昭遘并落职。先是，从易等校太清楼所藏《十代兴亡论》，字非舛误而妄涂窜，以为日课。上因禁中览之，故及于责。”（注：《长编》卷一○三。又见《崇儒》四之六。）。这种严厉惩罚前代罕有，实为保证校勘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七为注重校当代之书，如真宗咸平年间曾校“太宗圣制”之书，至景德四年，又校理太宗朝所纂之《文苑英华》。仁宗初年，从《册府元龟》中刚刚选编出《天和殿御览》，就立即进行校勘。哲宗朝校《资治通鉴》，距《资治通鉴》进呈时间仅一年多。这四种当代之书中，除“太宗圣制”外，其余三种都是政府组织编修之书。校当代之书实际上是校勘范围的一种扩展，是官府校勘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此外，在任用专家校书方面，北宋也不逊于前代。已有文章论之颇详（注：参见肖鲁阳先生《北宋官书整理事业的特点》，《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本文不赘。
北宋馆阁校勘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神宗熙宁四年宋敏求的奏章中就曾提出锐批评：“今三馆秘阁各有四部书……虽累加校正，而尚无善本。”（注：《职官》十八之三。）然从整体上看，北宋在诸多方面皆超越前代，达到空前高度。且其影响深远：南宋校勘学硕果累累——产生第一部校雠学专著——郑樵的《校雠略》；诞生标志校勘格式规范化的《校雠式》；出现独立完整的校勘学专著——方崧卿的《韩集举正》等，其原因故可列出许多，然北宋校勘的高度发展，显然是最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之一。总之，官府校勘至北宋已完全成熟，其中有些经验对今天的集体校勘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
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实践已有两千余年历史，而历史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建立，却仅为近年之事，文献学理论体系尚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对北宋官府校勘进行考察研究，在文献学理论方面也可得到一些重要启迪。
首先是校勘与学术风气的关系。校勘作为文献学应用学科的五大分支之一，必然要受学术风气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其程度如何，尚少有人论及。为说明此问题，我们先将北宋各朝的校勘次数列表如下（仅以开始之时计）：
太祖1次仁宗
14次
哲宗3次
太宗5次英宗0次
徽宗9次
真宗19次
神宗4次
钦宗0次
从上表可看出：真宗、仁宗两朝是校勘活动最频繁时期：两朝时间跨度为65年，校勘次数为33次，平均频率约为两年一次；其余七朝共102年，校勘次数却仅为22次，平均频率约四年半一次。两相比较，前者为后者的两倍多。
上面勾勒出的校勘频率曲线，与北宋学术风气密切相关。
仁宗庆历前后，恰是北宋学术发生重大变化之时。此前学术思想基本上延续前代，继承者多，创新者少。至庆历年间，学术风气明显转变，疑经惑古思潮大兴，理学迅猛发展，这一深刻变化必然影响到学术界各个领域，从上表看，也极为直接地影响到政府校勘的频率——校勘的对象是古书，目的是扫清古书中的各种错讹，以便更好地向古人学习。庆历前的学风重在继承，自然就要校勘大量古籍；至“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注：《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四部备要》本。），学者的兴奋点转向创新，校勘的频率亦随之明显下降。
这一影响在经部书校勘方面反映得尤为突出——若以庆历为界，则此前校勘经部书达13次，而其后则为0次！由此可见，一代学术风尚的变化对宫廷校勘的影响是何等迅捷与直接！
史书校勘一直是北宋统治者关注的热点，这与当时史学高度发展的状况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史学发展到北宋，呈现极为繁荣的局面：沉寂了数百年的编年史体，因《资治通鉴》的诞生而焕发出勃勃生机；史学领域大为扩展，金石用于考史，方志体例日臻完备；修史机构空前完善，官修史书的品种和数量皆远过前代。史学的繁荣对校勘也产生深刻影响，自太宗朝始，北宋馆阁不但校理了当时几乎所有已成书的正史，而且对前四史更是反复雠校，于刚修成的《资治通鉴》亦立即校定。其校史书的规模、次数与成效皆超越前代，为我国校勘学史增添了灿烂一页。
对北宋校勘的内容进行观察，又可探寻出官府校勘与国家军政大事（及帝王好恶）之间的联系。从四部分类的角度考察，北宋九朝校经部书13次，史部书12次，子部书19次，集部书2次，综校群书11次。其中最突出者为子书。
子书校勘的19次中，竟有8次为道家之书，且仅集中于两朝，即5次在真宗朝，3次在徽宗朝。其原因甚为明显：宋真宗是古代帝王中以尊崇道教著称的皇帝，他曾多次导演降“天书”的闹剧，又曾亲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还大兴土木，修建道观等。徽宗比之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连他本人也跻于道教神仙之列。这样的两个皇帝多次校勘道教之书自不足为怪了。而这8次在北宋全部55次校勘中占到七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帝王的好恶对宫廷校勘的影响是何等直接和巨大！（当然，帝王好恶背后的深层原因，仍是当时政治统治之需。）
子书校勘的其余11次中，有5次是校医书。北宋期间曾有多次编修医书的活动，如太祖“开宝重订《本草》”，太宗朝编纂著名的《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仁宗朝编修《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且专设“校正医书局”），徽宗更“御制”《圣济经》，并亲为作序。北宋统治者为何如此偏爱医书？除学术原因，即中医学经千余年发展、至北宋时需要总结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政和八年蔡攸奏章道出了其中奥妙：“窃考《内经》所载，皆道德性命之理，五行造化之妙。”（注：《崇儒》四之十。）重和元年徽宗之诏讲得更为清楚：“朕阅《内经》，考建天地，把握阴阳，其理至矣。”（注：《崇儒》四之一一。）《内经》虽为医书，然古人认为“天人合一”，对人体的辨证也就蕴含着天地阴阳之理，“五行造化之妙”，因此也就包含着治理天下之“道”。夏竦为《天圣真经》所作序曰：“圣人有天下，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注：《玉海》卷六三。）这才是统治者偏爱医书的深意所在，即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医书医理，并从中体悟治国之道。
至于仁宗、神宗朝之两次校理兵书，显为当时军事之需。北宋至仁宗之时，无大战事已有六十余年，乃至士兵不识战阵，将领不谙兵法。康定年间西夏兵屡败宋军，引起朝廷对军事的重视，故此有嘉祐年间的兵书之校。至神宗朝，开始健全武学制度：“熙宁五年，枢密请建武学于武成王庙，……习诸家兵法”（注：《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同时武举考试以“《孙》、《吴》、《六韬》义十道”为重要内容（注：《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元丰年间，神宗改制，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因此才有元丰三年之校“武经七书”。
官府校勘集中反映出最高统治阶层的意向，而这些统治者思虑最多的恰是军政大事。他们在遇到疑难时，又总是从以往朝代的经验教训中寻求答案，这种崇尚古人、先哲的价值取向，必然使军政大事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官府校勘的内容。
北宋官府校勘在许多方面都颇为突出，将我国校勘学水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其考察分析又可发现：一代学术风气迅捷而直接地影响着官府校勘的频率和内容；国家军政大事（及帝王好恶）也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朝廷校勘的取向。要完善文献学体系，就应回答校勘学与学术风尚、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问题，希望上述研究能对此有所帮助。
本文涉及诸多领域，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方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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