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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畜牧业产值从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4%上升到32%。1998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达到5 500万吨，禽蛋产量2 190万吨，奶类产量845万吨，分别为改革开放前1978年的6.3倍、11倍和9.3倍。人均占有肉、蛋、奶分别达到43公斤、17.5公斤和6.8公斤，是1978年的4.8倍、8.5倍和6.8倍，其中肉类、禽蛋的人均占有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现已成为世界肉类和禽蛋第一生产大国。畜牧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饲料工业的发展，1998年配合饲料年产量达到5 500万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饲料生产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由自给自足的家庭粗放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转变；第二，经营组织形式多样化，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第三，单一的生产及产品结构转向多种类型、全面养殖；第四，流通渠道多样化，初步形成买方市场；第五，政府对畜牧业的管理方式正在改变。
前20年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当时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得益于广大农户和从事畜牧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的企业家的有效的经营活动；得益于市场机制在配置各类畜牧资源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得益于先进的科学技术、饲养方法、管理及营销形式在全国范围的普及。
二、我国畜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流通不畅，市场疲软。近年来，畜牧产品总量供过于求，国内需求不旺，出口受阻，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致使畜牧业总体效益下降，特别是养猪业严重亏损。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对畜产品市场的认识不够。过去只讲城市人收入增加对畜产品需求的影响，没有看到城市化进程，人们的消费方式变化，粮油加工品、水产品及瓜果菜等食品的替代作用，以及农村中高、中收入阶层的成长等一系列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而盲目追求畜产品的供给数量，结果使新阶段的畜产品市场需求与过去比，呈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的复杂形态。
其次，开拓市场的主体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真正的微观主体——农户与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会主动认识、适应市场，其中优秀的，还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开拓市场。但受管理体制及税费等政策影响，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特别是民营经济主体，他们在城市中延伸畜产品的加工、流通环节，扩展自己的营销体系，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如对生猪的“一把刀”定点屠宰，使生猪收购、屠宰环节被垄断，获利过大，严重影响猪肉的正常加工与流通。
第三，国外市场没有打开。我国生产畜产品的资源丰富，价格便宜，又有悠久、丰富、独特的饮食文化，畜产品出口本应有个大发展，但现在的内外贸体制及一系列计划经济的政策严重影响国际市场的开拓，使得近20年来我国的畜牧业的发展，基本上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出口总量不到总产量的1%，而其他畜牧业发达国家的出口都在30%以上）；即使出口，也因缺乏宏观指导和行业协调而自相残杀，“肥水流到外人田”。而外国的畜产品却通过各种渠道涌进我国，大量倾销。例如我国出口肉鸡每年才30多万吨，而从国外走私的鸡爪、鸡下水等副产品却上百万吨。
2.兽医工作薄弱，疫情严重。据全国畜禽疫病普查，我国共有各类畜禽疫病200多种，70年代以来，新增畜禽疫病就达37种。由于动物疫病，每年病死猪5 000万头，牛100万头，羊900万只，鸡5亿羽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达260-300亿元。除了疫病，各类药物、化学物质、重金属、生物激素残留和污染对畜产品卫生质量的危害日益加重，对国内消费和对国外出口影响也很大。1998年，国内供港活猪因使用违禁药物，导致香港地区发生人体中毒事故，同期在上海也发生类似事件。前几年，日本在我国出口鸡肉中发现超过标准的药物残留，产品被全部退货，并一度对我国关闭鸡肉及其副产品的大门。欧盟兽医代表团对我国部分省市考察评估后认为，我国的禽肉达不到其要求，从1996年8月1日起禁止进口，这几年我国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至今仍未恢复。
形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在发展畜牧业的过程中，对兽医的重要作用认识不清。过去一家一户的传统养殖，零星分散，商品量少，那时疫情不普遍，传统的处置疫情的机构、队伍、体制还可以维持。但等到畜牧业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和水平，这些就严重不适应了。而且这时疫情的外部性也显现，已上升为政府管理畜牧业的极其重要的工作。
其次是管理体制不适应。现在的体制一是部门职能交叉。虽然去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再次重申农业部负责全国动物检疫工作，但内贸部门仍然借定点屠宰之名，坚持国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屠宰厂自行负责动物产品检疫。在进出境动物和动物产品防疫管理中也存在着职能的交叉。二是条块分割。目前兽医管理体制仍以行政区域管理为基础，许多地方在疫情报告、统一防疫、封锁疫情等方面各行其是，严重影响疫病的控制与扑灭。
第三是政事企不分，形成不严密的执法监督体系。现在我国的兽医兽药工作体系与畜牧业生产体系混在一起，而兽医兽药的行政执法工作又和兽医兽药服务及经营行为相混淆，使得行政执法没有独立的机构和队伍，设备落后，人员不稳定，非专业人员比重大，经费不足，不能全面有效地履行兽医兽药的行政执法职能。
3.生产结构不合理，产业化经营困难。近一段时间畜产品市场供应出现阶段性、区域性、结构性过剩，很重要的原因是畜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其中肉类、蛋类发展迅速，奶类和羊毛滞后，如加工用的三分之二的羊毛需要进口，仅1998年进口6类乳制品10万吨，用外汇8.5亿美元；质量及种类尚不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发展，畜产品加工程度低，像我国肉制品加工仅占产量的15%左右，不足10%的鸡蛋用于食品加工工业和生物制药业；地区布局不尽合理、资源利用不充分，产粮大省畜产品少，区域优势尚未很好发挥，影响了畜牧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
对于畜牧业在产品、品种、产业和区域布局等方面存在与市场需求不相对应的结构问题，许多地方采取政府干预、行政推动等方法来调整，效果不好，反而加剧市场的波动，使产销衔接更困难。实践证明，比较有效的办法是让农户在大户及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与市场衔接，通过大户及龙头企业的信息传递、利益关联、示范带动，来自主地调整结构，这也就是产业化经营的经营方式。但目前畜牧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不快，没能发挥其在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中应有的作用，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龙头企业的体制与机制不适应市场的要求。现阶段的竞争激烈、瞬息万变、风险巨大的畜产品市场，对龙头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经营要求。但在传统体制与机制制约下的国有及集体所有的畜牧产业的所谓龙头企业很难适应这些要求。而它们却总强调自己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经常期盼，特别是在市场波动时更是强烈要求政府的保护，不思改革与进取，而且还抑制了别的经营主体从事产业化经营的积极性。
其次，畜牧产业化经营中不注意产品和行业的不同特点，行政干扰企业与农户的多样化的利益关系。畜牧产业的产品和行业多种多样，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外部环境都不相同，各有其特点，要求不同的利益关系。但许多地方从主观出发，强调一种模式，不讲农户的自主选择，不重视农户在向产业化经营过渡时大户的突出作用，不让企业家在联系农户方式上的自由选择，全凭政府的行政安排，使许多产业化经营无所适从或作茧自缚。
第三，龙头企业缺乏有力的外部支持。畜牧产业化经营的收益大，但风险也大，其发展壮大，必须有购销、信贷、税收、进出口等一系列政策的有力支持。但受现行粮食购销、金融、信贷、财政、税收、进出口等一系列政策、体制的局限，使得企业难以坐大，半死不活或活而复死。
第四，从事产业化经营的企业家缺乏自己的组织。在畜牧业各行业的发展与市场竞争中，企业家出于经营的需要，要求形成自己的组织，来系统地收集、交流信息，协调组织行业生产，形成市场竞争的秩序，保护企业家的权益等。但这类民办、民营的组织往往得不到有关方面的认可和支持，即使成立了也受到各方面的干预，很快演化为官办组织。而现有的大量官办的协会却起不到真正有效的作用，反而成了增加企业负担、误导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组织；而且这些官办组织往往依附于行政主管部门，居于垄断地位，排斥与抑制了真正民办组织的发育与成长。
4.资源环境恶化，难以可持续发展。我国西北、西南、东北等地的生态脆弱带、农牧交叉带，由于不合理放牧，滥垦滥伐，乱控中药材等，直接导致大片草地、耕地及林地的退化。据统计，草地退化率已达56.6%；耕地退化率超过40%，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7.3%。此外各种环境污染加剧，这些都对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畜牧业资源环境保护的投入严重不足。20年来，在草地建设方面，国家累计投入21亿元，平均每年约1个亿，每亩草原平均为2分钱，远不足以抑制草原急速的退化趋势。近两年，国家每年拿出10多亿资金用于生态建设，但草原生态建设资金和项目落实不理想，建设面积仅为20万公顷，为1998-2003年规划任务的1%。1998年定的灾后重建计划用于草地建设的资金至今未落实。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别大，生态环境的复杂多样决定了我国畜禽品种资源极为丰富，有许多适应于特定环境的畜禽品种和优良基因，如太湖猪、南阳牛、蒙古马、关中驴、泰和鸡、北京鸭、狮头鹅等世界上少有的品种。据“六五”期间统计，全国畜禽品种650多个，其中地方品种占75%以上。近些年，畜禽品种资源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国外引种失控，随意性大，国内品种受影响而数量减少或泯灭；二是国内名优品种管理较乱，有的以劣充优，以假乱真，鱼目混珠，优良基因丢失，严重损害地方品种资源的基因库；三是片面追求生产力和产品标准化，致使相当数量的地方品种灭绝。现已查明，近十多年来，已灭绝的品种有10个，濒临灭绝的品种8个，数量正在下降的品种有20个。
畜牧业与市场需求相衔接，并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科技支撑，但目前畜牧业的科研推广体系的机制不活，管理体制落后，投入不足，布局不合理，致使队伍不稳，真正有才华的科研人员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得不到有效发挥，生产、加工、流通中许多重大的课题不能解决，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不能迅速地推广到广大养殖农户。
为畜牧科技事业输送人才的畜牧业教育更为滞后。有关院校与专业也像科技单位一样，受体制与机制的制约，与畜牧产业的发展相脱节，没有生机和活力，因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缺乏必要的经费与设备。像过去学兽医专业的学生可以解剖马、牛等大动物，现在则只能解剖兔子。这样就不能吸引社会上一流的专家进行教学研究，更无法招收到有创造性的，愿意献身畜牧业发展的优秀的青年人来学习。对外交流也很有限，严重滞后于畜牧产业的发展。
5.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管理体制不适应。随着畜牧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对畜牧业的指导管理职能及其相关的政策体制应随之变化。但受整个政治体制及利益格局的影响，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如人意，而且还比80年代有所倒退。例如我国的一些有关生猪的税种都属于地方税种。这些年随着生猪相关产业的发展，过去这些不起眼的小税种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些地方为扩大“猪财政”的收入，借国家有关定点屠宰政策，搞垄断经营和地区封锁，重复收税费；还有的把高估后的屠宰税平摊到每个农户，增加了农民负担。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些养猪大省，一头猪从农户家中最后到消费者口中，各个环节承担的税费平均在60元以上，高的达100多元。正因为畜牧业的税费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以养殖业为主的地区，已成为主体税收，用来供养吃财政饭的大量人员，于是只能按养人的需要快速增长。所以这些地方的政府采取的所有的对畜牧业政策，其出发点就是保财政，保工资，于是只能是与民争利，用各种计划经济的方式管住农户，用行政方式干预市场，结果适得其反。
而为畜牧业的管理部门，长期以来存在的产、加、销脱节的局面没有改变，畜牧业的经营一体化，受到管理没有一体化的严重制约。此外就是政、事、企不分。有关畜牧产业的行政职能与服务职能及经营行为没能真正分开，很多畜牧行政部门还在干事业单位与企业的事，影响了事企业单位的自主权，增加了这些单位的依赖心理。更为普遍的是事业单位代行许多本应是行政部门的事情，再加上这些单位本身搞创收办实体，于是“一身三任”，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严重干扰了畜牧市场的运行。过去属于畜牧部门的企业也有国有企业的通病，市场竞争能力差。
还有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职责不清。对于各自在管理畜牧业中的事权与财权，一直未划清，许多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中央一级没干自己应干的事，往往委托地方来进行。在传统的投资体制与财务制度的制约下，中央把投资、项目划给地方的有关部门来执行，彼此的责、权、利相混淆，执行的过程与结果无法有效监督检查，出了问题相互推诿，处理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做为中央一级的主管部门，受各方面的局限，指导管理的力量分散，没能真正转到市场经济需要的工作上来，如检疫、防疫、资源环境、食品安全、科技进步等方面。而地方的工作受中央影响，按一个模式效仿。最难办的是几万个乡镇兽医站，长期以来定位不清，受人员、经费等问题困扰，工作难以有效开展，这就使县以上直至中央的所有的管理机构的工作，都在最基层走形变样，或落实不了。
总之，我国畜牧业面临的这些重要问题，都已不是表层问题，靠单项政策措施难以解决；而是国民经济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许多深层次矛盾的体现。比如人们常讲的畜牧业生产结构问题，细分析，其背后还是体制与政策问题。而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体制与政策问题，就不能脱离中国畜牧业发展的真正主体——农户、大户与企业家；不能脱离正在发育的市场经济机制；不能脱离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不能脱离变动中的国际市场对我国的竞争与压迫，若我们能从这些方面入手，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其根本的问题还是怎样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前些年畜牧业的发展与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还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够，而政府的宏观管理与调控不能准确到位。而这又是受到整个国家的宏观体制与政策的影响。若我们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观念与思路中，就事论事，不从根本上考虑、解决问题，不注重农户等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不注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注意自身的定位，着力创造宽松的环境，则畜牧业的发展就会为前十几年的成就所累，将处于徘徊状况，辜负了社会各界对其寄予的厚望。若我们能从这样的角度剖析畜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那么畜牧业就会大有希望，在农民增收、农村富裕中发挥重大作用。